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國科大演講互動：我懂高能物理，不要搞大對撞機
據科學網公眾號（sciencenet-cas）7月27日消息，2019年4月29日，楊振寧先生應明德講堂思想系列主持人、人文學院汪前進教授的邀請來到中國科學院大學雁棲湖校區，做客“明德講堂”，李樹深校長主持了本場講座。
楊先生與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近兩千研究生再次分享了自己的學習與研究經歷，並明確重申，對於幾年前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這一觀點，“我的看法完全沒有改變”。本刊特將報告及聽眾交流全文整理，經楊振寧先生審定發表，以志盛事。
座談時間：2019年4月29日
座談地點：中國科學院大學雁棲湖校區禮堂
整理人：張巖
選擇有前景的研究領域
與中國科學院大學研究生談學習與研究經歷
楊振寧
楊振寧談自己的學習與研究經歷 楊天鵬 攝
我去過上百個大學演講，今天這個演講廳絕對是我所看見的演講廳裏最大、最講究的。而你們是一個新大學，我想這很清楚地顯示出中國現在發展得多麼快。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我的學習和研究經歷”。
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因為父親做了清華大學教授，7歲開始，我住進了清華園。然後在北京讀了四年小學，畢業以後讀了四年中學。
中學是在宣武門附近，當時的崇德中學（現北京市31中學）。那個時候是1930年左右，全北京市的中學裏，我想有差不多一半是教會中學，崇德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是一個很小的學校，只有大概300個學生，其中有1/3住校，我就是住校生之一。學校很小，沒有真正的圖書館，只有一間圖書室，我常常到這個圖書室裏去瀏覽一下。
我想我對於物理學第一次發生興趣，就是看了這本書——《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發生興趣是因為書裏講了在20世紀初物理學中的重大革命，即包括了量子學和相對論。
後來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一家經過合肥，1938年到了昆明。因為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北大合起來，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開始招生。那年夏天，我中學5年級剛唸完，還缺一年才有中學文憑。
可是當時因為中學生流離失所很多，所以教育部在重慶就有一個命令，學生中學不畢業也可以參加考試，叫做同等學歷，我就以這個資格考進了西南聯大。
大學入學考試准考證
因為我的中學最後一年沒念，高中的物理我也就沒念過。可是入學考試需要考高中物理，於是我就借了一本高中物理的書在家唸了一個月。
有一個很深的印象，給了我很深的教訓。高中物理中的等速圓周運動，有一個加速，它的方向是向心的，我就覺得這個不對。在糾纏了一兩天後，才懂得，這個速度不僅有大小，它還是一個向量（vector），這個向量是在轉彎。
這是我一生得到的非常重要的教訓，我後來永遠記得。就是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直覺（instinct），而直覺有許多是需要修正的。
換句話説，如果你隨時能夠接受修正直覺的話，就繼續在向前進。
向量的重要性就是那兩天發現的，直覺與書本知識衝突是最好的學習機會，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我在西南聯大唸了四年，老師的教學態度、同學學習的態度都非常好。大家覺得這麼困難的情形下，還能夠讀書、能夠做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都很珍惜自己的機會，學習得很好。
四年唸完後，我又進了西南聯大的研究院，兩年後獲得碩士學位。那時物理系研究生有六七個同班的，我和黃昆、張守廉住在一間屋子裏，非常熟。
黃昆後來對於中國的半導體研究有決定性的影響。在20世紀50年代半導體研究還是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做了一系列演講，帶了許多的學生，今天中國的半導體工業、半導體研究裏主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張守廉後來到美國改學了電機，做了很多年電機教授，黃昆和張守廉兩位現在都不在了。我們三人共同於1992年照了一張照片，當時周培源教授是北大校長，90歲，在北京有一個慶祝會議，張守廉和我也從美國來了，之所以那天我們三個人要特別照相，是因為我們三個人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整天辯論，聲音很大，所以大家叫我們三劍客。
左起黃昆、張守廉和楊振寧（1992年6月1日攝於北京大學為周培源先生舉行的生日會上）
這種辯論對於我們對物理學的瞭解非常重要。
後來我曾經這樣寫過，我們無休止地辯論着物理裏面的種種題目，記得有一次我們所爭論的題目是關於量子力學中測量的準確意義，這是哥本哈根學派一個重大而微妙的貢獻。
今天大概大家在網上看到的量子通信、量子糾纏都跟哥本哈根學説有密切的關係。
那天從開始喝茶辯論，到晚上回到昆華中學，關了燈上牀，辯論仍然沒有停止。
我現在已經記不得那天晚上爭論的確切細節了，也不記得誰持有什麼觀點，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我們三人最後都從牀上爬起來，點亮了蠟燭，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論的物理原理》，來調解我們的辯論。
我們的這種辯論是無休止的，事實上不止物理學的，天下一切的事情都在我們討論範圍。我想這個對於每一個年輕人，這種辯論都是有很大的好處，可以增加知識，增加視野，更增加了解別人的思想方法。
在西南聯大有兩個老師對我有長遠的影響。
第一位就是吳大猷先生，是因為我在四年級要畢業的時候，需要寫一個學士論文，不知道現在國內的大學是不是還有這個制度，其實就等於寫了一個報告的樣子。講某一小的領域裏有些什麼新的發現。不需要有真正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績。
那麼我去找吳先生，吳先生就要我看一篇文章，是講怎麼用羣論來解釋物理的現象，尤其是分子物理學，因為分子物理學是吳先生的領域。
羣論所討論的是對稱，我們知道有左右對稱，有圓周對稱等，把對稱的觀念用了數學的語言叫做羣論。用羣論的這個數學語言，來了解對稱在這個物理的應用，這是20世紀最最重要的物理學的精神之一，而那個時候把對稱的觀念用到物理的現象是剛剛開始。所以吳先生把我引到這個方面是我一生最大的一個幸運。
我在寫完了學士論文以後得了學士學位，又進了清華大學研究院。在研究院我的導師是王竹溪先生。王先生的領域的是統計力學，統計力學那個時候也是有個新的革命。所以王先生把我帶進了這個領域。
梳理後發現，我以後一生中2/3的工作是在對稱理論，是吳先生帶我走的方向；1/3在統計力學，是王先生帶我走的。
我一直説自己實在是幸運極了，因為一個年輕的研究生，如果能夠走到一個領域，而這個領域在以後五年、十年、二十年是發展的話，那麼你就可以跟着這個領域共同發展，這是最最佔便宜的事情。
這麼多年我看到了成千個研究生，很多都非常優秀，可是十年以後他們得了博士學位再看，有的人非常成功，有的人非常不成功，並不是因為這些人的本事差了這麼多，得到過博士學位的人通常本事都還不壞的；也不是因為有的人努力，有的人不努力。
主要是有人走對了方向，要是走到一個強弩之末的方向上，那就沒有辦法的，而且越走越不容易走出來，要換一個方向不容易，繼續做那就走成了最不幸的一個人。這點我希望在座的每一個研究生都理解到這幾句話的意思。
在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我考取了一個留美公費，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獲得了博士學位。
在芝加哥大學有兩位物理教授對我最有影響，一位是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那個時候他還不到40歲，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天才，當時已經很有名了，可是後來他變得更有名。
特勒（右）與楊振寧（1982）
在20世紀50年代，大家曉得原子彈做完以後，要用原子彈來引爆一個氫彈。
這個竅門很多年沒能解決，最後解決這個竅門的主要研究人員之一就是特勒，所以國際上説他是氫彈之父。他不喜歡這個名字，可是我想他是逃不掉這個名字的。
大家知道中國發展氫彈整個是晚了一些。中國的原子彈是1964年造出來的，非常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從原子彈引爆到氫彈只花了兩年八個月的時間。
這在世界上是一個紀錄。因為法國比中國先造了原子彈，氫彈做不出來，而中國晚了一點，卻在1967年就爆炸了氫彈，法國的科學家非常不高興。
中國先成功的緣故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中國有非常聰明的年輕人，而且有非常努力的年輕人。在這裏面氫彈主要的貢獻者、關鍵想法的提出者是物理學家于敏，他最近剛剛過世。
另外一位對我影響更大的，就是芝加哥大學的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教授，他是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就是他率領二三十個物理學家，第一個做出反應堆，製造的地方就在芝加哥大學，所以芝加哥大學現在有一個小的廣場，上面有一個雕塑是來紀念人類第一次用核能發電。
我在芝加哥大學學的物理對我非常重要，我在西南聯大學的物理也非常重要，可是這兩種物理的學法有一個分別。
在聯大的時候，我所學的物理學方法是推演法（理論——現象）。我到芝加哥大學以後發現，這些卻不是那些重要的教授整天所要思考的，他們想的恰恰是反過來的，即歸納法（現象——理論），從現象開始，歸納出來理論。就是這個現象我懂不懂？如果把它想清楚了，這個跟從前的一些理論是符合的，所以就是從現象到了理論，從而瞭解了這個現象，也就更近了一步。
假如你發現跟從前的不同，那更好，因為那代表這是修改從前的理論的機會。歸納法注重的是新現象、新方法，少注重書本上的知識。所以從現象到理論的這個研究方法，事實上是更容易出重要成果的。
而我自己覺得在聯大時推演法學得非常好，後來根據這個根基，又吸收了歸納法的精神，將二者結合起來，就又是我非常大的幸運。
在1946年1月到1947年，是我感覺最困難的一年。因為在昆明的時候學了很多理論物理，也念得很好，可是基本上沒做過什麼真正的實驗，而我知道物理學根基是在最後的實驗。
到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就下了一個決心，要寫做實驗的博士論文，所以到了那邊就開始進入實驗。
當時艾裏遜（Allison）教授在做一個加速器，那時算是很大的。他帶了有六七個研究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前後做了20個月。可是我不會做實驗，笨手笨腳的，所以實驗室裏的同學都笑我：“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後來我懂得，自己不是做實驗物理的材料，就不做了！
而理論方面我一去就找了特勒，他給了我幾個題目，但都不合我的胃口。他喜歡的題目和研究方法，以及他注意的事情跟我不一樣。在和他做了一個題目後，他認為結果很好，要我把它寫出來，卻寫不出來了。
因為中間需要做一些近似的計算，而近似的計算沒法控制它的準確性，所以我這個論文寫不出來。那麼他説沒關係，覺得我是個很聰明的研究生，就做另外一個題目，結果又是發生這個現象。
這樣幾個月後，他跟我都知道，我們不是一類的理論物理學家。雖然他跟我的關係一直很好，可是我認為不能從他那得到題目，就開始自己找題目了。
我可以跟大家講，研究生找題目感到沮喪是極普遍的現象。假如在座哪位研究生現在弄得很困難的話，你不要以為這是自己唯一的現象！
原因是因為在本科生的時候，學的是已經有的知識，而研究生要自己找題目，自己找方法，在本科唸的多好，都不見得在這方面很快就容易達到一個順利的地步。
做的不成功，當然會不高興，不過也不要沮喪。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幸虧我在聯大的時候唸了很多東西，有好幾個問題是別人做了，但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就把這些問題拿出來研究。
在那一年一共研究了四個問題。
第一個是貝特（Hans Bethe）在1930年關於自旋波（spin wave）的數學工作，自旋波跟固體的構造有密切的關係。在當時，有幾個很年輕、很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們有一套理論，在中國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很重要，所以在芝加哥大學，我就把他們的文章拿來拼命的念。
第二個是昂薩格（L. Onsager）在1944年的文章，昂薩格做的是統計力學，其中有一個非常難的數學問題，被他在1944年解決了。我還記得這個文章當時印出來的時候，我還是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沒能做出來。忽然看見昂薩格做出來了，他就告訴了我。王先生是一個平常不苟言笑的人，可是那天我可以看出來他很激動，這麼困難的問題居然被解決了，我就知道這個裏頭有文章！所以在1947年，就對這篇文章進行研究。
第三個題目是泡利（W. Pauli）關於場論的文章。
第四個是特勒的一個理論。
這四個題目我都去研究了，每一個花了好幾個禮拜到一兩個月。結果前三個都不成功！那個時候，除了第四個題目以外，芝加哥大學既沒有老師又沒有同學對那三個題目發生興趣，所以我就一個人在圖書館裏頭研究。
又比如説昂薩格的文章，有十幾頁，看不懂。他説把公式一換到公式二里頭就得出公式三，照着做果然是對的。以此類推都是正確的。但所以説不懂，最主要的是他為什麼要這麼走？只是跟着一步步操作下來，不能夠算了解。最後感覺就像變戲法一樣得出了結果，這説明並沒有念通。
所以那一年是很不高興的。
不過幸好第四項做出來的東西，特勒發生了興趣。他來找我説，你不一定要寫個實驗的論文，這個題目上做得很好，把它寫出來，我就接受這個作為你的博士論文。
所以以第四個題目的工作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
但由於前三個題目都是沒有成功，所以在1947年，我曾經在給黃昆的一封信中，説自己 disillusioned（理想破滅）。
可是我今天要特別給大家講的是，前三項花的力量並沒有白費，因為後來都開花結果了！我要把這個經驗告訴大家。
在1948年得了博士學位以後，我留在芝加哥大學做了一年助教。1949年理論物理有個新的發展，叫做重整化（renormalization）理論，是個嶄新的理論。芝加哥大學沒人搞這東西。
在普林斯頓一個知名的高等研究所裏聚集了很多重要的、年長的以及年輕的研究員在搞這些東西，所以我就請求到那兒去做博士後。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
這是一個很小的機構。既沒有本科生也沒有研究生，只有大概十幾個教授，有幾百個博士後以及一些訪問學者。在那裏前後待了17年。
在我去的第一學期，大概是1949年10月，因為一個同坐班車的機會，路丁格（Luttinger）對我説，昂薩格的文章被他的學生考夫曼（Bruria Kaufman）簡化了，昂薩格這個難懂的文章被用一個考夫曼的新方法解決了。他在那僅幾分鐘的功夫裏，告訴我新方法的關鍵部分，是幾個反對易矩陣（anticommuting matrices），而我對這部分極熟悉。
所以一到研究所，立刻就放棄了當時在做的場論研究，把新的想法用到昂薩格的問題上去。因為這確實是關鍵，所以不過用了兩三個鐘頭，就完全做通了。後來我也就成為這個領域的一個重要貢獻者。
這個事情對我啓示是什麼呢？為什麼我能夠從路丁格的話得到那麼大的好處呢？
第一，因為我曾經在昆明做過狄拉克矩陣（Dirac matrices）的仔細的研究；第二，更因為在1947年的不成功，但對昂薩格工作的研究使得我對於總體的困難有所瞭解，問題在哪裏比較有掌握。所以等到路丁格的出現，自然會把它們加在一起，也就成功了。
這是説明，第一就是要有興趣！我為什麼有興趣？就是我做研究生的時候，王先生告訴我，昂薩格解決了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妙！第二個重要點，就要花功夫去研究。我花了幾個禮拜去研究不成功，但那不要緊，不成功是為後來鋪了路；第三個是要有機遇，當然這是要有點運氣，我那天的運氣就是碰見了路丁格，產生了突破。
結論是：要做好一個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三個步驟是興趣、努力的準備和最後突破。這三步曲也是後來我所有研究工作所遵循的路線！
有趣的是100年前，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中寫到的境界論，非常有意思。
他説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
大家對這境界論的解釋多多少少都是統一解釋。
第一境界説的是對於想要追求的事情要有點執着，所以要獨上高樓，去追尋你所要看見的天涯路。説的就是興趣。第二境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説即使人變得消瘦了也不要後悔，還要繼續下去，要努力的準備；第三境中，在不經意間，一回頭，忽然發現秘訣在哪裏，就是機遇帶來的突破。
我認為這就是代表興趣、準備、突破的三步曲，不僅在科學領域裏是一個好的道路，在文學裏同樣是這條重要的路徑。
聽眾交流
● 中國科院生態研究中心研究生：楊老師您好，今天有機會聽您講自己的經歷，感到非常難得和榮幸。不管是您對興趣的堅持，還是對科研方向的敏鋭直覺，以及您廣交朋友不懈鑽研的精神和態度，都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發。
如果請您給國科大的學子們一句鼓勵或者贈言，您會對我們説什麼呢？
● 楊振寧：我希望各個同學都把握住這個時代，這是一個大時代，而且要瞭解到，你們碰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要努力！
我想如果努力足夠多的話，不敢講一定有大成績，但在今天中國的發展情形之下，取得一定的成績必定是可以達到的。希望你們記住！
●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楊先生你好，我是來自高能所研一的學生，研究生之後會從事 CEPC（高能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工作。您是高能物理界的老前輩，為粒子物理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我們全所人都非常的崇拜您。但是2014年我們所提出的中國要建 CEPC，當時您是反對的，所以在今天這個機會里，我代表我所有的同學們想再問您一次，您現在對我們要建 CEPC 這個想法有沒有改變？
● 楊振寧：我完全沒有改變！我要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們到網上找一下我兩年以前發表文章——《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這個事情與我們剛才講的有密切關係！
一個年輕的研究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麼呢？其實不是你學那些技術上的內容，要使自己走入將來五年、十年有大發展機會的領域，這個才是做研究生的時候所要達到的最重要的目的。
根據這個目的，不要去搞大對撞機，現在處於沒落的時候。這個領域在我做研究生的時候，剛開始大放光彩。事實上你也可以説這幾十年來，在物理學裏面大家認為最重要、最大發展的就是這個領域。可是這領域在30年以前開始，就已經走在末路上了！可是多半的人不知道。
我再三講，我不是今天講，不是兩年以前講，在1980年間就講了。那時候有一個國際性的會議，周光召先生也參加了。會上討論到，以後十年高能物理向什麼方向發展？我在會上講了一句話——“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過。
當時就看出來了，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時候，是高潮期，名氣非常大。可到了80年代，重要的觀念都已經有了，後來還可以去做 ,但是沒有最重要的新的觀念，尤其對於理論物理方面，沒有重要的新的觀，就做不出東西來。
不幸的是，很多年輕人沒有聽清我這句話，那些老師也沒有懂我這句話，所以今天我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有人就對我説，楊振寧你這個話完全錯誤，因為2013年有科學家在瑞士做了一個實驗，證明了五、六十年代那些觀念是對的，這當然是重要的貢獻。
可是這個重要的貢獻的理論源頭，不是30年前，而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以80年代的時候我會講，這個領域做實驗的還可以做，那麼2013年就做出來了，獲得諾貝爾獎。
可是這個實驗當時是6000個人在做，那時候的文章，每一篇署名人都是幾千人。那麼這個做完了以後，需要更大的機器，要花的錢至少是200億美元。別的國家都沒有，大家説中國有錢，所以就到中國來了。
我知道我的同行對我很不滿意，認為我要把這行給關閉掉。可是要讓中國花200億美元，我沒法子接受這件事情！我很高興中國政府沒有上當。我再加一句，為什麼非要搞高能物理呢？現在重要的東西多了。
●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楊先生，首先，就像您剛剛報告中講的，我們對高能物理肯定是有興趣所以才會去做。而且高能物理到底還有沒有前途？可能要靠我們的努力來證明，科學的未來誰也説不清。
● 楊振寧：我想你講的這個話，代表了你的態度是好的，值得贊成。可是這個想法，不是目前整個世界科技發展的總方向！所以我趁這個機會再説一下，整個的科技發展，包括任何一個領域，它都是在經常改變的。
19世紀物理學所研究的東西、方法、態度跟20世紀是不同的。那麼21世紀物理學發展的方向，研究的題目同20世紀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必須要注意，20世紀變得非常紅的東西，到21世紀還繼續下去，是很少有的。20世紀的後半世紀最紅的物理學是高能物理，那麼絕對不會是21世紀的方向。你為什麼不走到21世紀將要發展的方向上呢？
如果要問我21世紀發展些什麼，具體的沒法講，可是總體是看得很清楚的！可以自信地告訴你，我懂高能物理，我認為你不要走這方向。
● 中科院物理系學生：楊老師您好，現在物理的發展越來越細、越來越多，投入其一都是一生的時光。可是感興趣方向的可能有很多，如何平衡興趣和自身精力有限這個問題呢？
● 楊振寧：我常常想，在我做研究生的時候物理學，與今天的物理學有很大分別。那時候物理學比較簡單，有幾個大的方向，在每一個方向上學習一兩門課，大概的意思都可以掌握了。
今天的物理或者説所有的科學前沿，都是越來越細、有很多方向。所以你要問怎麼選擇，我想是這樣：要問你自己，尤其是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哪個方向？哪方面做得好？
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興趣。我在美國教了很多年的書，美國大學生和中國大學生有兩個最大的區別。一是美國學生訓練的不夠，而中國學生訓練得比較好。第二點是中國學生比較成熟，比較努力。
但並不是説中國學生就絕對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夠靈活，不夠膽子大。
我的建議是，一方面要問你自己真正喜歡什麼東西，真正的能力在哪個地方。一方面考慮一下，想法是不是可以朝着膽子更大的方向走一下。美國學生對於掌握自己方向的能力比中國的學生要好。
● 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生：楊院士您好，吳健雄先生幫您和李院士一起完成了宇稱不守恆下的弱相互作用的實驗證明。但是可惜的是，吳健雄先生並沒有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再有，一些學術上的熱點我們需要追嗎？
● 楊振寧：需要補充一點，之所以吳健雄是個偉大的物理學家，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李政道和我1956年寫了這篇文章以後，認為宇稱可能不守恆，然後我們就提出來了好幾種實驗。
每一種實驗都比較複雜，比較困難。當時很多的實驗物理學家都不肯做這些實驗。記得當時有一個年輕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我對他説，我覺得和李政道的這個文章有點道理，其中有一個實驗，你的實驗室比較容易做，為什麼不做呢？他開玩笑回答，這麼難的一個題目，我要有一個好的研究生，我就讓他去做，我自己不做。這是一般的態度。
所以大家都覺得吳健雄很傻，她去做了一個大家都覺得做不出結果的事情。吳健雄厲害的地方，也就是她偉大的地方，就是她認識到，這是一個基本的實驗，基本的實驗既然還沒有做，當然應該做了，所以不要管做出來結果怎麼樣，這是研究科學的真精神！這是她偉大的地方。
那麼至於説她為什麼沒有得獎，這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的。這個事情我想幾十年以後，恐怕會有人研究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研究的諾貝爾獎金委員會的開會記錄。諾貝爾獎基金委員會曾有一個規矩，某個獎50年以後可以公佈當時討論的記錄。
可是他們現在改了，要在當事人都不在了以後才可以公佈，那麼李政道跟我現在都還在，所以不能公佈。
關於追逐熱點問題，選擇熱點的方向這當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掌握自己的能力和興趣。
自己的能力、興趣與熱點，這三個哪個更重要？我會把熱點放在第三位。因為現在門多得很，如果你有能力又在某一方向有興趣，這樣較容易成功。
如果你對熱點問題並沒有興趣，只是聽説這個東西紅得不得了，我想這個不是最好的一個選擇辦法。
作者簡介：楊振寧，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
1922年9月出生於安徽合肥。1938—1944年就讀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先後得獲學士、碩士學位。194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創立“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因與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原理，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歷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愛因斯坦講席教授兼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和洛克非勒大學董事。
美國國家科學院、巴西科學院、委內瑞拉科學院、西班牙皇家科學院、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員，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日本科學院榮譽院士，曾經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美國費城富蘭克林研究所鮑威爾科學成就獎，費薩爾國王國際獎等科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