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京都動漫工作室大火後的哀思，難以解決日本“8050”問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廖可】
距離18日京都動漫工作室着火已經過去了2天，7月20日一名在重症監護室的重傷者死亡，讓這個令人痛心的數字33再往上增加了一個。死亡人數34人，這是一個什麼概念？以天災來對比，2018年發生的北海道地震導致了42人死亡；以人禍來對比，1995年奧姆真理教一手釀成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導致了14人死亡。更不要説在文化藝術上的無形損失。
無怪乎，日本《每日新聞》會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以“平成年間最惡劣的縱火事件”來作為突發新聞的標題。（作者注：2019年在日本被作為平成的最後一年與令和的第一年）
（圖為案發時《每日新聞》的突發新聞推送，本文圖片由作者收集，下同）
犯罪者其人
2天過去，犯罪者的動機和作案細節上仍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大致的情況已經清晰。根據包括NHK、《朝日新聞》、《文春週刊》等多家日媒的調查，犯人名叫青葉真司，今年41歲，無業，案發前住在日本埼玉縣。
（圖為小學畢業相冊上的青葉真司）
他本人在埼玉縣的某中學畢業後只上了高中的夜校，之後作為臨時工在埼玉縣政府部門工作。這份工作於2009年結束後，他又通過人才派遣公司找到了茨城縣郵局的臨時工作，並搬家至茨城縣，在那裏工作了3年後，於2012年因為持刀搶劫便利店而被解僱。
（圖為茨城縣警方提供的當時青葉真司搶劫便利店的監控錄像畫面）
根據日本警方的消息，2012年6月20日，當時34歲的青葉真司拿着菜刀衝進茨城縣的一家便利店，並脅迫男性店員拿出店內所有現金，但是卻在幾小時後就自首。“奧姆真理教的犯罪者們都逃不了，何況我。”這是他當時對警察供述的自首原因。此後，他在埼玉縣服刑並於2016年7月被釋放，然後回到了埼玉縣居住。
在回到埼玉縣後，根據當地警方的信息，青葉真司數次被鄰居投訴噪音和騷擾問題。鄰居們説，他會經常無故敲別人家的門，然後經常製造噪音，嘗試與他溝通、有過正面接觸的鄰居反映他對自己的健康管理很差，身上很臭，一名嘗試溝通的男性曾被其揪住領口。這其中的一些細節，就發生在京都動漫工作室縱火事件的同一個月中。
對於作案動機，該男子在縱火當天被警察按倒在地時是這麼説的：“京都動漫工作室剽竊了我的小説，把他們社長叫來！”然而警方調查之後發現，沒有明顯證據表明該男子之前從事小説作家的工作，亦或是發表過什麼小説作品。另外，警方也確認，該男子與京都動漫工作室沒有任何的聯繫。
（圖為青葉真司在縱火出逃後被警方按在地上的情形）
日本互聯網上有許多人給出一些疑似是青葉真司寫作的小説，但事實上這些線索都不具有可信性。目前鑑於他的精神病患病史，媒體更傾向於他患有被害妄想症，所謂“被剽竊”的小説只存在他自己的腦海裏，也就是説京都動漫工作室完全只是因為他個人的仇恨而遭此一劫的可能性較大。
孤獨的鎖鏈與社會報復事件
本次縱火事件中，青葉真司其人對京都動漫工作室的恨意來源是公眾討論的一個焦點。要知道，殺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必須得把這個人當做是自己的異類才行，要把他不當做人才能下得了手。
有日媒分析，面對與自己沒有任何接觸的京都動漫工作室的員工們，青葉真司的恨意不可謂不大，而這種恨意以及報復行為也遠遠超出了針對某一特定羣體，而更像是對將對社會的恨意集中在此一點，並藉此來報復社會。
不管犯罪者本人的動機如何，他的行為在日本社會看來，已經是一種社會報復行為了。與工作室沒有任何聯繫的他，僅因為自己單方面的恨意就讓34名無辜的人死去，並幾近摧毀這個工作室，引發有着廣泛性的哀痛，這在大多數日本人看來就是對日本社會的報復。因此案發至今，互聯網上鋪天蓋地的信息都是在咒罵青葉真司。
翻看近年來的日本新聞可以發現，日本的社會報復事件幾乎每一年都會發生。就在京都動漫工作室縱火事件之前，今年5月份剛發生川崎無差別傷害事件，一名50多歲的男子拿着兩把菜刀砍傷17人並砍死2人，其中傷者裏大部分都是在巴士站等待校園巴士、準備上學的小學生，而死者中一人是日本政府一名出色的外交官。而在更早之前，還有秋葉原無差別傷人事件，犯罪者開着車撞倒5個人後還下車持菜刀砍傷12人。
（圖為日本時事通信社歸納的2001年以來日本的無差別傷人事件）
《朝日新聞》在分析川崎事件時提到了日本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孤獨的鎖鏈”的現象。在調查了近年來52次社會報復事件後，《朝日新聞》發現這些事件的締造者都有着“在孤獨中掙扎”的特徵：與家人和親友長年無交流，仇恨周邊的陌生人，職場不順導致失業並陷入收入不穩定的狀態。青葉真司完全符合這些特徵。
一個溝通方式與社會構造脱節的集合體
社會學中，在一個具有高度向心力的集合體中被邊緣化的人，是有很高的幾率墮入極端行為之中的，包括自殺和仇恨。
傳統的日本社會作為一個講求秩序及同一化的、擁有高度向心力的集合體，會給予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以巨大壓力、強迫他們向着同樣的想法和行為方式轉變。然而，這一系列的過程是靠着整個集體的通力合作而完成的，這其中溝通方式極為重要。
傳統的日本社會中，現實中的人際溝通是實現這點的重要基礎，也就是在共同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當面的交流能形成相互的影響，幫助彼此在這種壓力之下不會掉隊。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生活方式的轉變帶來了溝通方式的革新，離開傳統日本家族式社會的現代人被迫要去適應一個人的生活，東京一個個9平方米的宛如牢籠的單身公寓就是他們的日常居所。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日本人的溝通方式陷入了一種混亂中。部分人適應了通過互聯網進行人與人的交流，但很多人則陷入到漫漫長夜的孤單中。
然而，日本社會作為集合體的這種秩序及同一依然存在，帶給社會成員的壓力仍然很大，這種溝通方式和社會構造的脱節導致了孤獨之中被邊緣化的人越來越多，尤以團塊世代的後代們（1970年代的人們），這些遭受泡沫經濟崩潰、陷入到漫長的無業不穩定生活狀態的50歲左右的日本人為主。因此，這個問題在日本也被稱為“8050”問題，即50歲的人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還要靠着80歲的父母才能過日子。
（圖為日本厚生勞動省於今年在各地舉辦的關於8050問題的座談會的海報）
所以，青葉真司也好，之前川崎無差別傷人事件中的主犯巖琦隆一也罷，他們都是在現代日本社會中被拋棄了的、被“孤獨的鎖鏈”鎖住了的、墮入極端的邊緣人。近年來許多日本學者也在研究並期待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要想解決這種根植於日本傳統的問題，以及斬斷“孤獨的鎖鏈”，日本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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