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G7會議前請辭，IMF迅速啓動繼任者甄選

當地時間1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為紀念佈雷頓森林體系75週年的重要會議，拉加德去哪兒了？

正是同日，拉加德揭開謎底：她同IMF執行董事會會面，並正式提交了辭呈，她將於2019年9月12日正式卸任。

拉加德在聲明中指出，考慮到目前歐洲央行（下稱“歐央行”）行長提名過程及其所需的時間等事宜，她所做的這一決定符合IMF的最佳利益，因這將加快她繼任者的選拔過程。

IMF執行董事會亦在聲明中指出，“已經接受了拉加德的辭呈，接下來將迅速啓動選擇下一任總裁的過程，並及時溝通。”在此期間，IMF第一副總裁大衞 • 利普頓會繼續擔任代理總裁一職。

G7財長會前拉加德“火線”請辭

當地時間7月17日，法國將舉行七國集團（G7）財長會，各方均認為，在這一會議上，歐洲各國將討論有關IMF繼任歐洲人選和歐央行行長人選問題。

此前，在7月2日，拉加德被歐洲理事會提名擔任歐央行行長。拉加德隨後發表聲明表示，決定在提名期間暫時卸任IMF總裁一職。而已經獲得歐央行行長提名的拉加德則在G7會議之前，選擇正式請辭。

拉加德

目前，歐盟各成員國仍在就IMF繼任者的歐洲候選人進行溝通。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後成立世界銀行與IMF以來，這兩大國際組織負責人的任命背後存在着一種君子協定，即前者由美國人來擔任，而歐洲人出任後者的總裁。

曾為IMF工作過14年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副研究員沙斯特伊（Vasuki Shastry）則指出，如果從投票權來看：“歐洲人的投票最重要，（在IMF的189個成員國中）他們的投票份額（加起來）比美國多。”

一位在多邊機構工作多年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多邊機構選掌門人，最終要看執董會投票，通常具體方式是由董事進行代表性投票，所以通常事先溝通好了，就不會出現太大意外。

第一財經記者查閲IMF方面有關數據顯示，美國仍掌握IMF最大投票權，為16.52%，隨後是日本（6.15%）和中國（6.09%）。不過歐洲國家眾多，加在一起掌握了IMF21%左右的投票權（如算上英國則為25.5%左右）。如果將歐美日三方投票權相加，歐盟如提出下一任IMF總裁人選，則其手中選票就已近半。

IMF基本信息 來源：IMF

當下英國央行行長卡尼的呼聲甚高。卡尼同時擁有英國和愛爾蘭公民身份，但由於他在加拿大出生併成長，一些歐洲的傳統政治勢力擔心他“不夠歐洲”。

除卡尼外，出身東歐的現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格奧爾基耶娃以及荷蘭前財長迪塞爾布洛姆（Jeroen Dijsselbloem）、芬蘭前首相斯圖布（Alexander Stubb）、法國央行行長維勒魯瓦德加洛（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也在候選人序列之中。

不過，各方認為，考慮到法國人在過去的73年中超過半數的時間裏都佔據着IMF的最高職務，再加上最近兩屆總裁也都屬於法國，因此再任命一位法國人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已經退出政壇的英國前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則“自薦”稱，希望自己能出任IMF總裁職位，並聲稱自己可以得到美國以及其他大國的支持。

IMF迅速啓動繼任者甄選

如前所述，IMF執行董事會表示，計劃迅速啓動選擇下一任總裁的過程。

第一財經記者查閲IMF總裁遴選程序説明顯示，總裁職位的合適候選人應具有高層經濟決策的卓著經歷。“她或他應具有出色的專業背景，能證明具備領導一個全球性機構所需的管理和外交技巧，可以是基金組織成員國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

IMF方面信息顯示，IMF執行董事會的24名成員負責總裁遴選。過去的做法一直是由執董會提交候選人提名。自2011年遴選以來， IMF的理事也可以提交候選人提名。

在歐洲候選人之外，來自墨西哥的現任BIS總幹事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印度裔的新加坡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IMF前副總裁、英國央行前副行長、現任倫敦政經學院（LSE）校長莎菲克（Minouche Shafik）等人都在各方考慮範圍之內。

通常在提名期結束時，IMF秘書長會向執董會宣佈那些表示願意成為候選人的被提名者的姓名。從這些候選人中，執董會考慮上述候選人要求（沒有任何地區偏好），確定三個入圍人選。

IMF宣佈入圍人選名單後，執董會在IMF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總部會見入圍人選。

前述在多邊機構工作多年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考慮到這類大型機構的自身慣性，新任IMF總裁在很大程度上也將延續目前施行政策的邏輯。

利普頓則在7月16日在法國代替拉加德出席“紀念佈雷頓森林體系75週年會議”時，指出了IMF未來將繼續堅持的方向。

他表示，要繼續沿用基於份額的機制。同時，必須考慮到份額公式不夠與時俱進的事實。要維護IMF的全球影響力和擁有的資源，必須合理提高那些經濟重要性提升且準備承擔相應責任的國家的話語權。

“同理，我們需要繼續調整IMF的工具和政策，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現實。”利普頓指出，幾年前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顯示了我們與時俱進的能力。

最根本的是，隨着經濟力量更加多元化和分散化，對共同挑戰保持關注將變得愈加困難。利普頓説，“因此，IMF作為全球召集者、值得信賴的顧問和金融消防員，其根本作用將在未來變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