羅漢堂“西湖論劍” 馬雲對話諾獎得主:我是數字經濟的樂觀主義者
(觀察者網訊 文|燕妮)達摩向左,羅漢向右。阿里巴巴繼2017年成立研究基礎技術的達摩院後,2018年又成立了研究社會科學的羅漢堂。
6月25日,恰逢羅漢堂成立一週年。短短一年間,全球數字經濟可謂風起雲湧:互聯網經濟對中國GDP貢獻率已達60%,超越美國,AI人工智能已通過物聯網設備“飛入尋常百姓家”……
在羅漢堂一週年之際,馬雲廣發“英雄帖”召集全球200多名頂尖學者、政界人士、企業家來到西子湖畔,共同論劍,其中包括6名諾獎得主。

他們票選商議出了數字經濟時代最關於人類未來的十大問題。這些問題既宏大又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數字技術會讓更多人失業,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
我們的數據隱私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中?
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如何才能減少鄉下六旬老人與城裏年輕人之間的信息鴻溝?
… …
6月24日,馬雲和羅漢堂學術委員會的5位諾獎得主、10多位全球頂尖學者在阿里思過崖對數字經濟領域存在的爭議展開了長達90多分鐘的討論。
在討論中,馬雲表達了自己對數字經濟時代的信心,他把自己稱作“數字經濟的樂觀主義者”。
馬雲表示,“沒人能阻止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字經濟時代讓過去很多專家才能做的事情,一般人也能做了。現在70歲的人能很簡單地用5年前不可想象的技術了。4年前我媽媽還抱怨不會用手機打車,現在他們都會用。”

熱議一:我們是應該先控制風險,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
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數字經濟帶來的福利還難以被準確衡量和估計,這會影響我們平衡數字經濟風險和收益。
現有對經濟的衡量集中在對經濟增長(GDP)的關注,忽略了健康、社會保障、教育等其他福利。
斯賓塞認為,數字變革與生產力下降並存;一是技術成果落地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包括工作崗位、勞動力技能和組織結構各方面的轉變,二是增長和生產率並不能完全衡量數字技術所帶來的效益,GDP難以反映福利水平的提高。
數字經濟的長期影響是深度多維的,需要一個更多維的框架衡量個人和社會福利。
熱議二:數字技術會擴大鴻溝,還是會讓世界變平?
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增長速度上,還體現在邊遠、貧困羣體與現有經濟資源的結合速度上,這是令人震驚的普惠增長模式。
阿爾伯特·羅西(Alberto Rossi)美國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智能投顧能夠幫助用户更穩健地配置資產,尤其是對投資經驗少、現金持有比例高、頻繁買賣的用户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顧讓投資更普惠。
熱議三:數據是誰的?誰是真正的受益者?
讓·梯若爾(Jean Tirole)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同時,不遏制科技的進步和創新的向前?我們想倒掉洗澡水,但別把寶寶也潑出去了。
美國加州伯克利法學院教授詹姆斯.鄧普斯:我們現在缺乏足夠的經濟學、社會學層面對隱私問題的研究,太多的政策只是基於假設。
熱議四:數字技術會讓更多的人失業,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並****沒有證據證明技術會帶來失業率的提高。但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會促進就業的結構性轉變。以1980年以來的就業數據顯示,就業逐漸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變。
本輪技術變革是以互聯網、人工智能為驅動力,和以往不同的是,它會對部分技能工種帶去衝擊,比如已知疾病的診斷治療和汽車駕駛。但同時也會帶來更多新的工作,比如在以下六大領域就極有可能創造更多新的就業機會,醫療服務、教育、休閒娛樂、房地產管理、家政服務和個人服務。
熱議五:誰是平台經濟的受益者,是所有參與者,還是少數平台公司?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數字平台是對分散市場匹配技術的改進,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場參與者效率的潛力。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互聯網和平台經濟能夠有效打破制約成熟市場發展的阻礙。在中國,沒有互聯網,農民只能進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聯網讓他們在家鄉也可能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
理查德·霍爾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數字技術改變了企業的協同方式和邊界,讓原本很多公司內部才能完成複雜的協同變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務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場協同來完成。這給小微企業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更高效的利用資源做專業化分工。
理查德·霍爾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大型平台的競爭優勢來源於網絡效應,這種競爭優勢很難從無到有的建立,但是已有平台的地位也很脆弱。贏者無眠成為常態,平台必須時刻創新和更好的服務用户,才能保持競爭優勢。
傑夫·帕克(Geoffrey Parker) 達特茅斯學院教授:網絡效應使公司的注意力聚焦點必須得從內部轉移到公司外部,因為外面的世界更大,外邊的用户更多,人力資源、創新體系、研發中心以及戰略部門等都必須要將自己的關注點從企業內部轉移到企業外部。

熱議六: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才能適應數字時代?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öm)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機制,也會改變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
熱議七: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的同時,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öm)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是一種新的抵押品。有了數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小額借款人獲得信貸不需要抵押品,因為貸款人比借款人更瞭解他的信譽。在這方面,平台模式更接近於西方信用卡的基礎模式,同時因為它基於數字識別,幷包含大量數據,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詐。
熱議八: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路嗎?
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我感到興奮的是中國的數字經濟增長範式能夠啓發其他國家,開發巨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帶來巨大的增長機會。在此基礎上我們不難想象,只需要一點點的國際合作,這種發展模式就能推廣到全世界。各國小微企業參與到國際市場中或將成為下一個增長引擎,這才是最最激動人心的事。
熱議九: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説到底,機器並不是自己在學習,它們學的,都是人類輸入的數據。是人類在告訴機器要學習什麼。因此,我們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的時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見。
熱議十:大算力和大數據,一定會讓我們離真相更近嗎?
拉爾斯·彼得·漢森(Lars Peter Hansen)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數字經濟時代,豐富的數據確實為經濟學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實證分析本身的價值則非常有限。對於實際發生什麼和可能發生什麼,理論模型卻能幫助我們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較。因此純數據驅動具備一定的侷限性,模型能讓人們在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做更好的決策。
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大數據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論的價值,它們的高速發展對處理信息的方法論提出更高要求。更優的信息估計技術,算法博弈論,多元時間序列算法和數據模擬技術等都可以在大數據時代散發光彩。
這些熱議的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各位學者在羅漢堂激辯、探討,共同摸索見證未來的到來。馬雲説:“阿里巴巴成立的時候就説過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我希望湖畔大學、達摩院、羅漢堂和馬雲教育基金會比阿里巴巴能夠更長久,能存在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