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加里：為了得到香港，我們應該把倫敦交給中國

【文/亞當·加里】對於外界來説，傑里米·亨特（Jeremy Hunt）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一些廣播和電視節目主持人曾多次讀錯他的姓氏，而他最近更是因為自己“無聊到要去跟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辯論”而收穫惡名。因此對於很多人來説，第一次聽到傑里米·亨特擔任英國外交大臣這個事實還是有些意外的。在當下這個歷史節點上，任何一個人在做英國外交大臣這份工作時都會盡力去取悦世界各國，以便為英國在脱歐後將面臨的自由貿易新時代鋪平道路。然而傑里米·亨特卻並沒有這樣做。在香港問題上，這位外交大臣的言論已讓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服用的後悔藥。

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歐亞未來”負責人亞當·加里2019年7月4日在“歐亞未來”官方網站刊發評論文章：《為了得到香港，我們應該把倫敦交給中國》

事實上，英國從未在真正意義上出賣香港，因為英國從未在真正意義上得到過香港。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開始對香港實施軍事佔領，直到1898年，英國逼迫中國的清政府簽訂了99年租約，英國就這樣通過一紙租約獲得了香港的正式“主權”（英國從未獲得香港主權，中國一直擁有香港主權，1997年6月30日晚“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零時開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觀察者網注）。令情況更加複雜的是，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將香港地區的香港島永久割讓給了英國。然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中英雙方出於現實原因一直將整個香港地區視為一個整體。

我們不要再聽那些政客用令人反胃的人權説辭來掩飾自己的個人利益訴求了（politicians’ moan about their desired personal entitlements disguised in vomit enduing talk of human rights），我們還是看看那些條約到底是怎麼簽訂的，其法律效力到底如何。由於中英之間的所有條約都是清政府被迫簽訂的，人們當然可以主張所有條約從簽訂之日起就是完全無效的（all such agreements wer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get-go）。然而由於中英雙方事實上已經履行了那些條約，這樣的主張如今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一些人應該還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首相曾赴北京與鄧小平協商99年租約到期後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很顯然英國是不願把香港交還給中國的。然而當她希望延長租期時，撒切爾首相並沒有採取現實世界裏人們的慣常思路，她並沒有向鄧小平出價（show Deng the money），而是在政權交接問題上提出了多個前提條件（impose multiple preconditions on the transfer）。

如果撒切爾當時對中國人説：“為了延長租期N年，我們會付給你們X英鎊”，那樣的話説不定雙方都能得到令自己滿意的結果。雖然中國人堅持要收回香港，但是在談判桌上，一切都是有價格的。英國並沒有為了延長租期而出價，這一事實説明當時我們內心的傲慢情緒壓倒了務實精神。很可惜，中英兩國政府1984年簽署《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時，特朗普那本《交易的藝術》還沒有出版。

今天的中國已經比80年代或90年代的中國富裕了很多，因此如果現在中國要把香港租讓或出售給英國，它一定會提出一個很高的價格。這就讓那些英國領導層的高官們面對了一個新的現實，他們中很多人在私下裏或公開場合一直是很渴望香港能由倫敦而非北京來統治的。然而傑里米·亨特並沒有承認這一新的現實，他在7月3日發了這樣一條推特：“敬告中國政府，國家之間的良好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共同執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的基礎上的，這也是維護英中之間良好關係的最佳方式”。

傑里米·亨特隨後進一步表示，如果不遵守“主權”移交時簽署的協議，中國將面臨“嚴重後果”（serious consequences）。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此回應稱，“他似乎還沉浸在昔日英國殖民者的幻像當中，還執迷於居高臨下對他國事務指手畫腳的惡習當中。英方動不動就以‘守護者’自居，這純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

英中兩國的首要工作本應該是簽署一份自由貿易協定，而如今兩國關係正在惡化。傑里米·亨特沒有勇氣承認，事實上他很希望香港仍由英國統治。

面對目前的狀況，我可以為傑里米·亨特提供幾個解決方案。首先，他可以選擇展現出英國人特有的不動聲色的嚴肅氣質，大方地承認香港屬於中國，然後繼續處理其他工作。可是在今天的英國，由於英國人的嚴肅品質已經讓位於不善管理自己情緒的歐洲大陸式人格，他也可以選擇給中國人打一個電話，告訴他們“為了得到香港，我們願意出X英鎊”。

然而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比英國大得多，英國很可能已經付不起中國的要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想出一個更有創意的方案。如果英國人的確對1997年之前享有香港“主權”的日子那麼懷念，我們不妨把自己的金融中心拿出來用於交換，這應該是一筆雙贏的交易。是的，現在是時候認真考慮用倫敦來交換香港了。

雖然大多數香港人事實上都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下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存在，然而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暴民政治（mob rule）的時代，已經無人在意什麼事實民主（actual democracy）了，全社會都不得不向那些聲音大甚至發出破壞性威脅的人屈服。沉默的大多數（the silent majority）還會繼續沉默下去，而那些大喊大叫的破壞公共設施的土匪們（the shouting vandals and bandits）將會實現他們恢復英國公民身份的夙願。

至於倫敦，最近喜劇演員約翰·克利斯（John Cleese）表示“倫敦已經不是一個英國城市”。如果倫敦已經不再是一個英國城市，那麼它做一箇中國城市也未嘗不可。在英格蘭，倫敦是唯一投票要留在歐盟的城市。這意味着大多數倫敦市民並不在意自己是否被外國人統治。此外，由於倫敦的犯罪現象太過猖獗，把它交由可以處決謀殺犯等重刑犯的司法體系來治理是最好的選擇。

最後，我們在倫敦能吃到的都是西化的、並不地道的中餐。那些信奉自由主義的倫敦人喜歡假模假式地標榜自己的國際化，喜歡炫耀自己能隨口説出中餐菜名令人費解的中文發音。如果倫敦能從中國那裏搞來絲毫未受到英國影響的原裝進口的中餐，那麼倫敦人品位不凡的文化心理一定會獲得莫大的滿足。

雖然英國失去了倫敦，可英國的統治階級又可以經常飛往香港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又回來了。無論對於解決脱歐問題還是對於平息中英之間在香港問題上的爭吵，我所提出的方案都是切實可行的。像傑里米·亨特這樣的“天才人物”竟然沒有想出這個好辦法真是令人感到意外。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歐亞未來”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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