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經濟學家談到中國成功，很少有人提到中共的作用

【7月1-2日，第三屆思想者論壇在北京舉行。本文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姚洋的主題演講，觀察者網獨家發佈，以饗讀者。】

姚洋：

大家好！我要講的題目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我覺得今天來談這個題目是非常好的一個契機。

為什麼要談這個題目呢？大家知道，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成長是無與倫比的，要理解這個成長就離不開理解中國共產黨。我是一個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談到中國的成功，很少有人會去談中國共產黨的作用。但我覺得，如果不談中國共產黨，想理解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增長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裏所起的作用？我不想談一些具體的東西，而是想放到比較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談。我要説的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這個聽起來很彆扭，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還要中國化？核心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實際上是迴歸中國的過程。

稍微梳理一下中國共產黨在過去近一百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當初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西風東漸的產物，是一個外來物，不是中國本土產生的東西。毛澤東説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使得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整個過程，是中國接受西方社會改造思想的一個過程。

所以從1921年成立到1953年——中間因為救國存亡有一些打斷——總體上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使命就是改造這個社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原發性國家都經歷過社會改造，説英國沒有發生過革命是不對的，英國光榮革命之前，打了半個多世紀的仗。

到1953年我們的社會改造基本完成，當然在1953年到1978年這段時間，我們黨走過一些彎路，但也要看到在1949到1978這三十年裏，我們建立起非常重要的工業基礎，這些工業基礎對我們改革開放之後四十年的經濟建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過去四十年裏，所謂的迴歸中國是指什麼呢？我個人覺得有兩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是迴歸中國的務實主義。**中國人的精神特徵、人文特徵就是務實主義。鄧小平在當年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球籍論，就是我們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他是一個典型的務實主義，我們説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確是這樣的，他直接用直覺理論，由此導致中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

具體而言，這種務實主義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對於中國人來講沒有永恆的真理，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我們有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最後結論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把實踐放在比真理更重要的地位上。

第二方面是鄧小平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用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説，就是目的的合宜性可以合理地推斷手段的合法性。原來我們先説手段，是白貓、黑貓先搞清楚，不管目的。現在倒過來，先説這個目的好不好，然後再説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這兩個變化是推動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改革，以及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哲學基礎。

第二是賢能主義，這個表現也非常明顯。我們回到儒家、回到孔子，儒家強調君主要施仁政，怎麼施仁政呢？要通過個人的修養變成一個聖人。儒家既不是性善論者，也不是性惡論者，儒家是現實主義者，是觀察現實的人，而現實的人是多樣的。同時他們也觀察到現實的人是可以通過個人的修養變成聖人的。

在此基礎上，儒家的理想主義就是一種層級制度+賢能主義，這個制度一定是有層級的，誰能進入哪個層級要看你有多賢、有多能，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實上，這種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謂的自由主義政體所秉持的理想。如果大家讀一下《聯邦黨人文集》、美國《憲法》，其實你能讀出儒家的東西來。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賢能主義重新實踐了一遍。我們收集從1994年到2017年幾乎所有縣級以上官員的相關數據，從這些數據就能發現，中國共產黨人才的選拔符合賢能主義的傳統。當然這當中也有變化，90年代你會發現經濟表現是第一位的，進入新世紀之後稍有一些變化，2012年之後可能更多會強調政治的忠誠。

總而言之，這種賢能主義的取向沒有改變。在這兩點基礎上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組織，更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需要這樣一種組織來選拔官員、做重大抉擇，這個組織就叫中國共產黨。

順便給我們的一本新書《中國新敍事》做一個小廣告，我們希望在那本書裏説出中國新敍事，也就是關於中國製度的新故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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