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朝陽、閆璘：狗對於秦漢時期的人來説，有多重要？
【文/ 朝陽、閆璘】
狗作為傳統的六畜之一，大約在八九千年前就被中國先民所馴化。狗在先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江蘇邳縣大墩子新石器晚期墓葬出土有一件陶屋模型, 狗儼如看家衞士般，被刻畫在四壁和屋頂上。
進入歷史時期後，狗與人們的生活密切關聯。傳世和出土的卜辭日書、詩歌散文、史籍典冊，中醫文獻，甚至禮儀經典中，都留有對家犬的種種記載。古人用狗來看家護院、守衞邊疆、驅邪避魔、祭祀神靈，又用狗肉、狗皮毛、狗骨乃至狗屎等治療疾病、抵禦嚴寒、補充營養等，有時狗甚至還被用於外交和政治場合。可以説，狗在古人的信仰世界、家居經濟、飲食健康、軍事政治等方方面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目前學界已經對古代的狗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王利華、餘孚曾梳理過史前至秦漢時期犬的種類和功用；張緒關注到狗在人類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黃展嶽、井上聰探討了商代墓葬的犬殉葬現象：黃認為是警衞，井上則認為是防禦地下惡氣和惡魔的侵害；王子今剖析了《秦本紀》所載秦德公“磔狗邑四門”，指出這個行為具有宗教意味，體現了早期秦與東方文化的某種差異。在這些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利用新出土資料結合傳世文獻，探討秦漢時期的狗，以期拋磚引玉。
一 考古所見兩漢的狗
（一）新出土文獻中的西漢尋狗案
2015年，江蘇揚州一座中型西漢墓出土了13枚木牘，內容是一位名叫遂的官員（墓主）給“大王”的若干封奏疏，其中4封都在講述丟失一隻狗的案件。這是首次發現西漢諸侯國的官文書，也是迄今唯一一件漢代尋狗記錄，現錄文如下：
侍中臣遂伏地再［拜言］大王足下，臣［遂］所養牡［狗］……（M1.66-6）
侍中臣遂伏地再拜言大王足下。臣遂所養牡狗名曰麋，昨日亡，求未得。□□□□伏地再拜以聞。麋常聞雷走，去之城外，雷止還。昨日去不還。五年十月己卯，中謁者義奏。出閭門（M1.66-12正）□□□□朔己卯，侍中遂寫下狗官（M1.66-12背）
侍中臣遂伏地再拜言。大王足下：臣遂所養牡狗，名曰麋。亡，求得。臣伏地再拜以聞大王足下。命曰：可。五年九月甲子中謁者加奏。出室（M1.66-3）
亡□□得，臣伏地再拜以聞大王足下。臣遂家人出，逢一男子牽之。言曰：郎中周吳人學之，吳人得之。命曰：男子得縣官狗，何以為？奏之。（M1.66-11）
此處反覆提到的“大王”是誰？根據墓葬出土器物的特點判斷，該墓屬於西漢中期，這一時期，揚州先後存在過江都王劉非、劉建，以及廣陵王劉胥三位諸侯王。結合文書中的紀年和干支信息，推斷劉胥的可能性最大。劉胥為漢武帝第四子，統治廣陵國60餘年，先後與海昏侯劉賀、漢宣帝等人多次爭奪帝位，卻從未成功。班固評價其説：“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相應地，上奏疏者“遂”，應該是劉胥的侍中，屬於近臣。據奏疏中的頭銜變化可知，他先擔任劉胥的侍中，在致仕前被提拔為中大夫。可惜由於史冊無載，其生平不得而知。
此案例中的狗是什麼性質？墓主人遂聲稱狗由自己飼養（臣遂所養牡狗），但在奏疏中，此狗又被稱為“縣官狗”。“縣官”一詞是秦漢時代對官府的通稱，例如漢初《二年律令》有：
馬、牛、羊、 彘食人稼穡，罰主金馬、牛各一兩，四彘若十羊、彘當一牛，而令撟稼償主。縣官馬、 牛、羊，罰吏徒主者。貧弗能賞者，令居縣官；□□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笞百，縣官皆為賞主，禁毋牧彘。
這裏的“縣官馬、 牛、羊”，顯然指由官府所有的馬、牛、羊。同理，“縣官狗”也應該是屬於官府的官狗，以區別於私狗。
進一步分析，這隻狗屬於什麼官府？奏疏中曾提到“侍中遂寫下狗官”。秦漢宮廷養狗很常見，有專職人員負責。《法律問答》：“何謂‘宮狡士’‘外狡士’？皆主王犬者也。”《史記》中記載漢代宮廷中有“狗監”負責養狗。似乎可以將走失的狗推定為王宮之犬，由“狗官”（假定這等同於“狗監”）直接飼養，而由侍中遂負責管理，但若如此，又何不稱之為王犬呢？可見這條犬並不是大王的私人寵物，即便身處宮廷之中，也是由侍中的官府所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奏疏中才稱“臣遂所養牡狗”。
最後，M1.66-11“郎中周吳人學之，吳人得之”一句，漢代“郎中”是頭銜，是掌管門户、車騎等事的一般官員。“周吳人”應該是人名，姓周叫做“吳人”；揚州本是吳王劉濞的都城，有人叫“吳人”完全可以理解。此處“學”如作“學習”來理解，則文義不通。但“學”也可以解作“教”。《禮記·學記》有：“故曰，教學相長也。《兑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此處，“學學半”的第一個“學”字，就是教別人學習的意思，讀作“效”。 《廣雅》（三國時期編纂）也説：“學，教也。”若這個解釋無誤，則此句可以被理解為：牽狗男子招供説，是郎中周吳人教唆自己牽狗的，並強調是周吳人抓住了走失的狗。
由此可知，劉胥統治廣陵國的早期，他的宮中有一條叫作“麋”的狗，多次走失。首先，“麋”曾經被雷聲驚嚇，跑出宮去，一直到雷聲停止才自己跑回。其次，五年十月不知為何，“麋”又走失，被他人牽走。這引發了一次尋狗事件，似乎直到年底（五年九月），侍中遂的家人才無意中找到了“麋”，並查明瞭牽狗之人的身份。
細讀案例，可以發現，“麋”每次走丟，都要觸發一套相當正規的調查程序，並且都要驚動大王。例如，五年十月，狗丟失，侍中遂通過“中謁者”向大王彙報情況，並向下級“狗官”下發了相關文書。狗找到後，遂又通過中謁者向大王彙報。大王下令訊問涉事人員，並要求將結果向他本人彙報；“命曰：男子得縣官狗，何以為？奏之。”（M1.66-11）。一隻狗的走失，為何讓有關人員如此鄭重其事，為何會驚動到大王？是否大王和他的近臣實在無所事事、玩物喪志？
正史對諸侯王不乏驕奢淫逸、聲色犬馬，甚至縱狗荒淫的描述。例如，《漢書》説江都王劉建曾經荒唐地讓宮中女子與狗交配，又説廣陵王劉胥放蕩不羈，喜歡遊玩、鬥獸等。但徐復觀早就指出，史書中關於諸侯王的材料，編造極多，主要是站在漢廷的立場上貶低諸侯王。所以對此種解讀有存疑之必要。
（二）櫟陽城考古所見的漢代狗墓葬
2013—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發掘位於陝西閻良的櫟陽城遺址時發現了一座狗的墓葬。據發掘簡報，該墓位於西漢後期—新莽時期的地層，為長方形豎穴土坑，規模很小。墓中並沒有埋葬人，而是以陶管為葬具，埋葬了一隻狗。狗長34釐米，高約40釐米，在尾部還陪葬有31個小俑。由於該墓周圍沒有發現其他墓葬，考古人員斷定，這是專為狗修造的獨立墓葬，而非陪葬坑。
關於狗主人的身份，發掘的整體情況暗示，已清理的區域埋葬的應該都是普通人家。除了狗墓葬外，遺址還存在磚室墓1座，土坑墓13座、嬰幼兒墓16座。這些墓葬規模都很一般，出土的器物也很少、很普通。狗葬坑本身結構很簡單、規格很小，陪葬的小陶俑燒製工藝也很普通，這些現象⑩筆者傾向判斷這隻狗是平常人家的狗。但此墓葬卻體現了主人對狗的情感，尤其是31個小陶俑，具有很強的象徵意味。雖然俑作為明器在兩漢墓葬很常見，但超過30個俑的墓葬，在關中一帶卻並不常見，而俑的數量應該和墓主的地位正相關。死去的狗享受了非常重的葬禮。
狗墓和陪葬陶俑的存在，可見狗的生命在漢代受到尊重，廣陵國的尋狗案或許不僅僅是無所事事的表現。
二 秦漢簡帛文書所見的狗
秦漢出土文獻中有大量對於犬的記載，涉及法律、日書、病方、户籍、行政記錄等多種類型的文書。
（一）法律文書中的家犬
秦漢法律有若干針對犬的法律條文，羅列如下：
1.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時毋敢將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呵禁所殺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殺者，食其肉而入皮。 （《睡虎地·田律》）
這條田律對百姓的家犬給予一定程度的保護，規定：君主的禁苑中，不許縱犬田獵。但如果百姓的家犬闖入苑囿，但不追捕野獸，則有關管理人員不能捕殺民犬。
2.黔首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者，勿□（《龍崗秦簡〉）
這條殘缺的律文，似乎和上一條類似，對百姓的家犬給予保護。
3.畜雞離倉。用犬者，畜犬期足。（《睡虎地·倉律》）
這裏規定了在使用狗的情況下，有關機構可以養狗，但所養狗以足用為限。
4.犬殺傷人畜產，犬主賞之。（漢代《二年律令》）
這裏規定了犬引發事故時，犬主有賠償責任，但似乎並不對犬本身給予懲戒。
（二）官方行政記錄中的犬
秦漢時代的官方統計中，常常涉及狗，邊境的行政文書裏也常見狗的買賣和飼養記錄。例如秦代《封診式》中一件爰書表明，民户養犬的信息需要登記。
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鞫者某裏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甲室、人：一宇之內，各有户、內室皆瓦蓋……牡犬一。
這份封查記錄中，不但登錄了犬的數量，還註明了雌雄。
西北出土漢簡中也常見對狗的記錄，包括狗的價錢，給狗發放糧食，或者狗的數量等信息。例如以下五例：
1. 狗一直賈五百褒今年十月廿八日□府君狗□
2. 買狗四枚
3. 從□一狗直石五斗 從誅虜卒壽明桼鬥
4. 西部候長治所謹移九月卒徒及守狗當廩者人名各如
5. 馬一匹、犬二
由這些記錄可知，漢代軍隊飼養有“守狗”（應該是用於邊防的軍犬），這些“守狗”和“卒徒”一樣有名在冊，由官方配給糧食。此外，邊境將士也常自己買狗餵養，或許作為排解各種煩惱的寵物。
（三）《日書》中對犬的記載
這裏的犬具有很多神秘色彩。一方面，犬和“鬼”、“祟”作怪有關：
1. 庚辛有疾，外鬼殤死為祟，得之犬肉、鮮卵白色。（《日書甲種·病》）
2. 犬恆夜入人室，執丈人，戲女子，不可得也，是神狗偽為鬼。（《日書甲種·詰》）
古人迷信地認為，外鬼死後化為白色的狗肉，又認為犬甚至會偽裝成鬼，夜闖民宅，侵犯男女後逃之夭夭。
另一方面，犬的形象可以用來驅鬼：
人無故鬼籍其宮，是是丘鬼。取故丘之土，以為偽人犬，置牆上，五步一人一犬，睘其宮，鬼來揚灰擊箕以喿之，則止。（《日書甲種·詰》）
當宮室遇到丘鬼侵犯時，用丘土塑造出偽人偽犬，放置在牆上，可以起到遏制丘鬼的作用。
同時，犬屎是一種威力強大的魔法武器，被用於多種場合來擊退邪神惡鬼。
1.大神，其所不可過也，善害人，以犬矢為完丸，操以過之，見其神以投之，不害人矣。
2.人無故而鬼伺其宮，不可去，是祖囗遊，以犬矢投之，不來矣。
3.鬼恆從人女，與居，曰：“上帝子下游。”欲去，自浴以犬矢，繋以葦，則死矣。（《日書甲種·詰》）
由於犬如此重要，所以日書還規定有“犬良日”，並且禁止在特定的日子裏殺犬（有妻子，毋以己巳、壬寅殺犬，有殃）。這些情況表明，秦代的民眾對狗有一種迷信般的信仰，稱之為狗迷信也不為過。
（四）出土中醫文獻對犬的記載
馬王堆漢墓出土中醫文獻有針對狂犬咬人的療法，但狗更用來治療各種疾病。
1. 癲疾：先偫白雞、犬矢。發，即以刀劙其頭，從顛到項，即以犬矢濕之，而中劙雞□，冒其所以犬矢濕者，三日而已。已，即熟所冒雞而食之，□已。
癲疾者，取犬尾及禾在圈垣上［者］，段冶，湮汲以飲之。（《五十二病方》）
2. 胻膫：治胻膫，取陳黍、菽，冶，以犬膽和，以傅。（《五十二病方》）
3. 取蜂房中子、狗陰，幹而冶之，以飲懷子，懷子產男。（《胎產書》）
可見，漢代中醫認為，狗的器官和糞便具有很強的藥用功效：狗屎和狗尾用於治療癲疾，狗膽用於治療胻膫，而狗陰則用於治療不孕。實際上，這承襲了秦代的認識。周家台30號秦墓簡有用狗湯催生頭髮的記載：“取新乳狗子，煮之。即沐，取一匕以殽沐，長髮。”
三 傳世文獻所見家犬
除了出土文獻外，傳世文獻中對犬的記載更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僅以正史為例來説明。例如，《史記》載：李斯在受刑前對兒子感慨説：“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牽黃犬逐狡兔，成為了李斯舊日美好生活的全部，犬對他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史記》又載，漢武帝的倖臣李延年，曾經因犯事被罰在狗監養狗。由此可知，漢代宮廷有專門養狗的機構和人員。而正史中對狗記載最多的是“犬禍”。
《漢書》載有多條狗禍記錄。例如呂后的死與犬禍有關：
高後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撠高後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
呂后的死被解釋為曾經被她迫害而死的趙王如意，化作倉狗來作祟。
文景時，諸侯王的叛亂與犬禍有關：
文帝后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天狗下樑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
文帝切分齊國以及後來的七國之亂等重大政治事件，都被認為早有狗生角為徵兆。
景帝時，諸侯王與匈奴勾結作亂，被認為與邯鄲某地犬與彘交配有關：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
成帝時，長安的一場械鬥與犬禍有關：犬全副武裝，化成人形襲擊同居的兩位男子：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
可見，漢人相信，狗具有預兆政治乃至社會事件的靈異功能。這背後的道理，或是“犬守禦，角兵象……犬不當生角，尤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或是“夫婦不嚴，厥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等等。雖然這些説法看上去荒誕不經，但在當時卻是官方信仰，與前面日書所見之民間犬迷信相互呼應。
結論：動物權的早期萌芽？
綜合以上這些資料，可以發現，狗在秦漢時代與民眾生活乃至政治、軍事都有很大的干係，因此非常受到重視。這有功利性的一面：利用狗來補充營養，治療疾病；也有迷信的一面：或恐懼狗與鬼祟、災異的關聯，或利用狗來驅邪避害，或由狗來徵兆重大政治變化，但更重要的是，還有對狗生命本身的某種關注，這種關注集中體現在以下幾點上：
1. 禁止濫殺犬。根據秦律，即便是闖入禁苑的狗也不準隨意捕殺，可推測一般情況下不允許隨意捕殺他人之狗。此外，狗主人也不能隨意亂殺自己的狗——《日書》所反映民間信仰中有殺狗的禁忌日，迷信背後的實質是對狗的生命之保護。
2. 犬有名字。例如走失的“糜”，而這不是個例。《禮記·少儀》有曰：“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既然禮制規定，接受他人贈送之犬，需要詢問犬名，可見犬有名字很普遍。
3. 各類行政文書中，登記犬的信息。這在前面分析的秦代《封診式》有體現，在居延漢簡中也有表現。
4. 狗在死後，甚至被當作人一樣的埋葬，這在櫟陽城遺址考古中首次被發現。
固然可以認為，這些都是在關注財產而已——將狗視為一種重要的畜產來保護和識別；固然這種保護的範圍和力度很有限，因為並不絕對禁止宰殺犬類；固然我們還可以説埋葬狗，是一種寵物性質的特例，未必有代表意義；但無論動機、力度如何，客觀上，狗的生命受到某種尊重，有時甚至得到和人一樣的禮遇。
回到揚州新出土的尋犬案例。走失一條叫做“麋”的狗，竟然每每驚動“大王”來過問，而相關文書被責任人帶到墓葬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遂帶入地下的奏疏共11件，除了尋狗外，還有辭官致仕、下江都、俸祿變更、租官肆等幾件事。作為侍中、中大夫，遂生前給大王上呈的奏疏肯定不止這幾件，做過的事情也肯定不止這些，為什麼他僅僅選這幾件文書隨葬呢？漢人視死如生，可推斷這些文書記錄的，都是對遂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換言之，尋狗之事在遂心目中至少和俸祿變更、辭官等一樣重要。對此，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一方面，從財產的角度看，“麋”的受關注體現了漢代官財產管理的細緻——丟失官產一定要彙報，要查明丟失原因等；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説狗的生命本身受到了重視，所以走失一隻狗才會引發如此一套調查程序，該事件的本末才會被當事人死後帶入黃泉之下。這兩個角度並不矛盾，而是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了尋狗案的發生和發展。
推而廣之，不單單是狗，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時月令詔條》，以“大皇大後詔”的形式規定：
禁止伐木。 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
毋擿巢。 謂巢空實皆不得擿也。空巢盡夏，實者四時常禁。
毋殺□蟲。 謂幼少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
毋殺孡。 謂禽獸、六畜懷妊有胎者也，盡十二月常禁。
毋夭蜚鳥。 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
毋麑。 謂四足……及畜幼少未安者也，盡九月。
毋卵。 謂蜚鳥及雞□卵之屬也，盡九月。
……
瘞骼薶骴。 骼謂鳥獸之□也，其有肉者為骴，盡夏。
由此可知，漢代官方認為：在特定的時段內（視具體情況有變化），不可砍伐樹木，不能摘鳥巢、毀鳥卵，不可殺害幼小無害的動物，不可殺害有孕的動物。與這些禁止性的規定相對比，詔條還特別強調要掩埋鳥獸的屍骨。用現代的眼光來衡量，這些規定無疑具有生態環保的意識，尤其是掩埋動物屍骨，正是對動物生命的重視。
是否可以説秦漢時代已經存在某種“動物權”的萌芽呢？戰國中後期，孟子曾經遊説齊宣王：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齊宣王見到有人牽一頭牛經過廟堂之下，將要用來行釁鐘之禮。牛顫慄不止，引發了宣王的同情，於是下令放掉牛。他給出的理由是“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孟子從理論上總結説：“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這個著名故事當然是在講惻隱之心，但白彤東從故事中敏鋭地讀出了孟子對動物權有一定的支持：由觀察到動物的痛苦，移情到人類自身的痛苦，進而主張應該禁止這個痛苦。
事實上，不單是同情之心，這段話中同樣值得我們留意的是“若無罪而就死地”。這暗含了一種對動物生命的尊重。這種思想並非齊宣王和儒家獨有，它也反映在秦律當中：“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類似的思想，在前面引用的西漢詔條中也有體現。例如“毋殺□蟲。 謂幼少之蟲、不為人害者也”。即便是蟲類，如果不禍害人則不殺。秦漢法律和齊宣王（或者孟子）的想法幾乎不謀而合！
這樣看來，西漢揚州尋狗案體現出來對狗的重視，不應該被簡單地理解為大王劉胥無所事事、玩物喪志，而可能朦朦朧朧地折射出一絲動物權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