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操作中，西方民主有三個難以克服的基因缺陷
【在實際操作中，西方民主有三個難以克服的基因缺陷。第一，人是理性的；第二，權利是絕對的；第三，程序是萬能的。
在6月24日的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二十三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回顧英國“脱歐”案例，並指出在實際操作中，西方現行民主制度有三個錯誤的假設。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節目視頻截圖
2014年的時候，我有過一個演講，叫《中國人，你要自信》。當時觀視頻把它做成一個短視頻，傳播得比較廣。
我在那個演講中是這樣結尾的：2014年6月，我們復旦大學和牛津大學舉行了一場中國模式的研討會，我還是介紹我理解的中國模式，但英國的一些學者還是質疑，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等等。我説我們可以競爭，你堅持你的模式，我堅持我的模式。
中國模式不管怎麼樣，它逐步演進，它與時俱進，不斷地進行改革，不斷地自我調整。我説**你們一定要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的中國每三年創造一個英國（的GDP），所以我們一點都不害怕競爭，一點都不害怕制度競爭，一點都不害怕模式競爭，特別不害怕政治制度的競爭。**最後就是我的結論很簡單，七個字：中國人，你要自信。讓我們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我們的對手。
我這番話是2014年6月份講的，沒想到英國政治制度走衰的速度比我預期的還要快。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兩年後的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了一場，讓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愚蠢的“脱歐”公投。
英國脱歐 圖片來源：IC photo
美國有位知名的媒體人，也就是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他在今年4月2號的《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評論，標題是這樣的：《正式宣佈，英國發瘋了》。他這樣寫：法國的歐洲事務部長盧瓦索最近給她家的貓起了個名兒，叫Brexit，中文就是“英國‘脱歐’”。她為什麼起這個名字呢？因為她家那隻貓每天早上就喵喵地叫，把她吵醒，要出門，起牀給它開門以後，它又站在那兒做怪臉，就是不出去。這是今天英國的困境。
大家知道英國首相梅姨已經提出了三個“脱歐”方案，都被英國議會給否定了，最後只能辭去首相職務，以非常嘶啞的聲音呼籲她的繼承者，無論如何要尋求各方的妥協。妥協是今天英國政治非常難的事情。弗裏德曼在文章裏還寫到，今天的倫敦，大家都在講政治笑話，與其説這些笑話可笑，還不如説這些笑話可悲。因為我們正看到一個國家下了決心，經濟上要自殺，但遲遲無法就如何自殺達成共識，這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政治領導力的崩潰。
“政治領導力崩潰”背後是英國，乃至西方整個政治制度的困境，或者是危機。在展開這個話題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英國和歐盟的關係。我個人在歐洲長期生活過，總體上我個人對歐盟的肯定還是多於否定。歐洲很多人，包括英國人，天天批評歐盟，説它官僚化、低效率，各種各樣腐敗等等等等。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有一點歷史感，因為歐洲歷史上是飽經戰亂的地區，特別像法國、德國這些國家，過去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爭。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歐洲的智者痛定思痛，覺得不能再這樣廝殺下去，歐洲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當時的法國外長舒曼提出一個比較有創意的設想。他認為，打仗需要用煤炭，需要用鋼鐵，那麼法國和德國怎麼才能以後不打仗呢？他就想把這兩個國家的煤炭和鋼鐵，它的生產經營都整合在一起，這樣兩個國家就不會再打仗了。於是法國、德國，還聯合了幾個小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建立了一個歐洲煤鋼共同體，這就是今天歐盟的前身，它不斷擴展到今天歐盟的規模。
歐洲議會 圖片來源：IC photo
歐盟最大的成就是什麼？我個人覺得就是和平，戰後這麼多年沒有打仗。我想很大程度上確實歐盟發揮了這個作用。西歐國家之間過去70多年還沒有爆發過戰爭。在此之前，在1945年之前的幾個世紀，德國、法國幾乎是每隔二三十年就要打一次仗，爆發一次戰爭。而今天這兩個國家應該説實現了完全的和解。
當然，歐盟存在很多問題，比方説以歐洲人自己的角度，以及德國人的角度來看，德國是歐盟最大的經濟體，交的會費也最多，成員費也最高。德國人的納税錢變成歐盟的補貼，幫助了不少歐盟中比較窮的成員。那麼陷入了歐洲債務危機之後，比方説希臘、東歐國家實際上都得到的是德國補貼。這使很多德國人非常不高興，因為德國人覺得他們的經濟也不是十分好。反過來，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也不買賬，動不動就翻歷史舊賬。所以不久前我看到，希臘領導人公開説，二次大戰的時候，德國佔領希臘犯下了滔天罪行，德國至少還要賠償希臘3000億歐元。
這就使我想到了英國和歐盟的關係。許多英國人也認為自己國家為歐盟付出太多太多，得到太少太少，實際上這是個很有爭議的話題。從經濟上看，英國加入歐盟，英國與歐盟國家是統一的關税聯盟，大大地擴展了英國的市場，對英國經濟顯然是利大於弊。但英國人對歐洲的態度，實際上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歷史原因，文化原因。如果你和英國人接觸比較多，你就會發覺英國人跟一般的歐洲人不一樣，我們認為他們都是歐洲人，但是英國人自己實際上一般就説自己是英國人，不大説自己是歐洲人，這跟歐洲大陸情況不一樣。
另外很明顯你可以感覺到，英國人缺少對歐洲身份的認同和熱情。如果你經常訪問英國或者歐洲大陸，你會發覺有一個現象，在歐洲多數國家，如果是歐盟成員國的話，他們掛旗幟，除了掛自己的國旗，同時還掛歐盟的旗幟；但是英國這種情況非常之少。歷史上，英國跟法國打過太多的仗，英法之間的矛盾恐怕不亞於法國、德國之間的矛盾。文化上，英國的大文豪莎士比亞，在他眼中英倫列島是鑲嵌在銀灰色大海中的寶石，但在很多的歐洲人眼中，英國人的心態屬於典型的島民心態，非常狹隘。
英國每年大概繳納100多億歐元的歐盟“成員費”，英國各種事務都受制於歐盟的法律。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英國自己卻是深受其害；後來又很快趕上了“歐豬四國”PIGS，葡萄牙P、意大利I、希臘G、西班牙S，它們的債務危機。這些國家債務危機也需要德國、英國這些歐盟相對富裕的成員資金來幫助，所以引起了很多英國民眾的反感，他們把歐盟看作是一個應該甩掉的包袱。
當然，實際上最令很多普通英國人擔憂的是歐洲的移民問題。歐盟從2004年開始東擴，10箇中東歐國家先後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根據歐盟的規定，所有的正式成員國公民都在歐盟內部有自由遷徙和工作的權利。英國收入相對比較高，大批中東歐的公民湧入英國。在不少英國人眼中，這些東歐人搶走了英國人的飯碗。另外他們把很多社會問題、治安問題也怪在移民身上。實際上這些看法是不準確的。但是民粹主義政客，還有社交媒體把這些問題放大了。這些都成為英國內部，特別是執政的英國保守黨內部，“脱歐”勢力影響不斷擴大的原因。
歐洲的移民問題 圖片來源：IC photo
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他本身並不想“脱歐”，但他發覺根據多次民調，儘管英國人對歐盟有很多抱怨，但是贊成英國留在歐盟的人，還是略佔多數。所以卡梅倫想豪賭一次，乾脆就“脱歐”問題進行一次全民投票。一旦全民投票表明多數英國人拒絕“脱歐”，那麼黨內的反對派他們就無話可説了。但卡梅倫萬萬沒有想到，那次整整長達15個小時的公投，最後結果是支持“脱歐”的票數佔投票總數的51.9%，支持留歐佔總數的48.1%，也就是説英國的“脱歐”派以3.8%的微弱優勢獲勝。
我個人和許多學者的觀點是一樣的，就是英國“脱歐”是一個“顛覆性的錯誤”，對英國經濟的打擊是巨大的。英國將失去自由進入最大的貿易、資本投資夥伴構成的歐盟市場，使英國經濟前景陷入中長期的不確定、不穩定，導致英國對外投資，包括外國對英國投資的下降。大家如果關心新聞可能注意到，英國人現在已經開始囤積貨物了，從衞生紙到罐頭到飲料，都在囤貨。一個所謂的發達國家，普通老百姓開始囤積日常生活用品，過去是難以想象的。但今天在英國發生，有很多老百姓擔心，一旦“脱歐”，源於歐盟的產品都將變得更貴。
對於這樣的公投結果，卡梅倫首相為首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居然沒有任何應對的預案，結果就是整個世界都在看英國的笑話。就像前面所講的，法國部長給她的貓取了“英國‘脱歐’”這個名字，也出現了剛才弗裏德曼所講的，英國人選擇了經濟上的自殺，只是對如何自殺爭吵不休。
這就使我想到了英國，乃至整個西方政治模式今天面臨的危機。八年前，我在跟福山辯論的時候就説過，西方現在這種民主形式很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主要原因是什麼？我説它有三個基因缺陷，特別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三個難以克服的基因缺陷，或者三個錯誤的假設。第一個，人是理性的；第二個，權利是絕對的；第三個，程序是萬能的。我認為這些缺陷如果西方制度不能解決的話，那麼西方制度走衰，繼續走衰，持續走衰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我把這三個因素跟大家簡單地剖析一下。首先就是“人是理性的”，即所謂“理性人”假設，這也是我們一些書生、大V津津樂道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選擇，投出莊嚴的一票。
迄今為止，所有社會學研究都證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極端非理性的。**隨着金錢的捲入，隨着新社交媒體的崛起，非理性因素往往更容易被強化。多少政客就是利用人的非理性這一面大打民粹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個人利益。今天新媒體為民粹主義的擴展又提供了更大、更多的條件。
這次英國“脱歐”中有兩個例子可以説明人的非理性帶來的政治困境。
在這次英國“脱歐”公投之前，支持“脱歐”的政客就利用各種手段宣傳，説如果我們“脱歐”的話，每個星期都可以為英國省下3.5億英鎊的“成員費”。這是整個“脱歐”運動的一塊核心招牌，如果你當時去倫敦就會看到，到處有紅色的車子，上面就有這麼一個3.5億英鎊的牌子。他們在各地就開着這樣的車子拉票，口號是一個星期3.5億英鎊省下來，可以用來幫助英國人改善醫療福利，投入到NHS國家醫療服務計劃。這個説法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有誘惑力，特別是對年紀大的選民，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醫療福利開支。當然最後證明這些都是謊言，但選民當時就是被這些謊言給忽悠了。
“脱歐”戰車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第二個例子也很有意思，英國公投結果出來之後，谷歌公司就當天英國人搜索最多的關鍵詞發了一條消息。他們發現，英國人那一天搜索最多的關鍵詞居然就是“歐盟”、“What’s the EU”（歐盟是什麼）。換言之，多少英國選民可能還沒有搞清楚歐盟是什麼，就把自己手中的一票投出去了，等到結果出來後，他們才去瞭解究竟歐盟是什麼，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美國學者布萊恩·卡普蘭，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什麼民主制度選擇不良的政策》，他點出了理性人假設的要害。**正是由於所謂理性選民的偏見，他們的選票才會被各種利益集團所利用，進而對經濟造成損害。**比方説，理性選民一般都有喜歡高福利的偏見，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結果西方國家一個一個地陷入高福利引發的債務危機。
西方現在把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就是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每四年一次交給了選民。實際上，**集體意義上的選民和個人一樣，也有先天的侷限和缺陷，特別是受制於個人眼界和利益侷限，往往無法看到整個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所以選民非理性的選擇，今天的主要表現就是民粹主義氾濫。政客只要有足夠的金錢，有足夠的表演才能，有足夠的作秀能力，然後加上各種各樣媒體的渲染，他就可以迎合選民的短視和局部利益，走上執政之路。
第二個基因缺陷，就是“權利是絕對的”。
西方今天的政治文化把權利絕對化，這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權利與義務失去了平衡。權利壓倒了義務，結果就是“權利任性”帶來權利的絕對化和極端化。
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你可以發現權利絕對化，表現出來的特點就是黨派政治“極化”，妥協變得越來越難。英國是這樣，美國也這樣。美國現在是叫“否決政治”，福山先生創造的詞彙。多數觀察家都認為，比方説，英國反對黨工黨的領袖科爾賓不停地利用自己的所謂“權利”否決首相梅的“脱歐”方案，其實是為了自己獲得權力。
美國政黨惡鬥的情況大家可能更熟悉了，特朗普上台以來，政府已經關門三次了，共和黨、民主黨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的歷史記錄，互不妥協，西方政客都把所謂的“權利”放在整體國家利益之上。所以英國也好，美國也好，今天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都是分裂的，甚至是深深的分裂。
最後就是“程序是萬能的”。
一個涉及英國人長遠的根本利益的決定，程序設計竟然只需要簡單多數，這本身就反映了程序制定者與英國社會嚴重的脱節，也説明決策的程序非常之粗糙，其結果就是全體英國人民為這種粗糙簡單的程序買單。
西方民主已經變成了程序高於一切，程序正義被等同於實質正義。但是我們看到，有2/3的年輕人，18歲到24歲的英國年輕選民，他們宅在家裏，沒有去投票，而這項公投的結果恰恰對這些年輕人的影響最為長久。這些年輕人是與歐盟一起長大的，看到英國加入歐盟給自己帶來的許多好處，但他們確實大意了，輸掉這場公投，現在沒有辦法糾正了，因為西方民主下的民主已經演變成了一個程序，程序就是一切。
美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比方説，美國多數公眾認為槍支要有某種管理，才能減少槍擊案，減少槍傷對平民帶來的傷害，但這個需要修憲。美國修憲需要一整套的程序，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現有的政治環境當中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法治的社會，反而被自己僵化的法律程序所害，結果法治社會的程序正義變成拒絕改革和保護落後的理由。
換言之，一旦程序正義被絕對化，後果往往就是結果的不公或者實質的不公。當然我個人也認為，對中國來説程序正義十分重要，因為中國的法治傳統相對比較弱，但是我們法制建設過程中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我們法制建設的目標一定要非常明確，避免西方這種僵化的、封閉的所謂法治模式。
這三個基因缺陷實際上是西方政治改革遲早要面臨的大問題，否則的話，這個制度整體走衰將不可逆轉。
兩年前，我曾經在英國倫敦大學結合英國“脱歐”的案例，向我們的英國朋友很認真地介紹中國的“協商民主”。我説2000多年前，在一個小小的雅典城邦通過公民投票來決定一些非常簡單的問題，這還説得過去。但今天像英國和歐盟這種非常複雜的關係，成百上千個條約組成的關係，要求普通老百姓通過最原始的公投方式來決定，只能説明英國的政客對自己國家命運極端之不負責任。
陶片放逐法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注意到，當時多數英國的聽眾都是點頭的，我想這是因為點出問題的要害。從投票的情況來看也是這樣，贊成“脱歐”和反對“脱歐”的差距才百分之三點幾，這種情況下采用公投的方式，只會使英國社會的裂痕越來越大。我對英國人説，我是研究政治的，經常對政治問題做預測。我説我敢預測中國未來的十年，但我確實不知道我們的英國朋友敢不敢預測英國未來的十年，更具體講就是大不列顛會不會變成小不列顛。如果你不進行政治改革，還是這樣一直公投下去的話，確實蘇格蘭要獨立，北愛爾蘭也要獨立。現在倫敦也想獨立，有一部分人也在這樣説。
所以這制度沒法玩，一定要好好改革。如果採用中國協商民主的方式，我覺得是比較容易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問中國的協商民主是怎麼操作的？我説我們天天都在實踐，而且不光是在政府一級、政黨一級，普通的每一個工作單位，每一家公司，每一個團體幾乎每天都在實踐。我們稱為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
三四輪協商下來，絕大多數問題都可以解決。我説3.8%這個差距太容易解決，38%的差距我們也許都可以解決。説句老實話，我講是這樣講，但是我也知道英國是實踐不了中國式協商民主的。協商民主的要求是什麼？就是要有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來進行統籌。西方政黨都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所以幹不了這個事情，最後只能用簡單粗暴的公投方法。你贏我輸，我輸你贏，贏者通吃。我覺得這個會使西方社會越來越分裂。
但是即使是西方國家無法實踐中國式的協商民主，我們還是要講，這至少能夠展示我們的軟實力，使他們一部分人心嚮往之。現在實際上已經出現了，今天多少西方人羨慕中國能夠團結一致做事情。儘管中國人口約等於20個英國的人口，中國人口超過整個西方人口之和，但是我們能夠形成共識來做事情，我們能夠有統一的戰略目標，形成全民的廣泛共識。所以我們也創造了中國全面崛起這個奇蹟。
最後我想還是用我2014年演講的結束語來結束今天的演講：我們可以競爭，你堅持你的模式，我堅持我的模式，我們一點都不害怕制度競爭，一點都不害怕模式競爭，特別不害怕政治制度競爭。最後就是我的結論很簡單，七個字：中國人，你要自信。讓我們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我們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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