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裏德曼：美國的最大威脅不是中國，不是俄羅斯，也不是伊朗
【文/托馬斯·弗裏德曼】
在上週三民主黨總統競選人辯論接近尾聲時，查克·託德(Chuck Todd)問了一個他所謂的“簡單問題”。他要求兩人用“一個詞”説出當今美國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威脅是誰，或者是什麼？
回想那一刻，我問自己，如果是我會怎樣回答。我沒花很長時間就有了答案。不是中國，不是俄羅斯，也不是伊朗。是我們。我們已經成為自己最大的威脅。
中國、俄羅斯、伊朗，甚至朝鮮的“小火箭人”都不會把我們打倒。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打倒自己。
美國夢是我們對自己作出的核心承諾，也就是每一代人都會比父母輩做得更好。只有我們才能保證它肯定實現不了，因為我們無法適應這個技術、市場、氣候、工作場所和教育加速變化的時代。
美國不能再將政治當做娛樂。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如果我們繼續把政治當作娛樂；如果我們無法擺脱一個每天都在破壞真相和信任的總統——真相和信任是合作與適應的兩大動力；如果我們不能阻止極左翼用抹去合法與非法進入美國者之間的刑事區別這類不計後果的想法把民主黨拖向懸崖；如果我們不能達成政治分析家戴維·羅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最近在《每日野獸》(Daily Beast)的發文中所描述的那種“新美國多數”，這種事幾乎肯定會發生。
這樣的多數派不僅能夠贏得下次選舉，而且確實能夠在選舉翌日執政，確實能讓我們完成艱鉅的任務，因為我們有那麼多艱鉅的任務需要處理，而艱鉅的適應工作只能團結起來快速完成。
聽上去很幼稚？試想我們繼續無視不斷襲來的巨大挑戰，如果我們繼續輪流讓一黨執政、另一黨設置障礙，那麼我們就無法制定任何大的、長期的、經過深思熟慮的適應措施。這才是真正的幼稚。
事實上，現在這 一刻讓我想起2011年我與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合著的《我們曾是那樣——美國是如何在自己發明的世界上落後的，我們要怎樣才能回來》(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一書中引用退役海軍上校馬克·麥克萊比(Mark Mykleby)所説的話：
“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國家面臨的挑戰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複雜和長期。”但是，他説，近期以來，我們的政治最顯著的特點是，我們無法“在明顯的問題演變成危機之前，連貫而有效地做出反應……如果我們甚至不能進行一次‘成年人’的對話，我們將如何履行我們對憲法序言的承諾和我們的義務——‘使我們自己和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是啊，怎麼能呢？
以下是一些我們即將面臨的挑戰：
首先，如果我們讓特朗普再執政四年，我們可能會失去機會，讓全球平均氣温上升保持在1.5攝氏度，而不是2度——科學家認為只有做到前者，我們才能管理現已不可避免的與氣候有關的極端天氣，並且避免無法控制的極端天氣。
其次，正如布里奇沃特對沖基金(Bridgewater hedge fund)創始人雷·戴利奧(Ray Dalio)最近指出的那樣，“幾十年來，大多數人的實際收入幾乎或根本沒有增長……自1980年以來，處於底層60%的黃金年齡段員工就沒有真正的收入增長（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在同一時期，“最富有的10%人羣的收入翻了一番，而最富有的1%人羣的收入翻了三倍。長大成人後收入超過父母的孩子所佔的比例從1970年的90%下降到了今天的50%。這是針對全體人口的。對於大多數收入水平在60%以下的人來説前景更糟。”
對此事的憤怒肯定是促使特朗普上台的原因之一，如果不加以解決，未來可能會促使更糟糕的人上台，比如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
其三，未來四年將重新定義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要麼美國將説服中國放棄它從貧窮到中等收入國家、從技術消費國到技術製造國的轉變過程中所採用的不公正貿易做法，要麼我們將步入一個由一面新的數字柏林牆隔開的世界。其中將會有中國控制的互聯網和技術領域，也有美國版本——並且所有其他國家都將不得不選擇加入哪一邊。過去70年來曾給我們帶來如此多和平與繁榮的全球化將就此破裂。
其四，技術正在推動社會網絡和網絡工具越來越深入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隱私和我們的政治——也在推動這些工具的民主化，以實現“深度偽造”，使更多人得以侵蝕真理與信任。但以這些技術深化的速度之快，我們的模擬世界政治在制定相關管理規則、準則和法律上的滯後只會是日漸加劇，而不是緩解。必須彌合這種差距方能保護我們的民主制度。
其五，未來工作方面的專家希瑟·麥高恩(Heather McGowan)認為，當今的職場有一項很突出的新現實：“變化在加速，與此同時人們的工作年限也在變長。”
麥高恩解釋稱，18世紀開發出高效的蒸汽機時，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是37歲，蒸汽作為工業和商業的推動力，持續了100年左右。19世紀中葉開始使用內燃機和電力時，預期壽命40歲左右，這些技術主導工作場所大約又是一個世紀。
因此麥高恩指出，在兩段時期裏，“都是幾代人在職場中吸收一項大的變化。”
而在今天的數字信息時代，“工作的性質在一代人裏會多次發生變化，”麥高恩説。這大大增加了終身學習的需要。“舊的模式是，你學習一次以便從事工作，現在我們必須工作才能持續學習，”她主張。所以説我們正在從“學習、工作、退休”的模式進入到“學習、工作、學習、工作、學習、工作”的模式。
在這樣一種世界裏，新的社會契約必須是，政府要確保每一個美國人能得到安全網以及終身學習所需的所有工具——但對它們的使用，就要看每個國民自己的了。此時此刻“重點不在於該責備誰，要帶回什麼，或付出什麼，”麥高恩總結稱。“而在於如何建立新政，能促使美國人民‘邁出更大的步伐’”，正如在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尋求資助時，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所説的那樣。但在你人生的多數時間裏，那樣的步子將更多地取決於你自己。
幸運的是，中期選舉向我們表明，可能有新的美國多數羣體等待着被召集起來，去迎接這些挑戰。畢竟，正是那些獨立選民、郊區女性和温和派共和黨人，是他們把選票轉投給了民主黨人，因為他們對特朗普的謊言、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和分裂特徵感到震驚，也是他們讓民主黨人奪回了眾議院。同樣的合作關係可以推翻特朗普。
如果民主黨人能選出一個候選人，這個人能切中我們即將面臨的挑戰，但不就移民説些不負責任的話，或承諾讓一些我們無力負擔的東西免費，能界定與企業合作的新方式並能激勵創造就業的機會，能對驚恐中拋棄他們、改投特朗普的工薪階層白人選民予以尊重——並能理解很多很多美國人都擔心，我們正處於政治內戰的邊緣，想要有人能把大家聯合起來，我認為他或她將發現，有一個新的美國多數羣體等待着被召集、被賦予力量。
（本文刊於微信號“中美聚焦”，原文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