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與美國“鬥而不破”，人人有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美國人心裏明白，其實是不可能遏制住中國崛起的”，近日，一位來訪的美國現任資深外交官私下對筆者説道。這多少折射了一部分美國精英對當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及中國未來發展的真實想法。對中國人而言，除非確信美國一定能成功遏制中國，進而坐以待斃，否則，人人都應有所作為，自覺地為國家應對這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外部壓力做出應有貢獻。

認清美國的雙面性

從目前的各項數據看，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有限，對中國社會心理的衝擊卻很大。特朗普對華施壓徹底撕掉了美國虛偽的面具，彷彿給中國社會上了一堂生動的全民教育課。長期以來，多數中國人腦海中的美國形象，都被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開放、規則等正面詞語所佔據，而現在，這些“正”面形象淡然無存。事實上，全面洞察美國曆史後會發現，那些“正”形象只是美國一面，“負”面卻被多數中國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中國人早應認識到，美國的社會演化本是“好壞共存”的雙面體，既有開放式的民主制度與大熔爐式移民文化的“好”面，也有極端宗教式情結與以暴制暴風氣的“壞”面。美國歷史上9位總統遭遇暗殺，4位身亡；19世紀末，美國國會出台過《排華法案》；20世紀初，法西斯主義者差點執政美國；20世紀中葉盛行麥卡錫主義，極度反華反共排外。在美國，槍支嚴重氾濫，1968-2016年美國涉及槍支案死亡人數超過158萬人，年均3萬多；當下的美國社會嚴重分裂，白人種族主義空前高潮。對此，許多人曾描述，特朗普執政只是使美國社會“壞”面暴露得更徹底、更露骨，而此前這些“壞”面更多是被其他面所掩飾了。

中國人早應認識到，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善惡並生”的雙向症，既有打擊恐怖邪惡勢力與維繫國際公共安全的“善”面，也有濫用軍力、威懾弱國、監聽世界、制衡各方的“惡”面。243年的美國建國曆程，90%時間與對外戰爭相伴，或發動、或參與、或捲入與他國的武力衝突。美國曾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國，但也是全球多數軍事衝突的策源國，尤其是21世紀以來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等國濫用軍力，造成上百萬平民傷亡與數百萬難民，身患“霸權邪惡症”；美國還常打着“民主自由人權”的幌子，在歐洲、中東、東南亞、南亞巧當“離岸平衡者”，挑動地區是非，無怪乎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怒懟特朗普是“21世紀法西斯主義”。對此，世界輿論往往被美國“民主化”口號與對外宣傳政策迷惑得過多，而對其“惡”的本質揭批過少。

自由女神像 圖自網絡

中國人早應認識到，美國的國際影響自帶“穩亂交錯”的雙軌力，既有全球經濟、貿易、金融體系的規則塑造力，也有導致全球危機、治理赤字、國際失序的破壞力。每十年左右，美國便爆發一場金融危機，導致國際體系的紊亂；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以“鑄幣税”形式每年巧取他國3-5萬億美元；美國GDP全球第一，是全球經濟的穩定錨，而美國債務也是全球第一，消費主導、負債運營的美國經濟常引起全球嚴重失衡；美國創新能力全球最強，但“唯我獨尊”的霸主心態不能容忍他國超越，“美企暴利”更致使全球“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的馬太效應。對此，國際社會往往羨慕美國的先進與發達，而常常忽視其背後不平等制度的亂源以及國際體系改革的必要性。

中國人早應認識到，美國的綜合國力體現“強弱同生”的雙重性上，既是全球經濟、金融、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也是安全感最差、焦慮感最重、脆弱性最強的全球大國。對外，美國軍費長期全球第一，幾近全球其他國家的軍費總和，而美國卻也是最擔心恐怖主義襲擊、全球敵人最多的國家；對內，美國是唯一設立國土安全部的大國，有約20萬僱員，年均預算超500億美元，超過俄羅斯、英國、法國、印度等大國的年度軍費，但美國卻也是監獄人員占人口比重最高的國家。美軍、美元與美國價值觀支撐着美國霸權，卻處在空前的衰退期。對此，人們往往聚焦對現存美國強勢的應對，卻對美國衰落的長期趨勢準備不足。

綜合審視美國可知，中美摩擦正在讓世界尤其是中國人的美國觀更成熟，更提醒中國人要把與雙面美國打交道視為對外交往的一種新常態。對“好、善、穩、強”面的美國，中國要善於學習、拉攏、合作，如美國有約49%年輕人對中國存有好感，美國商界多數都希望取消關税，美國數個州參議院通過對外友好的相關法案。相反，對待“壞、惡、亂、弱”面的美國，中國要敢於批判、改革、鬥爭，如“類麥卡錫主義”之風在華盛頓蔓延、對華經貿談判滿天要價、一些美國媒體拼命歪曲對華報道等等。

“過度對抗”與“過度妥協”都是歷史教訓

客觀認識美國社會、對外政策、國際影響、綜合國力的雙面性，便知當前美國聯邦政府壓制中國發展、試圖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不僅是有濃厚的國內民意與文化慣性的歷史延續，也是美國維繫全球霸權的行為本質。中國人當前要做的，是調整心態，直面壓制，鬥合兼備，並從歷史中尋求更多借鑑。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人一直以有效壓制1980年代日本崛起、令蘇聯在1990年代初解體的勝利者自居。事實上，與其説美國採取了多麼高明的手段戰勝挑戰霸權的對手，不如説蘇聯、日本都犯了對美博弈的不可逆錯誤。

一是蘇聯盲目對抗的歷史錯誤。從1940年代末開始，美國先挑起冷戰，硬性與蘇聯切割。蘇聯強硬回擊，與美國全面對抗，組建華沙條約組織，利用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領銜的經濟、金融跨國體系全面實現切割，展開軍備競賽，進行全球擴張，嚴控衞星國，未把重心放在國內發展進程上，工業生產能力相對不足，國內經濟對進口依賴越來越重。後期還被美國的“星球大戰”戰略誘騙誤導，國力耗盡，最終國內改革失敗，國家慘遭解體。

蘇聯解體，民眾湧上街頭的老照片  圖自網絡

二是日本過度妥協的歷史錯誤。二戰後，日本高度重視科技創新，連續20多年保持經濟高增長。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出口連續多年近20%增長。1980年代，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日本製造產品與資本充斥全球。然而，日本本土始終有美國駐軍，主權受美國牽制。1985年，美國聯合西德、英國、法國等國與日本在紐約廣場酒店展開貿易談判，日本全面妥協，最終簽署所謂“廣場協議”。此後兩年多，日元對美元升值一倍，日本製造業受到重創，泡沫經濟破滅，進而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當前的中國兼具日本、蘇聯當年趕超美國時的兩大優勢，即足以捍衞主權安全的軍事實力，以及在製造業領先於全球的工業實力。對此，中國要保持對美博弈的未來充滿信心，同時也必須要防範蘇聯、日本兩類歷史教訓在自己身上重演，不能對美過度對抗，也不能對美過度妥協。

美國對華政策並不是鐵板一塊，有強硬，有温和，這決定了中國反擊也需要有所區分。更重要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對華壓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州政府，也不能代表全體美國人，更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這決定了中國對美互動的方式也需要更加精細化。

對美博弈的第三條道路

應對“雙面美國”，歷史經驗與現實狀況提醒中國人，一方面，須調適社會心理，適應當前中美關係“競爭大於合作”的新常態，不必談“美”色變，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對美博弈的戰略耐心與全民毅力，不懼怕美國，“鬥而不破”，也不仇恨美國，“競合併行”。從這個角度看，這場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否實現的長期博弈，需要每一個國民的直接參與。

事實上，面對外部壓力，當前中國已有全民共識，即“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確，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到十九大報告，中國對未來的發展擁有自己的路線圖與時間表，因此，中美博弈，中國社會須不折騰，不氣餒，不驕傲，不浮躁。中國人千萬不能受到美國挑釁而過度回擊，導致落入“美國敵人”的陷阱，也不能凡事都被美國的對華政策牽着鼻子走，導致自身發展的節奏被打亂。

對各級官員而言，需要就外部的變局放平心態，不必因美國的輿情張揚而過度緊張，也不必因美國對華動作頻頻而轉變工作重心。各級官員仍要把工作聚焦在如何認真落實執行中央既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政策上來，該減政放權的全力減政放權，該開放的仍應繼續開放，該對外交流的仍應大膽交流，該招商引資的仍應大力招引，該減税降費的應儘快降減。近年來，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戰略佈局的比重在下降，他打他的，我改我的，美國不應成為影響官員“抓鐵有痕”、執行落實中央政策的外部干擾變量。

對企業家而言，需要對國家未來重塑市場信心，不必因與美關係偏緊的現狀而心生遺憾，也不必因外部環境收緊而自怨自艾。企業家是中國社會最優秀的羣體之一，經歷了改革開放40年的風浪，更應有定力與智慧，度過下一段美國對華“嫉妒＋打壓”的複雜期。具有一定財富基礎的企業家，應有“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家國情懷，與國家共命運，放棄奢念，把經營放在技術創新與精細管理上，努力尋找新市場、新機遇、新盈利空間，讓企業長期生存併成長下去。

林則徐像  圖自網絡

對所有民眾而言，需要重拾為中華振興而奮鬥的精神，不必因美國壓制就“逢美必反”，也不必因經濟下行壓力就放棄希望。事實上，美國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在“體”層面打破對美國體制、經驗與形象的迷信，在“用”的層面更多參考美國的科技、管理、金融方面的優點，尤其是要學習美國社會仍然在延續的充滿夢想、追求卓越的“動物精神”，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仍是有益的。

總之，面對這場可能持久戰化的中美經貿摩擦，全體中國人要有更多艱苦努力的思想準備，保持追求真理的品質，懷有與時俱進的狀態，努力做最好的自己，重燃對國家與生活的激情與熱情。只有這樣，國家才能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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