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貢·克倫茨：中國在，社會主義就在！
前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今年82歲了。他曾參與塑造歷史。1989年，克倫茨在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崗位上，見證了東歐劇變，他和他領導的國務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和統一社會黨政治局所做出的一系列決策直接影響了歷史進程。此後，他個人也遭遇了不少苦難，甚至在兩德統一後一度身陷囹圄。目前，他一邊從事學術研究，一邊過着平靜的生活。
2018年11月17日上午，克倫茨來到中國，出席為他的新書《我看中國新時代》中譯本舉辦的專家研討會。會後，《世界知識》雜誌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以下為採訪原文：
（受訪人/埃貢·克倫茨，採訪人/安剛）
《世界知識》：尊敬的克倫茨總書記，請允許我們以這樣的稱謂稱呼您。因您的日程很緊，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柏林牆的倒塌”。儘管您本人的回憶錄和所接受的大量訪談已經披露了事情的基本脈絡，但我們仍不忍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向您當面討教：1989年，到底是什麼促使民主德國最高層下令開放邊界哨卡的？
埃貢·克倫茨（右）接受《世界知識》專訪
**克倫茨：**歷史要一分為二地看。當時聯邦德國在心理上是不承認民主德國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的，所以為民主德國的居民前往西德和西柏林旅行設置了許多障礙，我們很多公民想去探親旅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西邊實際上不會痛快同意。當時，我們作為民主德國執政當局，的確做出了一個決議，但那是允許本國公民赴聯邦德國旅行的決議（編者注:史稱“遷徙自由的新旅行法”）。原本這個決定要等到1989年11月10日凌晨才正式生效，但決議做出後我們召開了一個記者會，**負責發佈消息的政治局委員（注：君特·沙博夫斯基）發生了口誤，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沒有強調開放令是“第二天生效”，而是説“馬上”。他也沒有解釋清楚這只是一個允許赴西德旅行的新法規，而是被公眾誤解為“全面開放邊界”。**這個口誤導致柏林的大量居民立即湧往邊境哨卡，而當時邊防軍部隊尚未接到任何明確指令。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人羣繼續擁堵，造成踩踏事故導致死傷怎麼辦？當時如果有邊防軍官兵為了保護邊境哨卡不可侵犯而開槍怎麼辦？在當時的柏林，也即仍作為蘇聯、美國、法國、英國“共同佔領區”的柏林發生疑似騷亂或流血事件，很可能意味着戰爭的重新爆發。
**現在回顧歷史，如果把1989年11月9日的混亂事件定義為“柏林牆倒塌”，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那天晚上發生的並不是“開放邊境”，而是我們為了防止人民生命安全遭受損失而在民主德國首都與西柏林之間的邊境線上採取的一種臨時應急措施。**當時東西德之間一共有1300公里的邊境線，從波羅的海向南延伸，而那天晚上除了東西柏林之間因人員過於擁堵而不得已開放，其餘大部分邊界線並沒有開放。實際上真正所謂的“柏林牆倒塌”是在1990年，大概是那一年的5月（編者注：1990年3月東德舉行大選，西德“基民盟”支持的“德國聯盟”獲勝，成立新的東德政府。1990年5月，兩德政府簽訂條約，確定了貨幣、經濟和社會的聯盟。1990年8月東德國會通過東德各州以州身份加入聯邦德國的決議，同月兩德簽署條約確認統一）。現在西方關於柏林牆的很多描述都是不負責任的説法，應該説柏林牆是臨時建造的一種邊境設施，即便稱得上是“牆”的話，也只是臨時建起的簡易牆。記得1961年8月東德開建柏林牆的消息傳出後，美國總統肯尼迪説過這樣一句話：“建牆不是一個好辦法，但總比沒辦法強。”柏林牆的建立並非針對聯邦德國，而是為了保護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夠順利進行，也是為了捍衞和平，而它的重新開放也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
東德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2015年11月1日去世。圖片來自衞報
《世界知識》：30年過去了，您認為今天的德國人民是否過上了您期許的生活？今天的世界又是否是您期許的世界？
**克倫茨：**當年東德面向西德的邊界線是在蘇聯軍隊警戒下的軍事邊界，而今天東西德之間的“邊界線”是“社會界限”。換句話説，儘管沒有了邊界線，但是差距、差別仍在。比如説德國東部普通人拿到的工資標準仍比德國西部低，退休金也低不少。德國東部人民在重大決策上幾乎沒有發言權，幾乎沒有一家雜誌或報社是在德國東部公民領導之下的，德國東部公民實際上成了“二等公民”。從司法上看，兩德已經統一，但實際上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差異。統一隻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會有德國人打德國人的戰爭了，這種危險在兩德分立時持續了40年。壞處是，現在德國的一切都由西方主宰，西方可以為所欲為。我們可以想一想當年對南斯拉夫的戰爭、對貝爾格萊德的轟炸，如果社會主義陣營仍在，北約敢不敢那樣肆無忌憚地發動軍事打擊？
德國外長前幾天訪問中國的時候就中國的內政問題擺出一副教師爺的姿態。他就是想指手劃腳，希望中國按照德國指引的路子走。德國政客認為他們對中國的瞭解超過中國人民自己，這是很荒唐的。
《世界知識》：您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是否認為形勢發展到今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已經重新登上歷史舞台，或者説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克倫茨：**只要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就一定存在資本主義的敵人或者反對資本主義的人，資本主義是不會自行消亡的。當今世界，存在着一個以美國為首包括德國和其它一些西方國家在內的陣營，他們在事關經濟和貿易的問題上需要中國市場，而在事關政治、安全的方面希望中國擺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資本主義的一個本質就是反對共產主義，我們稱之為“反共主義”。有位德國詩人、作家在一百多年前就説過這樣一句話：“反共主義是最大的愚蠢，是20世紀最大的愚蠢。”資本主義當然希望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樣一箇中國將不具競爭力，所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詆譭、貶低中國。我堅信，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一天，他們就不會得逞。
當地時間1989年12月31日，人們站在勃蘭登堡門前的柏林牆上慶祝新年。@IC Photo
《世界知識》：通讀了您的新著《我看中國新時代》，感覺您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問題的瞭解，比一些中國人還要豐富。請問您對中國今後走好自己的路有何建議？
**克倫茨：**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但我不方便向中國直接提出建議。我認為中國人自己就自己的現狀和未來做出的分析與規劃就是最好的，其最精華的體現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我認為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其它國家及其政黨能夠做出這麼系統、長遠、科學的戰略規劃。當西方政客還在為眼前利益和路線爭鬥不休之際，中國共產黨的戰略規劃已經着眼於2049年建國一百週年時需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我沒見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其它國家能夠以如此堅定的步伐來打響脱貧攻堅戰，並且在短短几年時間裏把上億人口從貧困當中解放出來。
1989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那時是作為民主德國領導人。加上這次，我已經八次訪華。我親眼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歷史功績和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的貢獻。第一次訪華時，我看到北京街頭滿是騎自行車的人，大家穿着幾乎一模一樣的制服。而今天，中國各級政府為機動車太多而焦心，通過減少新牌照的發放控制車輛數目過快增長，人們穿着時尚，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由於我不是長期生活在這裏，幾年才來中國一趟，所以中國社會面貌的鉅變更容易給我帶來心理衝擊。可以説，我每次來中國都會有一種“窒息感”，但那不是消極意義上的窒息感，而是指中國不斷取得的進步總能讓我激動萬分。
同樣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和不足有着清醒的認識。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一個政黨只有不斷清醒認識到自己面臨的困難和不足，才有意願和能力去尋求解決那些困難和不足，也才有可能不斷糾正錯誤、改進自己、向前邁進。**
《世界知識》：您剛才提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您見過鄧小平嗎？他給您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麼？
**克倫茨：**我和鄧小平同志見面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那是在1989年10月1日，也就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0週年活動當晚，我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見到很多中國領導人，包括江澤民同志、李鵬同志。這時走過來一位老同志，告訴我鄧小平同志要見我，並且引着我進入一個會見廳，鄧小平同志和他的女兒，還有一位譯員，已經在那裏等着我了。那場談話親切友好，鄧小平同志的睿智和風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變。這場會見是我政治生涯當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
《世界知識》：最後一個問題，您是否擔憂這個世界重回冷戰？您作為冷戰的親歷者，認為中國應當如何處理與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克倫茨：**我對冷戰的看法和大多數談論冷戰的人是不一樣的。我個人認為，冷戰根本就沒有結束。**1989年至1991年在東歐和蘇聯發生的事充其量算是歐洲社會主義同歐洲資本主義鬥爭的階段性結束，同時開始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冷戰，至今仍在繼續。**1989年12月美國總統老布什曾與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舉行過一次“歷史性的會晤”，戈爾巴喬夫在並沒有受到壓力的情況下居然代表蘇美雙方公開宣稱“世界已經離開冷戰時代”，老布什則在談話中擺出一副“冷戰勝利者”的姿態。
儘管美國在兩德統一問題上並非關鍵性的國家，沒有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但卻以冷戰勝者自居，要求蘇聯從東歐撤軍，而它自己卻仍然可以保留在歐洲的駐軍。美國人還採取各種手段破壞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美國人非常擔心，德國先進的製造工藝與蘇聯廣袤的國土和豐富的資源相結合，成就新的競爭力量。僅從這個角度看，也不能説冷戰已經結束，只能説冷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非常令我高興的是，中國的發展和強大是對霸權主義的制衡、對世界和平的保障。説到這裏，我可以回過頭來回答你的問題了：我對世界重陷大國對立的擔憂是有的，但同時我也認為：中國在，社會主義就在！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世界知識”，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