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中國學者的西方古典學研究之路，走到哪一步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西方古典學是一門研究西方文明的重要學科，學科意義上的古典學最早出現在十八世紀中後期的德國，當時十八歲的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哥廷根大學註冊之時，要求將自己的專業註冊為“語文學”（Philologie）即古希臘語的φιλολογία，該詞由φίλος（喜愛）與λόγος（原意為話語，後在哲學等不同領域演化出不同內涵）組成，代表了沃爾夫對研究古希臘文學作品的期望。

我們現在常説的古典語文學（KlassischePhilologie）最接近於沃爾夫當時註冊的專業。然而隨着古典學在西方的發展，現代意義上的古典學（KlassischeAltertumswissenschaft）內容比沃爾夫時代更為廣博。不僅僅包括古典語文學，還涵蓋古代歷史、哲學研究，以及古典考古學等專業，還涵蓋了紙草、銘文和錢幣的專門研究。

近年來，中國學界試圖對比西方古典學，建立起一套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範式，通過弘揚中文經典，樹立中華文明之根，增強古典學研究的豐富性。然而，也有不少人試圖推翻西方古典學研究，將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傳統視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違背了我國古典學研究的初衷。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正統的西方古代史學者並不願意直面這一問題，自覺夏蟲不可語冰，對牛不可彈琴。

更有甚者覺得西方破解的古代文字只是一種小概率的猜想，這與過去一些西方人從字形上否認甲骨文金文與簡體漢字有相似之處，進而否認中華文明的思路恐怕也大同小異吧。所幸近日來學界開始對此有所回應，例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古代希臘的起源與流變——一項概念史考察》就為反擊偽史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就帶來了許多希臘羅馬的文本，中國的文人試圖將這些文本翻譯成中文，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20世紀初期，梁啓超等愛國人士試圖取西方文化之優良品質，促進中國人民精神之覺醒，這也符合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古典學或言西方文化的部分閃光點，只是當時一心救國救民的文人使用的工具，以期啓發“民智”。

到了周作人時期，他開始試圖系統地組織翻譯西方文化經典，這一行為的動機不再僅限於西方經典的實用性，較之梁啓超，周作人多了一份客觀。可惜的是，周作人的許多譯稿遺失，未能保存下來。

羅念生先生對此工程做出了實際推進，羅念生先生先後就讀於俄亥俄大學、康奈爾大學等知名高校，隨後幾十年如一日，將西方悲劇、戲劇以及哲學作品翻譯成中文，為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打下基礎。至此，中國對西方古典學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個人的努力之上，雖有了不少文章和會議的積澱，卻並沒有制度性的進展。

直到1984年，在林志純、周谷成和吳於廑教授的指導下，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IHAC）正式成立，兩年之後，《古代文明雜誌》（JAC）正式創刊。自此，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有了堅實的基礎和研究陣地，為古典學在中國的發展培養了許多人才。這些學者早年間都接受過西方的教育，在根本上了解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和培養模式。換言之，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在最初之時是本着將西方古典文明介紹到中國的根本目的進行的。中文世界的古典學應該是翻譯自“classics”，該詞來自於拉丁文的classicus，有一流、經典之意。

而今，國內各大高校斷斷續續建立了許多有關古典文明的研究中心，事實上，西方古典學研究的範式和傳統跟中國有很大差異，我們當然不必完全照搬西方範式，也應該對西方古典文明作出自己的解讀，但只有瞭解了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和培養模式，才能為中國培養更為優秀的古典學研究者，才能得出靠譜的研究成果。

毫無疑問，西方學術界，古典學的最根本內容就是古典語文學（KlassischePhilologie），若想像一個古典語文學家一般進行文本闡釋，就必須牢牢掌握古希臘語、拉丁語等語言，不光要能閲讀，還應對這些語言的方言、格律熟悉掌握；除此之外，還要具備校勘，考證作品真偽、判定作品年份以及作者的能力。

古典語文學是古典學研究最堅實的基礎，也是最為重要的工具。只有建立在古典語文學的研究基礎之上，古希臘羅馬歷史學、哲學等其他相關學科才能根基穩固，枝繁葉茂。這也就是説，一個古典學家應該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能夠通過自己掌握的語言學基礎，將文本解讀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和哲學思辨的之中，儘可能全面地還原那個多彩的古典世界。儘管隨着古典學下各個分支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想成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愈發困難，但是以古典語文學為基礎的古典學研究範式仍然需被貫徹。

就德國而言，有志於古典學研究的青少年在本科，甚至在高中時期就開始接觸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相關內容，德國傳統型的Gymnasium，從第五年開始設有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相關課程，持續四年。德國高中生不但可以將古典語言作為輔修外語學習，還可以將其作為中學畢業考試的主要科目。所以，大多數進入古典學門下各個專業學習的德國本科生已經熟練掌握了一或兩門古典語言，通過了Greacum或Latinum的考試。這也是我國西方古典學研究跟西方的差距之根源。

語言問題帶來的最根本的問題是對文本解讀的問題，如果對文本解讀不準確，那必將為歷史研究帶來困難。

例如，德摩斯梯尼在其演説詞中提到的εἰσφορά，這項税收的金額並不明確，德摩斯梯尼在後文提及τὸ ἕκτον，一般被認為是六分之一的意思，但是作者並未言明是所有外邦人收入的六分之一，還是外邦人應比雅典人多交六分之一，想弄清楚這樣的問題，只看譯本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對比同時期其他作家或者具體銘文的記錄，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

再如許多學者認為這項税收最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進行徵收，其主要依據是修昔底德提到“τότε πρῶτον”（第一次），但是觀上下文可知，修昔底德還可能有另一個意思，即這是雅典第一次徵收數額超過兩百塔連特的戰爭税。兩個解讀導致對文本的理解大相徑庭，只有在瞭解修昔底德語言風格並考察同時期相關銘文材料，才能夠對此作出正確解讀。

當然國內的語言學習環境並不如西方，這是事實，一則，國內高考的大環境使然，儘管國內諸多省份開始實施素質教育，但是，大部分同學仍然難以將時間精力分給這門遙遠且與高考關聯不大的學科；其次，儘管國內大多數高校有歷史系或歷史學院，但是世界史研究明顯弱勢於中國歷史研究，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儘管近年來，許多高校設立了相關研究中心，且開始聘請國外教授，吸納優秀青年人才，但是，誠如前文所言，古典語言的訓練仍不足以支撐起中國的古典學研究。

如今，北京大學已經組織了幾次希臘語拉丁語考試，形式等同於德國的Greacum和Latinum，這大大刺激了中國相關研究的本科生努力提高自身語言水平，加速了中國相關語言考試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但是，參與考試的學生與國內實際從事古典學研究的學生數量，相去甚遠。

通觀國內的古典學研究，看似一片欣欣向榮之景，各類譯註、文章源源不斷，甚至出現了不同研究範式之爭，細糾之下，可以發現根基並不牢固。國內看似自主培養出了數量巨大的古典學或言世界古代史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但是研究水平仍沒有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且不論碑銘釋讀和紙草校讀的能力，就連最基本的古希臘語都難以達到西方古典學專業的本科生畢業水平。

在將西方古典學研究納入“中國特色的古典學研究”之前，將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進行比較研究之前，不妨先用中國歷史的研究標準，將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考量一番。

正如研究中國古代史之時，古代漢語掌握的必要性自是毋庸多言，且不説元史研究需要多少種不同語言，就連最近的明清史研究，學者都會發現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如滿、蒙、藏、維、朝、彝、傣、苗、瑤、壯等十多種，均有大量原始文獻資料有待發掘。

筆者並不是想説，研究此類歷史應掌握以上列舉所有之語言，但至少應該精通一二，以使自身研究不至於泛泛而談。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亦是如此，且不論研究範式，起碼的學術規範和研究基礎應該有所提高和精進，不能給人以拿白話史記研究歷史的錯覺。

前輩學者已經將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大概面貌介紹至中國，筆者認為年輕學者應該做的是站在框架之上，回到原點，建立起紮實的基礎，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國的古典學研究根基扎的更深。自20世紀末以來，中國提出了要創建一流大學的目標，追趕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成為了中國的高校向研究型大學轉化的重要途徑。

不少國內研究古希臘羅馬歷史的學生經常以譯本為由，認為自己的研究只要有史學思維，選題有問題意識即可以獨當一面，不需要在語言上精進，但這正是國內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弊病之所在：右足已經在前輩學者的研究之上達到了國際水平，但是左足，也就是古典語文學的基礎還停留在數十年前。筆者認為國內的年輕學者不應有此走捷徑之想法。只有擁有了閲讀一手史料的能力，擁有了獨立閲讀銘文紙草的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推動古希臘羅馬歷史研究的進程。

不容否認的是，國內大多數高校已經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以復旦大學為例，剛剛開啓的本科生“西方古典學”學程項目，就為培養中國的西方古典學後備人才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本科1-4年級的學生有機會系統地學習古希臘語、拉丁語初級到高級的課程，並輔之以古希臘拉丁語文學研究以及中西古典學比較研究等課程。除此之外，整合了中文系、哲學系等資源，並邀請國際頂尖專家開展古典月活動，這已經充分與西方古典學教學相接軌。

當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的大學很難全面開設西方古典學涵蓋的所有學科，像考古學、藝術史、碑銘學、錢幣學、紙草學等需要長期積累起來的教學經驗，文物收藏和實地考察等等。但是筆者所知，大量的留學生已經在外學習相關專業，學成之後，相信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得國內的西方古典學研究水平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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