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若中國經濟下半程想在現有規模上更進一步，必須改變發展戰略
G20大阪峯會中美元首會談中，雙方表示願意重啓中美經貿磋商，美國不再對中國加徵新關税，同時解禁對華為禁令。稍後不到兩週，7月9日，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長姆努欽通話；同一天，美國商務部表示有條件“解禁華為”，但“實體清單”不變。
中國經濟再次處於一個大轉型時期，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外部插曲”，而正視中國經濟本身的發展邏輯、升級的內在要求是當下要事。中國改革開放走過40載，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轉型。回顧過去這40年，中國做對了什麼？展望中國經濟又一個半程，還應做些什麼？觀察者網於6月26日採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張教授就G20峯會、中美貿易戰、中國經濟轉型等問題作出深度解讀。
【採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特別巧，上次想跟您約採訪時碰到中美高級別經貿磋商第十一輪陷入僵局，G20大阪峯會兩國領導人會晤後，中美貿易談判逐漸又走上正軌。您怎麼評價中美貿易戰目前的進展？
**張軍：**現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能夠恢復中美談判。兩國元首在G20見面後能夠恢復繼續談判的過程，應該就是最好的結果。我覺得，特朗普暫緩對中國商品的徵税，這是前提；再好一點的結果，我們會要求美國終止對華為的打壓。當然，現在還很難預判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因為我們不瞭解；只是兩國元首會面之前，雙方已經釋放了一些信號，比如劉鶴與美方代表通話。
至於要談什麼、實現什麼、怎麼談，目前具體情況我們不知道，但至少這次中國應該顯得不是那麼被動了。那麼，在不是那麼被動的情況下，中方在策略上肯定會提出條件。而這個條件就是我剛才講的，首先要繼續談判，能否解除對華為的打壓，能否暫停對中國產品的徵税等等。這次去G20，中國會比較主動一點，能夠提一些要求。另外，對特朗普而言，如果中國願意談判，他應該覺得是件好事，因為5月初是中國提出中止談判。
美國打壓華為可能在中國政府看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對於加徵關税，中國還有相應的“以牙還牙”政策，反正你加我也加。至於其他方面的要求，我們肯定只能部分答應，其他暫時不能答應的估計會列入雙方長期磋商清單，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在近期解決，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時間。因為這些問題只要跟中國國家利益不衝突、只要有利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我們一定會做，但短期內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中國需要用比較漸進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過去40年也是如此。
但是，特朗普的很多要價都非常急，就這點上雙方可能會產生嚴重分歧。不過，我們可以拖，特朗普不見得能拖，所以他最後可能也覺得現在這種局面——中國退出不談，自己什麼好處也拿不到，還不如繼續和中國談，至少還能讓中國可能接受自己提出的部分要求，總比停止談判要得到的多。所以，目前美方也許有這個意願，希望能重啓談判。當然，這次中國會提出條件，最好的就是終止對華為打壓，繼續暫緩徵税。
當地時間6月29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日本大阪舉行會晤。 圖片來自新華社
觀察者網：不過有一點是，特朗普及其團隊經常不按常理出牌，也許是湊巧，上次阿根廷會面期間發生“孟晚舟風波”，雖然外界都撇清兩者關係，最近5月談判前也突然發推加徵新關税等，這次我們是否還應有所準備？
**張軍：**我個人覺得美國在這種事情上應該會小心了，過去雙方談判的同時還在做一些挑釁的事情。但我前面提到，這次中國手上有一定的主動權，會提出一些條件；而美國也已看到中國其實對這個談判沒那麼迫切，所以如果再製造一些“意外”事件的話，真的有可能讓中國徹底退出談判。
我們中國人講“事不過三”，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製造麻煩，也許真的有可能結束談判。這種結果對特朗普其實是非常不利的，他到今年底就要面臨連任選舉，會比較看重是否能和中國恢復談判、是否能要到一些來自中國的好處，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會收斂一些。
觀察者網：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是外界最關注的議題之一，尤其在中美貿易戰氛圍下。今年一季度數據表現還可以，甚至有點超出預期，但5月公佈的數據，比如PMI和CPI都有波動，可能也讓外界對經濟信心產生一些影響，您對今年以來的數據變動有什麼解讀？對二季度數據有何預期嗎？
**張軍：**目前這些有限的數據只是告訴我們，在總需求層面已有的收縮趨勢似乎還在持續，好像沒有出現什麼根本性改變。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第一中國經濟總體需求層面的政策沒有徹底調整；第二，中美貿易戰所產生的不確定性依然沒有消除，甚至5月初談判陷入僵局，這肯定都不是好消息。
但是，我覺得對中國經濟而言，可能最重要的不是中美貿易戰所製造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核心問題還是在我們自身經濟發展的動力產生了一些變化。中國這麼大，又是一個單一體制國家，經濟發展一直靠中央政府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讓地方政府產生經濟發展的熱情，然後每個地方政府管轄本轄區內的投資活動，從整體上推動經濟發展。但這種情況到2013、2014年以後發生很大改變。第一，中央政府增長目標下調，且不希望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繼續沿用之前的擴張模式，第二，地方政府在目前政績考核目標改變的情況下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熱情慢慢減退，激勵機制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再加上外部類似中美貿易戰導致的不確定性，讓整個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不穩定。現在我們的投資增速一直處於低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都已經低於名義GDP的增速。
所以經濟下行的現象，實際上就是這兩個彼此相關的層面所帶來的結果。第一個問題，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國經濟發展得靠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但地方政府的推動熱情已有所減退。第二，必須要有市場參與，僅靠政府推動是不夠的。政府推動招商引資，但也得推動市場的發展。目前外部影響也對市場產生很大沖擊。中美貿易戰讓很多企業動搖，經濟下行又讓不少企業信心不足，出現外資企業、民營企業撤退現象，這對我們經濟帶來比較大的衝擊。
**市場變得不那麼穩健，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熱情不如從前，這是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中美貿易戰當然會有影響，但是第二位的，更多的是衝擊了市場。如果中國經濟增速一直在放緩的話，市場規模就不能擴大，市場規模不能擴大，很多企業就不願意來，甚至已有的企業都想出去，現在已經往東南亞轉移了不少。
觀察者網：那麼，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政府大力推動給民營企業降税、融資等優惠政策，目前情況如何？對振奮民營經濟有初步效果嗎？
**張軍：**降税以及鼓勵銀行支持民營企業，是政府試圖扭轉民企信心不足的兩個主要政策。首先，鼓勵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政策是有了，但實際操作有困難。銀行本身是風險規避者，若沒人給他擔保風險，他內心是不願意這樣做的，畢竟把錢貸給民營企業，如果收不回來，責任還在銀行，所以結果就有點風聲大雨點小。我也問過一些銀行，他們在一些數字上可能會有不少水分，比如説百分之多少的貸款給了民營企業，但這裏面很多賬都是做出來的。
就政策本身而言，客觀性和可行性仍有一些問題。商業銀行層層擔責，而且是終身問責；貸出去的錢收不回來就變成壞賬，從上到下沒有一個領導願意這麼幹，所以這個政策其實很難做到，或者説至少不會像政策上所要求的那樣容易做到位。
其次是減税。這對大量民營企業當然會有點好處，但民營企業真正的問題不僅僅是税收問題，主要還是融資難題，借不到錢。換句話説，就是融資的真實代價太高。我在很多場合碰到一些民營企業家時，問他們現在最頭痛的事情是什麼，他們回答融資難，融資價格太貴，付不起還不如關門。
那為什麼融資貴呢？原因是現在金融不夠放開，整個金融市場化、自由化的程度已逐漸停止。我個人覺得過去那些年我們比較鼓勵金融部門市場化、自由化。所謂市場化，就是允許這個行業中有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產生，中小銀行、私人銀行、金控、非銀行金融機構，甚至允許國有商業銀行進行市場化轉型，有很多是傳統信貸以外的市場業務，可以做表外的理財等等。過去幾年，這類形式很大程度上推動私人企業、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包括互聯網金融。
但最近幾年，大家開始擔心表外業務、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的發展可能會導致中國金融系統的風險，於是要求降槓桿，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事。這樣一來，整個金融機構開始自上而下收縮：互聯網金融不能做，表外業務必須併到表內、加強監管，銀行幾乎不可能在市場上做點什麼事，最終受到影響的都是民營企業。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民營企業覺得融資成本已經高得讓它無法生存了。
中央只好無奈要求商業銀行拿出一定比例的信貸支持民營企業，但説歸説，實際上銀行有辦法數據造假以證明完成指標。這是我們目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困境，擔心金融風險，因噎廢食。又是降槓桿，又是防範風險，最後反而把過去十幾年來在金融市場化、自由化層面取得的一些成果丟棄了，相當於退回去了，我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對中央政府來講，需要找到一個辦法，市場化就是一個方向。如果不進行市場化，最終還是解決不了問題。至於市場化以後的風險如何管控，這是值得研究的，但肯定不能像現在這樣採取粗暴的辦法，要防範金融風險，就把已經市場化的影子銀行的發展視為洪水猛獸、全部關掉。其實風險不是控制的，而是分攤的；如果找不到分攤風險的辦法，僅僅為了防範風險、控制風險，那最後的代價太大，我們會犧牲掉民營企業、犧牲掉中國經濟相當大一部分。這個問題需要反思。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言，目前在金融政策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但另一方面政府不斷強調金融開放，您對現在提出的金融開放措施有什麼看法？和剛才提到的金融問題有相互關聯嗎？
**張軍：**關於金融開放，我認為現在是迫於中美貿易摩擦的壓力，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的金融開放是被動開放。承諾開放，是開放市場給外國投資者，所以是一種市場準入開放；同時允許很多金融行業中的外資持股比例提高，取消原有的上限。但有些行業我們可能還沒完全想清楚開放的後果是什麼、沒有做什麼風險研究，只是迫於壓力就先這麼做。原本我們還想通過自貿區做點實驗，總結一點經驗，在監管上做些改革，但現在有點兵臨城下的感覺，我們已經到這一步了。所以去年就宣佈金融開放政策，今年人大又通過《外商投資法》等等，反正這些方面讓西方、特別是美國沒有把柄可抓：我已經開放金融市場準入，門檻大幅降低，至於你來不來，那是另一回事。他們還提出進來後要有國民待遇，要跟中國金融機構一樣，雖然現在還沒有完全做到，但至少方向是這樣的，比如現在銀行政權保險行業將原來有持股比例上限去掉了。
不過，這裏提到的金融開放跟當前國內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成本居高不下並沒有直接關係。因為進來的證券銀行保險都是大公司，會在國內增加一些競爭，但對大量中小企業來講，解決不了問題。更何況，這些外企金融機構仍在觀望，還不一定進來，畢竟現在的經濟環境，他們不一定願意來。當前中國本土金融如何通過放開更多機會，讓更多國有金融機構能拿出一部分資源在市場外運作，從而滿足中小民營企業的需求，才是一條正道。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首先我們如何來認識風險，其次如何處理和監管風險。我還是這個主張，所有金融機構包括國有銀行，因為政府對他們有要求、要對風險負無限責任，所以他們一定極其不願冒風險，最後結果就是隻對大企業和國有企業服務，而對有風險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沒有興趣，現在要求他們強制為中小企業服務也不太可能。我們必須允許影子銀行存在，只不過要對影子銀行進行監管，這還是風險分攤的概念。商業銀行把一部分資源拿出來做影子銀行，確實有風險，但不能因為風險控制就把它關掉，而是要對已經市場化的這部分制定相應的監管制度，這就相當於把金融等風險從原有商業銀行分出來了。金融就是這個邏輯，它的風險是不斷靠金融手段和金融創新去分攤。金融的一個最重要功能就是分攤風險，但現在不讓它長出新的金融機構，就會有問題。
觀察者網：金融風險這個問題會不會和一兩年前發生的P2P連續暴雷事件有關，這些事件讓普通民眾對互聯網金融乃至整個金融產生誤解和不信任，同時也促使政府對金融手段加強管理？
**張軍：**P2P這種模式就有點“中國特色”。互聯網金融形式豐富，但P2P模式發展特別快，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相反，互聯網金融中那些真正能改善金融資源配置的創新模式，沒有得到特別好的發展，這可能跟監管有關。互聯網金融本身對提升金融配置的效率是有幫助的，道理上大家都明白為什麼要搞互聯網金融，P2P只是其中一個，但是P2P讓我們發現在中國做騙子的特多。其實，把這些壞的東西規範掉，其他還是可以做的。
P2P讓整個互聯網金融變成極其負面的概念，但這不是互聯網金融的問題，是對P2P的監管有問題。**P2P不能做，但互聯網金融可以做，只是必須得有法律來規制。**一旦互聯網金融規範起來後，對整體經濟發展還是非常有好處的。另外，P2P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可能會少一些，但在中國就很容易出現，P2P投資羣體中，有一部分是年紀比較大的人，這個人羣有很多不可預期性；老人對這些東西感興趣，就像買保健品那樣，但他們缺乏辨別能力，這種現象在歐美可能會好很多。
觀察者網：提到金融開放這件事，之前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要實驗“三零”原則，即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您對這個政策有什麼看法？
張軍：“三零”原則在國內有很多人講，但要做起來很難。雖然能講出很多為什麼要搞“三零”原則的道理，但其實是很長遠性的政策，短期內想一下子切換到“三零”模式是不可能的。
觀察者網：現在上海或國內其他地方的一些自貿區內會做一些試驗嗎？
**張軍：**一般來講，自貿區內“零關税”、“零壁壘”本來就是可以做的。“零補貼”主要涉及到的是產業政策，所以自貿區內通常不會有，沒有專門針對某一行業的補貼政策。這次中美談判也涉及補貼問題，有些可以拿掉，有些可以減少，但有些還是沒辦法，像新能源汽車補貼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你説這個要拿掉，我看也很難。
上海洋山深水港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之前看到您的一篇演講，其中提到“中國經濟有巨大的空間優勢”這個概念，我們該怎麼理解“空間優勢”？當下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的外來衝擊，這種巨大的空間優勢能發揮嗎？ 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張軍：**從某種意義上講，“空間優勢”就是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按人口來算，中國國內市場是美國的四倍，但按購買力算就不見得了，因為我們的人均收入低。要真正發揮巨大的市場優勢，首先要有比較快的增長速度。如果經濟增長慢，市場擴張的速度就很慢。但最後中國得靠市場來贏得世界，就像美國在二戰以後，雖然只有2億多人口，但因為人均收入高，一旦開放整個市場，全球都要依賴它，話語權自然就在它那了。
市場決定話語權，但生產不決定。中國過去40年來主要靠生產，變成一個生產大國、出口大國，但如果中國經濟下半程想在現有規模上進一步發展，所有的發展政策就必須考慮到如何讓中國市場變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戰略。這個戰略不是出口戰略，也不是製造戰略，而是進口戰略，是市場開放戰略。
如果這樣做的話，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就逐漸體現為向全球提供14億人口的巨大購買力，而不是輸出產品的能力。大國效應最終是要充分地讓市場變成整體經濟的重點。我們現在經常講經濟發展要有定力，其實最大的定力就是自己的市場。現在我們的市場雖然很大，但仍是巨大潛力，過去40年主要不是靠這個國內市場，而是靠海外市場。所以，如何從政策上、戰略上逐步用好這個市場非常重要。市場也是一個巨大的武器，尤其要打中美貿易戰，我們現在被動就是因為美國這個市場，而自己是一個廠商，工廠的角色當然打不過它。但如果我們慢慢轉向巨大的市場，那就不得了；當很多國家都要依靠中國市場的時候，那就是我們説了算。當時我講“空間優勢”這個概念的初衷是，中國確實有潛能，但過去的發展戰略其實是一個工廠的戰略，以後要走向市場戰略，用好這個市場。
**要用好市場，首先要有一定的增長速度，現在還不能把增速降太低。第二，在很多行業中，要真正地不斷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保護。**要開放市場，可以不那麼激進、可以有序進行，但必須在政策上將開放市場作為關鍵，除了金融，還包括服務業等。**第三是進口，關税和非關税壁壘要大大地降下來。**如果中國人像美國人那樣可以享受全世界的生活消費品，那即使購買力水平不變，我們獲得的福利水平也會大大提高。現在大家喝牛奶喝得提心吊膽，如果將來可以有來自全世界的牛奶，甚至還更便宜，福利水平自然就上來了。從最簡單的消費品、生活必需品來看，中國現在基本上還是自給自足，但其實我們在這些領域並不見得有比較優勢，所以降低關税會提高福利水平。
未來的政策要改變原有的思路。那些讓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大獲成功的戰略，未來未必會繼續成功，有些可能需要丟掉；但我們現在捨不得，總覺得過去正確的、已經被證明是對經濟發展成功的東西，今後還會成功，其實並不見得。我們得有大國意識來考慮這些問題。比如，現在提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其實都是在擴市場，因為過去的市場是有行政分割的，很多行業需要統一步驟對外開放。但我發現，長三角一體化也好、粵港澳大灣區也好，總體上還是在沿用過去的傳統戰略思考問題，還是認為搞一體化要從工廠這個角度出發，怎麼讓工廠變得更大更強，仍是出口的概念。
我認為要從市場深度開放的角度來考慮。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如果沒有從市場開放的角度來思考，服務業怎麼上升？最後還是變成針對現有產業的騰挪，原來在上海的就給江蘇浙江，大家來做分工，上海負責這些你們負責那些，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設想得很好，實際上做不到。現在都講取長補短，但這些東西都是由市場説了算的；一定要説上海應該放棄哪些、江蘇應該放棄哪些，都不靠譜。
**真正重要的就是深度的市場開放。**每個地方的發展思路都不能再從工廠和出口出發，不能再想我要有什麼產業、要賣到哪裏，而是要有市場概念，要思考怎麼讓市場變得更有效。最後投資者會做選擇，如果服務業開放，法律規範、知識產權都做得很好，那這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就會好，人家自然就會來。這才是正確的思路。
觀察者網：您剛講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思考路徑，我記得您以前還提過將來中國經濟增長點是在超級城市，這兩者之間的內在關係是什麼？
**張軍：**其實超級城市的概念就是市場。市場是由人、購買力決定的，人口、服務業等聚集在城市。上海就很有意思，雖然面積有6000多平方公里，但真正的城市部分並不大，大都是農村郊縣，現在郊區土地其實都用不完，但城區土地就很有限。奉賢、南匯、青浦這些地方很多都是農田，但農業生產力不高，所以還得發展工業，所以上海實際是有大量工業存在的。只不過，政府的很多政策都只是針對城區這個“小範圍的上海”的。如果離開上海城區一兩個小時，還是會發現比較破舊的地方。上海還可以更大，可以容納更多的人，整個經濟的容量、購買力會上來。
但現在我們認為大城市已經容量超標，要限制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理論上，城市要特別大，才有巨大的購買力。如果這種所謂的“小範圍的上海”能擴大一到兩倍的話，就不得了，而且還可以跟江蘇、浙江的周邊城市高度一體化。為什麼現在大家都看好嘉興蘇州這些地方，因為上海如果真的往外擴，第一波肯定就在那，這是同城效應。雖然行政區劃分得很清楚，但地理上都是在一起的，我們説的空間概念就是地理概念，而不是行政區劃的概念。上海周邊有那麼多的城市，從地理上講，完全是可以連起來的，就是一個巨大的城市效應。
現在上海還不夠大，如果我們想明白了，就可以變成上海擴容的概念，這是一體化的思考角度。只從產業角度考慮，最後會走進死衚衕；但如果從購買力、市場容量、市場開放的角度考慮，就需要這些城市連在一起，讓大城市變得更大。
觀察者網：最近金融圈還有一個事情是滬倫通，您對滬倫通正式啓動有什麼看法嗎？
**張軍：**這件事我沒有特別關注。可能外界仍在觀望英國國內狀況，脱歐暫時沒有結果，還不太清楚最終方案會是如何，要等新首相上任才有下一步行動。根據目前媒體消息，原外交大臣約翰遜·鮑里斯的可能性比較大，他過去主張強脱歐，到時也許會塵埃落定。其實，英國真的脱歐，可能讓外界對英國的信心增強。目前歐洲面臨很多問題，如果英國真的脱歐，大家反而覺得英國更安全，很多金融機構也不見得會撤，當然有些會離開，畢竟在歐盟可以享受到市場優惠。但就我個人觀察來看，自從英國提出脱歐後的幾年，地價還在漲，房價也在漲，匯率也在升值，看到的一些指標都比較正面，那就説明市場對它的解讀是比較積極的。
觀察者網：您上面提到匯率，最近國內也有關於人民幣匯率破7的討論，當然討論背景主要還是圍繞中美貿易戰，您對人民幣匯率破7有什麼看法？
**張軍：**我想中國政府不到萬不得已不太會走這步棋。要和美國打貿易戰，如果讓匯率作為一種武器，不僅對美國有衝擊，對我們自己、對全球金融市場也有衝擊。一旦引發匯率戰，會擾亂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
全球有很多貨幣，美元比較強勢，各種不同的貨幣都在試圖找到一個平衡點。像中國體量這麼大的經濟體，如果人民幣貶值，整個平衡就被打破，全球貨幣體系肯定產生紊亂，到時國際金融市場真的就像打仗一樣。這種情況對中國沒有特別大好處，反而中國現在要做的事，恰恰需要匯率比較穩定。
**中國政府對匯率的理解，應該是希望匯率穩定，否則將對很多方面造成比較大的衝擊。所以我覺得不到萬不得已，中國應該不太會拋出匯率戰。**前段時間可能有個試水，好像快接近7了，但這兩天又降下來。有時候可以做一點試水，甚至釋放一點信號，但不見得真的會漲。
觀察者網：您曾經在講到中國經濟體制時，用“最妙”來形容。您在新書《大轉型》中還用了“水龍頭跟着火房子”的故事來説明中國經濟次優理論中的平衡，這算是“妙”的一種體現嗎？但這種平衡是存在扭曲缺陷的，難免有人會就缺陷論缺陷，經濟體制的運轉是否會受到干擾？
**張軍：**體制很難説好或是不好，每個國家的體制都受文化制度傳統的影響，其實大家做的事都一樣，只是具體做法不一樣，所以很難分出伯仲。但用經濟學家的理論去看中國製度，就覺得它很巧妙地解決了別的國家在不同制度下同樣解決的問題。這就很妙了。
西方的文化、歷史和認知，讓西方人覺得必須要有這些東西，例如私人產權制度、市場、司法、民主等等，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經濟才能更好發展。中國並不完全具備這些東西，但經濟得到了不錯的發展，所以很多經濟學家就想去解釋到底中國做對了什麼，最後發現其實是競爭。在那些西方的東西不存在的情況下，只要有競爭，就可以讓所謂“缺失的制度”產生類似的效果。就像民主，西方人講的民主就是希望政府有正當的作為、有援助之手，而不是攫取之手。
在中國，只要有了地方競爭以後，我們發現每個地方政府都變成了援助之手，而不是攫取之手，因為地方政府都會作出判斷，如果自己是強盜，那地方經濟根本發展不起來，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所以要援助支持地方社會發展，讓經濟發展起來，同時對我也有好處，這就是妙的地方。
觀察者網：像您前面提到的，現在可能因為某些激勵制度改變後，也會讓地方政府有些受挫，您覺得這個“妙”還能體現出來嗎？
**張軍：**確實會感受到信心上的打擊。90年代後期，這些激勵方式在地方產生高能競爭，但現在已經減弱了。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央政府的目標發表了改變，原來要GDP快速增長，但現在要控制風險、要環境保護，一旦把這些目標貫徹下去後，就必須重新對地方政府的考核進行管理，那地方政府也就相應改變他的行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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