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洲：那座張小敬們誓死守護的城市，後來怎麼樣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春洲】

最近的《長安十二時辰》看得人揪心！靖安司被焚，崔器戰死，張小敬被全城通緝，太子黨與右相黨直接交鋒，發明“大案牘術”的徐賓在經歷了一波死去活來之後貌似也下線了……雖然篤定不退，但張小敬們誓死守護的長安已然滑到了危險的邊緣。

在歷史上，這座當時世界文明進程中規模最大的城市，也曾經歷過許多危機。歷經盛世，它有過“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富庶，而終在中晚唐時期的戰火中飽經摧殘。

討人嫌的元載、林九郎住在哪兒？

據史學家研究，今天的西安城大抵有27處唐代遺址。

西安城區唐代遺址平面分佈圖，圖自何歲利《唐長安城考古筆記》

光看考古圖大概很難想象昔日的盛況，所幸電視劇為我們儘可能地做了還原：

東市屬張小敬所轄萬年縣，多為官宦住所，消費檔次高，生活氣息十足；

西市聚集了西域胡商，在這裏不僅有胡姬美酒，還有大量經營寶石生意的商鋪，胡人的聚居地也在西市周邊諸坊中；

李必的靖安司位於光德坊，臨近京兆府和西市，住宅不多但地段不賴；

林九郎所居的平康坊則是個煙花之地，駐京官吏、新科進士、豪門富户多在次流戀，在這兒多的是才子題詩、佳人回眸……

俯瞰一下，長安城由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組成，縱橫交錯的街道、經緯分明的格局展現着唐帝國的氣度。

《唐長安圖》，圖自劉慶柱《地下長安》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中國古代宮城佈局乃至城市設計均是統治者獲取、維繫政權的手段與工具，通過坊裏制度的建立、宮城政治空間的轉換來宣示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彰顯國家權力的象徵作用。可以説，是“權力”創造了長安宮城格局，是“制度”安排了長安的城市空間。

從整體來看，長安城以皇城正南朱雀門為起點，南北大街即朱雀大街為中軸線，東西兩市為核心，左右對稱地分成規則的110個以坊（裏）為名的居住單元。皇城在北，為長安之根本。達官顯貴為了靠近政治中心，便將宅第選在了靠近皇城的東北部各坊中。長安城西部為經濟中心西市所在地，商賈雲集，富人聚集。而長安城南最為偏遠寂寥，人口稀少。所以，整座城市大致呈現“東貴西富，南虛北實”的格局。  

著名宰相杜佑的宅第在安仁坊。安仁坊位於朱雀街東第一街從北往南第三排，正應了唐人的俚語“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説。

《唐兩京城坊考》對居住在安仁裏的人物進行了補充説明：“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宅、太子賓客、燕國公於頔宅、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宅”。可見這裏果真是甲第並列，京城美之的豪門聚集地。

長安的權力場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官僚、貴族之家。居住在此，體現出的是個體乃至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對於平凡士族而言，這裏也是結識權貴、實現政治訴求的一個場域。在《長安十二時辰》裏，元載是個不討人喜歡的角色，城府極深而又渴望抓住一切攀龍附鳳的機會。他的存在折射出了當時底層士人的一種面相，他對於自身“上行流動”的追求也可視作科舉時代的一個註腳。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元載婢女

劇中另一個討人嫌的角色林九郎，原型是李林甫，其所居平康坊是當時長安的風流淵藪。50年代，考古學家還在此發現了七枚鎏金茶托。將家宅選在此處的名人不算太多，報的上名大概只有李靖、褚遂良、李穆、李林甫、崔泰之、韋堅等人。

昭武九姓與胡漢交融的長安

歷史不僅由帝王將相的故事構成，市井生活的種種同樣鮮活生動。

東西兩市各佔南北兩坊之地，平面形制均為南北略長、東西略短規則的長方形。“東市”主要服務於達官貴人等上層社會，而“西市”不僅是大眾平民市場，更是包含大量西域、日本、韓國等國際客商在內的國際性大市場。“西市”佔地1600多畝，建築面積100萬平方米，有220多個行業，固定商鋪4萬多家，被譽為“金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貿中心。據説，我們今天所説的“買東西”一詞便源於那時。

所謂：“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窗前有竹玩，門處有酒酤。”就像劇中崔器所説，長安好吃、好喝、好生活，讓人來了不想走。也正因為這樣，不同郡望、不同身份、不同國籍的人們都願意聚集在這大都會中。

元稹寫過這樣一句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描摹的是長安的輕歌曼舞與胡漢交融。所謂的“胡”，指的是西方之人，他們可能是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羅馬人，也可能是西域的少數民族。

唐代大批中亞移民來華定居、經商的胡人被稱為昭武九姓。凡西域人入中國，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為氏者，大多都是昭武九姓的後裔。隨着入唐定居生活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漢化程度不斷加深，與漢通婚的現象明顯增多。在許多墓誌銘裏，我們都能看到胡人與漢婦結婚的現象。

如卒於長慶元年的康志達，其妻為河南元氏，一女嫁隴西李承憲；卒於永淳二年的安元壽，其妻為下邳翟氏。歷仕四朝的“神童宰相”李泌也説：“胡客留長安者久矣，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到。”可見到了唐朝中後期，更有大量定居長安的胡商娶漢族女子為妻為妾。

“五尊閻羅”張小敬曾説過這樣一段對話，感人而又值得玩味：

東市的阿羅約是個馴駱駝的好手，他的畢生夢想是在安邑坊置個產業，娶妻生子，徹底紮根在長安。長興坊裏住着一個姓薛的太常樂工，廬陵人，每到晴天無雲的半夜，必去天津橋上吹笛子，只為用月光洗滌笛聲，我替他遮過好幾次犯夜禁的事還有一個住在崇仁坊的舞姬，叫李十二，雄心勃物想比肩當年公孫大娘。她練舞跳得腳跟磨爛，不得不用紅綢裹住。哦，對了，孟蘭盆節放河燈時，滿河皆是燭光。如果你沿着龍首渠走，會看到一個瞎眼阿婆沿渠叫賣摺好的紙船，説是為她孫女攢副銅簪，可我知道，她的孫女早就病死了。

只可惜，小人物的故事往往少為史書所記載。我們今天也只能靠着歷史書僅存的那點記述去想象他們的生活。

被高門望族拋棄的都會

只可惜，盛世之下危機四伏。張小敬們守護的長安最終仍遭兵禍屠戮。歷史的車轍，有時候不是靠力挽狂瀾就能扭轉軌跡的。

陳寅恪謂：“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

中唐以後，長安遭到多次戰爭重創。安史之亂結束不久，“吐蕃剽掠府庫、市裏、焚官舍、長安蕭然一空”。吐蕃於十月攻陷長安，代宗逃往陝州。唐僖宗時期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城。據《新唐書•黃巢傳》記載：

“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擄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

天祐元年(904)正月，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朱温勾結宰相崔胤，劫持昭宗遷都洛陽，“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並“毀長安宮室、百司、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繁華的長安城遭到毀滅性打擊。

京城震動，眾多官僚士人選擇移居其他地域，如成都、揚州等地。《舊唐書•權德輿傳》稱：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諸如趙君李氏、河東柳氏之類的名門，以及博陵崔氏、范陽盧氏、弘農楊氏等皆遠離京華……

凡此種種，不由讓我想起檀琪在《長安十二時辰》裏的一句話。很諷刺，但很現實。

中唐以後，北方由於戰亂而引起社會不穩定，人口減耗、逃亡十分嚴重，而另一方面，江南沒有大規模戰亂，故而有不少北人南遷。文人士族、官眷因避難而遷移離開長安，也使得帝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與人氣。

唐後期經濟倚重江南也是長安衰落又一體現，安史之亂是經濟地理分佈明顯變化的重要分野。由於唐長安的戰亂破壞和爾後北方藩鎮割據以及西線吐蕃等的壓力，唐後期經濟依賴南方，從而加快了南方農業經濟的步伐，經濟中心南移，江淮地區遂成為僅此於京畿的帝國核心區域。

自唐開元年間直至五代宋初，全國各道州新置縣計120個，其中北方各道州的只有20縣，在南方的卻達100縣之多。不過安史之亂後日益驕縱的藩鎮節度使，經常阻絕江南對長安的糧食與賦税供應。而隋唐兩代三百餘年間，關中地區的人口大量激增，黃土高原開發過度，森林植被面積急劇減少，水土流失嚴重，土壤肥力下降，導致環境污染，水旱災害不斷出現。

唐代中後期，文獻經常出現“關中饑饉”、“旱澇相繼”、“饑荒嚴重，路有餓殍，人相食”的記載。從渭水到長安的漕運也不時中斷，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與資源供應已不能和從前同日而語。

更關鍵的是，統治階層內部圍繞如何重組失序的王朝統治也並無一致的方向，政局動盪與權力鬥爭侵蝕着王朝的凝聚力。

長安，這座偉大的城市最終只得在歷史的長河中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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