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我為什麼聯合100位學者寫信給特朗普
7月3日,《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與中國為敵適得其反》的公開信,該信由史文、傅高義、芮孝儉、董雲裳和傅泰林為首的幾位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的學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寫。公開信指出目前美國對華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七點建議;並發表之際取得百名學者的聯署簽名。此後,又有大批學者通過網絡形式繼續簽名。
本文為公開信五位作者之一的哈佛大學榮譽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近日在波士頓家中接受中美印象的專訪。傅高義提議用中文進行採訪。以下為採訪原文,略有文字編輯。

傅高義/資料圖
【受訪人:傅高義,哈佛大學榮譽教授;採訪人:張涓,中美印象網站執行主編】
張涓:您能談談是怎麼想到和其他四位學者一起發表這封公開信嗎?
**傅高義:**我們(五位作者)都認為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但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目前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力量可能會很快超過美國。現在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很大,這兩個國家需要合作。中國和美國都有很深的愛國主義傳統。幾位作者中有學者,也有在政府工作的人,都比較瞭解中國的情況。我們認為必須要想辦法合作,不應該把中國當做敵人。
但是(兩國關係)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美國的企業認為中國對他們不公平,美國企業和中國的企業(在中國)沒有公平的競爭關係。在中國,一些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必須要和中國合作才能在中國工作;有時候有的中國人偷美國公司的技術(當然不是所有人,有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也有各種各樣的美國人)。因此,美國人認為應該公平的處理這類問題。
二三十年前,中國的力量還不算很強大,所以那個時候美國對這種問題也沒有特別在乎。當時一些美國公司也就是碰到這類問題時會指出一下,美國的領導人也並沒有對此特別關注。但是,現在中國的國力大增,這個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情況是有美國學者反映,中國人在美國可以發表意見,可以工作,也有很多中國記者駐在美國工作。但美國人在中國就不一樣了。美國的記者對中國基本沒有好感,因為很多人不會回答(他們的)問題,給他們造成很多壓力。尤其是他們想和不同政見者談話時,他們受的壓力就更大。現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的博明,他原來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的記者。他在北京工作的時候,遇到很多問題。所以,他對中國當然沒有好感。另外,很多美國學者在中國不能很好的工作,有的中國學者也不願意和美國學者交談。現在的情況的確很困難。華盛頓的很多人對中國沒有好感,這確實是事實。
我們寫那封信的人都認為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是,我們還是認為應該要和中國合作。在中國,也有很多人主張和美國合作。兩國在很多問題上肯定要合作,避免衝突,如貿易的法律規定問題等等。
總之,目前美國政府裏有一批人,因為他們對中國沒有好感,不願意和中國合作。但是,我們寫這封信的人都認為,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仍舊要談合作,與中國合作。而且在中國也有很多人主張和美國合作。四十年多年的改革開放,很多中國人還是很瞭解外國的情況,我們(美國)要想辦法和他們合作。
張涓:在2018年備受矚目的報告《中國的影響力與美國的利益》中,您是工作組成員之一。那份報告描述了一個強勢中國的形象。最近的公開信得到了中國外交部的肯定。您如何評價去年的報告和最近的公開信?
**傅高義:**我們寫這封信的原因,就是要呼籲和中國合作。要積極想辦法合作,避免衝突。在中國,也有很多人希望合作,我們十分願意和他們交換意見,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都要積極推動合作。我們也希望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不要受到美國政府的壓力,繼續留在美國唸書。
但是中國要保護好美國的知識產權,兩國需要有平等的合作關係。**現在,美國的學者在中國能做的事情和中國學者在美國能做的事情很不平等。**我們在中國的機會沒有他們(中國人)在美國的機會多,我們應該想辦法處理這些問題。美國還是一個自由的地方,這點很好。如果有的中國人想偷我們公司和政府的技術秘密,當然要堅決反對。但是,如果有中國人希望(從美國)積極正當的學習,我們應該支持他們,不能讓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陷入尷尬的地步。我們寫那封信的人都是持這樣看法的。
張涓:在這封公開信中,您和其他學者在對華立場上和特朗普政府是相同的,即需要找到辦法防止中國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您和公開信的學者不同意特朗普使用的手段,不同意他放棄長期的接觸加競爭的政策。這種表述是正確的嗎?
**傅高義:**我們美國的知識分子對特朗普沒有好感,也不崇敬他。**他不重用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宏偉的治國方案,行為上也比較混亂,比如撒謊,他還只考慮自己的政治地位。他連美國政府經裏原來驗豐富的人也不重用,他沒有一個統一的理念。我們都覺得他做我們的領導人很不合格,這是我們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他的看法。**寫那封信的作者幾乎都這樣看。
但是,美國政府裏也有好人,駐外的美國大使館裏也有好人。只是這些官員的領導,沒有全面的政策,沒有統一思想,沒有用全面合理的方法解決問題。所以,我對特朗普很不以為然。寫那封信的作者,在信裏簽名的學者,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很瞭解情況的人。我們都主張應該有更合理、更系統的政策應對中國。
我們也認為(在對華政策上)也應該和別的國家合作。這是我們的看法。
張涓:經常有美國學者批評中國的外交近年來過於強勢。如果我們回到韜光養晦的政策,會有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嗎?這是美國政策界人士希望看到的嗎?
**傅高義:**我寫了一本書叫《鄧小平時代》。我花了十年的功夫研究鄧小平。我認為在他任職的1978年到1992年,實行韜光養晦的政策特別好。
他有很多國外的經歷。早前,他有五年的時間在法國,一年在蘇聯。在1973年到1975年,周恩來病重之後不能主持外交工作,他就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這給鄧小平提供了非常好的瞭解外國情況的機會。1975年,他訪問了法國。1978年,出訪了東南亞三國,還去了日本,當年的這些訪問都非常成功。所以,他非常瞭解國外的情況。1975年,後來的老布什總統在北京聯絡處工作,那個時候他和鄧小平就是朋友關係。當1989年美國和中國出現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和布什總統能夠處理的非常好。我覺得韜光養晦的政策在當時特別的好。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目前中國的國力要比1978年強大很多,軍事力量也強大很多,對全世界也更加的開放。以前中國的力量沒有很強大的時候,別的國家也不會很擔心。現在,國力增強之後,自然引起了包括美國,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的擔心。一方面,很多亞洲和非洲的國家很需要中國的援助,但是他們對中國的軍事目標又很不清楚,造成了擔心。我認為不僅是美國(對中國的強大)擔心,全世界都如此。因此,中國是否繼續會保持韜光養晦的政策,會怎麼做,會做什麼,都會引起世界的關注。
張涓:您對鄧小平副總理有深厚的研究,您最懷念他的哪個特點?
**傅高義:**首先,我認為他各個方面的經驗都非常豐富。他有12年的時間在軍隊,有軍隊的領導經驗,是位老革命。他也有地方工作的經驗,從1949年到1952年他在西南局主持工作,地方的領導經驗豐富。另外,他還和毛澤東以及周恩來這樣的第一代革命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在外交上也有相當的經驗。我認為沒有什麼人有他這麼廣泛的經驗。
第二,他看到1958年的大躍進和之後的“文革”都是不成功的,應該要改變政策。如何改變呢?他看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蘇聯的分裂。他因此想保護毛澤東的偉大地位,保證中國不分裂。與此同時,他改變了毛澤東的保守政策,但又保持了中國的團結。那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我還認為鄧小平有自信、也有想法。他在1978年主持工作之後,即使沒有正式的地位也無所謂,他接受副總理的稱號。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張涓:如果特朗普繼續連任,您如何預測中美關係的走向呢?
**傅高義:**特朗普也不希望中美關係破裂,希望避免衝突。他原本就是一個生意人,所以他討價還價的經驗非常豐富。中美關係這麼複雜,他又不瞭解中美關係的全面情況,我擔心之後的誤會會很多,問題會很多。但是,我認為兩國不應該有那樣的衝突。這是我堅持的目標。
(本文原載於微信號“大國策智庫”,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