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欣：唐代查案用“大數據”，《長安十二時辰》裏的大案牘術可行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雨欣】

唐玄宗天寶三載，是唐代歷史上看似富足輝煌的一年。彼時，石壕吏、賣炭翁的故事尚未登上歷史舞台，而廟堂之上、江湖之外，已是暗流湧動。李林甫、安祿山、楊玉環這些影響歷史走向的人物及其背後的勢力漸次崛起。被天下文人視為表率的賀知章、李白卻在這一年離開了玄宗，他們的離去無疑擊碎了許多士人的夢想。

最近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就以此為背景，明寫長安抵禦塞外“恐怖分子”的故事，暗寫盛唐從內部被掏空的過程。這個劇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劇，但其中的歷史感還是很豐沛的。

“大數據”也有失靈的時候

靖安司查案用大案牘術，一下子就能調出司丞所需的各種數據。聽起來挺中二的，不過這種“大數據”查案法在唐代完全是可能實現的。因為在唐代，為配合田賦制度的推行，地方建立了嚴密的賬籍系統。

唐代的田賦制度統稱為租庸調製。“租”指的是，在均田制這一土地制度下，國家配給百姓田地耕種，百姓在接受田地的期間交納一定的租額，年老以後將土地還歸國家。“庸”指的是個體所需承擔的勞役，一般每年需服役20天。“調”是指各地百姓每年要進貢當地土特產給中央，主要收的是絲織物、麻織物。依照歷史學家的觀點，唐代租庸調製比之以漢代制度，更為輕徭薄賦。

為了保證租庸調製的實行，唐代推行賬籍制度，由州縣官員記錄屬地人口户籍信息、壯丁信息。“賬”是記錄壯丁信息的冊子，每年重造一次；“籍”是當時的人口冊，自出生以後，生老病死都需登記在冊，根據各家財產多寡分為九等，每三年重造一次。

在這樣大一個國家，推行賬籍制度，想想就很偉大。可是，隨着太平盛世的到來，基層的賬籍工作也頻頻出現偷懶馬虎的現象，大家似乎覺得悠悠盛唐，天彼萬國，小小的漏洞根本無傷大雅。殊不知正因為這樣，為租庸調製的崩潰埋下了隱患。反映到劇中，就是大案牘術有時候會失靈。

順便説一句，這部劇的歷史感另有一點表現在，它講帝王將相，但不是隻講這些社會精英，而是把歷史長河中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勾勒得十分清晰，給予了底層應有的歷史尊重。

均田令下的社會分化

既然説到了唐代的土地制度，不妨再説一嘴中唐之後均田制的廢弛、瓦解。均田制的主要意義是在貧富貴賤分化已然存在的情況下儘可能保障底層小民的生計，可視為“計口授田”的一種形式。這種制度是好，但是也很容易崩潰，原因很簡單——富者有財可以買田，貴者有權可以佔田。隨着土地兼併的加劇，均田制必然活不下去。

歷朝歷代總有權勢階層，所以“均田制”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打着折扣實行的。只是打折扣的程度，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而已。

到了唐代，帝國幅員空前遼闊，民族交流、融合達到了空前水平，工商業迅速崛起，貴族門閥日趨衰落，庶族地主崛起……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均田制對於底層民眾而言仍是保障，但對於新興的富貴羣體來説，就是一種非常不合時宜的、阻礙自己發財的制度。也正是因為這樣，唐雖有均田令，但在此令中就保留了靈活操作的空間。

比如，對於因功勳獲得土地的貴族官僚，其賜田可以隨時隨地買賣租賃，不受任何限制。對於商人地主，待遇次一等，其住宅店鋪，朝廷“雖非樂遷，亦聽賣易”。至於普通百姓的話，基本就是要到“貧無以葬”的程度才可以賣掉自己的世業田。對比一下三種社會羣體不同的待遇可以進一步得到一個結論，即在中唐時期，能大量佔有田產並靈活變現的倒不一定是富商大賈，更多地還是“以力佔田”的廟堂貴人。

所以，在《長安十二時辰》裏，我們還能看到社會的急劇分化。有人鐘鳴鼎食，有人則無立錐之地。這些一無所有的人，可能是被敲詐破落的商户、被租庸壓彎了脊樑的農夫、被迫逃亡的士兵。

劇中，主角張小敬的戰友聞無忌是個充滿悲情的角色。他是一個被敲詐的商户，也是一個從戰場上死裏逃生的下級軍官。他的境遇可以折射出唐代軍人的地位是何其尷尬。

唐代實行府兵制，以折衝府統領軍隊，訓練士兵。在唐代，照着律例要求，能當兵的都不是一般人。户籍冊上的下三等民户是沒有資格當兵的。只有中上等的民户經過遴選方可入伍。

唐代府兵最多時有八十萬人，但朝廷“養”兵，其實花不了什麼錢。因為服兵役的人家可免租庸調，除此之外並沒有很高額度的軍餉、配給，所需的盔甲、馬匹、兵器、用度等都要自家籌辦。如若士兵能夠博得軍功，即可獲得勳名獎勵。但這種勳名只是一種榮譽，並不是實職。立功之後，有人成為大將軍位列崇班，但多數普通人還是回家種田，有時候還會被地方大員調去做苦工，服勞役。士兵心中的積怨是可想而知的。

在劇中，死裏逃生的聞無忌回到長安後靠着經營香鋪為生，然而最後卻死於鋪面強拆。顯然，昔日保家衞國的努力並未給他和家人帶來多少榮光、庇護。

在歷史中，許多在邊疆戍守的兵士，在馬革裹屍之後，隨身所帶的財務還會被長官沒收、私吞。因此在史料中也能看到這樣的故事：府兵為了免於去到邊疆戍守，直接從折衝府逃亡了。久而久之，帝國邊陲倒是多了許多胡兵……公元755年，正是一支起於邊陲，胡漢雜糅的軍隊一路摧枯拉朽，打破了無數人的盛世之夢。安史之亂的發生，其實可以在這之前的許多故事裏尋到緣由。

“盛世危機”為什麼能打動人

盛世降臨李唐王朝，不僅是因為統治者勵精圖治，更關鍵的一點在於中國歷史發展到此刻已然具備了經濟、文化勃發的客觀條件與民族交融的現實準備。

在唐之前的隋，整合南北，使得南部中國與北部中國統一到了一起，而江河運輸的通暢更進一步促進了南北物資、文化的交流。並且伴隨着隋末農民起義的爆發，尖鋭的社會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調整。從這一點上來説，擁有了隋的遺產，唐從立國之初起便具有“治世”的潛質。但這並不意味着“治世”是永恆的。最終還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舞。

“盛世危機”其實構成了對於中國歷史非常有張力的一種言説模式。借小人物的故事，道出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悵然。

筆者很愛讀晚明的筆記小説，類似的“盛世危機”的感覺其實在那會兒也有。只是對於晚明來説，故事的背景已不在長安，而是轉移到了江南。那時的江南也是富貴風流，歌舞昇平。然而就在士大夫們哼唱着“良辰美景奈何天”，選着揚州瘦馬時，奴變、民變、農民起義接踵而至。清談未能解決的治理危機、邊境問題最後像火山噴發一樣摧枯拉朽，斷送了大明王朝的氣數。習慣了承平歲月的江南民眾也不得不面對明清鼎革的悲劇。

據時人記述，有人死於鐵蹄之下，有人只能在頭上貼“順民”二字以求苟活，也有人跟着地方守將抗爭到底，總之又是另一副眾生相，要是哪個明史愛好者有空，倒是可以再寫一部《江南十二時辰》。

參考文獻：

趙儷生：《中國古代土地制度》；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仇鹿鳴：《五星匯聚與安史之亂起兵的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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