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大一統”能為當代中國的國際戰略提供多少啓發？
【文/ 王鋭】
晚清以降，西學伴着列強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對中國傳統的政教體制與文教實踐造成極大的衝擊。1895年，目睹前一年清廷在甲午之戰中慘敗於日本的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中痛陳：“竊以為今之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統一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言率由則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為而諸國交爭，必至四分五裂。”在此情形之下，“中國大病，首在雍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併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1]
正如其言，**近代中國面臨的是一種新的“列國並立”形態。**而在此之前，中國對待周邊國家有一套行之久遠並日趨於成熟的制度體系。在此體系之下，中國曆代王朝與周邊國家進行各種類型的交往，並從由這些具體政治和經濟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政治文化，從理論層面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進行論述、定義。即便其中有些許制度或實踐方面的變動，也是在這一套政治文化邏輯之下的變動。換言之，這一體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核心意涵懷柔遠人之“道”，其自身合法性並未遇到猛烈而全面地衝擊。
時局圖
當時的儒者面對如此形勢，除了要探求現實層面的富國強兵之道，更需要思考如何在時代變局之下維繫儒學的政治與文化合法性。在這其中，基本上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以西學為標準重新裁量儒學，使之成為承認西學普遍性之下的一種補充性知識，其基本合法性來自於西學的“承認”，這與在政治、經濟、法律上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分子是相一致的；而另一種則是堅持儒學自身所藴含的普遍性，把儒學典籍中的相關言説給原理化，使之成為一種不侷限於家庭倫理或血緣共同體的政治與歷史學説，於中西交通之世，在儒學的基本視角下重新審視、定義世界秩序。[2]
就後者而言，廖平無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廖氏治學，一生多變，在第三變中，他有感於“《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鬥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深受其害，合之兩傷，甚於洪水猛獸”，所以認為“以《王制》治內，獨立一尊，並無牽制；而海外全球，所謂三皇五帝之《三墳》、《五典》者，則全以屬之《周禮》，一如虯髯公與太原公子，分道揚鑣。”如此一來，“一小一大，一內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於經學中開此無疆之世界。”[3]《地球新義》一書於是焉生。[4]他希望用這樣的處理方式來重建儒學的普遍性，並且能有效的回應西學的衝擊。
此外，當時的中國讀書人已經能比較普遍的接觸到較為精確的世界地圖，並且當時的一些早期報紙，如《實務報》、《申報》等，也基本上能第一時間報道國際時事新聞，雖然內容還比較簡略。這就使中國士人在思考救亡之道時，開始注意到如何構想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固然，他們接觸到的信息沒有今天豐富，但近代的信息與今日的信息在內容和性質上也有巨大差異，比如關於19世紀的國際格局與政治潮流，**當時的中國人或許沒有許多詳盡的瞭解渠道，然而他們與今人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未受冷戰期間與冷戰結束後的全球意識形態話語制約，因此在思想上反而有一些“片段式的洞見”。又比如對於近代西方的殖民、擴張、帝國，即便沒有很繁複的理論論證，但卻有一些後來者反而不易體會到的真實感知，但特別是可以從現實出發，察覺到列強的政治與經濟邏輯。**廖平在《地球新義》中就設計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世界秩序，置諸晚清的歷史語境下，“廖平很可能是中國近代最早最大的地緣政治學家”。[5]就此而言，《地球新義》與廖平在那一時期的其他相關論著，值得進行詳盡分析。[6]
廖平畫像
一、小、大之辨
清嘉、道以降，今文經學日漸興起。1873年，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創辦尊經書院。1879年，宗尚今文經學的王闓運在時任四川總督丁寶禎的支持下擔任尊經書院山長，致使該處學術風氣丕變，今文經學成為學術主流。廖平即在此背景下開始思考經學問題。[7]他治經之初，強調區分今古。在《今古學考》一書中他強調：“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8]在制度上，今文經學以《王制》為主，古文經學以《周禮》為主。在疆域沿革方面，“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裏，《周禮》所言則萬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説四代也。”[9]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宗尚今文經學，但廖平基本是在繼承乾嘉樸學的治經之法，即通過鈎沉考證古制，以明經學流變大略。這一點甚至被恪守古文經學傳統的章太炎所認可：“餘見井研廖平説經，善分別古今文，蓋惠、戴、凌、劉所不能上。”[10]但是這種治經方法，雖然可以在經學內部樹一新説，但並不能由此來“通經致用”，特別是根據經學義理來回應世變，維持經學（儒學）的生命力。治學第三變之後，廖平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自言：
今首發明《王制》、《周禮》皇王疆域小大之分，開拓心胸，使知全球三萬裏，早在《周禮》經營已久，民胞物與，化其種族之偏見，排外之思想。《王制》為內史所掌之王伯，《周禮》為外史所掌之黃帝，一小一大，互相為用。王者王五千裏，《周禮》以五千裏為一州，故諸公封方五百里，大於《王制》者二十五倍。《周禮》所略，可由《王制》而推，照加倍數；《王制》所闕，亦可借用《周禮》以推補。二者交相為用，而不相妨害，務使典制分明，勾心鬥角，易於施行。就《地員》以推六方，以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精意。[11]
《周禮》雲：“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政治制度的建立與對疆域版圖的規劃是同步進行的。在廖平看來，這部儒家典籍所設計的職官與秩序，絕非僅就中國本身而言，而是具有普世性格，儒學 “民胞物與”的仁政理想在近代中外往還日益頻繁的時代裏反而有真正踐行的可能性。這就需要運用闡釋義理而非餖飣名物的方式，於經學典籍當中發潛德之幽光。所以他在構想的“新經學宗旨”中強調“以經為新經，為萬世立法，非古人之陳跡”，以此區別於“舊學”的“專以史讀經為述古”。此外，相較於“舊學”以“六經為中國一隅之舊法”，“新經學”則主張“六經各主一時代，小大深淺各不相同”。[12]《地球新義》正是在這樣的方法論基礎上展開論述的。
《地球新義》以《王制》與《周禮》為主，旁及其他儒家典籍與經史著作，論證古代《周禮》等典籍所言乃皇帝之疆域，為“大統”，《王制》等典籍所言乃王伯之疆域，為“小統”，後者專就中國內部的政治與地理秩序而發，前者規劃的是全球政治與文化格局。廖平聲稱：“若第就中國言，恐不免重複之嫌，而經文所言中國四方之異氣，更不得其解。今以全球説之，覺難解之結，古今之紛，一旦通釋，值此舟車大通之世，環遊地球一週者不乏其人，當不至以鄒衍談天譏其荒渺也。”[13]率由舊章，僅侷限於“小統”來思考經籍之言，將難以明晰聖人微言大義，必須放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內來弘揚聖人之道。如他認為《詩經》中的《商頌》篇為“五帝之遺法，大一統之詩也”。具體言之：
《商頌》之大一統，非實指殷商之版土，乃謂百世以後，法帝主商而王，合九大州而大一統之商言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治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其國者必先齊家，齊其家者必先修身。聖人設教，先諸夏然後夷狄，此其例也。蓋言小球者，中國禹貢之小九州也；言大球者，合大九州言之全地球也。[14]
此外，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歷代對於“思無邪”的解釋多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切入。廖平則認為“邪”與“涯”古字相同，所以“無邪”就是“無涯”；“思”與指代疆域範圍的“五服”之“服”同義，故“思無邪”意為“服無涯”，即“中國之外，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歸入版圖，定為侯甸”。由此可推，“《詩經》以大一統為綱領”。而之所以用詩的形式來表達此意，蓋“《詩》言百世以後大一統之制，無徵不信，不能實指明言，故託之於《詩》，諷詠比興，言在此而意在彼”。推而廣之，“如《公羊》之所謂‘大一統’，莊子之所謂‘遊於四海之外’，《中庸》之所謂‘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苟能知此，則於詩教思過半矣。”[15]
《坤輿萬國全圖》
廖平後來回憶他首次透露上述觀點時，“見者大譁，以為穿鑿附會，六經中絕無大地制度，孔子萬不能知地球之事，馳書相戒者不一而足。”[16]在廖平去世之後，章太炎在為他所撰寫的墓誌銘中也直言不諱的指出，廖氏“推《周禮》以為治地球之書，豈未考古今尺度有異耶？”[17]戊戌前後正是西方自然科學在禹域逐漸流行之際，[18]“時新學初興，為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併為一談”。[19]用近代實證主義式的科學眼光來看，廖平此論自然是“荒誕不經”。但如果考察西方地緣政治與政治地理學的流變，就會發現廖平的論述自有其意義在。政治地理學的興起與現代民族國家、科層體制和統計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為了建立現代的、高效率的行政機制，新興的民族國家統治者必需熟知疆域內部的土地狀況、城鎮分佈、人口數量，於是地圖學開始流行。到了19世紀殖民擴張的時代，為了有效的治理、規訓殖民地，向本國國民展現殖民地被“文明化”的過程，凸顯本國在世界諸國林立中的位置，近代地理學的作用更凸現出來。[20]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説近代自然科學讓基督教的教義黯淡許多，那麼作為近代自然科學直接服務的對象——民族國家，卻與看似矇昧、落後的基督教有着千絲萬縷關係。施密特指出，在西洋諸國大航海擴張的時代，代表宗教勢力的教宗往往為佔領殖民地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論證，並將其作為一種“國際法”以確認下來，教區的劃分與航海和貿易的界分息息相關，“基督教的王侯與子民有權從教宗那裏受領傳教任務，在傳教的過程中佔有非基督教的土地。” 因此，“教宗授予的傳教任務實際上就是地理大征服的法律基礎”。[21]這是一個充滿鬥爭與衝突的過程，“地理學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卻一場政治鬥爭的開場，這是一場圍繞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鬥爭”。[22]**著名的“子午線”就並非客觀中性的，而是和英國人與法國人之間在制海權與世界主宰權上的爭奪有關。**簡單説，宗教在近代史上承擔着為民族國家形成與殖民擴張背書的任務。如果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類似於基督教自西方歷史上的地位，那麼廖平在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下運用儒學典籍中的名詞與概念來構想全球秩序，其意義就在於彰顯了儒學在這一時代變局下仍有話語權與解釋權，“民胞物與”的理想仍具生命力。
本初子午線
就此而言，為了避免儒學沒落，必須回應已然成為強勁話語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知識”，特別是需要在儒學內部發展出容納、解釋這一新的“全球知識”的框架。[23]作為長期研究儒學、同時關心世變的儒者，廖平十分敏鋭的洞察到了這一點。他指出：
如小畜大畜、小過大過、小康大康、小國大國、小球打球、小共大共、小者為小九州，大者為大九州。每以小加大者，由中以及外，非以小加大，顛倒尊卑之比。知衍説之出於大一統，則《禹貢》九州之為小一統明矣。且周天三百六十度，今地球度數由中起點，四面皆九，四九合為三百六十，與衍説亦同。但由漢至今，説九畿者皆囿於中土，自瀛海五洲之論出，儒者震而驚之，以為《禹貢》彈丸，未能囊括四海，聖經幅員，未能包舉六合，海外諸邦，既不在六藝疆宇之內，雖同此覆載，同此照墜，固不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所有疆域，惟此區區五千裏乃在聖人胞與之中，海邦不必自外，聖人已先外之。將來有大一統之日，中國縱不改孔子教，《中庸》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必無其事。豈六藝之教，有時而窮，聲名洋溢蠻貊，竟成虛語哉？[24]
在這裏，廖平提出一個頗為尖鋭的問題，“瀛海五洲之論出，儒者震而驚之”，近代西方的地理觀念傳入中國，對中國士人造成極大的衝擊。既然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具有普世性格，就像《尚書·大禹謨》中説的“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禮運》所言“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那麼在近代西學面前，儒學只淪為相較於西方文明，用來體現中國文明主要特質的“地方性知識”，這就表示儒學的義理出現巨大的漏洞，即“六藝之教，有時而窮，聲名洋溢蠻貊，竟成虛語”。因此，能否用儒學的話語與視角來解釋世界形勢，就成為維繫聖人之道的關鍵環節。更何況自儒學“民胞物與”的觀點視之，西人的殖民與擴張行為充斥着暴力與剝削。在今日中國或許暫時在興衰之勢上屈於西方之下，但在廖平看來，儒家之道本有“空言”與“行事”兩類，前者“就五帝及百世以後之天下立説，所謂因革損益，百世以俟聖人”。[25]那麼未來如若中西實力對比發生轉變，則以全球作為思考對象的“大統”未嘗沒有實踐的機會，在闡釋表彰其微言的過程中，各種典籍皆可左右採獲。總之，廖平相信：“古《周禮》之説者，大一統之嚆矢也。論者因其與《周禮》不合，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今欲廣大一統之義，取鄒衍之説以為綱領，即錄其説以為節目，發明大統全球制度，雖未足以盡其量，古義廢墜，存者無多，披沙檢金，往往見寶，固説大一統不可廢之書也。”[26]
二、文質遞嬗
雖然廖平着力論證儒學具有規劃全球秩序的重要意義，但當時的現實狀況卻是中國國力遠遠落後於西方，包括效法西方而崛起的日本。對此，廖平認為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目前的中西強弱之分並非於中國完全不利，他説道：
鹹同以來，外強內弱，然外夷不強，則五洲不通，不通則孔教只被腹地，未能波及遠人。天於是特使之強，強則能通上邦，聞經義，自悟其窮兵黷武之非，翻然改變，歲事來闢，以成大一統之制。是外國日強，即聖經版圖日廓之兆也。西人所著《百年一覺》，窮極美善，屢嘆大同。夫大同者，非即《禮運》所言古帝大一統之治哉？化兵革，齊貧富，人不自私，各享樂利。然則今日之講生聚，鑄槍炮，乃我開通五洲之具。[27]
廖平相信從長期的歷史進程來看，近代西方“窮兵黷武”的內外政策終有出現弊病的一天，那時就體現出儒學“民胞物與”理想的優越性，如果沒有堅船利炮作為後盾，西方諸國也難以與中國發生較為密切的關係。就此而言，中西衝突其實是傳播儒學的契機。
**但回到現實，面對中國國勢衰微的局面，以儒家文明擔當者自居的廖平，自然不忍坐視作為儒家文明誕生地的中國一步一步走向淪亡。為了振衰起微，就必須正視近代西方得以富強的幾大要素——武器、技術、具有高效組織與動員能力的法政制度。**為了論證這一點，廖平想起了儒家的“文質”論。《漢書·嚴安傳》雲：“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白虎通義·文質篇》雲：“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借“文質”遞嬗以言世運更替和救政教體制之弊乃儒家論政之要義。
在初次刊刻《地球新義》的戊戌（1898）年，廖平發表了《改文從質説》一文。他宣稱：“中國由秦漢以至今日仍一尊尊之治法，二千餘年，積重弊生，別求一質家救其弊者而不可得”。[28]這透露出來的是在近代變局之下，於中國政治傳統內部尋找“質”的因素已經非常困難，所以必須把“文質”論的涵蓋範圍擴大，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的“質家”。因此他認為：“質家者何？今之泰西諸國是也”。[29]參照《地球新義》中的“大九州”、“小九州”之説，整個世界屬於“大九州”的範圍，“中國為黃帝所司之中央之極，方萬二千里，則四帝四極之地不皆在海外乎？”[30]如此這般，象徵世運更替的文質遞嬗，在內容上就不再侷限於古人所謂的“法夏”還是“法周”了。廖平指出：
中國尊君，以上治下，西人多主民政，貴賤平等；中國妻為夫義不二斬，西人男婦平等、彼此自由；中國天子郊天，統於所尊，西人上下同祭，人各父天；中國坐次以遠於主人為尊，西國尚親，則以近者為貴；中國內外有別，女絕交遊，西人則主婦陪賓，攜手入坐；中國冠履之分別最嚴，西人則手足視同一律；中國以青為吉、白為兇，西人則以白為吉、青為兇……孔子論質之弊曰野，野者鄙陋，與都士相反。泰西不重倫常，絕於名教，極古今中外之變，而求一與文相反之質，非泰西而何？文弊不指東周，則質之不主春秋明矣。[31]
在這裏，廖平並不掩飾西方文明與中國之間的巨大差別，而是將這種差別涵蓋於文質遞嬗的理論當中。這樣當中國處於“文弊”之時，引入“質”的因素來調節、中和，此乃勢所必至之事，這與“夏”之道救周“文”之弊一樣。可見，廖平在《地球新義》中闡釋的小、大之辨，不但張揚了儒學的普世性格，還成為一種為“自改革”進行合法性論證的富有調適性與自洽性的學説。[32]
在那一時期，認識到中國須向西方取法的議論其實已經不少了，一些士人甚至將英美的政治比作古之三代，中國反而成為了夷狄。但是在廖平的視域裏，用質救文絕非喪失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孔子説：“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在性質上，“質”雖有糾偏之用，但並非居於正位，“文”才是政教體制的根本所在。而中國採納西學中的富強之術以救“文”弊，在另一方面來看，也是在用中國的“文”去消解西方重“質”之失：
今遽以華夏自居，屏西人於門牆之外，是猶方一登岸，遂絕後來之問津；我既果腹，遂御外人之學稼，可乎？天心仁愛，五行缺一不可，黃種先生元子，聖教遍中國，而忍使泰西數千萬之生靈不入聖國，長為不教之民乎？其來也，天啓之；天又不使其輕易得聞聖教也，使之講格致，謀資生，課農工，治戰守，合海外諸國男女老幼竭精殫思，前後相繼考求，始得一定之法，以投贄於中國，束脩之儀不可謂不厚。中國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創，而仰給於外人；亦如西人災患已平，飽暖已極，自新無術，而內向中國。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為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質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質合通，百世損益之大綱也。[33]
廖平認為，中國需要借鑑西方的是“講格致，謀資生，課農工，治戰守”，即讓中國走向國富民強的物質基礎與軍事技術。正如論者所言，廖平的“文質”之論所隱含的一個意思就是，中國與西方，由誰來主導這些致富強之術，是讓中國的“民胞物與”式的仁政理想，還是西方以武力征服與殖民擴張為手段的帝國主義政策？[34]將中國視為“文”，西方視為“質”，從長遠的角度看，同樣是在用“文”來制約“質”，守住華夏文明的基本底線，不至於讓“質”破壞“文”所藴含的政治美德。
**猶有進者，19世紀西方的全球擴張，除了堅船利炮與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主要藉助“文明論”，即將全球按照西方的標準劃分為“文明”、“半文明”、“不文明”三個地區。**非基督教與非歐洲國家，只能處於後兩者的位置。而所謂“國際法”在這個時代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判斷這些地區是否是“自由的”與無政府的，那些處於文明論視野中低等級地位的人民，是否應當成為身處高等級地位之人的附屬。[35]清末以降，源自近代西方的“文明論”話語經日本傳入中國，許多士人漸漸接受西方列強對中國所貼的“半文明”標籤，希望以後者為樣板，躋身文明之列。[36]在這個背景下，廖平的觀點就顯得極具時代意義。他把西方在中國的擴張視為“投贄於中國”，把“講格致，謀資生，課農工，治戰守”視為西方為了認識中國的聖人之道而給予中國的“束脩”。言下之意，從“大統”的眼光觀之，中西之間的互動就不是按照“文明論”敍事展開的，而是中華文明自身通過用質救文來達到自我更生。敍事方式的扭轉，其現實意涵在於審視寰宇形勢的立足點與標準發生變化。一言以蔽之，對中國而言，主動權仍操之在我。
哥倫布到達美洲
廖平此番論説，絕非昧於時勢的自我安慰。在他看來，中西之間的“文質交易”，“彼處其難，我處其易；彼得者少，我得者多；彼得者虛，我得者實。彼之所得，我應之也裕如；我之所得，皆其歷困苦焦勞而始獲者也。”[37]他堅信中國的政教體制與政治理想自有其優越性在，所缺者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強之術，而西方立國淵源本與中國不同，那麼即便中西之間有“交易”，中國所獲皆應時救世之物，西方卻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聖人之道。按照“文質”論的循環，質勝文則野，位於“質”的階段的西方，已經發展到了“自新無術”的階段，如果不能及時引入“文”的因素來調節，那麼不久之後也會變成和當下的中國一樣出現各種弊端。因此廖平展望未來，相信久而久之“我日臻於實用，彼日肆於虛文；我既日以強，彼必日以弱。外強內弱之天下，變而用強幹弱枝之天下，轉移之機，要在彼此相師耳。”[38]今天大概很難用實證的方式去考察廖平究竟通過哪些渠道來獲取關於近代西方的信息。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他寫下這些話近20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更是象徵19世紀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面臨巨大危機，維持19世紀世界秩序的維也納體系壽終正寢。而在這之前，象徵着頹廢、荒誕、無望的“世紀末”思潮與強調文明沒落的歷史哲學在西方頗為流行，這也是對先前充滿樂觀心態的進步主義的抗拒與捉弄。[39]反觀近代中國，一直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時至今日已然徹底扭轉了晚清以降的頹勢。而這背後的主要精神動力，不正是中國數千年文教傳統所孕育出來的政治德性麼？
三、全球秩序
正是由於廖平對中華文明充滿信心，因此他不但着眼於論證其優越性與合法性，並且嘗試從中國的視角出發，勾勒出一幅不同於近代西方的全球政治版圖，於此基礎上論述新的全球秩序。他在《治學大綱》中指出：
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學，不得不先言輿地，蓋風土政治皆由輿地而出；欲明皇帝之學，不得不先考疆域，與王伯大小之不同。此學人用功本末次第之級。皇帝政教，調和陰陽，化育萬物，其説多為師儒所詫怪，惟地球既通，世界之説言皆徵實，先考定皇帝疆域，然後政教之説有所附麗，此經傳子緯所以於此門獨詳。[40]
清代道光年間，由於感到俄國對中國邊疆地區的巨大壓力，西北史地之學興起，不少士人或是實地勘察，或是考定舊籍，研究西北地區的疆域沿革與地貌狀況，探索治理該地區、解決邊疆危機的對策。[41]此後，隨着西學東漸，以近代西方為標準的世界地理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士人在分析政治問題時具有了基本的全球政治地理概念，並且藉由對世界政治地理的初步認識，進一步認識到中國處於頗為險惡的國際環境。廖平在這裏所謂的“風土政治皆由輿地而出”，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是處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的。
不過問題在於，如果按照近代西方的政治地理版圖規劃，中國其實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要麼淪於被列強瓜分，喪失主權；要麼努力成為列強所希望的樣子，勉強進入由後者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但**正如瑞典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契倫所説，近代國際法體系並無新來者的地位，因為“已建立起來的制度，擁有靈巧的分配和細緻平衡的法律體系，但終究必須重新安排，以騰出空間給新來者。**在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眼中，每個新國家的誕生顯然是一種醜聞，在國際法的登記冊中，這個新生兒將被視為一個私生子。”[42]晚清被視為開新之人的鐘天緯也觀察到：“所謂《公法》者，本視國之強弱為斷，而並非以理之曲直為斷也。夫仁義與富強，本不判為兩事。國富且強，則仁義歸之，莊子所謂竊國者王，而侯之門仁義存也；國貧且弱，則外侮加之，《書》所謂兼弱攻昧，孔子所謂天下之惡歸之也。”[43]所以説，中國無論怎麼主動“融入”列強所主導的世界體系，其實都要以喪失自身權益為代價，或者説，一個真正獨立富強的中國絕非列強所樂見。清末民初的許多中外交涉，歸根結底都可以在這個邏輯之下來理解。
因此，廖平所謂的“考定皇帝之疆域”，按照“大統”、“小統”的思路，就必須從儒家“民胞物與”的政治理想出發，重新思考、規劃全球秩序。依他之見：“夫治經者貴通其意，帝王不相沿襲，制度典章在於潤色，固不必過拘成文，特其中有當隨時損益者，有百世不變者。”[44]因此，從經籍中可以運用其基本義理來推論、設計未來的政治制度。他指出：
有王者起，以中國作留京，如周之西京，《乾》之“潛龍”是也。以阿富汗地作行京，如周之東都，所謂《坤》之“黃裳”也。由孔子起數，前之遠者帝，近者王。由後而推，近者王，遠者帝。即《論語》“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之説也。今時與古折算，正當帝運，正當大九州。將來以阿富汗為行京，就亞洲分兩京，如周東西通畿之故事。中國為居，為上，為天，為衣，為玄；阿富汗為行，為下，為地，為裳，為黃；俄為北，為黑，為恆；歐與北美為西，為白，為華；非與南美為南，為赤，為衡；澳與中國為東，為青，為泰。《覲禮》：王者朝諸侯，設方明，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合兩京四嶽為六合。方明之制，即地球也。[45]
在另一處，他又詳細説道：
中國據薛京卿日記，東南以海為界，西北以瀚海為界，其地在赤道北四十餘度，寒燠適中，抗渤海之利權，擅亞洲之清淑，商務為五洲之最，礦產甲地球之中，論稼穡則先開，論人倫為創始，言王道則源於堯舜湯文，言教化則宗乎仲尼、孟子。父子君臣，秩然不紊，貞廉孝弟，朗若列星。雖富強不及他人，而民心固於磐石。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傳者引為止至善之喻。言中國當為邦畿，其教化常為六合之民所共止也。下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亦即此意。聖人復起，以中國為留，必無疑也。阿富汗為行地，東連英屬，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餘里，東西千五百里。他日金輪鐵軌，遍於環區，朝會諸侯，莫便於此。[46]
此外，廖平按照經籍中所言的“四嶽”、“八伯”、“十二牧”，將歐洲、美洲、非洲、地中海地區、西伯利亞地區紛紛納入其中，賦予相應的名稱。他設想這樣規劃全球秩序，將會“兵革不興，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為萬世開太平。[47]當然，在廖平的這個設計裏，尤為引人矚目的是所謂“兩京”的規劃。他將阿富汗定為“行京”，按照他的解釋，“行京”的性質乃“地宜居中，為朝會之所，所言‘中天下而立’者以此”。[48]
很明顯，在廖平看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全球的中部，“東連英屬，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餘里，東西千五百里”，具有極高的地緣政治價值，它恰好與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毗鄰。如果説近代西方的擴張是以海洋為憑藉的話，那麼廖平的視角則是以中國的腹地作為基本立足點，輻射周邊地區思考全球秩序。如果中國日後能擺脱頹勢，走向富強，那麼阿富汗所在的中亞地區的重要戰略意義就凸顯出來了，即成為“朝會諸侯”——與東西兩方面建立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樞紐。其實早在清中葉，龔自珍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地區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了。他指出：“西域者，釋典以為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為西域矣。”從西域來看四周，一旦“開拓西邊”，則“天將遂通西海乎？”[49]其地緣政治的意義便是，在作為與近代西方列強接觸的最前哨的東南沿海之外，很可能又尋找到一條通向海洋的道路，處於溝通西海（印度洋）與東海（太平洋）的核心地位，啓示世人以西域為出發點，觀察時代變遷，思考未來方略。[50]而往後來看，據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耿飈回憶，1950年代新中國遭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全球封鎖，美國一手策動了“東南亞條約組織”與“巴格達條約組織”，試圖在中國的西面與南面形成一個弧形的軍事包圍圈。當時毛澤東就敏鋭的觀察到，與阿富汗大致處於同一地理位置的巴基斯坦在地緣政治上十分重要，“它連接西亞和東南亞，因此，帝國主義把它作為對我國實行軍事包圍的重要環節，而中巴友誼則有助於打破這個反華軍事包圍圈。”[51]由此可見，從龔自珍、廖平到毛澤東，他們對於這一片地區戰略意義的思考，雖然所面對的具體歷史語境不同，但實有一脈相承之處。
巴格達條約組織
此外，在廖平撰寫《地球新義》的大致同一時間，1904年麥金德發表了著名的“歷史的地理樞紐”的演講。他將廣袤的亞洲內陸（包括在廖平眼裏位置極其重要的阿富汗）視為地球的“心臟地帶”，“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遊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佈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域嗎？那裏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侷限性質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52]在他看來，如果能控制這一片區域，就能夠進而控制全世界。他的這個觀點，無疑改變了長期以來英國人重視海洋而輕視陸地的戰略思維，背後顯示出的是對俄國崛起的巨大危機感。從英國的立場出發，他擔憂“現在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攻擊。”[53]由此可見，1900年前後，廖平與麥金德分別從不同的政治視角出發，看到了這一片地區重要的戰略價值，認為一旦本國影響力輻射到這一片地區，就有可能改變全球的政治形勢，形成新的全球秩序。只是不同之處在於，麥金德認為人類的歷史充滿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他説：“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説，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鬥爭的結果。”[54]可以説，正是因為在每一個時期都有具體的敵人存在，歐洲文明才得以確立自我的形象與內容。這種“敵我關係論”致使在麥金德的視域裏，全球秩序無非就是為控制“心臟地帶”而展開的鬥爭與角逐。反觀廖平，他藉助儒家的文質論來敍述不同文明之間的消長與交流，所謂“文質交易”、“文質合通”，並非一個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而是一個彼此“損益”對方之所長，不斷自我更生的過程。這個過程的主導思想便是儒家的“民胞物與”，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兵革不興，天下一家”。從實踐層面來看，以廖平與麥金德為代表的這兩種中西之間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思維，在20世紀的全球政治史中具有十分明顯的差別。
麥金德的“世界島”學説
四、結語
在發表於1907年的《三五學會宗旨》一文裏，廖平指出：“經傳政治，有為今日中外所以通行者，有必須數千百年乃能見之行事”，“六經非一國一時之私書，乃天下萬世之政治。舊專就中國一隅言六藝，所謂未睹宗廟之美，百官之富。”[55]自從他治學“三變”之後，他就在思考如何在體現普遍性的意義上表彰儒學，《地球新義》與相關論著就是這一思路的具體實踐。廖平通過論述“大統”、“小統”之別，嘗試從儒學的義理出發思考全球政治秩序，回應近代西方的全球擴張及其強勢意識形態話語。此外，在廖平的論述裏，對於中國傳統的闡揚並非率由舊章，而是藉助儒家的“文質”論，分析近代中國如何向列強取法富強之術，此乃華夏文明自我更生的關鍵所在。最後，廖平構想未來的全球秩序，特別強調中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具有極為敏鋭的戰略眼光，可與麥金德在同一時期的“心臟地帶”論相媲美，並且較之後者，更彰顯了儒家“民胞物與”的政治理想，為世人想象一個更為理想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思想遺產。
必須指出的是，廖平的這些政治思考是在儒學的話語之下進行的。如若按照簡單的新舊之分與所謂實證主義的視角來看，廖平的學説自然顯得“荒誕不經”，更與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學、國際關係史的表述方式格格不入。但這些標準化的學科之誕生，也是源於特定的政治與經濟背景，體現着近代西方對於如何支配、控制全球的相關構想。[56]如果把它們看成一種意識形態話語的話，自然可以進而分析其論述方式與思考邏輯，衡量其得失，可一旦將其視為天經地義、亙古不變、具有權威性的“學科範式”，當成衡量一切前人思考的標準，那麼就失之遠矣。當然必須承認，廖平的觀察在當時很難有實踐的可能，所用的名詞也與今天的習慣用語相隔很大，但他的觀點之意義在於提供了一種視野，可以思考中國近代思想史更為複雜的面向，以及近現代中國人認識國際關係問題時一些有延續性，但一直隱而不彰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打開更多的中國近代史敍事之可能性。因此在今天中國與世界格局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裏，打破簡單的中西新舊之分，從歷史與現實的實踐出發，挖掘、闡釋前人嚴肅、深刻的政治思考，擯棄一種將其視為“博物館”裏文物的心態，進而形成新的歷史敍事與政治敍事，使之成為思考中國未來發展的理論資源，這是一件十分迫切也十分有意義的時代課題。
註釋
[1]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集第37、44頁。
[2]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下卷第1部，第378頁。
[3] 廖平：《經學六變記》，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第889頁。
[4] 《地球新義》最早於1898（戊戌）年出版，1900（乙亥）年又出版了一個版本。但這兩個版本在編次與文字校勘上皆有不少問題。1936年廖平嫡孫廖宗澤將兩個版本合一，重新加以校對出版，堪稱《地球新義》的定本，世稱“丙子本”。本文所徵引的《地球新義》，以“丙子本”為準。關於《地球新義》的成書過程與各版本之間的具體差別，參見劉繼元：《廖平<地球新義>成書研究》，《蜀學》第9輯（2014年版），第239—244頁。
[5] 劉小楓：《重思“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主辦：《中國政治學（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頁。
[6] 崔海亮認為《地球新義》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衝突背景下一種非常激越的民族主義思想之表現，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這一解釋似乎過於浮泛，未能深入探究此書的意藴。參見崔海亮：《中西衝突背景下傳統經學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義>為中心》，《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27—31頁。魏彩瑩分析了廖平如何從經學義理出發，構想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藍圖，這些論述在經學史上有何意義，其觀點頗具啓發性。參見魏彩瑩：《經典秩序的重構：廖平的世界觀與經學之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版。
[7] 晚清蜀學的整體風氣變遷，參見傅正：《今古之辨：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2頁。
[8] 廖平：《今古學考》，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卷第60頁。
[9] 廖平：《今古學考》，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卷第69頁。
[10] 章太炎：《程師》，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冊第139頁。
[11] 廖平：《羣經總義講義》，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卷第779頁。
[12] 廖平：《經學改良表》，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812頁。
[13]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85頁。
[14]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97、98頁。
[15]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209、210、211頁。
[16] 廖平：《經學六變記》，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卷第888頁。
[17] 章太炎：《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298頁。
[18] 關於晚清科學知識的流行狀況，參見（美）艾爾曼著，原祖傑等譯：《科學在中國（1550—190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444頁。
[19]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頁。
[20] 克拉瓦爾著，鄭勝華等譯：《地理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4、89—90頁。
[21] 施米特著，劉毅、張陳果譯：《大地的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83頁。
[22] 施米特著，劉毅、張陳果譯：《大地的法》，第57頁。
[23]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1部，第743頁。
[24]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3—144頁。
[25]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4頁。
[26]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19—120頁。
[27]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6頁。
[28]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頁。
[29]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頁。
[30]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4頁。
[31]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523頁。
[32] 這裏的“自改革”借用龔自珍的説法。其詳情參見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七》，載樊克政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龔自珍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頁。
[33]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4頁。
[34] 劉小楓：《“詩言志”的內傳理解——廖平的<詩緯>新解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23頁。
[35] 施米特著，劉毅、張陳果譯：《大地的法》，第113頁。
[36] 關於近代西方“文明論”的真實意涵與政治目的，參見唐曉峯：《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載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5—42頁。
[37]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5頁。
[38] 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5—526頁。
[39] 孫隆基：《“世紀末“的魯迅》，載《歷史學家的經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90頁。
[40] 廖平：《治學大綱》，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628頁。
[41] 關於西北史地之學的經世意涵，參見郭麗萍：《異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
[42] 霍倫：《作為生命形式的國家》，轉引自圖南德著，方旭譯：《為了新世紀的瑞典—德國地緣政治學——契倫的<作為生命形式的國家>》，載婁林主編：《經典與解釋：地緣政治學的歷史片段》，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頁。
[43] 鍾天緯：《公法不足恃論》，載薛毓良、劉暉楨編校：《鍾天緯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頁。
[44]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13頁。
[45]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99頁。
[46]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9頁。
[47]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50頁。
[48] 廖平：《地球新義（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8頁。
[49]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載樊克政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龔自珍卷》，第66頁。
[50] 汪暉：《兩洋之間的文明（上）》，《經濟導刊》2015年第8期，第13—18頁。
[51] 耿飈：《耿飈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下冊第74頁。
[52] 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67—68頁。
[53] 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8頁。關於麥金德戰略構想的具體意涵，參見強世功：《地緣政治戰略與世界帝國的興衰——從“壯年麥金德”到“老年麥金德”》，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主辦：《中國政治學（第二輯）》，第65—114頁。
[54] 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第52頁。
[55] 廖平：《三五學會宗旨》，廖平：《改文從質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766頁。
[56]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的政治學。雖然它長期宣稱自己具有“客觀性”，但其實在不同歷史時期它與美國的國家安全部門關係緊密，根據國情需要，不斷地論述、尋找美國的敵人，進而宣揚美式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參見奧倫著，唐小松等譯：《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國政治學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