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圖茲：對抗中國，短視的特朗普和新鷹派不是一條心
【文/ 亞當·圖茲】
特朗普“經濟民族主義”的邏輯
美國如今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震驚了世界。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實現了他對 “美國優先”的承諾。上任幾天後，他撕毀了經艱苦談判達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暫停了與歐盟(EU)的貿易談判，調整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同時，他還威逼韓國修改與奧巴馬政府達成的貿易協定。不僅實施了引發歐盟強烈反擊的對鋼鐵和鋁強徵關税，還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進口汽車發起調查。更瘋狂的是，美國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面對這種暴徒式的行為，全球市場上下波動，對貿易戰爆發的擔憂也此起彼伏，似乎每一筆交易都意味着另一場挑釁的開始。
面對無法預知和極度不安全的局勢，我們試圖從過去探尋未來的方向。當我們回顧歷史，很容易發現全球化時代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反彈，20世紀初就是如此。20世紀二三十年代，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取代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力、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取代了能把世界密切維繫起來的全球化力量。
上述的歷史比較問題可能有啓發性，但是當時的情形太簡單了，無法與現在複雜的現狀相比。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mélange），它代表的不是對全球化的單一反應，而是一系列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在第45任總統特朗普任期內，美國似乎正在一片混亂中，重新面對半個世紀以來全球化和後工業時代經濟變革帶來的衝擊和壓力。
工人們在為特朗普的訪問歡呼 圖自《環球郵報》（下同）
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經濟地位的看法似乎還深深停留在20世紀中期。特朗普對白人工薪階層很有吸引力，他承諾保護他們不受少數族裔的要求、移民的競爭、女權主義者和外來的不公平競爭的威脅。上世紀50年代，工薪階層構成了美國勞動力的核心。而現在，美國實際的工人階級主要是少數民族和婦女。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倡導一項以煤炭和關税為基礎的能源政策，以此來保護本土鋼鐵廠和鋁冶煉廠。而如今的美國，與14萬人從事鋼鐵生產相比，使用鋼鐵的人數高達630萬。21世紀的工業時代，高技術製造業取代了初級金屬製造業，成為了美國製造業的核心。
工業就業衰退改變着美國的社會結構。對美國大眾來説，這是一次創傷。而且顯而易見的是，美國人越來越多地消費進口和帶有外國商標的商品。但是，結合偏好外來消費品和工業勞動力下降，就得出全球化扼殺了美國工業勞動者的結論，是一種嚴重的誤導。工業勞動力下降的絕大部分原因，與此前農業生產結構的技術變革邏輯一致，是美國製造的聯合收割機和拖拉機帶來的技術變革導致的結果。並不是進口食品或棉花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事實上，美國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之一。同樣的邏輯也適用在工業技術變革上。這並不是説，日本、墨西哥和中國接連不斷的進口沒有影響製造業就業，尤其是紡織業等行業。但是，這些衝擊是疊加在下降趨勢之上的。而上一次真正的大沖擊——“中國衝擊”（China shock）——對美國的影響已經是十五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事了。從那以後，中國的工資和匯率都逐漸上升，這也恢復了美國本土的競爭力。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vs《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
然而，特朗普不承認存在這樣的區別。特朗普認為，美國的就業機會就是被外國競爭者巧取豪奪的。正因為往屆總統軟弱的領導能力，才導致美國無法抵禦這種外來的競爭，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領導都是如此。特朗普第一次加入保護主義陣營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那是一個“抨擊日本”（Japan bashing）的時代。後來，為了迎合和照顧反墨西哥者的偏見和情緒，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他現在把中國劃入他的政治博弈格局裏，也是他一貫的邏輯。(可以肯定地説，加拿大和韓國認為特朗普是經常變動不定的。但不幸的是，這讓這兩個國家陷入了陳詞濫調和種族成見的交火當中。)
如果由特朗普來決定，毫無疑問，他會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的100天裏，通過總統聲明廢除它。阻止他的是主流政府官員的反對以及大規模的商業遊説。無論全球化對美國勞動者產生了什麼影響，對美國企業而言，全球化都是一種福音。特朗普政府沒有拒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是被迫重新談判。其中最明顯的是標題的變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死，《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長存（NAFTA is dead. Long lives the USMCA）。
對進口汽車的301條款調查
如果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要充分反映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中，那麼美國也要同樣與韓國對《自由貿易協定》並無新意的重新談判，以及鋁和鋼鐵關税問題的談判，這使人們不得不認為美國在無事生非。不止如此，2018年春天，特朗普明確表達了他的不耐煩。“給我關税，”他已經下令，他的官員也已經着手針對美國汽車進口的301條款調查，這無疑讓歐洲成為眾矢之的。
在特朗普的所有貿易措施中，挑起對歐洲汽車進口的爭端或許是最不合時宜的。正是在20世紀50年代，歐洲開始恢復足以對抗美國的競爭力。大眾甲殼蟲是最早進入北美消費文化的標誌性外國產品之一。60年後的今天，特朗普仍然不甘心接受帕克大街上的梅賽德斯奔馳(Mercedes)和寶馬(BWM)，儘管其中很多都是在阿拉巴馬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生產的。事實上，寶馬在南卡羅來納州斯帕坦堡的工廠，不僅是這家德國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工廠，也是美國最大的汽車出口商，其中有許多汽車出口到中國。
2018年，工人在在一汽大眾的中國天津工廠生產大眾泰龍汽車。
美國本土汽車工業已今非昔比。通用汽車（GM）和克萊斯勒（Chrysler）之所以能在2008年倖免於難，是因為得益於銀行救助計劃的資金轉移。但與鋼鐵、鋁和煤炭不同，汽車行業是一個真正重要的資本來源，它的競爭力依賴於複雜的跨國價值鏈。跨大西洋汽車產業的破產將證明朗普不惜一切代價發動貿易戰的策略是極其荒謬的。很明顯，該行業的未來在於互聯網的流通，這需要鉅額投資。如果美國、歐洲和日本要保持在該行業的領先地位，它們就需要合作，減輕第301條規定製裁造成的巨大破壞。據內部消息，總統自己的團隊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就連一向立場強硬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也敦促他應謹慎行事。
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汽車行業的未來取決於亞洲。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通用汽車在中國的銷量超過了美國。與此同時，中國本身已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就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總額略超過200億美元。到2018年，中國對美出口已達6600億美元，其中5200億美元是對美出口。
對華的激進貿易政策
20世紀70年代，隨着美國與中國結盟共抗前蘇聯，其對華政策同時也在鼓勵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儘管共產主義政權那時還沒有放鬆控制的跡象，但在21世紀初，美國繼續堅持自由主義的觀點，堅持貿易將有助於中國實現法治和民主，這至少是當時政治的主旋律。歐洲和美國的商業集團——銀行和製造商看到了中國巨大的增長機遇。雖然工作機會轉移到了東亞，但這給股東帶來了巨大利益。與此同時，西方消費者受益於大量廉價消費品，尤其是服裝和耐用消費品。
在美國，親華派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美國國會有關人士試圖通過立法遏制中國進口，挑戰中國政府的匯率操縱行為。21世紀初，隨着貿易赤字與聯邦政府預算赤字同步膨脹，人們對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規模感到非常擔憂。在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執政時期，高盛前首席執行官、中國通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作為財政部長努力遏制這些壓力。在中國的合作下，他做到了這一點，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並沒有遭遇中國的拋售(a Chinese sell-off)。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開始於2011年，隨着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擔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推出“重返亞洲”戰略，中國的重要性應運而生。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句空話。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真正新奇之處在於其對中國的苛刻和多方面的關注。
特朗普對中國的看法並不比他對其他貿易政策的看法更復雜。他想讓別人覺得他很強勢，想對抗中國，更想達成協議，而總統身邊的顧問使他的立場更加強硬。負責經濟政策的助理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 鼓吹中國對美秘密戰爭的怪誕不經的觀點。與之不同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Mr. Lighthizer）是個職業貿易鷹派（career trade hawk）。作為一名年輕的共和黨律師，他也是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對日強硬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自那以後，萊特希澤成為了美國最激進的貿易律師之一。他對世界貿易組織(WTO)面對中國威權國家資本主義挑戰的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評。
作為對華激進政策的鼓吹者，萊特希澤獲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其中包括美國勞工運動成員，以及對全球化批評的左翼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特朗普的領導下，萊特希澤激進的做法與情報部門和五角大樓的安全政策精神完全一致。2017年12月，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將印度太平洋地區和中國的競爭視為美國面臨的核心挑戰。這徹底打破了本希望通過多邊機構和深化貿易將中國納為利益攸關方的願望。
2019年2月21日，在華盛頓美國和中國恢復貿易談判。美方派出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左上）、財政部長史蒂夫·努欽（Steve Mnuchin）(中間偏左)、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左下)，中方派出中國副總理劉鶴、行政官員易綱和廖岷。
前所未有的是，中國被美國認定是當前面臨的主要地緣政治挑戰，也是美國強硬的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雖然歐洲、日本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夥伴們可能也是美國的經濟競爭對手，但他們也是美國同盟體系中的從屬夥伴，而中國不是。中國共產黨可能不再支持世界革命，但它代表了一百年前1919年5月中國首次爆發的民族主義主權和民族自決的野心。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它的野心也有增無減。
然而美國強硬的貿易政策也存在風險。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國領導層將重新陷入另一段錯誤的歷史當中。美國情報機構和國家安全機構試圖讓那段美國冷戰取勝的歷史故事重新上演。與上世紀80年代的蘇聯一樣，他們認為中國頂不住美國強硬政策帶來的壓力，因此中國政府願意就貿易問題與美國談判，這證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強硬立場是正確的。美國必須繼續在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進行調查。
實施強硬的貿易政策需要勇氣，也需要考慮可能的風險。然而萊特希澤的主張並非完全不合理，因為這很可能會促使中國政府追求公平競爭，尊重知識產權、放棄對過剩產業具有破壞性的政府補貼。這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觀點反過來看。儘管美國人可能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公平的貿易體系，但美國國內的嚴重問題實際上沒有一個能通過對華政策得到解決。與此同時，在貿易問題上採取邊緣政策，往往只會認可並助長一種安全防禦論調，即中國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對手，必須對其加以遏制或迫使其就範。這是一個零和博弈，使雙方喪失了選擇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這將使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找到真正對下一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合作解決方案變得困難。鑑於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安排，我們無法承受幾十年的新冷戰。或許，避免災難的方法也不太可能被找到。
也有支持這一強硬立場的人擔心，萊特希澤和他的同僚將從內部被制衡。因為特朗普不是戰略家，儘管他看起來態度強硬、氣勢洶洶，但他的賭注不大。他不會推動真正的戰略平衡，只會與北京方面做短期和解，以求能夠在2020年大選前以促進交易協商的方式贏得選票，可以説，他將從一個真正意義重大的戰略轉變中攫取一些並不重要的個人政治利益。如果他這麼做，我們這些不贊同華盛頓新鷹派（the new hawks）主張的人，或許還得感激特朗普為2020競選前做出的短期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