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我訪華之後，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7月30-31日，中美雙方牽頭人在上海見面，舉行第十二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
對於“新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為何定在上海而非北京”這一問題，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峯表示，在不同地點磋商“十分正常”，上海具備開展磋商的良好條件。
在中美關係史上，上海確實扮演過重要角色。1972年2月，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上海簽署《上海公報》，這是中美之間簽署的第一個聯合公報，標誌着中美兩國政府經過20多年的對抗，開始向關係正常化方向發展，為兩國建交奠定了基礎。
這段歷史，尼克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詳細記錄。重温這段歷史，也許會對今天的中美關係有新的啓發。】
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面時，我想到馬爾羅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並且在某些方面一樣危險。
日記
像亨利和鮑勃在飛機上所指出的，我們從全國各地收到的祝願，我們成功的電報幾乎使我們產生一種宗教的感覺。我對亨利説，我感到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人民拼命地，幾乎是天真地爭取和平，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他認為，對於這次大膽的行動以及訪問一個為許多美國人所不熟悉的國土這一事件，還有某種興奮的成分。
我們在上海作短暫停留，讓中國外交部官員和一位中國領航員登上飛機。一個半小時以後，我們準備在北京降落。我從舷窗向外眺望。時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黃。小村鎮就像我看過的圖畫裏中世紀的村鎮一樣。
我們的飛機平穩着陸，幾分鐘後停在候機樓前。門開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1972年2月，周恩來歡迎到訪的尼克松總統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 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一邊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我被介紹給所有中國官員，然後站在周的左邊，其時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在共產黨中國首都的颳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麼激動人心。
儀仗隊是我看到過的最出色的一個。他們個子高大、健壯，穿得筆挺。當我沿着長長的列隊走去時，每個士兵在我經過時慢慢地轉動他的頭，在密集的行列中產生一種幾乎使人認為行動受催眠影響的感覺。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着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説：“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 25年沒有交往了啊。”當我們到達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時，他指給我看一些建築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員下榻的地方等候我們，那是兩座很大的政府賓館樓。
我們在起坐間喝了茶，然後周説，他相信大家在國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我正準備洗個淋浴，基辛格闖了進來報告説毛主席要會見我。那天深夜，我寫下了會見時的氣氛。
日記
在我們動身前，羅傑斯走上飛機，他很關心地説，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頂端。
我們在這方面的顧慮大約在兩點鐘就完全打消了，這時亨利氣喘吁吁地走進房間告訴我，周在樓下，説主席現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見我。亨利下樓去了，我等了大約五分鐘，然後我們乘車去毛澤東的住所。
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他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着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説：“我説話不大利索了。”周後來告訴我，他患了所謂支氣管炎已經有一個月光景。但中國公眾並不知道這件事。
每一個人，包括周在內，都對他表示他應得的尊敬。房間裏站有兩三個文職和軍職人員，在談話進行了大約 10分鐘後，周揮手讓他們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們仍舊站在前廳裏看着。
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裏大概沒有寫。
顯然，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斷吸引亨利參加談話。這次談話本來料想只會進行 10分鐘或 15分鐘，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發現周恩來已經看了兩三次表，便意識到大概應該結束了，免得他過分疲勞。
值得指出的是，周後來在全體會議上不斷地提到我們同毛澤東的會晤以及毛説過的話。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與毛澤東進行歷史性的會面
為了把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記錄下來，幾名中國攝影記者趕在我們前頭擁進會場。我們都坐在長方形房間的一頭圍成半圓的軟沙發上。當攝影記者還在忙碌的時候，我們彼此先寒暄了一會。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説：“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可學的。”我説：“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毛回答説：“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
儘管毛説話有些困難，但他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喜歡這個。”他説，同時揮動了一下手，這個手勢可能指我們的會談，也可能包括整個中國，“他叫我們共匪。最近他有一個講話，你看過沒有 ?”
我説：“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麼 ?”
當我提的問題翻譯出來時，毛髮笑了，但回答問題的是周恩來。“一般地説，我們叫他們‘蔣幫’，”他説，“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
毛説：“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
毛談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嚴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個特工人員，”我説，“但只有他能夠在行動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巴黎 12次，來北京 1次，而沒有人知道——可能除了兩三個漂亮的姑娘以外。 ”
“她們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説，“我是利用她們作掩護的。 ”“在巴黎嗎 ?”毛裝作不相信的樣子問道。“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護的，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家。 ”我説。“這麼説，你們常常利用你們的姑娘囉 ?”毛問道。“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護，麻煩可就大了。 ”“特別是在大選的時候。”周説，這時毛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談到我們的總統選舉時，毛説他必須老實告訴我，如果民主黨人獲勝，中國人就會同他們打交道。“這個我們懂得，”我説，“我們希望我們不會使你們遇到這個問題。 ”“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 ”毛爽朗地笑着説。
“當主席説他投了我的票的時候，”我回答，“他是在兩害之中取其輕的。 ”“我喜歡右派，”毛顯然開心地接口説，“人家説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説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還有戴高樂。”我補充了一句。毛馬上接口説：“戴高樂另當別論。”接着他又説，“人家還説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是右派。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國的左派只能是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説。
談話轉到我們這次會晤的歷史背景，毛説：“是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松總統介紹給我們的。當時，我們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接觸。他説，尼克松總統跟約翰遜總統一樣壞。可是葉海亞總統説：‘這兩個人不能同日而語。’他説，一個像強盜——他是指約翰遜。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個印象，不過我們不大喜歡從杜魯門到約翰遜你們這幾位前任總統。中間有八年是共和黨任總統。不過在那段時間，你們大概也沒有把問題想通。 ”
“主席先生，”我説， “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主席和總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們帶到一起來的，是認識到世界上出現了新的形勢；在我們這方面還認識到，事關緊要的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其他部分和對我們的政策。 ”
我同毛會見，主要談到我們之間有發展潛力的新關係的他所謂的“哲學”方面，但我還籠統地提出了雙方將要討論的重大實質性問題。我説，我們應該審查我們的政策，決定這些政策應該怎樣發展，以便同整個世界打交道，並處理朝鮮、越南和台灣地區等眼前的問題。
我接着説：“例如，我們應該問問自己——當然這也只能在這間屋子裏談談——為什麼蘇聯人在面對你們的邊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對西歐的邊境上部署的還要多 ?我們必須問問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 ?我知道我們雙方對日本問題是意見不一致的，但是，從中國的觀點來看，日本是保持中立並且完全沒有國防好呢，還是和美國有某種共同防禦關係好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總是有人會來填補的。例如，周總理已經指出，美國在‘到處伸手’，蘇聯也在‘到處伸手’。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危險究竟來自何方 ?是美國的侵略，還是蘇聯的侵略 ?這些問題都不好解答，但是我們必須討論這些問題。 ”
毛很活躍，緊緊抓住談話中的每一個細微含義，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勞了。周越來越頻繁地偷看手錶，於是我決定設法結束這次會談。“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説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裏是冒了很大風險的。這對我們來説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決定。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論，知道你善於掌握時機，懂得只爭朝夕。 ”
聽到譯員譯出他自己詩詞中的話，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説：“我還想説明一點，就個人來講——總理先生，我這也是對你説的——你們不瞭解我。既然不瞭解我，你們就不信任我。你們會發現，我絕不説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總要比我説的多。我要在這個基礎上同主席，當然也要同總理，進行坦率的會談。 ”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説道： “‘只爭朝夕’。我覺得，總的説來，我這種人説話像放空炮 ！”周哈哈大笑，顯然我們免不了又要聽另一番貶低自己的話了。“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 ’”“像我這種人，”我説，“還有匪幫。 ”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説：“你，作為個人，也許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説，“他們説，他這個人也不屬於被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
“主席先生，”我説，“我們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於一個很窮的家庭，結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偉大國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沒有那麼出名。我也出生於一個很窮的家庭，登上了一個很偉大的國家的最高地位。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來了。我們具有不同的哲學，然而都腳踏實地來自人民，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將不僅有利於中國和美國，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全世界。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
在我們告辭的時候，毛説：“你那本《六次危機》寫得不錯。 ”我微笑着搖搖頭，朝周恩來説：“他讀的書太多了。 ”毛陪我們走到門口。他拖着腳步慢慢地走，他説他身體一直不好。
“不過你氣色很好。”我回答説。
他微微聳了聳肩説：“表面現象是騙人的。 ”
在人民大會堂同周舉行的第一次全體人員參加的會談，由於臨時插入的同毛的會見而被打斷了，我們只來得及就會談進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歡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會談中闡明他們對某個問題的觀點，另一方則在下一次進行回答。
這次訪問最困難和需要小心對待的部分是發表聯合公報。我重申了我們對這件事採取講求實效的態度。“像這樣一次舉世矚目的首腦會議，”我説，“通常的做法是，像我們就要做的那樣開幾天會，經過討論，像我們也會做的那樣發現意見的分歧，然後發表一篇含糊其詞的公報，把問題全部遮蓋起來。 ”
“如果我們那樣做，就會不僅欺騙人民，而且欺騙自己。”周回答説。“當國與國之間的會議並不影響世界的前途時，這樣做是可以的。”我説，“但是，我們的會談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並且會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乃至全世界的朋友產生持續多年的影響。對這樣的會談，如果我們也那樣做，那將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在會談開始的時候並不幻想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發動一個過程，它將使我們能夠在今後解決其中的許多問題。坐在這間屋子裏的男男女女為了一次已經獲得成功的革命作過長期的艱苦鬥爭。我知道你們堅信你們的原則，我們也堅信我們的原則。我們並不要求你們在你們的原則問題上讓步，就像你們不會要求我們在我們的原則問題上讓步一樣。 ”
或許是因為我提到了對立的原則，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説：“正像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説的，我們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當年不想這樣做。 ”
我反駁説：“可你説你也不願意同他握手啊 ！”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來是會握手的。 ”
我説：“那好，讓我們握手吧 !”於是我們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這個話題似乎使周興奮起來了。他接着説：“杜勒斯的副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違反杜勒斯定下的規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搖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場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來。他又説：“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怪你們。因為國際上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知道情況並不是這樣。 ”
我附和説：“我們已經衝破了老的格局。我們是根據每一個國家自己的行為來看待它的，不是把它們統統歸在一類，説它們因為有這樣的哲學，所以都是一團漆黑。我想老實告訴總理，因為我是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成員，我當時的觀點同杜勒斯先生的觀點是相似的。但後來世界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的關係也必須改變。正如總理有一次對基辛格博士説的，舵手一定要順應潮流，否則他會被淹死的。 ”
一小時後，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宴會，彼此又碰頭了，這時中國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訪問已經得到毛的正式認可，也可能只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合得來了。
我在祝酒詞裏試圖用理想主義的語言來表述對華主動行動的實用主義基礎。我説：
過去我們有時候曾是敵人。今天我們有巨大的分歧。使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我們有超過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討論我們的分歧時，我們雙方都不會在自己的原則上妥協。但是，雖然我們不能彌合我們之間的鴻溝，卻能夠設法搭一座橋，以便我們能夠越過它進行會談。
因此，讓我們在今後的五天裏在一起開始一次長征吧，不是齊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和平與正義的世界結構。……全世界在注視着。全世界在傾聽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們將做些什麼……
我們沒有理由要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支配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治世界。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現在是隻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偉大境界的高峯，締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時候了。
在雙方祝酒後，樂隊奏了《美麗的亞美利加》。我説，這是我在 1969年為我的就職典禮挑選的一支歌。周舉杯説：“為你的下一次就職乾杯 !”
第二天下午，我們在人民大會堂會晤時，我提醒周説，儘管他可能會從美國報紙關於這次訪問的一些報道中看到什麼説法，但我對目前的情況並不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現在我們説，中美之間的新關係是由於兩國人民之間存在着一種根本的友誼。大部分相當天真的美國報紙也相信這種説法。但是總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誼不能成為建立關係所必須依靠的基礎，儘管我覺得我們個人之間是有友誼的。我記得當我還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時，有一個法學教授説過，任何契約的效力只相當於有關各方願意遵守的程度。 ”
週一動不動地坐着，注意傾聽，面部毫無表情。
“我認為中國的利益和美國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國把自己的軍事設施大致維持在現有的水平上，”我説，“除了某些例外情況我們以後可以討論外，我認為我們應該維持美軍在歐洲和日本的存在，並使美國海軍留在太平洋。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利益同美國的利益一樣大。 ”
這番話果然達到了我原來的目的，引起桌子對面中方人士中間一點小小的騷動。
“讓我現在作一個比喻，希望這不會引起反感。”我接着説，“我是一個教友會的教徒，儘管不是一個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對龐大的軍事機構、反對軍事冒險。正如我剛才所説的，總理是貴國那種哲學在當今世界上的主要發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對美國這樣的國家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但是，我們兩個人都必須把自己國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國削減它的軍事力量，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 ”
“我並不想硬説蘇聯的現領導人有怎樣的動機，”我説，“我只能尊重他們自己的説法。但是我必須依據他們的行動來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對比而言，蘇聯在最近四年來一直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我決心不使美國落在後面。如果我們落在後面，我們對歐洲提供的保護盾牌、對太平洋地區同我們訂有條約的各國所提供的保護盾牌就會變得毫無價值。 ”
在把這種分析運用於美國的對日關係問題時，我説中國人是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哲學來確定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他們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廢除美日共同防禦條約，從而使日本處於中立和沒有武裝的地位。
“我認為總理依據他的哲學，已經在日本問題上毫不含糊地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我説，“並且我認為他還不得不繼續採取這種立場。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為什麼強烈地感到我們的對日政策符合中國安全的利益，儘管這種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學學説是矛盾的。
“美國可以離開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國家仍然會在那裏捕魚。如果我們讓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務，它就不得不轉向別國求助或者建立自衞力量。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 ”
“如果美國離開亞洲，離開日本， ”我説，“那麼我們的抗議，不管多麼響亮，也只會是一陣空炮，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抗議的聲音遠在幾千英里以外，是聽不見的。 ”
“我知道我剛才描繪的一幅圖景使我聽起來像一個老牌的冷戰分子。”周聽到這一句輕輕一笑，我接着説，“但這就是我所瞭解的世界現狀。分析起來，正是這個世界現狀使我們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來了，不是由於哲學概念，不是由於友誼——儘管我認為友誼是重要的——而是由於國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這些方面，我認為我們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
中國人對蘇聯既有極端的蔑視，又有相當大的擔心。周完全意識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來北京的象徵意義和影響，他看到蘇聯報紙譴責我這次訪問，感到非常高興。“你先到這裏來，”他説，“莫斯科氣得要命 !他們廣泛動員他們的人、他們的追隨者，來罵我們。讓他們去罵吧。我們不在乎。 ”
後來，當他的激昂情緒在很大程度上鬆弛下來以後，他給我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説這事發生在 1969年一次中蘇邊界衝突的時候。他説：“那個時候，我們同蘇聯之間有一條熱線，但由於克里姆林宮從來不用，這條熱線已經變成了冷線。然而在珍寶島事件發生時，柯西金拿起電話，要同我們通話。我們的電話員答話時，他説：‘我是柯西金總理。我要同毛主席講話。’電話員完全自發地答覆説：‘你是修正主義者，我不給你接電話。’於是柯西金説：‘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麼請你給我接周總理。’可是電話員還是用那句未經請示的話答覆，把電話掛斷了。 ”
我們會談進行到大約一半的時候，周吃了幾粒白色的小藥丸。我猜想這藥是治他的高血壓的。我對他思想的敏鋭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隨着下午會談時間越來越長和譯員低聲地講個不停，雙方的一些年輕人開始打瞌睡，然而 73歲高齡的周在四個小時的會談中自始至終都保持着機警和全神貫注的神態。
“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裏發生的事。”他説，“民主黨想給你製造困難，説你來中國是為了解決越南問題。這當然是做不到的，我們沒有資格在會談中解決這個問題。 ”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們會談的侷限性，並且對於在北京能解決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不抱幻想。“這個問題很簡單，戰爭拖下去，唯一得到好處的是蘇聯。 ”我説，“他們要把我們拖住，因為他們想借此擴大他們在北越的勢力。從我們得到的所有情報來判斷，他們甚至可能在慫恿北越堅持打下去，不要解決問題。 ”
周明確表示，在他看來，我們從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會越困難，結果對我們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堅韌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説， “1922年我在法國就認識他。”周指出我曾經承認戴高樂撤出阿爾及利亞是明智的；他認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確的做法，雖然這樣的決定會使我在國內政治鬥爭中遇到困難。他説：“只要你們繼續推行越南化、老撾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們一天繼續打下去，我們就不能不繼續支持他們。 ”
我扼要地説明了美國的立場，我説：“不談那些 8點、 5點、 13點和其他什麼點，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説出我們建議的實質。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領袖，不論他是誰，面對面地坐下來談判，我們就可以商談停火和遣返我們的俘虜，從那天起六個月內把全部美國人撤出越南。我還想指出一點，這項建議我們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們拒絕了，並且堅持除軍事解決以外，同時必須由我們強制實行政治解決。 ”
我説：“我知道人們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們的國家有自己的處境，世界上有些國家的防務要依靠我們，如果我們不守信義，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們當作可靠的盟友。 ”
在我同周進行會談時，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滿，其中包括參觀北京動物園和頤和園。當晚我們在賓館碰頭時，她説雖然她遇到的中國人都很客氣和有合作的願望，但她感到對我們的接待多少有點拘束，不讓她同外面的人接觸，只有在北京飯店參觀廚房時她才接觸到官方陪同人員以外的人。我們談到這次訪問對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巨大問題，不僅從他們同蘇聯、北越和整個共產黨世界的關係方面來説是如此，而且從他們的國內政治方面來説也是如此。 20年激烈的反美宣傳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夠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時間才能使中國的羣眾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線。
那天晚上，周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陪我們去看舞劇。他們安排了一場專場演出，是由江青設計和搬上舞台的大型節目《紅色娘子軍》。
我從事先為我們準備的參考資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狂熱分子，她曾經竭力反對我的這次訪問。她有過變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經歷，從早年充當有抱負的女演員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領導激進勢力。好多年來，她作為毛的妻子已經是有名無實，但這個名在中國是再響亮不過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名來經營一個擁護她個人的幫派。
當我們就座的時候，周提到 1965年赫魯曉夫來看過這出戏，就坐在我現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糾正自己的話説：“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魯曉夫。 ”
在我們等待聽前奏曲的時候，江青向我談起她讀過的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她説她喜歡看《飄》，也看過這部電影。她提到約翰·斯坦貝克，並問我她所喜歡的另一個作家傑克·倫敦為什麼要自殺。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告訴她説好像是酒精中毒。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説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種隨隨便便的幽默感和熱情，江青一點兒都沒有。我注意到，替我們當譯員的幾個年輕婦女，以及在中國的一週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幾個婦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我覺得參加革命運動的婦女要比男子缺乏風趣，對主義的信仰要比男子更專心致志。事實上，江青説話帶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頭轉向我，用一種挑釁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沒有早一點到中國來 ?”當時，芭蕾舞的演出正在進行，我沒有搭理她。
原來我並不特別想看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幾分鐘後，它那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試圖創造一出有意要使觀眾既感到樂趣又受到鼓舞的宣傳戲方面無疑是成功的。結果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舞劇的情節涉及一箇中國年輕婦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領導鄉親們起來推翻一個惡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戲劇藝術上，這出戏比較膚淺和矯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記中所記的，這個舞劇在許多方面使我聯想起 1959年在列寧格勒看過的舞劇《斯巴達克思》，情節的結尾經過改變，讓奴隸取得了勝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動以後，基辛格同副外長會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報的每一個新草案。有時周同他們一起工作；有時基辛格走過兩棟賓館樓之間的小橋來向我彙報他們取得的進展或者遇到的問題。由於晚上還要進行這些談判，我們都睡不了多少覺，基辛格則幾乎完全沒有睡覺。
台灣問題是對雙方的試金石。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夠拋棄台灣人；我們承擔了義務，保證台灣地區享有獨立生存的權利。中國人同樣決心要利用公報來毫不含糊地聲明這個島嶼是屬於他們的。這正是我們在確定起草公報的方法時所應當考慮的那種分歧：我們可以申述我們的立場，他們可以申述他們的立場。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國內的政治考慮促使基辛格和我試圖説服中國人，讓他們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們知道，如果中國人在公報裏對台灣提出非常好鬥的主張，我將受到國內各種各樣親台灣、反尼克松、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外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擊。如果這些集團在總統競選的前夜找到這個共同的理由，整個對華主動行動就有可能成為兩黨之間的爭議問題。到時候，不論我是否由於這個具體問題而落選，我的繼任就可能無法繼續發展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因此，在同周舉行的正式會談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報如果在台灣問題上措辭強硬，勢必會給我造成怎樣的實際政治問題。
我們知道在現階段還不可能就台灣問題達成協議。儘管雙方可以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北京政府和台灣地區都保持的立場——我們卻不得不反對北京使用軍事力量把台灣地區置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長時間的討論得出了我們預料的結果：雙方都認為存在着分歧，這些分歧要在公報中反映出來。主要由於基辛格的談判手腕和周的通情達理，中國人終於同意採用十分緩和的公報措辭。
我們發現中國人看起來比較容易相處，原因之一是他們一點兒也不驕傲自負。他們和蘇聯人不同，蘇聯人一本正經地堅持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國人幾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評，常常向人請教怎樣改進自己。甚至連江青也不例外，當我對她説她的芭蕾舞給我多麼深刻的印象時，她也説：“我高興地知道你覺得它還可以，但是請你講一講有哪些地方要改進。”周不斷地提到他們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點，我就不禁想到赫魯曉夫怎樣説大話，和他相比，中國人的態度要健康得多。我當然知道，這只是他們的一種態度，他們有意作出決定要保持謙虛，事實上他們絕對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學極端優越，認為總有一天要勝過我們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學。
然而，我發現自己對這些嚴肅和具有獻身精神的人發生了好感。帕特和我遊覽紫禁城時，陪同我們的是 72歲高齡的國防部部長葉劍英元帥。
日記
他是一個有巨大內在力量的極其可愛的人。他講了一句有趣的話，説美國音樂和中國音樂似乎能夠互相配合，美國記者和中國記者也合得來。我覺得他這個看法很對，特別是那些比較深沉和敏感的美國人，而不是那種好鬧磨擦的大嗓門的美國人，後一種人是使中國人感到反感的。我們的關係有一個好處，今天的美國人不像 19世紀末的美國人，同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人不大相同。我們不驕傲——我們近乎天真地誠心誠意喜歡別人，想同他們融洽相處。我們往往不夠細密，不過再有幾個世紀的文明，我們就會好一點。正是中國人的細密給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聽人説過，也在書籍和引語中讀到過中國人的這種細密。當然，周恩來不僅有中國人的細密，而且還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廣泛經驗。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與夫人、美國國務卿威廉·比爾·羅傑斯（右）登上中國長城。站在尼克松夫人和羅傑斯之間的是李先念及其夫人
1972年2月25日，尼克松與夫人帕特參觀故宮
我們在北京逗留的第三個晚上，他們請帕特和我去觀看一場體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記
體操表演豐富多彩，蔚為壯觀，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樣，自始至終貫徹了一種巨大的獻身精神和專一的目的性。
他們搬出體育器械的方式和高舉紅旗的入場式顯示了驚人的力量。男女運動員的外表，當然還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僅給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還給人以不祥的預感。
亨利的警告無比正確，隨着歲月的推移，不僅我們而且各國人民都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國人民的巨大能力、幹勁和紀律性相匹敵。
那天晚上我上牀以後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 5點鐘，我起來洗了一個熱水澡。我回到牀上後，點燃了一支主人體貼地提供的中國製“長城牌”雪茄煙。我坐在牀上一面吸煙，一面記下這一星期裏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2月26日星期六，我們和週一起坐他的飛機去杭州。這時，我們兩人交談起來已經很隨便了。
日記
周恩來和我在驅車前往北京機場途中作過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談。他提到毛在闊別 32年之後重返故鄉時填的一首詞。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談到的一點：逆境是個好老師。我聯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選舉中失敗比打仗受傷還要痛苦。後者傷的是身體，前者傷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選舉中失敗可以助長力量和砥礪品格，這對迎接將來的戰鬥是必要的。我對周説，我發現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比從勝利中學到的還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勝利的次數比失敗的次數多一次。
我還舉了戴高樂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幾年是有助於鍛鍊他的性格的一個因素。他重返政壇以後認為畢生一帆風順的人不會有堅強的性格。
周説，我在上次祝酒詞中講到我們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內搭起跨越1.6萬英里和 22年的橋樑，説我的這種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樣，富有詩意。當然，毛的詩詞充滿了豐富多彩的、生動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欽佩我的《六次危機》。我開玩笑地説，他不應該全信報紙上説我的壞話，我也不會全信報紙上説他的壞話。
杭州是環繞着大湖和花園建築起來的。過去的皇帝把杭州當作避暑的地方，它當時就以中國最美麗的城市著稱。我知道毛喜歡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宮殿改建的政府賓館裏。
雖然我們去杭州的時候不是遊覽季節，天氣陰沉，但還是容易看出毛為什麼被這座城市所吸引。遠處有煙霧籠罩的高山，湖裏長滿了荷花。賓館像一座寶塔，有很陡的綠瓦屋頂，它坐落在名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島上。賓館有一股黴味，但極其整潔。後來帕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在杭州的逗留是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時間。
我同周舉行了超過 15小時的正式會談，討論了範圍廣泛的問題和想法。由於我們在這次訪問期間的全部討論都很坦率，中國人自然對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難想象克里姆林宮將來怎樣利用我們的會談記錄大做宣傳文章。在談到印巴戰爭期間美國國內有人反對我的一些決定時，周提到傑克·安德森泄露機密的事件。他面帶冷笑地説：“你三次開會的記錄都公佈出去了，因為你請了各種各樣的人蔘加。”在他開玩笑的語氣背後，我感到一種真正的關切。事實上，當我們從機場驅車去北京的途中進行第一次談話時，周就提到中國人非常重視我們這次交往的保密問題，毛主席在和我會晤時也着重講了這一點。
為了使周放心，我告訴他我們打算採取哪些嚴格程序來使雙方今後的接觸能夠做到保密。“總理也許認為我們過於謹慎，”我説，“但是你知道我們的上一屆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屆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決心使這類事情在同貴國政府建立的新關係中永遠不會發生。 ”
我説，當事情關係到我們兩國的命運，甚至可能關係到世界的命運時，我決心使我們能夠在保密的條件下對話。在我們開始討論中東局勢時，周開玩笑説：“連基辛格博士也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他是猶太人，他怕人家懷疑他。 ”
我説：“關於中東問題，我所關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樣，因為他固然是猶太人，卻首先是美國人。我們認為蘇聯正在向那個地區伸手。這必須加以阻遏。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在約旦危機中便採取了堅定的立場，向蘇聯人提出警告，如果他們在那個地區進逼，我們就認為我們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
我強調説明，兩黨都支持我的這次訪問，今後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完全可以前來訪問了。“正如我對總理説過的，不論明年誰坐在這把椅子上，必須保證使政策得以延續下去。”我説，“根據我們的制度，我明年可能會在位，也可能不會。我一定要有確切把握，不論那時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擔任總統，我們的這個開端能夠繼續下去。這一點比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重要。它關係到今後許多年的命運。 ”
由於我們越來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們的談話有時相當輕鬆，甚至富於幽默。
有一次在我們驅車去機場的途中，周講了在我的中國之行宣佈前幾個月毛主席會見海爾·塞拉西皇帝的情況。毛主席徵求老皇帝的意見，問他“社會主義魔鬼”（毛用這個詞開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應該同“資本主義魔鬼”坐下來談判。我説：“我想你的許多同事一定認為，我這次來沒有戴帽子，是因為我頭上長角，戴不了帽子。 ”
在我們的交談中，年齡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正如馬爾羅説過的，使中國領導人發愁的一個問題是：有那麼多工作要做，而留給他們的時間卻那麼少。
日記
周恩來有兩三次談到年齡問題。我説，我真佩服他的精力這樣旺盛，並且説，其實年齡並不是指一個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裏經歷了多少事。我隱約感到，他認為一個人參與大事就能保持活躍和年輕。但同時有一個反覆出現的陰影，那就是他感到現在的領導班子已經日子不長了，而要做的事還那麼多。
我們見過的中國領導人無不對美國整個代表團比較年輕特別感到驚訝。在我們第一次會談時，周專門點到德懷特·查平，他只有 31歲，看上去甚至還要年輕一些。“我們的領導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他説，“我發現你們有許多年輕人；查平先生很年輕，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是 56歲。
儘管我比毛澤東幾乎小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是把這次訪問當作我能為中美關係出力的最後一次機會來看待的。我回國後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記時曾説：“其實我大概比他們還要老，我只有十個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個月，我必須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對我來説，甚至比對他們來説更是關鍵的時刻，儘管在通常的意義上他們比我年紀大。 ”
一天下午，我們談到解決問題要有耐心，這時周説：“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總統先生也許會第三次當選。 ”“這是違反憲法的。”基辛格插話説。周説：“等四年，你可以再競選嘛。你的年齡准許你這樣做。但是，對中國現在的領導人來説，這是做不到的。我們太老了。 ”“總理先生，”我回答説，“美國的前任總統像英國國王一樣，責任大，但沒有權力。我指的是卸任的總統。 ”周説：“可是你的經歷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你兩次擔任副總統，接着在選舉中失敗，後來卻又贏了一次。這在歷史上是少見的。 ”
訪問結束時，在上海發表了我們的聯合聲明，後來被稱作“上海公報”。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羅行動計劃中商定的辦法，這個公報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規，坦率地説出而沒有掩飾雙方在主要問題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為一個外交文件，公報的文字是異常生動的。
實質部分的第一段開頭是“美國方面聲明”，接着詳細列舉了我們討論過的每一個重大問題的立場。下一段開頭是“中國方面聲明”，然後就同樣的問題列舉了對應的觀點。
例如，美方宣稱支持我們和南越 1月 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點和平建議，中方則聲稱支持越共在 2月提出的七點建議。
我們表示打算保持同韓國的密切聯繫和對它的支持；中方則表示支持朝鮮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
我們聲明我們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有的緊密紐帶。中方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向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張：他們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他們聲明，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並要求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他們最後説：“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箇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
美方關於台灣問題那一段話的措辭迴避了意見的衝突，只是簡單地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我們説，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從台灣地區撤走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但我們沒有規定最後期限。我們同意在此期間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我們在台灣地區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也許“上海公報”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規定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因為雙方同意了這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都等於給自己加了約束。不過更重要的是，特別是從中國方面着眼，這個規定微妙地但明白無誤地表明，我們雙方將反對蘇聯或任何別的大國想支配亞洲的努力。
回顧在中國度過的那一個星期，我感到最鮮明的印象有兩個。其一是在北京觀看體育表演時，觀眾既守紀律又激動得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證實了我的這一信念，即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
這次訪問給我留下的另一個鮮明印象是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我和毛澤東會晤的時間太短，又過於正式，使我對他只能有一個膚淺的印象。可是我和周舉行過許多小時的正式會談和社交場合的交談，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華和朝氣。
世界上的許多領導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貫注於某一事業或問題，周恩來卻不然，他能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的觀點為他那種意識形態的框框所影響，然而他知識的淵博是驚人的。
在北京的一次宴會後，我記下了我們交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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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極有興趣地注意到周恩來顯示了淵博的歷史知識，同時也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怎樣影響了他的歷史觀。例如，在他看來，法國對美國革命戰爭的干預不是由法國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領的〕志願軍進行的。
周還把林肯説成是“經過多次失敗”最後才取得勝利的，因為人民站在他一邊。固然林肯是歷史上少有的偉人之一，他卻完全是個實用主義者。他打南北戰爭並不是為了解放黑奴，儘管他是堅決反對奴隸制的；後來當他解放黑奴時，他也沒有把解放黑奴當作目的本身——他這樣做純粹是一種戰術上和軍事上的策略，只宣佈解放南部的黑奴而不包括北部邊緣各州的黑奴。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已經逝世，不能再見面了。我覺得，雖然我們相識的時間不長，並且不可避免地有點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們之間卻已經形成了相互尊敬的個人關係。
我們在北京賓館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説：“在你樓上的餐廳裏，我們掛了一首毛主席書寫的關於廬山的詩，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峯。’你到中國來是冒了一定風險的。 ”
“現在我們已經在頂峯了。”我説。
“那是一首，”他接着説，“還有一首《詠梅》，我想掛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詞裏指的是，採取主動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開時，他就要消失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小書，讀了這首詞。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因此，”周接着説，“我們同意你的想法：你是採取主動行動的人。你也許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語言指出，即使我再度當選，也不大可能再次前來訪問。“我只是舉例説明中國人的想法，”周説，“這事反正不要緊。 ”
周提到這次訪問前不久我把專機的名字從“空軍一號”改為“ 76年精神號”的事情。“不管誰是下屆總統，”他説， “76年精神將依然存在，並且會佔上風。從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們的對手不變，以便繼續我們的努力。我們不僅希望總統能繼續任職，而且希望你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助理能繼續任職。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臟病發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個對手打交道了。因此，我們讓更多的人和你會見。希望你不會討厭我講話太長。 ”
我向他保證，情況正好相反，我對他講的話很感興趣。
他指着攤開在他膝蓋上的那本詩詞説：“這屬於哲學範疇，但也是一種政治觀點。例如，這首詩是在對敵人打了一次勝仗後寫的。全篇沒有一處提到敵人；寫這首詩是很難的。 ”
“當然，我認為從哲學上考慮問題是很有益的，”我説，“在太多的情況下，我們用策略眼光來看待世界上的問題。我們的目光短淺。如果寫那首詩的人也目光短淺，你今天就不會在這裏了。更重要的是，我們觀察世界時不應該僅看到當前的外交戰役和決定，而應該看到推動世界的那些巨大力量。也許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知道一定會發生變化。我們知道，儘管我們之間有分歧，但只要我們能找到共同點，我們兩國人民一定能夠在一個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裏生活。 ”
2月24日星期五清晨兩點半，我記下了我打算在當天下午同周恩來會談時説的幾個要點，這些要點説明了我之所以採取對華主動行動的真實思想。如果我當時能夠公佈這些筆記，或許那些批評我的對華主動行動的保守派起碼會放心地認為我不是出於天真爛漫的心理去接近中國人的。
第一點，強調海外華僑有巨大的潛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必要利用這一潛力，學會和它共存，而不是迫使他們接受這個制度，從而挫傷這支力量。
第二點，強調尼克松會像眼鏡蛇那樣起而反擊蘇聯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們違背對他作出的諾言。我在越南問題上的記錄有助於使別人相信這一點。
第三點，用現身説法和直率的口氣強調我對我們的制度深信無疑，並相信我們的制度在和平競賽中一定會取得勝利。我想我們已經把這一點説清楚了。我認為絕對不能讓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他們的制度優越並終將取得勝利。
與此有關的是，我們不會變得軟弱起來，我們的制度不是在走向崩潰。縱然對我們的制度有那麼多公開的批評等，這些都不應當被視為軟弱的表現。
我在離開中國前夕的宴會上祝酒説：“我們今天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概括了我們會談的結果。這個公報明天將成為全世界的重大新聞。但是，我們在那個公報中所説的話，遠不及我們在今後為建立跨越 1.6萬英里和過去分隔我們 22年的敵對狀態的橋樑而將做的事情來得重要。 ”
我舉杯説：“我們在這裏已逗留了一週時間。這是改變世界的一週。 ”
本文節選自《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松回憶錄》（天地出版社 2019年版）
周恩來有兩三次談到年齡問題。我説，我真佩服他的精力這樣旺盛，並且説，其實年齡並不是指一個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裏經歷了多少事。我隱約感到，他認為一個人參與大事就能保持活躍和年輕。但同時有一個反覆出現的陰影，那就是他感到現在的領導班子已經日子不長了，而要做的事還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