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一本原名為“無關緊要的1587年”的書，怎麼就火了30多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1976年，在紐約州哈德遜河谷紐普茲鎮埋頭寫書的黃仁宇可能永遠想不到，他手頭上的這本《萬曆十五年》會在中國受到如此歡迎。

當時58歲的黃仁宇正在經歷他人生當中最大的困局。雖説年輕時他曾是中國遠征軍的一員，在南亞次大陸上打過日本人，後來也在瀋陽城外見識過林彪的“人海戰術”。自從1950年赴美讀書以來，他已經決心將手中的槍桿子換成筆桿子。1964年，黃仁宇在密歇根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後赴南伊利諾伊大學短暫任教後，於1968年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聘為亞洲研究系的教授。

如果沒有意外，他會在一張平靜的書桌邊度過自己的餘生。但是，誰能料想到學術的生涯會比戰局更難預測。與美國漢學界的隔閡，教學考核的不達標，學生的不良反饋，讓黃仁宇的教授地位岌岌可危，他將希望寄託在了自己的兩本書上，一本是他早就完成的《中國並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另一本則是正在創作中的《萬曆十五年》。

無論是商業性還是大學出版社，沒有一家願意出版《中國並不神秘》。黃仁宇日後將其歸咎於當時美國學術界常春藤聯盟裏的權威精英寧可維持知識階層的現狀，也不願認同他這個從金字塔底層爬上來的人的奮鬥。最終耶魯大學出版社接受了《萬曆十五年》的書稿，而此時已經是黃仁宇收到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遣散通知的6個月後了。

黃仁宇曾接受央視採訪

1976年6月，中華書局收到了黃仁宇輾轉多方寄來的《萬曆十五年》中文書稿。據最初負責此書的傅璇宗回憶，他對這本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他的一審意見上肯定了此書“論述了明代中期的社會情況，着眼點是較廣的”，也指出了其“有點地方對外國人可能是必要的，對中國人就顯得累贅多餘”以及“作者的漢語修養不行，有些地方‘辭不達意’”等弊病。他認為，《萬曆十五年》的順利出版一方面在於當時政治環境的放鬆，相關領導希望“此舉能對國外的知識分子有好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在於書局副總編趙守儼的魄力，他明確表示同意出版的態度，抵消了書局內部質疑的聲音，促成了此書的出版。1982年，在經歷數次修改和潤色後，《萬曆十五年》中文版終於面世，首印27500冊。

每個翻開此書的讀者心裏可能都有一個問題：萬曆十五年究竟發生了什麼？答案正如這本書的英文書名一樣——《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什麼也沒有發生”。

黃仁宇：《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耶魯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這樣的書名以及書中各種看似瑣碎的例子，如萬曆皇帝和鄭貴妃曾儷影雙雙在西內的寺院拜謁神佛；張居正丁憂回鄉的儀仗裏有6個出自“戚家軍”的火槍手；戚繼光不僅是一介武夫，還“頗通文墨”，有語出《莊子》的《止止庵集》流傳後世；海瑞苛儉成癖，只有在母親生日時才會買兩斤肉——這些作者從各種明代筆記中爬梳出來的逸聞野史，表面上看似迎合美國漢學界“那種顯微鏡的目光”，但是歸根到底，還是為作者的大歷史觀（macro-history）所服務的。

正如黃仁宇本人在《<萬曆十五年>與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中所敍述的：“……當然不會要求學生在試卷上説明明代衰亡的原因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並非鄭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認為“敍事不妨細緻，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從大歷史角度來看，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病根正在於此書所揭露的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結構，這種“潛水艇夾肉麪包”的結構，上面是一個大而無當的文官集團，下面則是成千上萬的農民，中間沒有任何可靠的、將兩者聯繫起來的組織結構。在這種語境下，如果説近代中國是一個身患惡疾的病人，那麼黃仁宇自認是一位醫生，《萬曆十五年》更像一本病歷，惡疾的第一次發作，就是在萬曆十五年，而疾病的根源則埋藏在更早的朝代裏。醫者父母心，黃仁宇記錄這種疾病並非想展示病症有多麼醜陋不堪，而是期望早日找出癥結，對症下藥。

事實上，黃仁宇對自己提出的縱橫數百年、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提出全面解釋的“大歷史觀”頗為得意。他曾在文中特意指出這種理論“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遊遍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説，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令他難以忍受的是，這種“苦心孤詣”的所得似乎並沒有受到美國學術界的重視，這就要從《萬曆十五年》之前的那本書《中國並不神秘》的坎坷出版經歷説起。

早在1974年，黃仁宇就完成了《中國並不神秘》一書，並將其交付某著名商業出版社，準備出版。在大學教授中國歷史的過程中，黃仁宇深感西方人所撰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種種令他難以忍受的弊端：鬆散的組織架構，大量的奇聞軼事，陳舊而單一的觀點。他迫切需要一本書來“正本清源”，以糾正傳統教科書帶給學生的不良影響。這本“用望遠鏡般的視野……以短句寫成的，五萬字的內容分成了一百三十八段……內容上及秦始皇，下到當前時事”的《中國並不神秘》，就是他認為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工具。但這家出版社並沒有接受此書，負責此書的編輯明確告訴黃仁宇，他本人很喜歡這本書，但是審閲此書的兩位“權威人士”都提出了否定的看法。這一結果對黃仁宇來説猶如晴天霹靂，以致於他在自傳中將這一拒稿事件視為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關於該書被拒，黃仁宇懷疑過很多原因：是不是他在書中流露出來的民族自豪感，讓一些對中國一直持有負面看法的學者無法接受？亦或是他書中秉持的那種“公正客觀”的歷史變化邏輯，打破了慣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待中國歷史的學者的思考框架？

但其實真正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黃仁宇本人並不是美國漢學界的權威，他無法擔負起用一種理論來闡釋整個中國歷史的重任。正如該書另一位審稿人芮沃壽對此書的評論：“總論部分應該‘適可而止’，不能過火。”他奉勸黃仁宇不要開展“如此大規模的研究”，他認為黃不具備進行這樣闡釋的威望，而書的結論也沒有跳出傳統觀點的窠臼。

作為著名的漢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芮沃壽對黃仁宇有知遇之恩，黃仁宇在自傳中對此深表感激，但並不甘心芮對自己的書給予“水準較低”的評價。隨後，他開始轉而投向更具影響力的費正清，如果能讓其為《中國並不神秘》撰寫序言，那麼此書的出版必然不成問題。但令黃仁宇憤憤不平的是，費正清答應了會支持他出書，卻在書稿寄去後音信全無。多年後，黃仁宇在自傳中反省自己當時的行為，認為這多少有些“挑釁”的意味：從費正清的學術地位和研究背景來看，他肯定不會認同黃仁宇“大歷史觀”能夠代表美國漢學界對中國歷史及現狀的權威闡釋：作為學者，費正清精通19至20世紀的中國歷史；作為美國政府的外交顧問，他也對兩國的政治運轉有深刻認識。如果要抽象系統地闡釋中國歷史，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費正清都比黃仁宇更有資格。

或許我們還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中國並不神秘》一書的失敗。1970年，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出版了《批評的語言和人類的科學》一書，“後結構主義”即“解構”的理論開始在歐美學術界流行起來。它在歷史學中體現是，人們開始認為傳統史學所相信的客觀真實的事實是不可能有的，有的只是關於過去的“可能的敍事表達”。**在這股思潮的影響下，黃仁宇想要用一種線性的、前進的簡單歷史邏輯來解釋中國歷史，便很有可能被批評家們視為一種倒退。**作為同時代的漢學家，史景遷的經歷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他那種“敍事再生”的寫作風格，儘管讓他被人譏諷為“失敗的小説家”，但卻有助於推銷他的作品。1974年，史景遷的《中國皇帝：康熙的自畫像》很快就被接受出版了，而另一本著作《王氏之死》雖然經歷了小小波折，但也在1978年順利面世，並很快登上暢銷書榜。

1975年，黃仁宇另起爐灶，開始創作《萬曆十五年》。在這本書中，他更多地表現出美國學術界對學術作品“名目及形式”要求的尊重。寫作過程中，黃仁宇開始積極參考前輩的意見，他把一個時代中幾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經歷整合在一起，用倒敍手法，將“朝廷儀式、宮廷生活、地方政府、邊疆防禦、軍隊戰術、武器、補給系統、控制用水的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業的本質、城市商人的業務範圍、官僚的生活、他們的哲學、甚至於他們的超自然信仰”精心安排在一年的時間線索內。該書還採用了豐富的視覺材料，使讀者可以想象出明代高級文官官服補子上白鶴翩翩起舞的形象。但是，作者卻擔心聽覺材料的不足，可以複製和引用的對話不夠多——芮沃壽提醒他要謹慎處理這個問題。事實上，黃仁宇在一點上做得不錯，即便沒有一句來自現場的對話，我們仍能感受到萬曆皇帝問難首輔時的不甘心，以及申閣老左擋右推、大耍“太極”功夫時的老奸巨猾。

《萬曆十五年》之後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了結了黃仁宇的一樁心事。他完全沒有想到這本書會如此暢銷，更沒想到此書在1982年和1983年兩次被提名為美國圖書獎歷史類好書，連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都在《紐約客》上寫了相關書評，稱讚《萬曆十五年》“具有卡夫卡小説《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

此書後來在中國的成功，可以説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來自故國讀者的熱情回應，更加堅定了黃仁宇對自己“大歷史觀”的信心。因此，他特意在《萬曆十五年》中文版中加入“《<萬曆十五年>與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以洋洋萬言詳述自己的理論。

在中國，治史的文人們一直將司馬遷的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奉為圭臬，“大歷史”在這裏不會水土不服，更何況在黃仁宇在美國學術界沉浮多年，這似乎讓他的“大歷史觀”中表現出來的中西交融更有説服力。可能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該書英文版沒有刻意強調這一點，但是L.卡林頓·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給英文版《萬曆十五年》的序言中寫道：“歷史學家重新檢討過去的錯誤，以期為將來提供前車之鑑；但同時也提醒讀者，要保存必要的有價值的事物。由此推測，中國應當利用東西方的經驗。歷史學家因之有必要將所有的資料，全盤托出。這正是黃仁宇先生所做的事情。”這簡直就是用英文解釋了一遍“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當然，這本書的成功也離不開歷史的進程。80年代初，距“文革”結束不久，日後中國思想界的中流砥柱還處於成型期。臉譜式的人物研究，千篇一律的事件分析，讓很多人頗感迷惘，找不到新的出路在哪。《萬曆十五年》的問世，在當時確實如醍醐灌頂，不僅讓人們見識到了歷史書還可以有如此新穎的題材和寫法，甚至還是其中一些人的學術處女作模仿的對象。從那時直到9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公開推薦《萬曆十五年》，由此開始了此書在國內的第一個流行高潮。1992年，三聯書店把黃仁宇的另一部專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放在“海外學人叢書”中出版，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沈昌文親自到美國拜會黃仁宇，商談出版其系列著作的事宜，經過多方協商，三聯書店也得到了《萬曆十五年》的版權。1997年，三聯書店版《萬曆十五年》正式出版。由於三聯版在該書的紙張、開本、封面設計上花了不少心思，使得這一版本很快佔領了市場，到2008年為止，三聯版的《萬曆十五年》銷售業績累計高達42萬冊。

“浪漫騎士”王小波對《萬曆十五年》一書的評價頗為貼切地總結了八九十年代的人對這本書的感受。王小波説，《萬曆十五年》是一本好書。儘管在他看來，黃先生在書中提倡的“數字化管理”在現實當中完全行不通。然而“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做儒生們——是怎樣做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裏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曲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萬曆十五年是今日之鑑，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之鑑，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裏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對那一代的普通讀者來説，青年時代的激情過後，人生似乎只剩一片混沌，而《萬曆十五年》在國內面世恰好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提醒他們要更理性更平和地面對這個世界。

2000年1月8日，黃仁宇去世。國內又掀起了閲讀其作品的高潮，不過到了這一時期，質疑的聲音也開始此起彼伏。《萬曆十五年》首當其衝成了許多學者批評黃仁宇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先是中國哲學學者潘叔明、許蘇民就黃仁宇在書中對李贄的著作誤讀擇要舉證辨析，並認為造成如此誤讀的原因在於黃的學術偏見支配了他對史料的失實處理（《<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東南學術》2002年第5期）。接下來是來自歷史學界的發難，明史專家陳梧桐認為黃仁宇的歷史觀深受亞當·斯密和馬克斯·韋伯的“中國停滯論”影響；而且在歷史研究的程序上有“以論代史”這個毛病，這都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極為不嚴謹。

除了學術觀點的交鋒，這時還出現了一些點評黃仁宇個人生平的文章，比如葛兆光《黃河依舊繞青山》（《讀書》2003年第12期），王春瑜《鎖憶黃仁宇》（《縱橫》2004年12），儘管可能免不了一些“文人相輕”的色彩，但也有助於讀者對黃仁宇其人其書建立全面客觀的評價。

抗戰時期， 黃仁宇作為國民黨陸軍下級軍官，從柳州趕赴重慶。當他發現軍用車輛和資源委員會的卡車運送某些高官的私人物品時，非常生氣。多年後，身為歷史學家的他，希望從深處探究，尋找中國近代屢遭侵略的終極原因。他把時間線提到兩百八十多年以前，以明末政治狀態，作為解釋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問題答案。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圍繞着張居正和申時行展開詳述的文官集團，只是他對近代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這一觀點的論據而已，但誰會想到，到了2017年，因為一部熱門電視劇，《萬曆十五年》儼然被包裝成了一部官場指南而重新進入暢銷書排行榜。倘若泉下有知，這位個性剛烈的老先生會不會用湖南鄉音喊出一句：“蠢不帶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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