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國家利益
（文/張文木）
只有政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的全球化才有意義
我認為，目前的時代不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而是以和平發展的願望為主題的時代。但要談和平與發展，不能只用人們的善良願望為尺度，而應以事實為依據；我們只能從具體問題中説什麼是真理。科索沃戰爭之初，過慣長期和平生活的南斯拉夫人已不知戰爭為何物，一人戴一個靶星，站在橋頭上，都是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西方講人權，不會真打你，後來就沒人出來了，因為他們看到打來的導彈是真的。所以我們要從具體問題而不是從人的善良願望中談真理，談和平與發展問題。
美國並不反對中國發展，但它只要中國在自己內部“發展”。而中國這麼大一個基數，如果發展起來，沒有外邊的資源是絕對不行的。這就説到全球化是怎麼回事。全球化是資本出現以後的事。起初它是一個小輻射點，但要命的是它的吸收力特強，能吞噬一切；它攝入的多釋放的也多，前者需要資源，後者需要市場。
有一種理論叫外圍理論，就是説資本中心國家的發展前提是資本外圍國家的存在。最早製造資本外圍的國家是英國，最早經受經濟全球化衝擊並由此形成多極化起點的國家是拿破崙時期的法國。中世紀的法國有賴於較好的地理位置，參與地中海的貿易，地中海的貿易有一條商路經法國直通北歐，法國因大量的中介貿易而較早繁榮。但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繁榮，也就是説，它從中介交換而非直接生產中獲得大量商業利潤，這種利潤不是基於本國的生產力而是基於商業交換。就像人吃了某種激素發出來的虛胖，其實是沒有力量的，拿破崙前的法國就是這樣。
英國開始是很落後的，它是先學習法國，引進法國的技術人才。有人説英國人很狡猾，其實歷史不能僅憑狡猾創造。技術和技術人才是永遠流向需要它們的地方的。當時英國資本主義已經開始了，它從圈地運動開始，當時規定城裏人都得就業，不就業就是犯罪。它沒有失業，只有加班加點地幹，因為生產力太強了，市場也廣大。當時英國那兒生產力轉得很快，產品出來以後就到了法國和其他殖民地。
法國大革命是1789年發生，大約三年前即1786年的時候，法國跟英國簽了個《伊甸條約》。但這個條約給法國帶來了大災難。當時法國想：我拿我的葡萄酒——與我們中國拿我們的農輕產品一樣——換你英國的工業品，我有了錢以後再把生產力慢慢調整過來。想得挺好，但它沒有算出一筆帳來，人家工業品的價值和你農產品不能比，人家產品附加值高，雙方交換剪刀差太大。結果英國商品一進來，法國農業一下子被沖垮了，解體也早。我們在學歷史時，學過法國最早出現自由農，其實，這是由於中世紀經過法國的大量中介貿易產生的大量商業資本所致。自然經濟下的小農業國家一碰到貨幣和商品就會被沖垮併產生社會動盪。這是一條歷史規律，也是我們應注意的治國規律。
攻佔巴士底獄 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英國商品湧入法國，法國許多農民破產了，沒活幹，就湧到城市，1789年前後湧到城市的人太多，城裏也無法容納，於是這些人就幹“革命”。先是吉倫特派，後來是雅各賓派，雅各賓派實行紅色恐怖，丹東代表商人利益也被殺了。但最後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拿破崙看到了問題根源在於英國工業對法國的衝擊。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説得好，他説拿破崙這個人虧得沒學經濟學，“這對於他，對於法國來説，真是一件好事。”拿破崙説過一句話，誰要是信奉自由貿易（現在叫全球化），誰必將被打得一敗塗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69頁。）拿破崙解決這個問題所依靠的方法是什麼呢？首先是他的軍事天才。他採用新的戰爭方式，大規模地用炮。當時都是步槍，炮是次要的，拿破崙把炮當作主要作戰手段。拿破崙在整個歐洲打仗都是用炮，用炮開路，再加上散兵戰術。炮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
只有政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拿破崙對當時的“全球化”是警惕的，他認為“自由貿易”即當時的全球化要首先有利於法國。他先解決土地問題，《拿破崙法典》的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實際上是叫人人都有飯吃。農民太多，城裏就業容納不了，那就每人一小塊土地，同時再把歐洲整個兒解體。將歐洲莊園農奴變成自由農民，繼而成為法國資本剝削的自由勞動力。同時他也不準英國商品進來，人為地用戰爭製造市場。這個人很聰明，1806年制訂了一個大陸封鎖令。明令當時所有的歐洲國家不準跟英國進行貿易，但同時他把法國的工業資本家啓動起來壟斷歐洲大陸市場。
1798年他出兵埃及。當時能看到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認為埃及是英國進入印度洋的一個咽喉地帶；另一個是馬耳他。從這兩點可以將英國與其殖民地的利益掐斷。英國一旦失去殖民地，就跟外圍世界脱離了關係。沒有海外資源和利潤，英國國內就會出現經濟政治危機。
這種判斷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確的。在今天不管西方國內再好，只要能源危機一出現，石油價格上升，經濟就發生危機，本國人民就抗議，再繼續下去就是罷工了。所以西方人必須牢牢地控制外部世界，而控制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就是擁有強大的海權。但拿破崙時期的法國並不是一個海權強國，英國在海上打敗法國艦隊，拿破崙就沒有辦法了，就只能使勁生產自己的產品，與英國搶歐洲的市場與資源，這跟希特勒的歐洲政策及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是相似的。日本也是叫商人先啓動，機器轉，商品依靠軍事被強行推入亞洲。不同的只是當時拿破崙打的是封建勢力，所以説他是進步的。
法國起來以後，英國怎麼辦呢？與俄國結盟。戰爭結果是：拿破崙軍事失敗了，但法國在經濟上卻勝利了，戰爭結束以後，法國成了擠入資本中心的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説資本多極化和全球化的互動關係及其進程，就是從這兒開始的。法國積極介入這一過程，既阻擋住全球化對自己不利的方面，又利用它對自己有利的方面。法國擠進資本中心國、也就是那時的“北方國家”以後，生產力一下子上去了。此後英法就聯合了。現在看七國集團，只有加拿大不是經過戰爭打進去的。戰爭，對於處在多極化層面的國家而言，在許多情況下，無非是一種掌握自己政治命運的強力手段。
大國制衡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點
現在講全球化的比較多，中國人的想法發生變化了。前幾天跟一位教國際政治的老師談到全球化，我與他的觀點有差距。他説美國厲害，我們不要跟它作對，我們的力量也不強，別去惹它最好。我跟他説美國是大哥大，我同意，但讓的底線在哪兒呢？超過底線就不能讓了。我説美國的底線很明白，要讓台灣事實獨立。我問他當美國的底線不能被中國人接受時那怎麼辦呢？他説那就投降唄，別惹美國人。我説你這觀點就不對了，美國的導彈沒打到你家。我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時，那位老先生抱着女兒、女婿的照片回來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他心裏的話肯定是“中國一定要強大”。他這句話和一般人説出來的是不一樣的。
在台灣的問題上，我們要清楚一點，美國並不希望台灣真獨立，為什麼？美國是一個海權國家，更關心對海上通道的控制權。對美國而言，台灣的作用就是讓中國不要出海和阻止日本南下。但同時美國也不想背台灣包袱，希望中國把台灣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國大陸控制。設想台灣如果宣佈加入美國，美國也不幹，因為它太遠，會成為美對華關係中的一個負擔。因此它並不真希望台灣完全獨立。但也有這種可能：如我們讓得太厲害了，那台灣獨立，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得適當對台灣有點壓力。巴拿馬就是如此，哥倫比亞放了，它也就獨立了。不過對美國而言，那個地段遠比台灣關鍵。美國希望台灣保持事實獨立狀態是為了讓它與日本、菲律賓一起把中國大陸擋着，別進入太平洋。美國現在的亞洲戰略就是讓亞洲人打亞洲人。説美國是單邊主義，實際上是對美國不理解，美國人也是搞多極化的。美國人搞多極化的思想跟美國的經驗有關係。美國真正發了財的時間是上世紀50年代。就像一個暴發户發了財不知道怎麼花錢一樣，美國在二戰中發了那麼多財，但不知道怎麼花，上來就打朝鮮，它當時覺得它特別能幹，誰都不怕，打進去之後就栽了；後來打越南，又栽了；最後出了個尼克松，他給美國人一個多極化思想，他説世界分為五極，美國應當通過多極間的制衡來主導世界。這個思想美國一直堅持迄今。
事實上美國也是從19世紀以來的多極化浪潮和反對英國的霸權中走出來的。現在美國與當年的英國一樣，儘管也不希望多極化，但它承認多極化。它明白這個道理：擋不住，擋不住它就承認了。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不承認，認為整個世界在二戰中衰敗了，只有它是老大，在這種情況下它的部隊見誰就打，當時對歐洲特別蠻橫，對亞洲也不讓。後來經過朝戰和越戰，特別是與蘇聯的勃烈日涅夫交手後，覺得不行，最後改變方式，自己“退居二線”，讓亞洲人打亞洲人，也就是學着英國人“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搞大陸政治平衡，用間接的方式控制世界。英國人長期搞平衡，它這樣才控制着歐洲大陸。英國在法國和德國之間搞平衡，誰都不能太強大。德國如果跟法國聯合起來，就把俄國拉進來與你鬥。如果誰起來了，就用強的壓一壓；等強的起來後，再把那個弱的抬起來與強的抗衡。英國用這種方法控制了歐洲大陸好幾百年。後來這種方式用於殖民地國家。開始美國不知道怎麼搞，到基辛格時候也明白了，也得搞平衡。
**美國未來對華政策的底線在哪呢？它真的就是想徹底肢解中國嗎？恐怕不是；怕中國崛起嗎？恐怕也不完全是。我認為它只是想癱瘓中國，這是軍事上“癱瘓戰”的政治運用：讓中國處於半死不活，既發展又不能健康發展的狀態。**美國不願讓中國徹底垮掉。因為那樣一來，日本、印度、俄國都起來了，亞洲大陸平衡打破了，美國還得費力填補力量真空。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中國國共兩黨打，日本起來並於40年代向美國宣戰後，美國才意識到中國抗日對美國的意義，又開始幫中國。美國現在對中國也是這樣，除了中國像蘇聯那樣自已垮掉，美國不會讓中國垮下去，中國徹底垮下去日本就起來了。日本上世紀30年代起來以後把我們東北、華北、華東、華南都肢解了，將它們拼湊成了幾個小“國”，接着就向美國人宣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現在美國正在將西太平洋上的“潘多拉盒子”打開，美國藏在後面，準備到關島那邊去。美國原來的重點在東北亞，美國人説東北亞有危機，其實什麼事都沒有。朝鮮經濟那麼緊張，它怎麼能打仗呢？美國大肆渲染的目的主要是要在東北亞上空懸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這樣它才能啓動日本，繼爾台灣地區、菲律賓和澳大利亞這一線，用它們堵截中國。它不好直接説中國威脅，就説朝鮮有威脅。日本隨便拿出百分之一的武器就能把朝鮮滅掉，怎麼能説朝鮮威脅日本呢？日本的武器裝備、軍費都能把朝鮮天地鋪一遍，而朝鮮卻連自衞的力量都不足。事實上不是朝鮮威脅了日本，而是相反。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炒作所謂“東北亞危機”，現在怎樣呢？現在是日本而不是朝鮮已將士兵送到印度洋。美國現在又開始啓動台灣地區，估計它會把台灣獨立的可能性進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獨沒獨那種狀態，藉此迫使中國對美國有所依賴。
大陸國家崛起的條件是要有相應的陸地安全外圍，不然就得有強大的海權，二者必居其一。蘇聯起來後將東歐國家變為自己的衞星國，上世紀日本在30至40年代也在中國東部地區製造了一些“衞星國”。現在，如果西藏新疆“獨立”，一些國家就可能會北上和南下分割中國西部地區，將這些地區變為他們的安全外圍。美國不喜歡它們這樣，它希望中國拖着周邊亞洲大國，便於美國控制亞洲地區。但它也不想讓中國發展到可以挑戰它的霸權地位的程度。
美國只希望中國在消耗自己國內資源的前提下發展
現在大家都説，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其實僅強調生產力會出問題。生產力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腸胃消化吸收能力”。保持好的消化吸收能力得有兩個前提，一是得有資源。所以腸胃消化吸收強未必是絕對好事，這要取決於你有多少資源的可供量。其次就是作為生產力你還要有市場，還得有一個渠道讓產品出去。如果兩個前提都沒有，人的消化功能強將是很危險的事。美國不怕你“消化功能”強，你可以解放生產力，美國只管世界資源和市場。只要你沒有支持日益巨大的生產力的資源和市場，最終你只有吃你自己：你先吃國內資源，國內資源吃完了再吃自己的身體，也就是低層勞動力資源。我們過去是產品短缺，現在是資源短缺。我們開始只知道中國地大物博，二十年過去了，現在是產品極大的豐富了，可資源也耗得差不多了。
生產和消費就其本性而言，應是平衡發展的，但是資本出現後，使用價值和價值出現了對立：價值的一方就一定要消滅使用價值的一方。商品和利潤使人羣兩極分化，只要有商品，只要有資本，它必然分化。本來買和賣是統一的，中間有了資本利潤，大家為了追求利潤，就必然出現分化，把本是整體的人羣給分割了。大家看《資本論》第一卷最後一部分和恩格斯寫的 《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那個時候工人是很慘的。這不能全怪資本家。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一出現，人類社會就會畸型發展。今天這個世界似乎倒過來了，搞社會主義的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資本，搞資本主義的發現國內有點兒社會主義的因素，比如政黨和國家的功能在下降。美國的政黨成了僅僅用於競選的工具，歐洲的國家邊界和功能日益模糊，現在的歐盟倒有點兒像馬克思預見到的“自由人聯合體”。
難道馬克思錯了？其實不是。這只不過是西方人用更大的即世界性的貧困，更大的兩極分化，將原本發生在國內的無產階級貧困化進程轉移到南方世界，從而用主要來自南方世界的大量利潤和財富來讓本國人享受社會主義的局部成果。結果歷史驗證了列寧的判斷：世界成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集合體。戰後出現的南北矛盾本質上説是過去發生在資本中心國家內部的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矛盾國際化的表現形式。
美國怎樣把資源和市場問題解決了？它吃世界。國內的工人和資本家聯合一致，共同剝削南方世界。北方人吃南方人，用列寧的話説就是壓迫民族壓迫被壓迫民族。現在的情況是：北方國家的人一致剝削南方國家的人，大量資源和利潤迴流到北方國家，才能在北方國家中培養出一個人數居多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人數是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指數，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西方中產階級佔國家主體，所以它避免了階級鬥爭的激化。
貧窮到了極端，階級鬥爭就來了。活不下去的人必然要對現存制度提出挑戰，較好的國際秩序與社會管理體制應該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弱勢羣體，最好的國際秩序與社會管理體制應是富裕的中產階級佔國際和國內人口的多數。西方國內可以有一箇中產階級，但國際上它就造就不起一箇中產階級。全世界如果都進入中產階級那就好了，但在以資本為中心的世界裏，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資源有限。現在南北貧富差距拉大，南方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窮人中再分窮人，分到最底層那些人，如果它占人口的多數，那世界自然不會安寧。
由此可知，美國並不絕對反對中國發展，但只希望中國在消耗自己國內資源的前提下發展。要得到美國支持的前提必須是，中國你別出去。這邊用台灣把你通向市場的路給封了，那邊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後又把你的石油截了。現在你胃口好了但“糧食”即中國必須依賴的國際資源卻控制在人家手裏，結果是你就只有吃自己。先把國內資源耗淨，再耗什麼呢？再耗國內人力資源。下崗工人實際上是人力資源。下崗工人越來越多，現在還要把户口放鬆，大量的農民要進城，從某種意義上説，這對農民來説是件好事，就跟中國進入WTO從某種意義上看對城裏人來説是件好事一樣，但這同時也意味着勞動力價格下降。農業人口自由進城，參與勞動力競爭，可以壓低勞動力價格，對國家競爭力有利。但整個勞動力價格下降，在市場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就業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種情況如發展下去且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的制約，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我們還有一個西部開發問題，現在常講要有一個新思路，就是既要保證生態環境又要開發西部。各研究機關都在研究應該怎麼辦，採取什麼戰略。開發西部難處在於，你如果控制住資源不讓開發，可汽車總要跑，電廠總要發電，從哪兒來資源？如果國家管住，黑市價格就上來了，到最後還是把你的資源破壞了。農民要用遊擊的方式去挖資源的話，很難擋住。西方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從外部進資源，只有從外部大量進口資源，國內才有發展與生態共生的情況。我們搞西部開發，在沒有充分的外部資源補充的情況下，無他路可走，只能消耗自己國內的資源。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就是這樣：你可以發展，並鼓勵你發展。但前提是你不要到外部要資源。你自己耗自己，最後資源耗盡，內部動盪。清朝當時學西方，但沒有意識到其政治後果，洋貨一進來，中國南方小農民就解體。太平天國發生在中國南方，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中國進入WTO後，農民種糧食種地就成了大問題。外資一進來，和外國的商品一樣，中國糧食成本比外國高得多，這可能首先導致糧農大量破產。結果很可怕。洪秀全提出平均土地綱領，特別吸引農民。他十年功夫就打到南京，大清王朝失去了半壁江山。後來義和團起來反對洋人，結果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城，列強商量着掠奪和瓜分中國。你拿一點，他拿一點，中國就差不多了。最後調解人多了，做調解人，就得在中國撈點好處。現在是21世紀初，如果到2050年之前再出現這種情況，那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鄧小平這100年左右的奮鬥，就算白乾了。一百多年的艱辛及其對中國人民的意義，可能孫中山那一代人清楚，毛澤東那一代人清楚，但是，今後的下幾代人呢？
黑龍江三江七星農場 圖片來自黑龍江日報
據中國史經驗，內亂是中國今後再也不能重複的一條死路。國內一旦亂起來誰也沒辦法，一些西方人，尤其是一些日本人就希望你這樣：只要你陷入內鬥，你就出不去了。出不去就不能在外面跟它分享資源。你自己打完了，沒人了，資源消耗也就降了下來，重新再來。再過幾十年，等你生產力又強了並需大量資源時，西方人又開始堵你，再使你內亂。有人預言，2050年時中國需要多少多少資源，但前提是中國不能內亂。一旦政治內亂，生產力遭到破壞，資源消耗就會降下來。這對西方而言，何樂不為？
這次美國對中國加入WTO有很大的考慮。WTO衝擊最大的是農民，中國只有農業經濟沒有真正進入市場經濟。中國的農業是小農經濟，這一點決定了它的生產成本絕對高於西方大農業，在糧食價格上也無法與西方競爭。我們常説，中國農業是一個廣闊的市場，這是不準確的。只有工業化和商品化的農業，才具有市場的價值。工業化和市場化的農業才能有競爭力。與西方比，我們遠沒有競爭力。現在中國城市迅速進入市場經濟，農業卻基本沒動，農業經營體制當時叫做聯產承包責任制，它本質上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沒有競爭力，也沒有多少資本吸收力，因此，城市工業只有越來越多地依靠海外市場。這是第三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普遍現象。
我看了一幅照片：一個農民趕着牛車，車上面拉着一輛卡車空殼，趕車農民坐在車殼下面。我覺得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的形象，牛背上的現代化，小農業撐着日益與“國際接軌”的所謂“國際大都市”。牛背上的汽車如何跑得快呢？因此，建立在小農經濟上的中國發展是很脆弱的，加入WTO以後最先沖垮的可能就是中國小農業。中國小農業非正常解體，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國家風險。所以朱總理説他最擔心中國農業。這與全球化進程中的南北關係一樣，南方垮了，北方還發展什麼呢？所以鄧小平告訴北方國家，要從全人類的高度看待南北問題。
如果我們政策對頭，真正沿着毛澤東、鄧小平的道路，中國就會成功
現在大家都説要學西方，其實，美國人、西方人不希望你真學。你的生產力真的強了怎麼辦？美國用石油跟用水一樣，它自己的石油不用，用外面的，美國有一半的石油要靠進口。他明白世界如果都像美國一樣經濟消費力和生產力強大了，世界資源根本就不夠。它鼓勵你民主，是為了“致殘”你，而不是要你真的繁榮富強。你要是真正搞西方式的民主，特別是搞市場經濟以後，美國又馬上讓你垮掉，讓你分解。因此你必須用戰鬥來保衞自己。拿破崙就是這樣。法國之後緊接着是德國、美國、俄國，霸權的鏈條一個一個轉換，先是英國打敗西班牙，形成單極資本世界，法國向英國挑戰，開闢多極化歷史進程。最後美國又起來了，打敗西班牙和英國後，在北美大陸崛起並進一步擠入遠東。一直到二戰後，英國才衰落下去，美國現在又取而代之成為世界霸主。
美國實際上是英國的外化，它的外交政策是英國外交政策的繼承和發展。當時從歐洲到北美洲的 “五月花號”船載的是在歐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它們是一羣叛逆者，他們的思想奠定了後來美國的意識形態。
世界霸權鏈條一環扣一環，就這樣一直延續到今天。大國通過這個霸權鏈條散發着巨大能量的同時，它也需要巨量的外部資源來滋養。中國跟美國的外交觀念整個兒都不一樣。我們覺得我們沒有侵犯他國領土，並沒有招惹誰。但美國不這樣，它講的是勢力範圍而不是領土範圍，你只要實力伸進大洋就算侵犯了它的利益。它知道你只要有了海權就有了分享世界資源的能力。它怕的就是這一點；而對中國來説，沒有世界資源來支撐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長率，生產力反會傷着中國自己。
目前的七國集團有一個特點，即在資源問題上它們永遠是一致的，只是在市場問題上有矛盾。它們一塊兒打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就是因為這些地方都牽扯到資源和地緣政治問題。所以在全球化道路中佈滿陷阱。全球化和多極化有矛盾和衝突，多極化並不會因全球化而滅亡。在英國、西班牙之前的中世紀，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是中國。唐帝國的時候，唐朝是世界的中心。那個時候中國是很了不起的，中國的中心地位是怎麼建立的？它有它的經濟基礎，就是小農經濟。這個經濟也了不起，但不如資本主義經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我們那個小農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風水已轉到西方有三百多年，將來是否能回來，這要看我們中國能不能越過今天美國人給我們設的坎。有可能越過去，也有可能越不過去。我認為如果我們政策對頭，真正沿着毛澤東、鄧小平的道路，中國就會成功。
我們的國家安全觀念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
跟美國交往，有人説你沒有那個力量。其實國際交往也是心理交往，你這人有還手的能力，我打你的概率就小多了；如果沒有，在國際舞台上，那你就必須臣服於我。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最近説他過去經商時得到的經驗是，在對手還沒有崛起的時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氣最小。我們也應該明白這一點，及時做好準備。
黨的十四大迄今，總體來説我們已經進入市場經濟，我們經濟“消化功能”強了。毛澤東時候我們沒有感覺到這一點，計劃經濟，不需要多少消費，30塊錢就夠一家子用，吃的穿的都很節省，那時候我們需求少；再就是國家控制強，搞基礎建設，固定資產投資，不存在問題。但進入鄧小平時代以後，鄧小平感覺到我們不能老自守家門，好像各方面都很好，內部也比較平等。可是世界在競爭，當你的對手過分強大，他才不管你好壞，還是要把你吃掉。所以鄧小平提出走市場經濟道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一旦你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你的經濟進入國際市場，你的利益也就與世界的利益聯為一體。
發展使中國也需要國際資源。市場和資源是相聯的。我們不能像用水一樣地用石油，礦產資源總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決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產品永遠是不可能充分湧流，因為資源極難再生。這樣問題就出來了，一國的產品多一點不要緊，市場大一點不要緊，但是沒有資源的持續支撐，你的生產力和市場就不僅不可能持續發展，還有可能因此陷入不能自拔的經濟政治危機。美國人明白此中奧秘，你要是與它分享世界資源，這無異於與美國虎口奪食。
從上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外交基本是圍繞着控制海上線路即制海權進行的。制海權的意義並不是單純為了保護美國的世界霸權，而是保護它對世界資源的控制力。它掌握了海權也就掌握了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與早年日不落帝國英國一樣，美國的商人走向哪裏，美國的海軍就走向哪裏。這與人體一樣，人的神經和肌肉長到哪裏，他的骨頭就伸向哪裏。只有神經和肌肉而沒骨頭和利齒的動物是不可能強大的。在大自然中能留下的不是肥胖的，也不是長得漂亮的，而是能跳能蹦，牙齒很利的：那是狼，老虎。大熊貓是沒有競爭力的，它今天能留下來是因為有人類的保護。大自然實行的是淘汰制，歷史上曾經有很多大帝國最後成了一個很小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安全觀念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全球化過程不能不包括軍事自衞手段的全球化。軟的東西不管你是如何漂亮，總是要被吃掉的。危機時，光有商人在海外是沒什麼大用的。商人就是一國的肌肉和神經，骨頭是有衞星導航並配有現代化作戰手段的海軍。尼克松説談判桌上的勝利是在戰場上取得的。永遠都是如此。歷史如此，更何況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呢？
國際關係是最自然的關係。最自然的關係就是叢林狀態，英文叫state of bush，這是霍布斯的用語。布什是堅信這一點的，他沒有那麼多學究氣。美國的國務院是管世界的，他們認為世界的事就是國家的事，因為他們的利益已經融入全世界了。中國的利益已走向世界，因而我們無法迴避自衞手段全球化的問題。發展是我們的 “硬道理”，但沒有資源就不能發展。主權裏頭應該包括髮展權。這裏暗含着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的新觀念。在新的安全觀念中，安全不能只理解為國土不被侵犯，而應理解為利益不被侵犯。你的利益走多遠，你的安全前沿就應該有多遠。現在大國利益已經上了外層空間了，所以安全概念就得進入外層空間。這跟小農種地的觀念不一樣，只要你不佔我的土地，不搶我的糧食，不象劉邦、項羽一樣殺我的人口就算是安全。我們現在的利益已經走向全世界，中國的外貿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佔近1/2，外貿對經濟的拉動力如此之大，我們卻在外面沒有軍事自衞力量，其結果將是很危險的。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國家強大與否的標誌不是由GDP指數堆起的“體重”大小，而是由這個“體重”轉化出來的對外輻射能量的大小。
**中國未來新安全概念應分為兩部分，一個是邊界安全即本土安全；另一個是安全邊界即利益邊界。**邊界安全是有限的，而安全邊界應當是無限的。僅就國與國的關係而言，安全邊界越遠，你本土安全係數就越大。如果你邊界安全和安全邊界兩線重合的話，國家的安全係數就到了底線。比如前一陣，美國的飛機過來在我們這兒撞一下它倒覺得沒什麼錯。可是如果中國的飛機到夏威夷轉一圈，估計它又可能來一個“誤打”。軍事自衞手段和全球化是聯繫着的。英國的商人是由最早的商團來保護的，那就是海軍的前身，這些人後來搖身一變就成了海軍將領。這些事情都是聯着的，我們不能那麼書生氣。
大國崛起的一個關鍵是海權。過去的海權只要有軍艦就行了。我們在清朝的時候國力不差，就是戰鬥力差，戰爭一旦發生就沒轍。作戰方式的變革是一國軍事力量的靈魂。過去人們只知道陸戰，後來戰爭出現在海上和空中。海上作戰的一個優點是部隊機動性特別強。
未來戰爭可能不是以前大規模的世界大戰那樣的打法。核武器出現以後，大國之間直接的無限戰爭就基本沒有了，更多是代理人戰爭或是有限戰爭。越南戰爭、朝鮮戰爭都是代理人戰爭。有限戰爭的失敗有時更多地就是國家的失敗。殷鑑不遠，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都是有限戰爭，敗了國家就敗了；朝鮮戰爭中國贏了，國家就贏了。所以説國富並不意味着國強。
歷史上許多事是需要勇氣來完成的。毛澤東在1950年一年中幹了三件對國傢俱有深遠意義的大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還沒立穩，毛澤東就立即發兵西藏。大家都知道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那時候我們正在與國民黨打得如火如荼，而這時一些藏獨分子已開始加強與美國和印度反華勢力的聯繫。毛澤東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剛把國民黨打敗，就立即發兵西藏。試想如果1962年中印之戰提前14年即在1948年發生，那後來談的最好的結果可能就是印度控制布拉瑪普特拉河的上游即雅魯藏布江北岸地區。在這裏，對印度而言，水比其他資源更重要。在重大歷史關口，政治家猶豫不得。只有將主權抓在手裏才能説是你的。如果當時不拿下西藏，我們現在可以設想是什麼結果：四川就得駐很多軍隊，我們的長江源頭就在人家手裏攥着，這是很危險的事。
另一件事是毛澤東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出兵朝鮮。抗美援朝，當時爭議比較多，有人不太贊成。當時的東北就相當於現在的上海，工業基地在那邊，如果在那個時候美國打下北朝鮮，我們的經濟命脈就會受到威脅。毛澤東出兵，結果打贏了；也有人説打平了。其實我們那麼窮和美國打，打平了就是打贏了。雖然我們的犧牲很大，但是打出了新中國的威信。國際威信有時候不是你説説就能立得住的，那是槍桿子裏才能出來的。當然不是説所有問題都是槍桿子解決，但關鍵時刻還是要用槍桿子。1955年中國參加萬隆會議，中國多風光，周總理上去講話，下面掌聲不斷，因為中國把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在朝鮮打敗了，世界就承認你了。1950年抗美援朝的外交意義就是我們突破了美國的封鎖，走上國際舞台。朝鮮戰爭之後，東北亞一直無戰事。
在出兵西藏和朝鮮的同一年，毛澤東還以鐵一般的意志在國內開展“鎮反”，這對一個新政權非常重要，其意義不必贅述。這裏需要強調的只是，當時我們正處在最困難和最窮的時期，是“綜合國力”中物質條件最差的時期，但毛澤東卻在短期內完成了對中國未來無論怎麼估計其意義都不會過高的偉業，這不能不對我們有所教益。
考慮國家安全問題時應該想得遠一點。亞太有兩個大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如果中國撒手不管亞太的事，美國也包攬不下來。上世紀70年代，蘇聯在亞太發起咄咄攻勢，對美國形成壓力。美國要解決亞洲問題，出了事就找中國。其實美國瞧不起日本，大家看看日本的政治地理：北方俄國踩着它的尾巴，南方美國牽着繮繩，西邊還有一箇中國不停敲打它的脊樑骨。它的航空母艦沒有用，中國的版圖本身就是一個大航母。美國如果真對日本好，就應該幫日本把北方四島拿回來，可美國從沒熱心過此事，想必美國對日本重新進入台灣也會有更多的戒意。
台灣就更不行了，李登輝實際想帶着台灣入日本藉，日本不敢接。日本太脆弱了，經濟、政治都很脆弱。只有中國內亂，日本才有機會崛起，這是毫無疑問的。日本為什麼在1937年全面發動對華戰爭？日本一直想讓中國在國共內戰中自耗國力。張學良明白日本人的心計，痛陳蔣委員長內戰亡國的道理並在1936年底發動西安事變，國共開始合作。日本此時認為不能再拖了，所以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如果國共當時不合作，中日全面戰爭可能還會推遲。日本當時就是叫你中國自己內亂，內亂越大越好，軍閥混戰最好。上世紀中國軍閥混戰時，日本人獲利不少。今天的日本正在等待這樣的機會再次降臨，美國正在製造這樣的機會，不同的只是日美對中國的期盼值是不一樣的。
美國一國不能包攬世界，這是尼克松、基辛格留給今日美國人的思想遺產。尼克松對美國外交思想的貢獻在於他使美國從單邊主義回到老牌英帝國的大陸均衡政策上來。在歐洲，美國與歐盟是盟國關係，但是不能全依靠歐盟；美國在歐洲也學着英國用俄羅斯來制約歐盟的策略。最近俄美關係開始好了，這是因為歐盟起來了，就需要調動俄國這個長期被冷落的棋子以制衡歐盟。
大國，尤其是海權大國制約陸地國家的策略就是利用大國相互制衡。從歷史經驗看，中國即使垮了，也垮不到哪裏去；即使真得崛起了，在相當的程度上美國也不是絕對不能接受。問題就是看你願不願意強力越過這個坎。但如果你真的衰落越過一定的底線，美國還會幫你。研究一下上世紀初美國對華政策，當時歐洲列強都要肢解中國，美國卻説要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美國是不是好呢？它也不好，它就是讓你處於癱瘓狀態的完整，別真得不能動了。如果你真不能動了，他還得重新再培養一個同等力量的國家，用它扯着周邊，當然也用周邊國家扯着你。美國對華政策的上線是確保你不能影響到它的海權，尤其是不能在海上的關鍵地區對美形成挑戰，其下線是保證亞洲大陸的大國力量平衡。
中國要大力發展海上和外層空間的自衞力量
在中美關係中，中國要有一定的反彈力，這樣反會帶來和平，這與中國有了原子彈後反倒獲得了這幾十年和平的道理一樣。二戰後50多年的和平説明戰略平衡而不是一廂情願的和平願望，才是和平的基礎。如果我們不內亂，穩住並崛起了，中國將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必須依靠的朋友。
台灣問題，説白了是海權問題。海上沒有力量，陳水扁才敢這樣。大家知道解放戰爭中，毛澤東用的“北平方式”：為了保護北平城裏的文化古蹟和減少不必要的傷亡，毛澤東把周圍都打完了，把北平抱在懷裏後，再與傅作義談判。今日台灣已取得的經濟成果，也是我們中國的成果，能完好保存又能使其迴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行的思路是將其完整地納入我們強大海軍的懷抱。中國有可能實現台海地區的和平統一，但中國若沒有其輻射力遠遠超出台海地區的海上軍事力量，則不能完成和平統一。國際和平，似乎永是威懾的產物。戰爭不能僅僅是不得已的事，而應當是依你擁有的手段，連你的對手都不懷疑你要打就能隨時打贏的事。我們不能長期忽視海軍，中國的海軍力量處於相對弱勢，台獨分子才敢跟大陸作對。因此，中國要大力發展海上和外層空間的自衞力量，這裏是中國國防安全的“阿克琉斯之踵”。有人説，不能這樣做，不然正好授人以柄，説“中國威脅”。但正是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打敗了美國，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才得到東南亞國家的敬重；正是中國政府支持錢學森那一代人研究和發展原子彈，中國才有五十多年的和平。中國是大國，與小國不同，大國的存在和別人對大國的態度，都是有很強的原則的，而原則問題是滑不過去的。
中國只有脊樑強硬，和平的機會才會更多；只有有所準備，才能爭取到和平。毛澤東積極準備，到最後中美關係反倒好起來了。尼克松跟高舉“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大旗的毛澤東握了手後，就把蔣介石拋棄了。當時日本嚇得不得了。美國人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美國人的“朋友”，就是打不敗的對手。有人提出一種理論説中國跟美國在亞太地區來個“軟擠壓”，可是對大國來説，軟擠壓什麼時候成功過呢？英國對西班牙，美國對英國，都不是靠“軟擠壓”衝出霸權壓迫的。你説你軟，人家用的是根針，一捅你就破，所以針對針，芒對芒，才有可能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中美矛盾和衝突是中美之間做朋友的前奏，我們就要用辯證的方法看待中美關係。
軍事自衞準備絕對必要，軍事準備的突破口在海軍。在亞太地區要擁有適度的海權。否則西方用一個莫須有的藉口，就會扼殺你的全部經濟政治成就。曾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南斯拉夫的命運就是這樣：怎麼幾十天的時間，南斯拉夫就完了呢？南斯拉夫的失敗從軍事上説，它敗在海上。南斯拉夫沒海權，它處在海邊，最好打。從地緣政治來説，蘇聯解體以後，波羅的海三國，捷克、匈牙利和波蘭倒向西方和北約，剩下就是巴爾幹了。西方先從中間捷、匈、波三國突破，1999年它們入了北約。南斯拉夫一直保持中立，科索沃戰爭中被打得沒辦法，要加入白俄聯盟，放棄了不結盟政策；現在國敗了，並且把米洛舍維奇給賣了，賣了十幾億美元，據講西方至今並未兑現。
世界地緣政治利益分為關鍵利益和一般利益，而決定世界地緣政治利益對比關係的主要指標，是看關鍵利益控制在誰手裏。世界地緣政治的關鍵利益可以用“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來概括。一箇中心，就是中亞和中東地區，兩個基本點，就是兩洋即以歐洲和亞洲大陸為依託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中東中亞地區是歐亞大陸的結合地帶，經典地緣政治學認為它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區”，甚至認為誰控制這一地區，誰也就控制了世界的關鍵；當然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及其所依託的歐亞大陸的關鍵地區，誰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全部。
看看美國以前做了些什麼，就知道它以後要做什麼。蘇聯解體以後世界一片混亂，當時美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它的軍事力量基本上從各個地方都撤了。從美國戰略利益考慮，美國最大的失策是幫着阿富汗人趕走蘇聯人後，卻沒在阿富汗留下足夠的影響，塔利班反美后，還得重新再派軍隊。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世界真是陷入一片和平與發展的情緒之中，這種情緒現在還在影響我國相當一部分文化人。但是美國人很快就清醒了，緊接着就是北約東擴，1997年啓動，1999年初步完成。過去蘇聯的勢力範圍現在都被納入西方。俄國的安全邊界已與邊界安全接近重合。
在太平洋方面，美國人乘勝進取，先將日本這邊啓動，緊接着就啓動台灣，那邊啓動菲律賓，現在是澳大利亞，然後印度，這是個T字型，沿着中國的沿岸做完了，剩下只有中亞。1999年美國就想動手，當時導彈打了阿富汗。但全面動手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藉口。2001年7月底，美國國務卿在澳大利亞表示要建立韓、澳、日、美四國對話機制，相當於小北約。事後不久，“9·11”事件發生。美國就立即揮師阿富汗。
“9·11”事件
在國際政治中不能有過多的牧師情懷，聯合國本是大國戰略平衡的產物。大國戰略失衡的情況下，聯合國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國家競爭憑的是以軍事為核心的實力，和平是建立在戰略平衡基礎上的。不打仗，不是和平的真正標誌。奴隸與奴隸主之間也有“和平”，但這不是真實的和平。有人説現有的日子不是過得挺好嘛，只要富裕就行了；高行健説祖國是隨着他走的。這使我想起二戰前的猶太人，自從羅馬人把猶太人屠城驅散以後，“祖國”就隨着猶太人走了，最後走到納粹的焚屍爐裏了，但從此猶太人就有強烈的甚至是極端的國家心態。從納粹集中營逃出來的猶太人建立以色列國家。極而言之，今天以色列人的愛國心是從納粹焚屍爐中煉出來的，而不是從金錢堆中爬出來的，更不是靠幾本小説就能寫出來的。現在伊斯蘭恐怖主義那麼厲害，但不打敗以色列人。所以，沒有強烈的國家意識，沒有足夠的軍事自衞手段，財富隨時都能被人剝奪，而不管這財富是國家的還是私人的。
我看過一幅漫畫，叫 “烹飪自學”。畫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一頭俄羅斯大熊坐在開水鍋裏，鍋旁邊有各種美國配製的調料，熊手裏捧着美國人編寫的《烹飪自學教材》。熊一手捧着書，一手往鍋裏放着美製調料，煮自己。鍋也是美國人為它設計好的，它往裏跳。當時是戈爾巴喬夫先往裏跳，他是糊塗到底了。但國家失敗對俄羅斯民族的心理衝擊是很大的，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所以空論沒有用處。綜合國力、綜合安全的核心是軍事實力與國防安全。沒有軍事實力為後盾，理論架子再大，一點用都沒有。但願中國人不要走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之路。
美國只出了兩屆牧師式總統，一屆是威爾遜，一屆是卡特，卡特在美國人評分中是最低的。卡特是學技術的，熱衷於到處宣傳人權，勃烈日涅夫不管那些，差點將美國人趕出印度洋。今天的美國人已沒了太多的學究氣。
尼克松對地緣政治理論最偉大的貢獻之一，是把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結合起來了：哪裏是資源的中心，哪裏就是地緣政治的中心。在尼克松之前談地緣政治更多地是談地理環境，所以有人叫地理政治。如果説過去的地緣政治是圍繞着市場走，那麼，當新興工業國家大量出現後，地緣政治就應該是圍繞資源走的。資源當然指的是稀缺資源。如果有一天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陽光的話，地緣政治的中心肯定就是太陽，爭奪的對象就是陽光。人生活的基礎是什麼，人就爭什麼。在共產主義沒有到來之前，這是必然的。原來種糧食靠土地，大家就爭土地，爭人口。現在靠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於是大家就要爭海權。
東急西重仍是中國安全環境的基本特點
克林頓時期，美國有石油公司曾想在中亞修一條石油管道，但苦於找不到比阿富汗更合適的線路。俄國已修了一條通向西方的油氣管道，2000年我們也提出修一條從西部新疆到東部沿海的油氣管道，小布什上台前後，美國出現能源危機。美國看中國和俄國兩方都在修油氣管道，有點兒着急，跟塔利班談，但談不攏。塔利班堅持原教旨主義，一直反美，它沒有一點兒機會主義。鮑威爾曾説，只要塔利班把拉登交出來，再把 “基地”去掉，美國就可以考慮讓塔利班進入未來政權。可是塔利班不買賬。美國沒有辦法，進入阿富汗以後先從喀布爾以北開戰。其實從純軍事角度看，坎大哈離美國軍事打擊力量最近，地勢較平坦，最好打，又是塔利班的大本營，為什麼總打不下來？這是政治考慮。在周邊國家中，誰是美國的敵人，誰是美國的朋友，這當然也是美國人考慮的首要問題。美國發現北方聯盟是俄國和伊朗的朋友，而在反伊和反俄問題上，塔利班的目標與美國是一致的。當時美國從北方開戰而不從坎大哈開戰是從與俄國在阿富汗劃分戰後勢力範圍考慮。只是塔利班不領美國人的情，2001年11月13日從喀布爾迅速撤出，返回坎大哈。美國人只有攻打坎大哈。
對美國而言，塔利班最大的一個特點是反俄和反伊，這是美國需要的。本·拉登可能就“抓不住”，因為美國需要這把 “達摩克利斯劍”長期懸在它需要干涉的國家頭上。這與海灣戰爭的情況相似：把薩達姆留着，這樣才能造成科威特長期依賴美國之勢。現在美國動不動就説薩達姆又要動兵了，這是在警告科威特。薩達姆怎麼至今就拿不下來呢？當時打到邊界的時候，布什收兵了。美國跟日本那麼好，為什麼北方四島還讓俄國佔着？就是這個道理。在國際政治中要保留有一些籌碼。抓本·拉登也是這樣，記者都能採訪到，錄像也能搞到，可就是抓不到？只要抓不住，美國就可以以此為藉口長期干涉阿富汗內政，隨時敲打那些它不滿意的國家。
中亞的核心問題是美俄關係，俄國在阿富汗能利用的一張牌就是北方聯盟，俄國人一槍不發，卻利用北方聯盟低調贏得阿富汗，把阿富汗劃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美國是變臉不認人的，所以小國不要跟得太緊，大國倒是有調整的餘地。阿富汗戰爭，苦了阿富汗的百姓，坑了巴基斯坦，當然還有美國人民自己。對我們中國來説，美國人將來如果控制了中亞，就控制了我們自西向東油氣管道的開關龍頭，戰略上使中國處於東西不顧的困境：你如果動了台灣，它那邊就製造出一個“科索沃”。美國堅持不認為“東突”為恐怖主義組織，這為將來在中國新疆製造“科索沃”埋下伏筆。而現在美國“瞞天過海”，又借打擊伊拉克調集軍事力量屯駐中亞，這應當引起注意。在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已在相當程度上傷害了伊斯蘭的感情；但在科索沃戰爭中，美國曾扮演過伊斯蘭民族的保護人的角色。那麼，“科索沃手法”會不會在中亞重演，美國會不會為贏得伊斯蘭世界，再次在這一地區，尤其是中國新疆地區扮演伊斯蘭民族的“保護人”的角色並以此將其影響力深深地插入中亞中東地區呢？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東急西重仍是中國安全環境的基本特點。（此判斷最初提出詳見《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載於 《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
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向美國等發達國家學習
我們中國要發展，但也不要否定我們的歷史，我們過去跟蘇聯學是對的。我們看看印度，當時沒有搞土改，生產資料沒有搞國有化，結果是相當一部分大地主還在，大部分是窮人。印度走上了民主道路，但發展的成本也因此太高。我們學了蘇聯的方式以低成本迅速建立了國民經濟體系。人民公社在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意義重大。人民公社在當時最大的意義是使我們以較低成本完成了工業化。政府只與公社一級打交道就行了。如果是私有制，每塊地都要買，對於剛獲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説，幾乎無法承受這種發展成本。低成本使中國工業化體系得以迅速建立。既然有這個基地，我們就不能再自毀這個基地，而要利用這個基地再搞市場經濟，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計劃經濟方面，我們曾學蘇聯獲得了很大成就；今後在市場經濟方面，我們要學美國，也會獲得大成就。
國內動盪多緣於國內因經濟發展導致的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又產生於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如果沒有外部資源和市場的及時補充，其結果一般都是國內社會動亂。19世紀末，美國工業快速發展，國內資源跟不上，兩極分化加劇，工人運動迅速發展。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迅速和大規模地發展海軍。就在中國慈禧用海軍經費大造頤和園時，美國的海軍已走到世界的前列。美國先把夏威夷拿下來了，夏威夷是美國進入太平洋的門户之一。打敗西班牙，佔領古巴後，美國又跳到菲律賓，進入遠東。當時列強正在爭奪中國，美國提出帶有反霸意味的“自由貿易”口號，強調自己的發展權不能受到侵犯。
當時美國人反對的是英國等帝國主義的國際霸權。但當它入侵了菲律賓，參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罪惡活動之後，它也就走向自己的對立面：從自由貿易國家轉變為霸權主義國家，那時叫帝國主義國家。霸權是排擠別人的發展權，是發展權的國際壟斷。北方七國集團實質上就是國際資源的共享和壟斷集團。他們強力佔據着國際貿易線，你光有貿易沒有貿易線、只有發展卻沒有資源怎麼行？商品流動無法保護不行，自由貿易是現代國家發展權的表現之一。當代中國的利益已融入世界，我們要在世界範圍內發展並要獲取和維護相應的發展權利。
僅靠本國的資源肯定不足支撐中國未來的持續發展，我們要有分享世界資源的權利，並以此來支持中國的發展。我們的目標是使我們國內的大多數人都富裕起來，也來一個“工人階級貴族化”。多數人富了中國才能有一個穩定的和居於多數的中產階級，而穩定的和居於多數的中產階級恰恰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形成的基本前提。民主説到底也是一種資源的消費方式，正如集權也是一種資源的消費方式一樣。富起來要靠我們的海軍來保護。戰爭離我們越遠，國內民主才可持續發展。與雅典民主為鄰近的斯巴達所毀滅一樣，國內戰爭或外敵侵入本土都是集權制產生的重要原因。不管戰爭是由外部引起還是由國內產生，國內政治就必須實行戰時集中，集中可以迅速調動國內資源。
用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
現在中國較流行的一種主張是“民族主義”，將中國的崛起在許多情況下也表述為民族的崛起。細想一下，這樣的表述是不準確的，嚴重的還會造成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nation），這是一個歷史中形成的事實，但不是其中任何一個民族（ethnic）都必須加入而不能退出的多民族命運共同體，相反國家（state）卻是一旦自願加入並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就不能隨便退出的民族命運共同體（也有人稱之為“民族國家”）。美利堅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共同體，但其中任何一個民族或地區要想脱離在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後自願加入的美利堅眾合國，沒有美國最高立法機構的認可卻是非法的，因為這種行為有可能傷害到民族命運共同體即國家中其他民族的利益，而這些受到傷害的民族曾經為這個要求獨立的民族利益而作出過巨大犧牲。國家在國際法上的主體地位存在的前提是國際認同與國內認同的統一。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中曾獲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共同認可併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解放戰爭勝利及西藏新疆和平解放後，為中國境內各民族及聯合國在1971年承認其取代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的國家。自聯合國1971年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日起，“中華民國”，不管它願意與否，也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內和世界其他地區壽終正寢，台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儘管迄今仍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陳水扁當局辯稱其“政權”已“事實存在”。但塔利班政權也曾在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卻為國內佔多數的普什圖人認可的情況下“事實存在”了五六年，難道我們必須因此承認塔利班政權也是合法政權嗎？如果可以，那麼美國對塔利班的軍事打擊，就是對阿富汗合法政權的打擊；如果不可以，那麼台灣目前所謂的“事實存在”與塔利班的事實存在，除了時間長短的因素外，就沒有什麼區別。目前盤踞台灣的“政權”與塔利班政權一樣也應當是非法政權，不管這個“政權”是通過國民黨時期的殘酷暴力還是在後來台灣當局非法自制的程序中通過所謂“民選”出現的。
國家與民族相比，更具法定和法理的意義。民族共同體是歷史和自然形成的，某一民族可以認為，也可以不認為自己是這個共同體中的必然成員，任何民族有權利既可以單獨地組成國家，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與其他民族共同組成國家。但是，國家一旦組成，這個民族的命運就與其他民族的經濟政治命運結為一體，國家這時就成了自願加入其中的所有民族命運的共同體，其中任何民族都無權利在沒有得到國家最高立法機構認同的情況下，僅按自己單方面的願望隨便脱離這個國家。與美利堅民族一樣，中華民族也是具有共同心理文化特徵的多民族的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一樣，它們都是生活在本國境內的各民族在經歷了某些重大事件（比如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中國的解放戰爭）之後共同認可的民族命運共同體。各民族在國家的名義下抵抗外敵侵略，相互支援進行經濟建設，共同發展。不管在這個過程中，各民族間有多少內部矛盾，它也只有通過國家內部協商來解決，而不能擅自即在沒有得到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許可的情況下用脱離國家的方式來解決，因為各民族在國家內部相互支援和利益共享的過程中已經在產權、自然資源使用權和繼承權等方面形成了難以分割的法權關係（比如國民黨逃到台灣島時曾從大陸帶走大批黃金、文物及重要設備），其中任何民族脱離國家都會給其他民族帶來一定的利益損害，因而儘管國家中的任何一個民族可以認為它不是某個民族共同體的成員，但它也沒有單方面宣佈脱離自己國家的權利——除非這種宣佈得到了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同意。從這個意義上看，目前台獨、藏獨、疆獨等企圖脱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徑是非法的，而國家打擊它們分裂國家的行為是合法的和正義的；所以説，國家，而且只有國家是高於民族之上並具有國際法認可的具有最高主體地位的實體。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都不能迴避的一個理論問題是民族自決權問題。民族自決對沒有建成國家或沒有加入某一國家的民族是無條件的，但是一旦某個民族已單獨或與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了國家，那麼，不管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看，這時的民族自決權就已讓渡於國家主權；這時的民族就不是以本民族的身份而是以國家公民的身份在國家中享有其法定的自主地位；在國際上也不是以本民族的名義而是以國家的名義獲得主體地位；國內各民族，也不以本民族名義共存而是以他們選擇的國家名義共存。因此，這時的民族自決權就必須服從自己已承認的國家主權，民族地方自治就應當服從國家最高立法，民族利益就應當服從國家利益，民族主義就應當服從國家主義。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產生於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學説，抗日戰爭中民族主義又成了國共兩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救亡抗日的旗幟。在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打敗國民黨並在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國家就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自主選擇的命運共同體，此後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利益和權利就應當在新國家憲法基礎上實行，民族利益就應當讓位於國家利益，其中任何民族單方面的要求，必須得到民族命運共同體即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的認可才能實行。即使在全球化速度日益加快、國家主權理論已面臨許多挑戰的今天，國家而不是民族，國家主權而非民族自決權，仍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所能依託的最高法定實體。
在全球化世風日盛的今天，國家利益仍然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曾將蘇聯國家解體，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命運共同體，解放了原來融於蘇聯國家中的民族自決權，結果是蘇聯境內的眾多民族，在產權、軍事裝備、自然資源繼承權等法權關係的無限糾紛和衝突中整體衰落。普京上台後，重新將國家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高揚愛國主義的旗幟，對車臣分裂主義實行毫不留情的打擊，這不僅扭轉了俄國自葉利欽以來頹勢，而且使俄國贏得了國內各民族的普遍認同。蘇聯和俄國這段民族合分的歷史經驗，實在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本文原載於《戰略與管理》，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