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布朗：為了大英帝國，請約翰遜手下留情

【文/ 戈登·布朗，翻譯/觀察者網 童黎】

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成立22年間，數百萬人擺脱了貧困，數百萬兒童有學可上，數百萬生命因疫苗接種項目等舉措而得以被拯救。

而在近期，英國在幫助貧困國家、尤其是遭受氣候變化破壞國家發展的事務上發揮了世界領導作用。

然而，英國新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過渡團隊正在研究提案，將DFID併入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FCO）。

喪失影響力

如此，新首相或至少能解決英國外交部門令人不可接受的失職問題，但卻帶來了更大的麻煩，即導致英國在世界舞台上失去其當前最大的潛在王牌——英國因為做出了消除全球貧困的先驅性承諾，而在各大陸具有的軟實力。

正如其他國家所見，將國際援助事務納入對外事務部門的做法，會同時妨礙外交工作及發展項目。因為發展項目若想要順利進行，就需要保證透明度及外部監督，外交則需要絕對的保密性，且常常欠缺核驗。如果讓外交機構負責發展事務，那將一無所獲。

約翰遜團隊顯然認為，這一變化將取悦公眾，而由於一些我和其他人必須承擔部分責任的原因，大眾並不完全瞭解英國提供發展援助的效果。

對於這一問題，英國選民似乎認為，約20%的國家預算被用於了海外援助，但實際上這一數字接近1%。英國家長們通常會驚訝地發現，英國政府一年的援助預算總額攤到每個非洲學生身上後，僅為約50便士（約合人民幣4.26元），這筆錢連買支筆都不夠，更別説請老師或修繕教室。

圖來自DFID官網

外交部獨立的重要性

拯救DFID並非黨派之爭，在為總部設在英國的“全球繁榮聯盟”提供支持的問題上，兩黨達成了共識，這表明外交和發展是同等重要的不同任務。保守黨議員、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主席湯姆·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指出，FCO是國家的“首席外交官”，人們不應該“指望外交官們知道如何駕駛‘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就像不應該指望他們知道如何領導國際貿易和發展一樣。”

但是，之所以支持DFID獨立存在，還有一個更有力、更緊迫的原因。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經把美國、歐洲和英聯邦，描述為英國影響力的三個同心圓。他認為，英國在一個圓裏的影響力越大，在其他圓裏的影響力也就越大；當英國人在歐洲享有強大話語權時，美國人會更認真地對待他們。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70年間，英國常常忽視由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構組成的第四個圓。當前，這些機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正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挑戰，而此時正是最需要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共同問題的時候。但是，1945年後，由於擔心更強大的多邊機構將向曾經的大英帝國施加更多的反殖民主義壓力，英國常常與它們保持一定距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了重要影響力，挪威、瑞典也成了聯合國調停及發展事務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關鍵作用

1997-2010年的工黨政府試圖重建英國在這一領域的影響力。英國協助創建了兩個重要的新機構：G20和全球金融穩定理事會。如果脱歐後的英國想要享有國際影響力，併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英國”，DFID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在領導衞生、教育和環境等領域的多邊倡議方面擁有豐富履歷。在每一個案例中，DFID都通過與其他捐助方合作，以及藉助其他利益攸關方的能力，成功地發揮了遠遠超出其責任的作用。

同時，DFID還參與創建了“國際免疫融資機制”（該機制自2000年以來為7億多兒童提供了疫苗）、“全球衞生合作伙伴”，以及一個規模達15億美元、旨在資助貧困國家開發新藥的市場承諾機構。藉助DFID，英國成為了“全球基金”的主要成員，也是我和其他人創建的新“國際教育融資機制”的主要支持者。

英國國際發展部長羅裏·斯圖爾特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卡塔瓦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DFID，英國將缺乏全球重要多邊發展事務中的領導地位。

FCO無法輕易代替DFID在凝聚各國及發展共同體方面扮演的獨特角色。沒有了獨立預算、內閣級別的部長和受到國際尊敬的領導人，英國的發展項目將缺乏迅速有效調動資源，以應對未來危機的能力。而作為一種軟實力，DFID也不再擁有國際重要地位。

即使是民族主義者，也必須面對國家孱弱、難民人數激增以及持續性貧窮和不公平危機構成的安全威脅。當氣候變化和暴力衝突等當前最緊迫的全球性挑戰，都無法通過單邊方案解決時，毫無疑問就需要採取多邊行動。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強大的、體制獨立且資金充足的DFID。

所以，雖然約翰遜認為，脱歐後的英國需要一個更強大的FCO來維持其海外影響力，但DFID降級將妨礙脱歐後的一項更重要任務，那就是維持英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尤其是實現所有聯合國成員一致認可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本文原載於法國《回聲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