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普京?他的最大貢獻在於讓俄羅斯擺脱了附屬國家地位
“上個月我去俄羅斯進行智庫交流,很多人都問我,你們怎麼看我們的普京總統。我説我個人認為普京對俄羅斯恐怕最大的貢獻,就是他使俄羅斯擺脱了原來已經降到這種外圍的地位,或者西方附屬國的地位,使俄羅斯重新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
在7月15日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26期節目中,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從“外圍-中心理論”的定義切入,探討為什麼蘇聯板塊抗爭失敗陷入“外圍”,而中國又是為何能一步步擺脱“外圍國家”的地位?
以下為節目實錄,觀察者網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張維為:
大家知道有一個長期困擾整個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大問題,學術界稱之為“外圍-中心”依附體系。也就是説西方主要國家處於世界的“中心”,廣大發展中國家組成了一個“外圍”或者叫邊緣,那麼中心國家可以靠對外圍國家的超級剝削而賺得盆滿缽滿。而外圍國家長期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況,發展不起來。那麼這種“依附體系”又被稱之為“外圍供養中心”這麼一種模式。
我覺得中國的和平崛起,它的意義在於很大程度上我們終於突破了這種體系,我稱之為“中國突破”。
具體講就是中國突破了“外圍依附中心”這種模式,成為“外圍-中心”之外的單獨的一極。
在這個格局中,中國即是“外圍國家”即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夥伴,同時中國也是“中心國家”,也就是西方國家最大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夥伴。我想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和平崛起對中國對整個世界格局演變的意義。
我們可以先簡單的回顧一下所謂的“外圍-中心理論”,這個嚴格講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產生的一個影響比較大的理論。最早提出這個觀點,這個理論代表人物是阿根廷的學者,勞爾·普雷維什。

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曾任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一任秘書長
他注意到就是二次大戰之後,許多亞非拉國家先後擺脱了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獨立,但是一直沒有能夠實現真正的經濟獨立,沒有能夠實現現代化或者國富民強。
他認為這個原因就是這個世界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是“中心國家”也就是西方國家,另外是“外圍國家”也就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心國家”處於絕對支配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屬於依附中心的這些國家,受到他們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只能從事原材料的生產或者初級產品的生產。
後來一位德國學者叫弗蘭克,他講出這麼個觀點,他説在現在國際經濟秩序中,外圍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發展起來,所以他提出“欠發達”這個概念,英文叫做under-development。他説這個概念實際上它不是一個名詞,它是一個動詞。也就是説中心國家在現在極不公平的世界秩序中,可以不斷的“欠發達”發展中國家,也就是使發展中國家永遠處於“欠發達”,處於受剝削不發達的這種附庸的地位。
那麼這個理論實際上中國在相當時間內也是認同的。我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的時候,就是中國剛剛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當時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才華橫溢的喬冠華在一次聯合國的辯論中,他説西方國家現在講今天這個世界早就是互相依賴了,但是這種依賴關係更像是騎馬者和馬之間的關係,發達國家是騎在馬上的,發展中國家是馬,是一種完全不平等的一種互相依賴。

喬冠華(節目視頻截圖)
今天來看,一個小小的例外,可能就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我個人覺得這實際上是有一些特殊原因。由於冷戰和熱戰的原因,特別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等,使中心國家,特別是美國,他們需要扶持韓國,扶持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後來由於全球(化)國際分工的發展,像新加坡、香港地區這種超小型的城市經濟也承接了中心國家的一部分產業轉移。
另外這四小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們都屬於儒家的文化圈,教育相對比較發達,政府比較強勢。由於這些因素他們也發展起來。實際上這種情況當時中國領導人也注意到了,但他們實際上還是沒有完全擺脱“外圍-中心”的格局,而是進入一個後來就是世界體系論的學者沃勒斯坦強調叫做“半外圍-中心”格局。他們既享受到中心的某些好處,同時又面臨外圍的某些困境,而且一不當心就可能重新陷入外圍。比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都使四小龍蒙受巨大的損失。坦率的講,很大程程度上是中國的崛起,帶動了這些小龍走出了危機。

韓國電影《國家破產之日》海報,講述了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國家財富如何被洗劫。
另外還要指出一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外圍中心體系之外,還有我叫做兩個板塊,一個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或者叫蘇聯板塊,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當時和蘇聯分道揚鑣了,所以可以叫做中國板塊。那麼這兩個板塊都屬於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某種意義上整個冷戰的過程,或者叫東西方之爭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就是西方國家不斷企圖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這兩個板塊,蘇聯板塊,中國板塊,拉入“外圍-中心”體系,成為外圍的一部分,實現西方資本利益的最大化。這兩個板塊一直在和西方抗爭和中心板塊抗爭,但後來蘇聯板塊的抗爭失敗陷入了外圍,中國成功實現了全面崛起。
那麼現在我們來先看一下蘇聯板塊,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憑其實力提出了“馬歇爾計劃”,幫助它的歐洲盟國恢復面臨崩潰的這種經濟狀況,同時也抗衡他們眼中的蘇聯板塊對歐洲的滲透和威脅。當時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就針鋒相對,提出一個“莫洛托夫計劃”,莫洛托夫是當時蘇聯的外長,所以這個計劃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具體的載體就是1949年成立的一個叫做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獨立於西方的,在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體系,裏邊也有產業分工,也有協作。那麼中國在一段時間裏邊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了經互會的會議。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中蘇分道揚鑣了,中國就不去了。當時中蘇矛盾非常大,中國當時也批評蘇聯説你這個板塊裏邊,你這個經互會里邊實際上也是“中心-外圍”關係,蘇聯處在中心,越南、朝鮮、古巴、羅馬尼亞等等處在外圍,中心剝削外圍。現在回頭看,可能我們的批評也有一點有失偏頗,蘇聯毫無疑問有大國主義的傾向,但事實上蘇聯得到好處不是太多,後來經互會某種意義上成為蘇聯難以承受的一個經濟負擔。

1964年,經互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我個人認為經互會沒有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恐怕是他沒有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他不敢開放競爭,結果他整個這個體系沒有國際競爭力。後來最後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變成了易貨貿易。比如古巴向蘇聯出口食糖,朝鮮向蘇聯出口礦產,蘇聯則向他們出口機器。
應該説蘇聯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重點發展重工業,使蘇聯成為一個大國,而且在衞國戰爭中實際上是打敗了德國法西斯,而且最終成為一個可以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特別在軍事領域。但蘇聯模式確實帶來很多問題,包括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的嚴重失衡。另外人民生活水平長期的停滯不前。另外這個體制的官僚化,缺少創新的活力,最後他的整個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被西方話語忽悠,然後就是國家解體,經濟崩潰。經互會本身也隨着蘇聯解體而解散。
如果從“外圍-中心”這個框架來看的話,我覺得蘇聯板塊的崩潰就意味着西方成功的實現了一次巨大的、某種意義上恐怕是人歷史上一次超大規模的財富轉移。蘇聯板塊的財富幾乎被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洗劫一空。
上個月我去俄羅斯進行智庫交流,很多人都問我,你們怎麼看我們的普京總統。我説我個人認為普京對俄羅斯恐怕最大的貢獻,就是他使俄羅斯擺脱了原來已經降到這種外圍的地位,或者西方附屬國的地位,使俄羅斯重新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
如果説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單獨的一極,那麼俄羅斯也是單獨的一極,從綜合力量比較來説,俄羅斯比中國弱,但俄羅斯有自己的特點,特別在全球戰略外交和軍事方面,它的世界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所以我覺得今天中俄共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非常重要。兩國的關係處在歷史最好的時候,我甚至可以這樣説,中國作為單獨的一極,俄羅斯作為單獨的一極,雙方的總體目標高度一致,那麼在很多情況下,我把它稱之為國際戰略合作中的“中俄極”這兩個國家在一起的一極。所以今天的“中俄極”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最重要的中堅力量,可以這麼説,但這是另外一個大話題,以後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聊再談。
現在我還是回到中國突破,如果説蘇聯板塊在西方的壓力下崩潰了,那麼為什麼中國能夠實現這個突破呢?突破依附體系,我個人想做這麼一個解讀。如果用下棋來比較的話,我説中國是下了一盤大棋,下了一盤險棋,下了一盤妙棋,最後脱穎而出。
那麼先談下一盤大棋。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他們在規劃新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時候,毛主席説過這樣的話,“你有這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的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説搞了社會主義,據説是有優越性的,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毛主席是雄心壯志,看問題看得很清晰。那麼毛主席也認識到中國的底子薄,基礎弱,也瞭解整個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使中國很難發展起來。他在1965年的時候也説過這樣的話,他説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肯定走不通,因為只會成為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在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歐洲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不可能。
所以毛主席的結論非常簡單,中國絕不能成為西方的外圍和附庸,所以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主要靠自力更生。但這個探索確實不容易。應該説新中國的前30年,我們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設,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社會事業,為後來中國的崛起奠定了比較全面的工業基礎和社會基礎,包括婦女解放,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基本醫療等等。我們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國防體系科技體系。但坦率地説我們也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我們的民生欠賬很多,百姓的生活水平相當低,而且按照當時的國際標準,1978年前後,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還處於貧困狀況。中國人均GDP當時低於絕大多數非洲國家。
現在回想我們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當時中國也有其他選擇,中國也可以不搞改革開放。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當時那個階段,比方説我們也可能會採取60年代,我們採用過我叫做略微調整略微修訂的蘇聯模式,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加上一定範圍內的市場調節,搞一些外貿作為調劑,但不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融入世界貿易體系,更不會擁抱互聯網,當然這是後來的事情。因為這樣做風險太大,而且很可能是全盤皆輸。但現在回頭看,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他是決定下一盤大棋。
他是那一代中國領導人當中,對外部世界可以説是最熟悉的。他對外部世界的瞭解有他自己許多感性的體驗,他喜歡思考問題,他評價一個人,經常説就這個人腦子裏有沒有自己的東西。他16歲就去法國勤工儉學,吃了很多苦。他後來自己開過玩笑,説我的個子長不高,就是在法國的時候沒有吃好,但他對西方世界有一些比較真實地感受,比較全面的瞭解。22歲時候他也在蘇聯留學了一年,後來又走訪了很多國家,那麼對中國發展的經驗教訓,對其他國家發展經驗教訓他都有不少思考。
我本人就聽他多次講過,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沒有完全搞清楚,他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模式,包括經互會模式,總體評價不高,他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比較高,因為那個是當時20年代列寧採取的比較靈活的一些經濟發展政策,包括吸引外資,吸引外國技術,包括土地可以租賃給農民等等。這個後來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思路是有啓發的。
在決定改革開放的1978年底之前,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兩個月裏邊,他又密集出訪了四個亞洲國家,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他感觸良多,認為這些國家在現代化方面走到中國前面去了,坦率説受到了觸動。他希望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經得起國際比較的國家,一個在經濟、政治、社會制度方方面面都經得起國際比較的國家,所以他決定下一盤大棋,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政治上看,這個決定是很不容易的。過去我們一直講,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勢不兩立。但現在鄧小平説,社會主義必須大膽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就,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一切有益的東西,來發展自己。那麼現在回頭看,總體上中國做得相當不錯。我經常講“一出國,就愛國”,今年留學生回國比例超過85%。今年中國一家華為公司可以使美國總統宣佈緊急狀態等等,都説明我們當年鄧小平決定這盤大旗,總體上我們走對了。
第二就是中國下了一盤險棋。
我們知道中國突破的大背景,是中國大膽地融入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強調不能失去自我。但當時我們國門剛剛打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與周邊國家的差距一下子展現在國人面前,使很多人就喪失了制度自信。我老説西方忽悠全世界主要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只要採用市場經濟模式,什麼經濟問題都可以解決。一個是民主原教旨主義模式,只要採用西方民主制度,什麼政治問題都可以解決。
我們都是過來人,當時我們多少國人特別知識界,被這種西方話語忽悠的很多。當時戈爾巴喬夫在中國知識界很多人心中都是英雄,現在想想真有點後怕,如果沒有鄧小平那一批老一輩的革命家的堅持,中國開放而導致整個國家崩潰或者翻船都是有可能的。坦率的講,甚至到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我們很多人,國人還是被西方話語忽悠,這個情況還沒完全被扭轉。今天應該説基本扭轉過來了,但是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大家知道,全球化是西方推動,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它不僅是經濟全球化,而且是政治全球化,也就所謂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背後是西方要實現資本利益的最大化,不僅要把整個邊緣國家地位永久的處於邊緣,而且要把蘇聯板塊、中國板塊都降到依附和附庸的地位。那麼西方在蘇聯這個板塊做的事情竟然成功了,在中國沒有成功,但這個風險我們是經歷了。
鄧小平在1989年説過這麼一段很有意義的話,他説“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我想鄧小平對這種“外圍-中心”的格局看得很清楚,他接着又説,“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西方佔得滿滿的,要打進去都不容易。所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所以鄧小平非常明確地把全球化界定為經濟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而且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大勢,中國應該順勢而為。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不能放棄社會主義,而且還要用社會主義的優勢來駕馭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終超越資本主義。
80年代中期時候,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見到鄧小平都要問他,我們應該怎麼跟西方打交道?鄧小平一般總是言簡意賅的回答,四個字,“趨利避害”。反觀多少國家融入全球化之後,因為沒有能夠趨利避害,結果不僅沒有發展起來,而且自己的財富被西方金融大鱷洗劫一空,甚至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國家都解體了,而中國採用了趨利避害的戰略,可以説下了一盤跌宕起伏的險棋,最終走到了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央。
第三就是中國下了一盤妙棋,最大特點就是嵌入式的合作共贏模式。
中國一直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許多國家開放了資本市場,吸引了大量的外國遊資,或者叫“熱錢”,短時期一片繁榮,最後被華爾街金融大鱷盯上,然後一有時機就製造泡沫和金融危機,把人家財富席捲一股。那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就講過,美國造成的金融危機一夜之間,使我們馬來西亞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
中國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總體上是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我們把重點放在吸引用於實體經濟。外國直接投資FDI,那麼力爭與外國投資者實現合作雙贏。
1985年有位非洲領導人訪問中國見鄧小平,當時我做翻譯。這位領導人不太理解中國的開放政策,特別是吸引外資的政策。鄧小平很耐心的回答他的問題。鄧小平當時這樣説,他説外國人來投資不賺錢是不行的,但他跟非洲領導算了一筆賬,他説“一個外資企業,叫三資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和外商獨資的企業。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他説我們中國的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這些都歸社會主義所有”。鄧小平還説,“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我當時我個人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種精確的計算方法,把這個外資企業或者合資企業這種社會主義成分一項一項地剝離出來,認為這一切都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總體發展。我想這種算法這種思路由我們後來中國所有制的很多改革打開了一個思路。

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家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批覆通知,具有歷史意義的外資審字(1980)第一號。
談到“嵌入式的合作共贏”模式,我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這個世界最大的多邊貿易體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合作共贏的經貿關係,促進了各種生產要素和產品在世界範圍內的配置和流動。不僅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也使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通過比較公平的貿易,享受到了中國和平崛起帶來的紅利。
這樣一來,中國與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種利益融合的大格局。那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有效地減少了大國軍事對抗的風險,促進了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雖然今天美國有一些極端勢力想和中國脱鈎,但他們可以説,説到容易做到難,最後的結局雙方都會受到損失,而美國受到損失會更大,直至失敗。
所以現在有個調侃的説法,説中國學習人傢什麼模式,結果往往是中國成功了,這個國家就走衰了。中國學習蘇聯模式,結果中國成功了,蘇聯失敗了,中國學習美國模式,結果中國成功了,美國走衰了,這個説法是個調侃,但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因為我們在學習別人的時候,總體上沒有忘記自己的國情。總體上沒有照搬。總體上在看到人家長處的時候,也看到人家模式的問題。所以我們的心態就看能不能比人家做得更好一點。這一切最終幫助中國實現了對“外圍-中心”依附體系的突破,實現了中國自己全方位的和平崛起,因此也改變了整個世界未來的格局。那麼這是我下次想和大家探討的題目。
今天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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