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百人信”説“中國不是敵人”，和特朗普的對華施壓有差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19年6月29日，《華盛頓郵報》刊發題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的公開信。公開信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傅泰林、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前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和前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等7人執筆，得到了100名美國政、軍、商、學、研界人員的聯署。根據公開信結尾的表述，“我們認為，這封公開信得到大量簽名就清楚地表明，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華盛頓並沒有一個共識支持對華整體對抗的立場。”

整體來看，這封包含了6點看法和1項解決建議的信件，體現了美方“建制派”主要成員對當前中美關係的基本認識，以及對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宮以來執行的對華戰略的質疑。這種質疑包括兩個方面：一則，是認為特朗普政府誇大了中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嚴重程度；二則，是指出特朗普決策團隊採取的政策實踐存在顯著的錯誤，不僅無法應對威脅，而且還可能適得其反，導致美國國家利益的損失。

“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華盛頓郵報》

這封公開信讓人回想起1995年4月16日《洛杉磯時報》刊發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開始將中國看作為潛在的敵人”，文中引述了時任美國國防部部長助理約瑟夫·奈的話，“如果你將中國當做敵人來對待，中國就真的會變成美國的敵人。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彼時，美國仍然沉浸在“贏得冷戰勝利”的情緒中，正在“歷史終結”的樂觀主義的支配下，在全球範圍享受收割冷戰紅利所帶來的喜悦。

對比24年前後的兩篇文章，可以發現美國精英的對華認知框架幾乎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1995年，美方部分人將中國視為“潛在敵人”的理由，包括中國軍費開支的穩定增長，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持續購買高技術武器裝備，對中國國內所謂“民主進程”的“壓制”，以及在南海的主權聲索等。在過了24年之後，此次“百人信”中，同樣列舉了中國“令美國感到不安”的“行徑”，包括“轉向更大的（對）國內（‘民主’）壓制，國家對私營企業的控制增加，未能履行其若干貿易承諾，更大程度地控制外國輿論和更積極的外交政策”。除開措辭，時間的流逝，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對美方精英認識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對華戰略選擇中，同樣讓人看到的是身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在戰略上面臨的貧困。1995年，討論的焦點是，是否需要對華採取像蘇聯一樣的遏制戰略；2019年，討論的焦點是，當特朗普團隊名為“極限施壓”的短促戰略突擊無法取得預期效果時，如何重新回到基於魯傑所説的“內嵌的自由主義”的傳統框架，繼續謀求用美國的軟實力、美國的盟友體系、以及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和機制來“規訓”中國，將中國引導並吸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在“硬遏制”與“軟演變”兩個選項之間打轉，在美國的“大棒”與“胡蘿蔔”之間舉棋不定，是美國戰略能力陷入困境最為生動和詳實的寫照。

“百人信”中提到，“美國對中國的成功做法必須側重於與其他國家建立持久聯盟，以支持經濟和安全目標。它必須基於對中國觀念、興趣、目標和行為的現實評價，美國和盟國在資源於政策目標、利益上的準確匹配，並重新致力於美國努力加強自身作為他人榜樣的能力。”但真正的挑戰在於，美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冷戰後的世界已經、以及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對美國戰略提出的最本質的挑戰，是美國大戰略所追求的目標，即在一個生產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體系力量進入大調整大變革的時代，繼續維持美國世界霸權的環境、基礎以及前提，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嘗試維持美國“單一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已經成為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方必須對自身戰略進行更加深刻和徹底的調整，而非將目標僅僅定位在既定戰略框架內的不同政策工具的調整。**美國需要戰略上的創新，這種創新需要實現對美國霸權戰略的揚棄，而非簡單的小修小補。而從“百人信”的內容來看，即使是以開明、理性自居的那部分美國精英，其公開表達的認識水平，仍然相距甚遠：

其一，“百人信”的作者們，與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的戰略認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維持和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而非擁抱一個正在實質性走向多極化的新世界，是他們的共同特徵。

中國實力的增長，被認為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衝擊和挑戰，區別在於，對這種衝擊和挑戰的嚴重程度的不同看法，以及對回應策略的不同選擇。但問題在於，挑戰美國霸權，從來不是中國的主觀目標。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不願意承認中國發展的合理性，以及中美力量變化的歷史必然性。不改變這種認知，美國對華戰略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突破，構建一種穩定的新時期的新型中美關係，也就無從談起。

其二，“百人信”的作者們，與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都沒有看到生產方式以及世界經濟體系的深刻變化。

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是由市場經濟的內生邏輯所決定的。這種進程，無法被任何形式的戰略或者是政策工具所扭轉。甚至，“百人信”作者們的認識水平，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如特朗普及其團隊。因為後者至少發現，冷戰後全球化的發展正在美國國內造成一種負面的利益分配格局，過多的美國普通個體承擔了維繫美國收割冷戰紅利時產生的成本，而受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特朗普至少知道，需要為這種局面找到一種邏輯上能夠自洽的解決方案，將中國作為美國國內問題的根源並制定相應政策。

“百人信”的作者們，則更加純粹的聚焦於他們熟悉的對華戰略領域，沒有從政治經濟深刻的互動中，去更加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美國對華戰略調整所需要解決的本質問題。而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問題則是，選擇了一種對抗經濟規律的戰略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因為違反市場經濟的內生要求，而遭遇了挫敗。

其三，“百人信”的作者們，與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都拒絕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中國的利益訴求、以及建立在這種利益訴求基礎上的中國對外戰略。

對話，或者對抗，都是國家對外戰略的工具。但真正的問題，不是選擇工具，而是如何認識對方的利益訴求。2019年6月29日，中美兩國領導人在大阪會晤時，中方領導人指出，“中美兩國雖然存有一些分歧，但雙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領域廣闊，不應該落入所謂衝突對抗的陷阱，而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總統先生多次表示，希望搞好中美關係；你還表示百分之百地贊同雙方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這是我們應該牢牢把握的正確方向。”相互尊重，互惠互利，這是認識和處理中美關係的關鍵所在。在經貿問題上，中方指出，“中方有誠意同美方繼續談判，管控分歧，但談判應該是平等的，體現相互尊重，解決各自合理關切。在涉及中國主權和尊嚴的問題上，中國必須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分歧終歸是要通過對話磋商，尋找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解決。”

正是這種認知上的差異，導致了中美兩國在處理兩國關係上的差異，也是導致中美兩國冷戰後發展呈現顯著差異的關鍵。儘管在口頭表達上，美方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在核心認知上，美方的問題，是始終拒絕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方式，來制定對華戰略。這個問題不真正得到解決，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就註定要經歷更多的起伏、波折甚至是動盪。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世界的發展，中國的前進，是無法阻擋的歷史腳步。美國能夠早日通過重構對華戰略認知，來為推動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固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好事，但最終，中國憑藉自身的努力，也完全可以推動中美關係走向新的階段，推動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這同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希望美方能早日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作出正確的選擇，為世界，也為美國的未來，作出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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