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義華：章太炎與中國現代學術基礎的奠定

【文/ 姜義華】

一、關於章太炎思想與學術定位的思考

最近，為指導同學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翻出了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圖書館新善本書庫用鉛筆抄錄的章太炎1908至1909年手定《太炎集》目錄，和當時所拍攝的《太炎集》手稿全部照片。又翻到當時一同發現的《訄書》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七月在東京刊行的再版斷句本所附的《校勘表》，這是章太炎出獄到日本後親自校訂後製作。根據章太炎意見，秋九月，又出了一個新版，訂正了訛誤，取消了斷句。正是在《訄書》這一新的版本上，章太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修訂。我仔細抄錄了章太炎對該書目錄所作的改動，並將書中各篇修訂的地方和《訄書》及後來的《檢論》逐字逐句作了比較，迻錄在我從上海帶去的自校本上，改動很大的，或既不同於《訄書》又不同於《檢論》者，都另行抄錄。我將它視為《訄書》與《檢論》間的一個過渡本。

讀着已經發黃髮脆的這些四十多年前的筆記，不能不感謝北京圖書館當年慷慨給予的支持與極大幫助，同時，也感慨，除去朱維錚在編校《訄書》與《檢論》時使用過我給他提供的所有這些材料外，至今似乎都沒有學者對北京圖書館珍藏的這些手稿做過專門研究。出版《章太炎全集》時，似乎也沒有考慮將這些手稿影印面世，供人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從撰寫大學畢業論文開始，參與章太炎思想與學術研究，算來已五十六七年了，至今仍覺不如意處甚多，這當然是自己水平有限。1983年完成的那本《章太炎思想研究》，論及章太炎“向封建網羅勇猛衝決”，認為章太炎進行的是“一場夭折了的哲學革命”，評價章太炎是“致力於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巨匠”，這些用語便無不打着那個時期深深的烙印。

章太炎（1869—1936）

近二十多年來，一批新的學術專著與論文，已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相關研究。但恐怕還有不少問題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究。怎樣給章太炎的思想與學術一個準確的歷史定位，從早先的地主階級反滿派、封建專制主義維護者、否定主義的思想家、有學問的革命家，到新近流行的國學大師、反傳統主義思想家、反現代主義思想家等等，歷來眾説紛紜，至今亦仍莫衷一是。

最近，**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是如何建立起不是繼續依傍他人，而是真正符合中國實際、世界實際的現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不能不想到一百多年前章太炎這方面的思考與努力。**正是基於這場討論的啓迪，我想用“中國現代學術的偉大奠基者”這樣一個概括來説明我對章太炎思想與學術地位的總評價。

章太炎思想與學術的創見與貢獻是多方面的。綜觀1908年前後章太炎編選的《太炎集》手稿、出版的《新方言》《文始》《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著作，以及對《訄書》所作的再一次大幅度修訂，可以看出，它們中有着非常明確的一以貫之的宗旨和基本理路，構成一個相互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有機整體。1910年創刊的《學林》雜誌在發刊詞《學林緣起》中談到章太炎的著述“章章有條牒”時指出，他的著述，實際上主要針對當時這樣一些傾向：“今文諸師，背實徵，任臆説，舍人事，求鬼神”；“守文者或專尋瑣細，大義不舉，不能與妄者角”；“玄言久替，滿而不盅，則自諭適志者寡”；“學術既隱，款識聲律之士，代匱以居上第，至乃鈎援島客，趣以幹譽，其言非碎，則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厭，欲國學不亡無由。”這段概述，應當是得到章太炎充分認可的，它相當全面而準確第説明了章太炎思想與學術中一以貫之的宗旨與理路是什麼。進一步考察一下章太炎在這幾個方面堅持了什麼，反對了什麼，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便不難了解他為什麼成為現代中國學術的偉大奠基者。

二、棄“巫”而尊“史”的學術堅守

古代文明起源時，具有強烈宗教神秘色彩的巫師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曾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巫師是原始社會氏族的知識精英、精神領袖，他們作為智慧的化身，負責解答靈魂世界和現實世界諸多疑難的問題。由巫演進而形成宗教。世界上大多數文明的知識譜系和價值譜系，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大量考古發現的資料已經證明，**中國遠古時代，也曾有過以宗教型神明崇拜為主要特徵的文化，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它們都曾一度非常興盛，但都沒有傳承下來。而宗教色彩淡薄、世俗性很強的祖先崇拜，特別注重傳宗接代、血緣關係、現實生活世代相接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則生生不息，發展延續下來。中華文明與軸心時代其他文明非常重要的區別，就是中華文明較早走出了由“巫”主導的時代，而特別重視和尊重人自身的歷史傳承和歷史聯繫，重視人的俗世化和人們現實生活經驗的不斷積累。**中國知識譜系與價值譜系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直是將人而不是將神，是將人的現實生活、人的社會交往、社會治理而不是將宗教信仰或將對物的崇拜放在整個知識譜系、價值譜系的核心地位。

《紅樓夢》除夕祭祖片段

近代以來，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人士，看到宗教在各國政治與社會發展演進過程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便試圖利用經今文學的“微言大義”與“非常奇異可怪之論”，將儒學改造為神學化、宗教化的儒教或孔教，將孔子塑造為一個教主，並提議立孔教為國教，主張在全國城鄉遍建孔學會，他本人，則欲師法德國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成為當代中國的馬丁•路德，“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就是《學林緣起》中所説的“今文諸師，背實徵，任臆説，舍人事，求鬼神”。

章太炎熟悉康有為的這一主張，但從一開始就不贊成這一主張。因為這既不符合儒學的實際，更不適合中國歷史與當下的國情。

1897年4月在上海時務報館中，章太炎就因為反對建立孔教，反對將康有為尊為孔教的教皇，視康有為為“南海聖人”，批評這麼做“有煽動教禍之虞”，而與康門弟子發生激烈衝突，竟遭到他們一陣毆打，憤而離開時務報館。

為説明康有為將儒學神學化、宗教化，違背儒學歷史真實，1989年8月至1900年2月，他以“章氏學”署名，在梁啓超主編的《清議報》上發表了長篇論文《儒術真論》。北京圖書館收藏有這篇論文的全文抄清稿，章太炎對此稿又作了數十處修訂與近十處重要增補。這篇論文依據《墨子•公孟》中墨子對儒家的批評，反證儒家確實“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認為“此足以得儒術之真”。1900年出版的《訄書》初刻本作為總結的最後一篇《獨聖下》中，章太炎指出，正是孔子摒棄了影響甚大的上古鬼神之説、五行及感生之説，“生民之智，始察於人倫，而不以史巫尸祝為大故”，“神怪絀，則人道始立。”北京圖書館還收藏有章太炎1913年所撰寫的《駁建立孔教議》手稿，更明確指出，孔子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就是十分重視歷史，把許多國家檔案和原始文獻公之於眾：“蓋孔子所以為中國斗杓者，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

他概括孔子之功，“令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雖戎羯荐臻，國步傾覆，其人民知懷舊常，得意幡然反正，此其有造於華夏者，功為第一。”章太炎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中土素無國教”；“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語神怪，未能事鬼；次有莊周、孟軻、孫卿、公孫龍、申不害、韓非之倫，浡爾俱作，皆辯析名理，察於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蘇。”文章更進一步指出：“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為真宰，此華夏之民，所以為達。”這是對中國傳統知識譜系和價值譜系根本特徵一個非常有見地的概括。

章太炎本人的學術研究，在新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中非常自覺地繼承與發揚了“辯析名理，察於人文”這一“棄巫而重史”的優良傳統。他對傳統經學包括傳統小學的檢討和新的詮釋，對諸子學説的解讀與弘揚，對思想史、學術史的系統梳理，對生產工藝史、社會生活史、風俗習慣史研究的提倡，都立足於對整個中國歷史的深入瞭解；他在推進中國人類學、社會學、法學、語言文字學、文學、宗教學、哲學等現代學科建立時，也無一不是“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

**巫與史，代表了知識譜系與價值譜系的兩種不同路向。巫的文化，經常同神話、奇蹟、江湖騙子的謊言、普遍的迷信、救世主的權勢欲及宗教的狂熱相聯繫；而史的文化，堅持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將如實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的發展演變過程視為自己的最高職責。**章太炎1901年撰寫的《徵信論》，從方法論上清楚説明了這兩種不同路向的差異。他指出：“諸學莫不始於期驗，轉求其原。視聽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獨治史者為異。始卒不逾期驗之域，而名理卻焉。今之散儒，曾不諭是也，故微言以致巫，玄議以成惑。”

針對康有為所鼓吹的三統三世説，他評論道：“夫禮俗政教之變，可以母子更求者也。雖然，三統迭起，不能如循環；三世漸進，不能如推轂。心頌變異，誠有成型無有者？世人慾以成型定之，雖燔炊史志猶可。”一是創造一個盡善盡美的理想世界和莫能例外的普遍法則，要求人們按照這個理想世界和普遍法則來改變現實生活與現實世界；另一個則是堅持從現實世界的實際狀況出發，對學術，對生活，都不迷信那些和現實完全脱節的空談與幻想。新知識和新價值觀念的建立，都堅持以人的實際生活為中心、充分尊重歷史實際聯繫，須臾不離中國社會的實踐。後者，正是章太炎治學的根基之所在。

三、超越瑣細、疏通致遠的人文化成

《學林緣起》中所説“守文者或專尋瑣細，大義不舉，不能與妄者角”，切中乾嘉以來盛極一時的樸學之弊。震懾於文字獄嚴酷的淫威，樸學家們紛紛埋首考訂經典史籍中的文字音韻、典章名物，常常只知其小，不知其大，只知其分，不知其合，這就是“專尋瑣細，大義不舉”。章太炎本人原先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從事的研究，包括他精心撰著的《膏蘭室扎記》和《春秋左傳讀》，也不例外。章太炎能夠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者，就是因為他較早便意識到樸學家們治學的這一缺陷，並在學術實踐中兢兢業業致力於超越瑣細、疏通致遠，既知其小，更見其大，既知其分，更見其合，在人文學科眾多領域構建了具有鮮明現代性的新的學術體系。

我在2002年出版的《章炳麟評傳》乙編“思想家與學者章炳麟”中分十四節對傳主的學術成就作了專門敍述。就具有鮮明現代性的新的學術體系而言，我以為，以下幾個領域最值得注意：

其一，語言學學術體系。

文字音韻，在清代樸學中成績可稱卓著，它們為章太炎語言學方面獲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可靠基礎。章太炎本人，在早期《詁經精舍課藝文》、《膏蘭室札記》、《春秋左傳讀》等著作中，文字音韻的考訂基本上沿襲前輩學者路數，而1908年前後陸續完成的《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及《國故論衡》上卷等著述，則標誌着他不僅總清代以往學術之大成，而且使語言學作為一個全新的學術體系得以誕生。他的這些著作系統研究了遠古漢語言文字如何形成，其後如何與社會變遷相伴而發展和變化，各地方言為什麼既相差異又相統一。他還專門批駁了一些人當時所鼓吹的“漢字比拼音文字落後而代表着不開化”這一從根本上否定漢字的論斷，研究並制定了漢字注音的方案，討論了漢字書寫怎樣更方便、普遍識讀漢字如何與教育普及相結合等非常現實的問題**。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載體，它直接影響着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情感、意志的表達方式，章太炎語言學上的努力，所維護的不僅是漢語言文字存在與提升的必要性、合理性，而且是全部中國人文乃至社會科學以漢語言文字表達、存在、提升的必然性、合法性。**

其二，歷史學學術體系。

章太炎畢生酷愛讀史。十五歲時初讀四史；其後，考訂《春秋左氏傳》更是用心。《自定年譜》中説他二十一歲時“求《通典》讀之，後循誦凡七八過”，對他影響最大的史書可能就是這部《通典》。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一部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制度通史性質的專著，分作食貨、選舉、職官、禮、兵、刑法、州郡、邊防八典，凡二百卷，“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批評自唐而降，諸為史者，“紀傳氾濫，書志則不能言物始，苟務編綴，而無所於期赴”，力主史著當“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可以説，正是繼承和弘揚了《通典》這一傳統。

章太炎未能完成編撰一部《中國通史》的計劃，但他的《訄書》和《檢論》以及許多史論，已經展現了他的歷史學學術體系的概貌。他所擬定的《中國通史目錄》中列有十二典，分別是種族、民宅、浚築、工藝、食貨、文言、宗教、學術、禮俗、章服、法令、武備，包括人自身的生產、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制度發展沿革等各個方面，而這些正是《訄書》和《檢論》及其他史論關注的重點。過去，我在《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評傳》中已經對《訄書》和《檢論》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這裏不再贅述。章太炎將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學科重要成就引入歷史研究，擴大了歷史學的視野；在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進行考察與評價時，不僅堅持澄清史事，而且特別注意從全局、從長時段加以分析，努力做到“上以藏往，下以知來”。他在思想史、學術史、社會史、制度史方面開風氣之先的許多真知灼見，對他同時代人的史學研究及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其三，哲學與宗教學學術體系。

正是《學林緣起》中所説的“玄言久替，滿而不盅，則自諭適志者寡”，激勵着章太炎奮起致力於哲學。章太炎名副其實是中國第一個和近代以來西方哲學進行高層次對話、並自覺努力構建自己哲學與宗教學體系的學者。他所撰寫的《革命道德説》《無神論》《俱分進化論》《建立宗教論》《五無論》《四惑論》《齊物論釋》《國故論衡》下卷以及《菿漢微言》等一系列著作，應對科學發展所引發的宇宙與人生知識的全面更新，應對全球性聯繫及現代化浪潮的全新挑戰，應對中國社會三千年未有的大激盪，利用他所熟悉的中國最富思辨性的老子、莊子哲學，印度最富思辨性的唯識法相哲學，以及他認真研讀了的德國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及他們追隨者的哲學著作，通過這三大哲學資源的融通和匯合，結合其他哲人的討論，試圖對東西哲學講壇上環繞本體論、認識論爭論最為激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説明自己的見解，從而構建起他獨具特色的哲學體系。

章太炎自詡為“千百年來未有等匹”的是他精心創立的“齊物”哲學。**他倡導“離言説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就是要求擺脱或超越政治家、哲學家們製造出來並被宣佈為具有普適性的那些概念、觀念、標準、規範、公理的束縛，承認萬事萬物的差異本是客觀存在，它們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都具有獨立自主、不受外來控制、壓迫和束縛而選擇自由發展的權利。**他認為，必須正視“物之不齊”這一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這就要認清“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將矛盾衝突視為唯一動力的線型進化學説的不足，看到善若進化，惡亦進化，樂若進化，苦亦進化，必須真正承認“一切眾生，及與己身，真如平等無別異”（《俱分進化論》），使“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為人類所約束；對於不同時代、不同文明，就必須堅持歷史主義態度，確認“遭本無常，與世變易。執守一時之見，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異域非宗國，以宗國非異域者，其例視此)，此正顛倒之説。”他提出一個極為明確的命題：“體非形器，故自在而無對；理絕名言，故平等而鹹適”。這就是堅決反對以西方列強的是非為判斷所有是非的唯一標準，堅決反對借文明、強者、“先進者”之名，無情地壓迫、掠奪和蹂躪所謂野蠻、弱者和“落後者”。

“齊物”哲學還要求打破強權加於個人的種種束縛，保障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自主”。章太炎指出，如果不充分承認和尊重每個人的這一自主權利，那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齊物”：“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雖復泛愛兼利，人我畢足，封畛已分，乃奚齊之有哉？”世界本來就充滿了差異，不同文明各有其存在的歷史價值，想強行消滅這些差異，只能是幻想：“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章太炎在這裏從根本否定黑格爾用世界的整體性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宇宙終極目的論，並直接否定了當時西方列強想憑藉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及意識形態的力量將他們所維護的世界秩序強行推廣至全世界的主張和行徑。“齊物”哲學於此充分顯示了它的現代品格。

在人文學術的其他領域，如文學、美學、倫理學等等，章太炎也有許多深邃的認識和精闢的論述，對於這些學科的現代發展提供了無論如何也不可忽視的寶貴資源。

四、立足於“自國自心”的社會科學

章太炎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他的治學和他所參與的社會發展、社會變革緊密聯繫。在與實際鬥爭聯繫更為直接、應用性更強的社會科學領域，他更一貫旗幟非常鮮明地反對簡單化地照搬照抄別國理想與經驗，堅持從中國歷史與現狀的實際出發。《學林緣起》中説譴責一些“款識聲律之士”，“代匱以居上第，至乃鈎援島客，趣以幹譽”，奉西方特別是日本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為不二經典，用許多包含着嚴重片面性的所謂科學理論來構建中國社會科學，指導中國社會變革實踐。針對此，章太炎明確提出，中國教育與中國學術都必須堅定不移地以“自國自心”為自己的基本立足點。

章太炎在《<社會通詮>商兑》中指出，必須注意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和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迥然有別，兩者研究的結果普適程度很不一樣：“社會之學，與言質學者殊科：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即驗於此土者亦無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萬端，則不能以一方以為權概。”自然科學所研究的自然現象和所發現的自然規律，通常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社會現象和社會發展則不然，它們很難超越特定時間、空間和特定基礎、特定條件的限制，正因為如此，根據局部地區有限現象歸納出來的社會發展法則，就不可能具有自然規律那樣的普適性。因此，在介紹和評價西方一些社會科學成果時，便不能將它們的研究所得出的若干結論簡單化地套用到中國及東方其他許多國家。因為他們的研究經常“所徵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與歐美亞西古今之成跡，其自天山以東中國、日本、蒙古、滿洲之法，不及致詳，蓋未盡經驗之能事者”，顯然不能置各國曆史實際於不顧，而一概以他們所得出的結論為不二準繩，以他們所確定的是非為是非：

“歷史成跡，合於彼之條例者則必實，異於彼之條例者則必虛；當來方略，合於彼之條例者則必成，異於彼之條例者則必敗”。

章太炎認為，這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等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儘量避免與克服的一種嚴重的弊端。

在中國現代政治學發展中，康有為、嚴復、梁啓超以及孫中山等人，對西方近代政治學説做了大量介紹與宣傳，並都非常熱心地以這些學説作為他們推進變法維新和發動革命的指導思想。章太炎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國家論》、《代議然否論》、《誅政黨》、《政黨論》等一系列著作，正是以堅持從“自國自心”出發而顯示了自己的特色。針對當時如火如荼的立憲運動以及革命黨人中一些人對於議會制的迷信，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仔細分析了西方議會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這一制度的得失，比較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國情的異同，説明“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橫於無階級中增之階級”。

英國議會示意圖

他特別強調，在師法和移植西方這些制度時，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他國未有議員時，實驗未箸，從人心所縣揣，謂其必優於昔。今則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縣擬者。漢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調，即改弦而更張之爾，何取刻畫以求肖為？”他指出：“吾黨之念是者，其趨在恢廓民權。民權不借代議以伸，而反因之埽地”，因此，不能一廂情願地寄希望於代議制，而要認真研究中國國情，尋找到切實可行的“抑官吏伸齊民”和“抑官吏伸齊民”的方法。為真正做到“抑官吏伸齊民”，他主張，總統惟主行政國防，於外交則為代表；司法不為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教育獨立，長官亦與總統敵體；凡製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以塞附上附下之漸；法律既定，總統無得改，百官有司毋得違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訴於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民有集會、言論、出版諸事，除勸告外叛、宣説淫穢者，一切無得解散禁止，有則得訴於法吏而治之。

為真正做到“抑富強，振貧弱”，他主張，要限制遺產繼承，即“限襲產之數，不使富者子孫躡前功以坐大也”。他更提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驅策者不得有；山林場圃，不自樹藝者不得有；鹽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曠土，不建築穿治者不得有。”凡此，都是為了“不使梟雄擁地以自殖”。他還主張要確保勞動者獲得應的的報酬：“官設工場，辜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為餼稟，使役傭於商人者，窮則有所歸也。”為防止資本與權力相勾結，他認為，必須嚴格規定：“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營工商，託名於他人者，重其罪，藉其產。身及父子方營工商者，不得入官，不與其借政治以自利也。”他稱這一政體，“謂之共和，斯諦實之共和矣；謂之專制，亦奇觚之專制矣。”這裏，充分顯示了章太炎政治學方面如何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思考這一根本特點。

章太炎這裏所提出的“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云云，和他在《訄書•定版籍》中所説的《均田法》一脈相承，互相印照，則清楚顯示了他是如何強烈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中農民問題、土地及其他資源分配問題的決定性意義，這在同時代的學人中也屬鳳毛麟角。

法學，是章太炎關注的又一個重點，在這方面，他有許多專門論述。在《五朝法律索引》中，他嚴厲批評“季世士人，虛張法理，不屬意舊律，以歐美有法令，可勷因之也”，説這些“醟湎於西方法令者，非直不論是非，有不暇論利害，直以殉時詭遇”，同時，他也批評另一些人“沾沾欲復《唐律》”，他們不知“漢、唐二律皆刻深不可施行”。章太炎認為，要有效防止“官吏賊民，宦家武斷”，“當專以法律為治，而分行政司法為兩塗。諸司法官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為之，諮於政府，不以政府屍其黜陟。夫長吏不奸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選舉，則無所阿附。”

在中國歷史上各種法律之中，章太炎最推崇魏、晉、宋、齊、梁五朝之法，説：“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數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以此，他要求繼承和弘揚這一“損上益下”、“抑強輔微”的優良傳統，“參以今制，復略採他方諸律”，建立現代法律體系。重生命、恤無告、平吏民、抑富人，表明了章太炎所希望建立的現代法律體系，其根本就是充分維護廣大民眾的各種權利，對權力的行使與資本的活動有效地實行監督和制約。他在《代議然否論》中特別強調:“總統與百官行政有過及溺職受賕諸罪，人人得訴於法吏，法吏徵之逮之而治之”；“輕謀反之罪，使民不束縛於上”；“司法枉橈，其長得治之，長不治，民得請於學官集法學者共治之”；“凡經費出入政府，歲下其數於民，所以止奸欺也。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詢其民，民可則行之，否則止之，不以少數制多數也。數處可否相錯者，各視其處而行止之，不以多數制少數也”；“民無罪者，無得逮捕，有則得訴於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濫也”；民眾“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民有集會、言論、出版諸事，除勸告外叛、宣説淫穢者，一切無得解散禁止；有則得訴於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

如是等等，處處突現了他的法治學説具有何等濃厚的現代性。

對於中國現代教育學的形成，章太炎也多所貢獻。《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發表於1910年5月在東京出版的《教育今語雜誌》，這個題目，就清楚説明了章太炎教育思想核心之所在。在個演講中，章太炎告誡學人：

“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就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拿別國的事蹟來比附，創一種新奇的説，也不能取來做準。強去取來做準，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並且捏造事蹟。”

他尤其痛惡拿着一些外來的教條，胡亂到處套用，説：

“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説，自己變成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

**從自國自心出發，是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中國人的實際出發，絕非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所以，章太炎強調：“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

在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領域，章太炎都作了篳路藍縷的可貴探索，貫穿着從自國自心出發的同樣精神。

**中國現代社會科學是二十世紀初方才開始形成的。它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先是受西方和日本強烈的影響，後來又受到蘇聯強烈的影響。要不要從自國自心出發，怎樣真正從自國自心出發，是一直困擾着中國社會科學家的歷史性難題。**章太炎堅定不移地要求從自國自心出發，他的努力至今仍令人欽佩不已，就是因為他的研究，給後繼者作出了表率。

我在2014年10月發表的《論章太炎思想學術的現代品格》一文，最後引用章太炎對自己“思想變遷之跡”做出的概括與總結：“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他思想學術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系由塵俗世界的空前動盪，革命風暴下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的全面挑戰所推動，而他經由深入思考在思想學術領域所得出的各種結論，則正是為了解決各類社會實際問題。要真正做到從轉俗成真到回真向俗，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基礎和足夠的智慧與能力。章太炎曾説：

“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説，拘者執著而鮮通，短者執中而居間，卒之魯莽滅裂，而調和之效終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於兩大之間，無術甚矣。餘則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

操“齊物”以解紛，就是確認所有的社會事狀與種種思想學説的存在，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合理性；明“天倪”以為量,就是以“自然之分”權衡其是非得失，決定取捨。憑藉這一態度，章太炎從中國、印度、歐洲、日本許多學派那裏吸取了營養，不僅能從思想相近的學説中學到許多東西，而且能從觀點相異或截然相反的一些學説中發現有價值、有啓發的因素，經過自己艱苦的探索與獨立思考，使自己的思想與學術具有了真正的批判性與原創性。我想，這正是章太炎能夠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偉大奠基者的秘密之所在。

（本文為《自國自心：章太炎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更生》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