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經濟風險管控-餘永定、瑪雅
國家統計局15日公佈，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5093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3%。但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毛盛勇同時指出，也要看到，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全球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外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突出，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
如何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經濟風險又該如何管控？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瑪雅為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本文首發於《經濟導刊》2019年6月號，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
中國為什麼能創造出經濟奇蹟
瑪雅：中國人均GDP已超過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劃分標準，人均GDP高於4000美元，屬於“上中等收入”國家。這樣來看，中國已是“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你長期研究宏觀經濟，對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評價？
**餘永定：**過去4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現在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毋庸置疑，中國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一個奇蹟。
為什麼能創造出這個奇蹟？在我看來，首先，中國的改革開放趕上了一個有利的機遇期。這裏有兩層含義：從政治上講是和平，特別是美國和中國的戰略調整帶來了兩國和平相處的局面；從經濟上講，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補性。
儘管幾十年來國際衝突不斷，局部戰爭時有發生，但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一直處於和平的環境之中。和平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1840年以後，中國不斷遭受列強入侵，國無寧日。20世紀30年代曾有過較平穩的經濟發展，日本軍國主義者打進來，一切毀於一旦。1949年以後，新中國又長期處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
再看看其他國家的歷史，奧斯曼帝國的馬哈茂德二世從1826年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時運不濟，從1826年到1838年，奧斯曼帝國經歷了大小6次對外戰爭，最終一事無成。所以，外部和平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資料圖：視覺中國
瑪雅：有網友統計，烏克蘭由於政治軍事動盪，過去幾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還超過中國約100個城市，2016年只超過中國5個城市。由此可見，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主題，和平是發展的前提保證。
**餘永定：**國內的政治穩定是中國奇蹟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建設曾受到政治運動干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與實踐，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而且在開始轉型之時，中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結構仍有效運行，保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良好社會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內部穩定，大家就可以專心致志發展經濟了。
改革是中國經濟奇蹟的起點，其效果是驚人的。農村改革首先起步。過去城裏每年都搞冬儲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買菜，有一天我愛人説，我讓你去看看市場經濟。我們到了一個自由市場，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人，蔬菜品種這麼豐富！當時也沒有什麼投入，就是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老百姓自己決定生產什麼、怎麼生產，掙錢過好日子。中國人勤勞、能吃苦、賺錢慾望強烈，一旦去掉束縛，人的幹勁就來了，經濟馬上就改觀了。
在工業領域，從計劃經濟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結構改革，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和市場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等等，都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搞活了生產流通，改善了資源配置。總之，經濟體制改革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再一個是開放。舊中國長期落後，國家的統治集團孤陋寡聞、妄自尊大。鴉片戰爭打起來了，大清帝國的皇上連英國在哪兒都搞不清楚，這樣的國家沒法不敗。新中國成立70年來，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特別是1978年以後，對外開放使我們得以引進大量外資和先進的技術、管理方法，也使我們得以發揮比較優勢，通過參與國際分工，改善資源配置，增加就業。鄧小平推動出國留學的政策更是讓大批青年人走出國門，瞭解和認識世界，促進了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
瑪雅：對外開放給中國帶來的一個深刻變化，是深度參與全球生產體系，積極吸引外資和開放國內市場，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餘永定：**由於初始條件不同，發展路徑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開放不是中國的發明，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在走這條路。但為什麼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成功，而中國成功了？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礎條件有關，換言之，是與新中國的“前30年”經濟建設有關。
我在南亞國家訪問時，對土地改革問題感受很深。一些國家，全國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國90%以上的土地，階級矛盾尖鋭，恐怖襲擊不斷，何談經濟建設？土地改革比較好的國家也有問題，比如，人們略有些誇張地説，印度沒有一條公路是直的。因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繞着彎兒走。印度前駐華大使跟我講，出使中國之前，他老家那條路就在修，等他幾年後回去時還沒修好。在中國，北京幾個月就修起一條環路，幾年的時間就可以修起上萬公里的高鐵。
印度（資料圖/視覺中國）
瑪雅：2004年初，國內一些媒體追隨西方學者的觀點，熱炒“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我當時是反駁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認同所謂印度崛起的“體制演進比較優勢”之説。
**餘永定：**中國的情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先是通過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而後又進行合作化運動，實行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在城市則實行土地的國有制。
對於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來説，土地是最稀缺的資源。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極大地節約取得土地的成本。這就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發展和城鎮化，創造了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有利條件。所以，無論如何都應當承認，中國以高昂代價換來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得以走上快速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條件。
同樣，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也是代價高昂。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工程師和聰明能幹的技術工人。所有這些都為我們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基礎，這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
瑪雅：所以習近平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的基礎上開創的。”
**餘永定：**另一方面，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時間不長，市場經濟的商業精神和傳統還在，同蘇聯相比，比較容易推行市場化改革。這也是歷史給中國提供的一個有利條件。
如果再説更具體些，人口紅利也是過去40年中國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有高儲蓄率、出口導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釋中國的高速增長。
還有一點很重要，改革開放的成功與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紀80年代初，“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引發了思想解放運動，成為改革開放的強大推動力，帶來了後來一系列的改革開放實踐。
“真理標準”大討論（資料圖/中國社會科學院）
瑪雅：怎麼去維護國家利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被利益集團俘獲，這對執政黨和政府來説是非常大的挑戰。所謂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來，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在經濟高速發展中起到了什麼作用？
**餘永定：**中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這個我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中文詞來翻譯。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官員隊伍中有一羣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這羣精英有非常強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運作是高效的。外國企業家、商人和中國人打交道，都覺得中國官員非常能幹。我的感覺是，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官員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國官員的能力和實幹精神，彌補了體制上的某些缺陷。
瑪雅：北京大學潘維教授對“meritocracy”有個定義：績優選拔制，即官員由考試入門，依服務人民福祉的政績升調獎懲。逢選必考，無功不拔。
**餘永定：**選拔是“meritocracy”一個重要問題。如果選拔機制不行，“meritocracy”就無法維持。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經過戰爭考驗或種種政治歷練，非常成熟。由他們選擇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也都可以保證。但以後的領導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階梯一步步上來的。這個時候，選擇就非常難了。
我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必須要和“meritocracy”相結合。而要維持“meritocracy”，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選拔機制。
瑪雅：但願中國共產黨能有足夠的智慧，找到一個好的選拔機制，解決好領導人接班的問題。
**餘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為危險的是“權力與金錢”的結合。一些政府官員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確”，另一方面卻甘當不法富豪的馬仔。公器私用，這是非常危險的。中國反腐鬥爭的重點，應該是清除這些附着在國家機器上的腫瘤。
另外我想強調，中國的成功離不開鄧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鄧小平説，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想説，沒有鄧小平，中國不知道還要走多少彎路。
前面我説了，從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來説，中國是幸運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長時間沒有全球性戰爭了。所有這些條件，都有助於中國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個，中國都取得不了這樣的成就。所以中國很幸運，所有這些條件一下子都具備。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鄧小平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
和大的經濟體比，中國的增長還是最快的
瑪雅：從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間，中國經濟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續高速增長。但是過去幾年，增速明顯放緩。由於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很多，學界和社會上對未來時期的經濟走勢看法不一，多數經濟學家不樂觀。也有樂觀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認為，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速放緩更多是外部性、週期性的，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仍有8%的增長潛力。你對未來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何預期？
**餘永定：**我認為，中國確實進入了一個增長速度相對較低的階段。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一般的共識是，中國長期、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5%左右。這個情況要延續很長一段時間。為什麼是這樣？
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的一個最簡單的公式是，經濟增長速度=勞動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勞動力供給的增長速度。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勞動年齡人口已經是負增長，勞動供給的增長也將會是負增長，至少是零增長。根據各種權威機構的計算，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不超過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來也就是6%左右。這個公式雖然很簡單，卻很能説明問題。所有發達國家在討論國家經濟增長潛力時，都用這個公式。
瑪雅：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曾對中國經濟增速悲觀定調，稱中國經濟增速連續幾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線”，未來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經濟滑坡可能是急劇的。你怎麼看？
**餘永定：**薩默斯從概率論的觀點來看中國經濟，這説明不了任何問題。即使中國經濟還在繼續高速增長，也並不違揹他所謂的“迴歸中數”。薩默斯沒有説，到底是通過一個什麼樣的過程和機制，中國經濟增速一定會降到百分之三點幾。那麼你的邏輯在哪呢？分析經濟增速，我不需要你給我講概率論，你要講具體機制。當然，這種事情是要中國人自己做的。
勞倫斯·薩默斯（資料圖/視覺中國）
瑪雅：外界有人對中國官方公佈的經濟增長率的數據持懷疑態度，認為近期中國實際增長率停留在4%左右。
**餘永定：**中國的統計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很複雜。統計部門希望給出儘可能準確的數據，但是中國的國情太複雜，統計上困難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統計數據未必可靠，統計方法也有可以改進之處，所以統計不準確的情況是有的。這不是一個奇怪的現象。西方國家也經常調整經濟增長速度，本來經濟增速就不高，一調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國的統計有改善的空間，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國的統計數字不可靠。
説近期中國實際增長率停留在4%左右，根據是什麼？如果説中國官方的統計有問題，那所謂4%左右的數據可能更不可靠。我們有時候不得不依靠實地調查，依靠我們的直覺來判斷。經濟學家、企業家對每年的經濟形勢是好是壞肯定是有感覺的，特別是大企業。包括一般消費者，你肯定能感覺到2015年以來經濟形勢不如前幾年，但你會不會感覺增長速度比前幾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我們的經濟活動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會的。
所以，關鍵是看趨勢。中國已經從一個比較小的經濟體變成這麼大一個經濟體，從一個落後狀況變成現在這種狀況，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壽命大大延長，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原來高估了現在可能還高估，如果原來低估了現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總的趨勢並沒有明顯變化。
瑪雅：這樣説來，你對中國經濟增速不那麼樂觀，但也不那麼悲觀。
**餘永定：**我覺得，沒有太多的必要討論中國以後會有多高的經濟增速。有時過於糾纏於數字可能會使我們迷失方向。中國經濟現在遇到了一些困難，增長速度在下降，我們知道進入了“新常態”。但是隻要政策對頭，中國經濟實現穩定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中國經濟仍然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因為中國的人均收入還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韓國在這個階段增長速度都是很快的。雖然中國經濟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長速度，但在未來一段時間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夠做到的。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超過2%。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增長速度如果還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經濟體比還是最快的，跟美國的距離會越來越小。關鍵的問題是，中國經濟要保持穩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陸。
“十三五”期間實現6.5%以上的增長是可能的
瑪雅：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硬着陸？怎麼才能避免這種風險？
**餘永定：**分析經濟增長要把潛在增長速度和現實增長速度分開來看。現實的經濟增速是潛在經濟增速和經濟波動疊加的結果。中國潛在經濟增速應該是在6%-7%之間，“十三五”期間的平均增速定在6.5%。雖然目前中國經濟仍處於困難時期，但只要政策對頭，實現6.5%的經濟增長是有希望的，硬着陸是可以避免的。
瑪雅：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6.9%。2018年增長6.6%，總量突破90萬億元。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説，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沒有變，也不會改變。但是國內外對2019年的中國經濟，還是有一些擔憂。你是怎麼看的？
**餘永定：**我不認為2019年中國經濟會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長速度應該沒問題。2018年經濟增速放緩，主要是因為投資增速下滑，畢竟中國經濟增長仍主要由投資拉動。2018年增速低於預期，和2016年以來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關。這意味着，2019年我們還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通過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我們可以在2019年取得較為令人滿意的增長。
資料圖：IC photo
瑪雅：具體説，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保持增速，穩定在6.5%左右的水平？
**餘永定：**中國當前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扼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為此，有必要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並配合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中國過去40年的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一切問題都會惡化，因為大多數經濟和金融問題都是以經濟增速為分母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長期問題都無從談起。儘管在理論上“保增長和調結構”並不矛盾，但目前來看，當務之急是要保增長，因為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可能是中國當下面臨的最大風險。
除了增速，中國現在還需要合理的貨幣供給增量，即需要一個更高的名義GDP增速。作為消費者，我們誰都不希望通貨膨脹，但是通脹率太低對企業生產是不利的。而通縮會更大加劇償債壓力，形成“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當然，通脹率持續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現在中國通脹率在2%左右，2019年還有進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別是PPI。所以我認為，把經濟增長速度和提升通脹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以較高的名義GDP增速作為增長目標。
瑪雅：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投資拉動。刺激經濟增長，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財政投入。
**餘永定：**目前情況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中國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經濟政策需要從兩個方面同時入手：一是繼續壓縮過剩產能，同時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導致結構的惡化。
幸運的是，中國可以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領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網建設、各類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類公共服務設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這些都需要大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投資的最大優點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會造成產能過剩。只要規劃合理，加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不僅能夠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夠改善經濟結構。
總的來説，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下行是可能的。對此應該有必要的思想準備。特別是由於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將會明顯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更有必要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資料圖：視覺中國
瑪雅：長期來看，有沒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長點，保持中高速發展？
**餘永定：**中國經濟是否可以長期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要素投入驅動型到創新驅動型的轉變，二是從房地產投資和出口驅動型到消費和國內需求驅動型的轉變。前者是就長期而言，後者是就短期而言。
現在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涉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強調創新，就是中國找到的增長點。要讓經濟走向擴張，必須靠新的高新技術，寄希望於創新產業。如果找對項目、找對產業，並大量投資，中國經濟就會再次起飛。
事實上，中國的許多產業都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勢頭。特別是在深圳等地，創新企業正在蓬勃發展，勢頭強勁。我相信，只要堅持自主創新，依靠創新驅動，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中國一定能在未來的10-20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場，市場也不能離開政府
瑪雅：城鄉二元結構和貧富懸殊，這些中國今天發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場調節不了的，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也得由政府來做。何謂“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客觀上，中國今天既存在市場化不足的問題，也存在一些領域過度市場化的問題。在你看來，應該如何擺正政府和市場的位置，讓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場做好市場的事？
**餘永定：**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由於市場極為複雜，充滿了不確定性，任何一個計劃機構都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為你必須對突然出現的情況做出非常快的反應，而這隻能是由千千萬萬個企業家來做出反應。
但是另一方面，必須要看到市場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時是非常嚴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發揮作用，彌補市場的缺陷，同時也給市場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產業政策，但是產業政策不宜太具體，只能是一種指導性的計劃。總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場。同時市場也不能離開政府，許多事情是市場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來完成。
瑪雅：有學者認為，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越來越低，質疑依靠投資能否有效拉動增長。然而，基礎設施的回報率決定於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決於經濟增長。是不是這個道理？所以説，“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餘永定：**説得對。換一個角度，也可以從供需關係來理解。比如，現在一些地方的飛機場空着，你可以説是供給過剩，但也可能是因為當地經濟沒搞起來，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經濟起來了，旅行者就多了，飛機場就不夠用了。
某種程度上，擔心基建投資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對基礎設施投資回報，不能僅僅從商業回報的角度考慮。燈塔的商業回報恐怕不高，但燈塔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中國加大投資不能重複2009年的一些失誤；投資項目的設計應該更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應該被更為精確地框定，融資應該更多依靠政府發行國債。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缺口依然巨大，僅僅是市政建設的投資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為加強地鐵的安全設施建設，所需要的投資就非常可觀。
資料圖：視覺中國
總體而言，穩定增長速度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繼續深化各項改革和調整的同時，應該採取有足夠力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這些投資在短期可以創造就業、創造需求，長期可以消除增長瓶頸，提高增長潛力。由於基礎設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務領域的，這些領域在短期內不可能有很高的商業回報，所以企業缺乏較強的投資意願。因此，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政府應該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
瑪雅：2016年2月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文章《扼殺中國的經濟：美國的終極王牌？》。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它會將財富轉化為軍力，試圖稱霸亞洲。因此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戰爭並非毫無道理，但一個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讓中國經濟增長放緩。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扼殺中國經濟”成為美國官方立場。美國對中國挑起貿易爭端，用基辛格的話説，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面對這一挑戰，中國應該如何處變不驚，從容應對？
**餘永定：**中國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中美衝突會越來越多，危機隨時可能爆發。這意味着，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必須做出調整，而且刻不容緩。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中國應該有理有利有節地從容應對。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在被美國加徵關税的500億美元中國出口產品中，73%是供美國企業使用的中間產品和資本品，加徵關税必然導致美國企業競爭力下降。而這些產品中70%是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加徵關税必然導致這些企業包括美國企業利潤下降。華盛頓想通過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税來打疼中國，到頭來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國自己。
瑪雅：中國和美國一個是崛起大國，一個是守成大國，中美之間的矛盾衝突是結構性的。美國的對華新政策並非偶然，中國走向復興的強國夢與美國想要繼續主導世界的強權夢不兼容，這是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
**餘永定：**中國已經被美國定位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我們對中美關係的改善不應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論是在地緣政治領域還是國內政治、經濟改革領域，中國還有很大的政策調整空間。應該繼續堅持和平發展方針，儘可能穩定中美關係，避免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歷史上，很多衝突甚至戰爭都是因為誤會引起的。從美國301調查報告就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的真實意圖和戰略、政策存在許多誤解，美國過高地估計了中國的實力和潛力，而中國自己的宣傳也加深了美國的誤解。
對中國來説，最關鍵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可以依靠龐大的國內市場最大限度地實現規模經濟。這是中國能夠最終立於不敗之地最可靠的保證。
中國在堅持開放的同時，應降低經濟的出口依存度（中國是17%-18%，美國是10%以下）。為此，中國必須徹底放棄出口導向政策，轉而實行中性的貿易政策。中國必須嚴格遵守WTO關於禁止出口補貼的相關規定，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為刺激出口的調節手段，讓人民幣匯率發揮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
瑪雅：用人民幣匯率調節國際收支平衡，就要保持匯率的靈活性。美國要求中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中國對美國説“不”，美國會作何反應？
**餘永定：**中國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中國不能喪失本國貨幣的獨立性，阻止資本外流以抵消貶值壓力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也不能繼續用自己辛苦賺來的有限的外匯儲備來支撐人民幣的價值。
匯率政策是一個國家的主權，美國無權支配中國的匯率政策。中國可以承諾不會採取競爭性貶值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諾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穩定。中國應該認真傾聽美國的抱怨，中國也必須對自己的人民幣政策保持完全的權威，並能夠在經濟形勢需要時放鬆貨幣政策，不論這是否會導致人民幣貶值。
中國官方致力於推進向市場經濟轉型，實行完全靈活的匯率制度。中國可以負責任地承諾不去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但是必須拒絕美國提出的保持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穩定的要求。
資料圖來源：IC photo
瑪雅：中美衝突越來越多，這對中國的金融開放有什麼警示？
**餘永定：**中國在過去20多年所積累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值得我們認真注意。有人説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中國對付美國的武器，但事實是，中國的外匯儲備更是美國對付中國的武器。這就是凱恩斯説的，如果你欠銀行100英鎊，你有麻煩；但如果你欠銀行100萬英鎊，銀行有麻煩。現在美國欠了中國3萬億美元，你説誰有麻煩？
瑪雅：中國應該怎麼做來避免更大的金融風險？
**餘永定：**中國要確保外匯儲備的安全。應該逐步有序地通過經常項目或資本項目逆差，用掉其中的相當部分，僅維持必不可少的美元外匯儲備。
如何避免更大的金融風險？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前面我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趕上了一個有利的機遇期。從政治上講，中美關係正常化帶來兩國和平相處的局面；從經濟上講，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高度互補。現在，中國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在這個時候，中國對跨境資本流動可能造成的衝擊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從中國經濟來説，最大的風險就是過早地開放資本項目。還有就是，中國應保持對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的控制。這兩條必須守住。有些事情是堅決不能做的，一旦做了覆水難收，就是顛覆性的錯誤。
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新時期，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沒有變，但傳統意義的“戰略機遇期”已經過去。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要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保持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與繁榮，推動構建自由、民主、平等、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也要看到，中美貿易衝突將會常態化、長期化，其他領域的衝突也會越來越多，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如何管控衝突、應對危機，對於中國對外政策來説是一個巨大挑戰。眼下最緊迫的，是對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做出調整，以保證中國經濟能夠持續平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