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自由化浪潮與世界政治變遷
【文/ 楊光斌】
自由化是一種政治思潮，而政治思潮與世界秩序的形成有着與生俱來的關係。
我們一般把1500年視為“西方的興起”的轉折點。西方是如何興起的？其實，1500年還是典型的中世紀，在此前的幾百年裏，有過十來次的“十字軍東征”，就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與東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在歐洲內部，宗教戰爭連綿不斷，先是16世紀法國南北之間的30年宗教戰爭，17世紀即1618—1648年的30年宗教戰爭還直接打出一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所謂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
民族國家取代神權政治，看上去具有現代性，但是這個民族國傢俱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現代性即所謂的現代國家，另一方面具有民族主義屬性，所謂的“一族一國”必然導致擴張，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清楚。因此，大家一定要清楚，談論現代世界體系，有兩個東西是少不了的，一個是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一個是民族主義。結果，“文明的衝突”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就構成了世界政治變遷的主旋律。也就是説，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秩序形成的“基因”。
《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的簽署標誌着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主體地位的確立
理解世界秩序形成的背景，就容易理解作為一種政治思潮的自由化浪潮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政治思潮不但是一種政治學科和思想，思想還直接演化為國家政策和政治運動，它的內在機制就是，人是觀念的產物，政治思潮通過影響關鍵角色，或者採取激進的革命，或者採取温和的社會運動，或者作為政策決定者去改變政策現狀，從而影響政治走向，這是它的內在邏輯和理論背景。
如前，世界政治的形成是1500年以來的事，政治思潮在每個世紀都直接起到一種推動作用。
以過去100年為例，出現了大約以30年為週期的百年政治思潮。考察過去100年，大致可以30年為一個週期，從1900—1930年，是放任自由主義。放任自由主義的失敗就是大蕭條，帶來了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從20世紀40—70年代在西方表現為凱恩斯主義。20世紀80年代到2018年是新自由主義30年。在這個過程中，在新自由主義30年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是社會主義一詞被民主所解構。到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隨着社會主義被民主所解構，世界政治不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與非民主之爭，西方社會在道德上的優勢由此而生，帶來的後果是非西方的都是非民主的。這是過去100年時間的世界政治思潮。
現在重點談談自由化思潮。新自由主義30年推動了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要是自由化浪潮，由三個方面構成，即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三化一體。
經濟自由化就是市場化、私有化，從撒切爾主義開始。政治民主化其實就是去政治化、政治學上的轉型，比較政治學上最典型的研究範式就是轉型學，不管是發生在哪裏，轉型都要轉型到美國，這就是歷史終結，就是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伴隨着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第三個理論就是流行的治理理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聯合國説發現了治理理論。社會自由化就是“投資人民、政府滾蛋”。這“三化”構成了全球化的主線，自由化推動的全球化存在着內在衝突。
第一，“三化”共同的指向是去國家化。
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自由化的共同敵人都是國家或者政府作用，而現在國家的出現正是現代性的標誌。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既有反現代政治特徵，過去看到的全球化，一方面滾滾而來，好像有一定進步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反現代性政治特徵，很多建設尚未完成的國家接受了去國家化的“三化”運動，使國家陷入更加無能力乃至無政府狀態。這是一個發現。
第二，“三化”之間存在着內在張力。
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具有與生俱來的衝突性，經濟自由化是資本權利的自由，政治民主化是大眾的平等化，二者出現在西方有先後，在發展中國家同時出現，往往會使資本權力吞噬社會平等，這就是俄羅斯轉型中兩次私有化運動摧毀了人民對民主的信念。就民主化和社會自由化以及治理而言，如果社會結構得不到現代性革命，民主化是強化了既有社會結構，因此所謂的治理最終變成了強化了亨廷頓所説的“普力奪社會”或者米格代爾所説的“強社會”的權力而已，因此很多轉型國家由無效民主變成無效治理。
這兩大發現是全球化出現逆轉的根本原因，這是以自由化為核心的全球化的本質特性所決定的。
自由化思潮對世界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響。一是自由化浪潮導致產業轉移和收入差距擴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更不平等，從而招致“事實上的社會主義運動”。
法國的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的數據很多，從1945年到1980年，西方社會趨向平等化，一個企業內部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差距不會超過50倍，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到550倍。
《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圖片來源：IC photo）
不平等招致事實性社會主義運動，國際學術界和國際思想界都非常偷懶，一言以蔽之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稱為“右翼民粹主義”，底層運動稱為“左翼民粹主義”，民粹主義這個概念很簡單，但解釋不了社會結構的真相，筆者稱為事實性社會主義運動。
二是自由化浪潮對南美一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帶來了根本性的傷害。
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在生效那一天墨西哥出現了兩件事，一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出現了長達9個月的罷課。這個大學規模非常之大，學生人數達35萬人，這是一個令我們匪夷所思的規模。另一件事就是出現了民族解放軍起義，一個民族地區出現農民暴動。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那一天出現了這個東西，我們有專門的研究，土地私有化使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地農民不得不大規模移民美國，有的去種毒品，墨西哥20世紀90年代以來毒品經濟氾濫，2018年換屆選舉中，墨西哥32個州中凡是提出禁毒的候選人基本都被幹掉了。
因此，一部分人種毒品，幾千萬人移民美國，從而刺激美國民族主義，誘發美國國民性危機，導致極右政治勢力的強力反彈。“國民性危機”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在其最後一本書《誰是美國人》中提出來的。
三是以民主化之名的自由化搞亂大中東地區和很多非洲國家，從而出現了大規模的難民，難民衝擊了歐洲的社會秩序，並誘發了歐洲的極右政治勢力及民族主義政治勢力的出現，我們看到歐洲很多國家極右政黨紛紛登上歷史舞台。
在這個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則意外地成了贏家。
中美洲移民從墨西哥爬上火車欲前往美墨邊境（圖片來源：IC photo）
全球化浪潮中的產業轉移和資金自由流動給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以資源和活力，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佔全球的40%。1840年西方與非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製造品各佔50%，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製造品佔90%，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只有10%，2010年非西方國家隨着GDP的崛起已經達到40%，西方國家是60%。我相信，這個結構一定朝着更均衡化的方向演化，即非西方國家將佔有更大的權重。
這個結構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世界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現象諸如極端宗教勢力、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都是根源於這個經濟基礎的變化，中國人搞世界政治研究不能忘了“初心”，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
1980年以前的世界政治，大家都認為西方還不錯，福利政治，有它的優勢，但有“兩進一出”的背景。“兩進”是什麼呢？一個是戰爭掠奪，另一個是它的製造品全世界消費，財富滾滾而來，因此有條件搞福利政治。“出”就是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矛盾，今天很多話好像很老派，但這是事實，社會矛盾急劇加劇，這個時候待不下去他可以走人，從而減緩國內階級矛盾。
1920—1930年，意大利總共5000多萬人口中移民了600萬人，但還沒有解決問題，產生了法西斯，這是可以靠“進—出”解決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今天我們要問，由於生產力對比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你的產品往哪兒去呢？因為市場被中國等新興國家搶佔了，人往哪兒跑？不但跑不出去了，而且大量難民——南美和非洲的人往西方國家去。
這個結構變化意味着全球治理體系隨之重塑，並嚴重衝擊了西方主宰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這是今天看到的自由化，過去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的影響。
中國是意外的大贏家，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説，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來説，卻不都是這樣。因此我們在理論上做了反思，過去30年的制度變遷具有典型的非預期性，在以自由化為典型的全球化浪潮中，自由化的結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自由化讓中國成為意外的大贏家，但給國家治理帶來的結構性挑戰也是空前的。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説，自由化的結果都具有非預期性和無比複雜性，必須對自由化浪潮做出理論反思，使人類變得更理性。
本文刊登於《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一輯，觀察者網轉載自公眾號“人民大學政治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