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掛職一年，最密集時我大概每天都在開會
江西“90後”女副縣長被提前免職；
雲南綏江縣兩名基層女幹部因拒絕組織提拔而被嚴肅處理；
湖南公佈減輕基層負擔實施方案，不得要求基層事事留痕；
……
近期，基層治理中的一些現象引發了公眾熱議。對於文山會海以及事事留痕的要求，基層幹部們有何看法？隨着越來越多的90後選擇成為“選調生”，年輕血液能為基層帶來怎樣的變化？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掛職幹部、上海財經大學曹東勃老師的見聞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參考。
【採訪/吳立羣】
我們掛職幹部所能做的，就是多往基層跑
觀察者網：您之前在雲南省元陽縣掛職，深度參與脱貧攻堅。元陽縣脱貧主要依靠的是什麼產業？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些您在一線崗位上參與的項目以及收穫的經驗？
**曹東勃：**謝謝。我是去年7月由所在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派出，作為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掛職幹部，前往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掛職扶貧，現已結束一年的掛職工作，返回原單位。元陽縣位於滇南，是典型的集邊疆、民族、山區、貧困四位一體的國家級貧困縣。縣域面積2200多平方公里，人口45萬，世居哈尼族、彝族、漢族、傣族、苗族、瑤族、壯族七個民族，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占90%。是紅河州的貧中之貧、困中之困。
我們剛剛開始精準扶貧工作的時候，整個建檔立卡貧困户是18萬人左右，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去年一年的進步最大，從11萬人降到目前的68000人左右。剩下的都是硬骨頭，但是我們有信心如期完成脱貧任務。
元陽梯田旁的哈尼族小朋友 @IC photo
元陽的主要產業仍然是農業，這是它山區經濟的區位條件決定的。但這裏的山地農業又並不是簡單的傳統作物種植，根據海拔梯度以及由此帶來的温度差異，也呈現出不同的樣態。低海拔地區，種香蕉、芒果等熱帶水果和冬早蔬菜；中海拔地區，種梯田紅米和温帶水果；再往高海拔地區，就可以種喜涼耐寒的一些中藥材如板藍根等。偶爾有一些加工業，主要是圍繞當地的這些特色品種展開的。
我這一年裏，主要是協助分管教育工作，並具體負責學校對縣裏開展教育扶貧、幹部培訓的一些項目。除了努力落實和完成好“為貧困地區開展諮詢研究、文化藝術下鄉、幹部師資培訓等方面工作”的基本要求之外，也在智力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等多個領域作了一些探索：
從學校各部門爭取43.5萬元用於獎學助學、諮政修志、黨建創優、消費扶貧；在教育部支持下，爭取雨潤基金105萬元，用於一個鄉鎮中學學生校舍建設項目；聯繫學校繼續教育學院繼續開展全縣優秀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受訓幹部50名；為黨政機關和中小學校上黨課、公開課、示範課六次；調研學校45所，召開師生座談會十餘次；協調校內外專家學者就全域旅遊與鄉村創業、金融風險防範、脱貧攻堅、中小學教師育德意識與育德能力提升等主題開展幹部、教師培訓，覆蓋人數800人次；聯繫捐贈中小學圖書、體育器材價值24000元；聯繫捐贈資助高中困難學生10000元；此外，堅持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傾聽鄉村教師心聲，凝練脱貧經驗，講好脱貧故事，在主流媒體和新媒體發表文章40餘篇計16萬字。
至於説工作上的經驗，實在談不上。背後都是組織上和同事們的支持，我們掛職幹部所能做的，就是多往基層跑，多到鄉、村去發現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和項目，把資源對接好，不讓時光虛度。
雲南元陽的梯田，風景如畫。圖自網絡
觀察者網：元陽梯田是紅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在多年前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目前元陽梯田旅遊資源的開發情況？
**曹東勃：**哈尼梯田的確是元陽最知名的一張名片，也是以哈尼族為主體、各民族同胞至遲從唐代開始、歷經1300多年自強不息、辛勤耕耘的產物。我們置身千級階梯的壯美梯田風光之中，千萬不要忘了，這絕不是單純的風景，而是處處鐫刻着人的奮鬥精神，所以哈尼梯田既是全球農業重要遺產、更是世界文化遺產，是記載着農耕文化、農耕文明的活態的遺產。
我這裏説的“活態”的含義就在於，作為遺產，一般都是指作古之物、無生氣之物、陳列在博物館中之物，而梯田是活的，1300年間，只要有一年停止勞作，就會拋荒，美麗的梯田風光就會變成一片黃土。因此我們一方面感恩各民族先祖頑強的創造力，另一方面也感恩今天哈尼族人的持續守耕與傳承。
世界文化遺產的帽子既是一種榮譽，是一種無形資產，運用得當能夠給當地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脱貧助益，但同時也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做得不好，也可能吃祖宗飯、斷子孫糧。元陽哈尼梯田在去年獲得了環保部頒發的全國第二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就是要按照新發展理念，嚴格執行《世界文化遺產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法》，推進哈尼梯田保護利用和生態環境建設，持續探索哈尼梯田保護性開發、規範性建設、科學性利用、持續性發展。
這裏面最重要的是做好農耕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前不久出版的《習近平關於“三農”工作論述摘編》一書中，專門有一個專題是關於農耕文化的，這一專題的開篇就是總書記2013年12月23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講話：“我聽説，在雲南哈尼稻田所在地，農村會唱《哈尼族四季生產調》等古歌、會跳哈尼樂作舞的人越來越少。不能名為搞現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東西弄丟了！”哈尼梯田的核心奧秘就在於“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四素同構。森林涵養水源，村寨升騰人氣，梯田提供食糧，水系潤澤大地，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所以元陽的森林覆蓋率始終很高，大家都有堅決保護好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共識，也充分利用梯田“四素同構”的優勢，發展農旅融合、文旅融合、產村融合，提升鄉村旅遊和休閒農業的品質，提高農業附加值。
在產品上打造“元陽紅”梯田紅米等優質品牌，在文化上充分挖掘哈尼民族文化內涵，結合各村寨不同的發展條件，差異經營，優勢互補，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而且梯田一年四季，景色各具特色。誠然，秋收過後到開春三月的灌水季最受遊客青睞，波光粼粼，在不同時刻的陽光照射下，反射出五光十色、七彩斑斕的美景。但八九月間的滾滾稻浪、四五月間插秧時節的滿目青山，也別有一番風味。大概只有六七月份，即便山上也有些炎熱，除此外簡直是真正四季如春的絕佳旅遊目的地。僅今年春節期間，元陽哈尼梯田的旅遊收入就突破了1個億。應該説，是很受大家歡迎的。
80後、90後在基層表現如何
觀察者網：現在各地都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展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育，您覺得在基層應如何紮實地進行相關教育工作，而不使之流於形式？
**曹東勃：**我覺得這是非常及時的一次主題教育。實際上在將近兩年前的十九大報告中，就已經明確提到要開展這個主題教育了，十九大報告的主題中就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幾個字。這次主題教育明確提出“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這是頗有深意的。今年六月，在我掛職結束前，縣委組織部的同志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支部主題黨日活動，邀我講點體會。我當時剛剛讀完《習近平在正定》這本書，就結合讀後感想，談了點體會。實際上，對於基層幹部來説，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做到既要乾淨，又要擔當。
1983年，時任河北正定縣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前排居中），臨時在大街上擺桌子聽取老百姓意見。（圖片來源：新華網）
既要乾淨，又要擔當，是中國共產黨在其98年的革命、建設、改革征程中對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的一貫要求。新中國成立後，針對如何在執政條件下保持革命本色，毛澤東同志尖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脱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改革開放新時期，“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復出伊始便鄭重宣示：“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則以他厚重的人生閲歷和從政實踐，詮釋了一個共產黨員在不同的領導崗位上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裏，作為大隊書記，帶領村民們發展生產、改天換地，建造了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知青，臨走的時候留下熱淚，因為他牽掛着鄉親們，想帶着鄉親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正定縣的三年奮鬥歲月中，作為縣委書記，他帶領全縣幹部羣眾改革創新、走出了一條半城郊型縣域經濟發展的新路。當時《河北青年》雜誌記者周偉思曾在採訪這位30歲的年輕縣委書記時，開門見山地拋出一個敏感問題：“你為什麼放棄北京機關裏的條件，主動申請到一個小縣城做基層工作？”習近平回顧了他的插隊生活。他説自己忘不了那七年中看到的農民的艱辛和農村的一切，重下基層去“接地氣”的渴望越發強烈。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身體力行地做實事。
正因為有這股子信念和底氣，他敢於為民請命、以人民為中心，協調上級部門減免掉2800萬斤的糧食徵購任務，甩掉了“高產窮縣”的帽子；他敢於頂住壓力不搞“一刀切”，採用先試點示範、再逐步推開的方式改造“連茅圈”，避免運動式治理帶來的後遺症；他敢於推出“六項規定”，向官衙作風和形式主義開刀，推行“無會日”，把基層幹部從繁瑣的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
這份從梁家河到正定縣的初心和熱血、從大隊書記到縣委書記的使命與擔當，一直延續着、貫穿於此後的各個階段，也為今天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這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樹立了標杆。今天的鄉鎮幹部，能否像當年的大隊書記習近平帶領社員建沼氣池那樣，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狀態，廢寢忘食、身先士卒？今天的書記、縣長，能否像當年的縣委書記習近平為了引進人才而求賢若渴、大半夜跑到外省城市去拜訪專家，尋訪不到就帶着秘書在小區裏高喊名字，直至找到為止？今天的基層幹部，面對“廁所革命”等可能在執行過程中產生一刀切等運動式治理的問題時，能否有當年的習書記面對“連茅圈”治理時頂住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勇氣？面對文山會海、請吃應酬等不勝其煩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怪象時，能否有當年的習書記堅決治理官衙主義、給基層減負的決心？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應該努力的方向，也是這次主題教育應當攻克的地方。
觀察者網：越來越多的高校學生在畢業後選擇當“選調生”，在您的工作中是否也遇到過這樣的例子？您覺得選調生越來越熱的原因是什麼？
**曹東勃：**最近這些年，高校畢業生在畢業後到基層工作或從事志願服務的平台和選擇越來越多了，這是一件好事。我此前專門談過“三下鄉≠上山下鄉”，除了本科畢業後選擇報名“研究生支教團”這種到西部邊遠地區支教一年的形式（結束後回校讀研），還可以選擇報名“西部計劃志願者”的方式，直接到西部基層政府或事業單位志願服務一到兩年，這帶有準就業的性質，結束後可能留在當地，也可能另去他處。但無論怎樣，這兩種方式，都會在一個青年的成長過程中留下寶貴的人生閲歷和經驗。
選調生的歷史比研支團還要早一點，而且不侷限於西部、邊遠、基層範圍，理論上講，參加者也可能被選調到城市甚至省城的政府機關中工作。只不過，近些年來從上到下更加重視基層，所以一般情況也都是要先把選調生放到基層崗位鍛鍊一段時間，再根據具體表現決定後續的去向。
無論是報考選調生、西部計劃還是支教團，都是學生個人的自主選擇，無可厚非。我也遇到一些同學會在這些人生選擇的問題上跟我交流，究竟要不要先去鄉鎮？將來回來的話，究竟要回A單位好，還是B單位好？我都會幫他們客觀分析。我覺得這些考量都無傷大雅。最重要的是，個人確實得到了鍛鍊和成長，國家確實培養和揀選了人才，百姓確實得到了實惠，那就可以了。
觀察者網：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常能看到一些90後掛職縣長上新聞。而有一些公眾也會質疑，這麼年輕能做好工作嗎？對於這一現象您怎麼看？
**曹東勃：**我注意到一些報道了。需要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藉助於某種特權，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抑或表面上經過了合法程序但事實上經不起深究的，這類例子有不少報道其實也已經有了後續的處理結果，這裏不去討論。
被提前免職的90後副縣長楊沁 圖自網絡
我想説的是另外一種情況。我們在認識上形成對這種世代的觀念，其實時間並不算長。80後可能是這樣被指稱（或指摘）的第一代人，當然一旦人們開始接受這種分類方式，不僅會向後延伸，也會向前追溯到70後、60後等等。
但是一方面人們會大驚小怪，以至於每隔一段時間就驚歎“英雄出少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再沒人説80後是“小皇帝”、“垮掉的一代”，似乎一夜之間扛起了家國重任，最近十年間，很多急難險重的救災現場、不少科技攻關的緊要關頭，也都能看到90後的身影，人們也會一改先見，大加好評。其實這都很正常，到了這個階段、放在這個崗位，很多行為就是理所當然、很多情感就是油然而生，毫無必要棒殺或捧殺。
另一方面，人們的記憶太過深刻，時不時還會表露出“Ta還是個孩子呀”的懷疑心態。比如去年11月份那位一夜爆紅的80後鄉黨委書記，就是因為人們很難把80後、白髮、鄉黨委書記、擬任縣政協副主席這些關鍵詞串聯起來，非要覺得違和：80後不是很年輕嗎？怎麼會這麼顯老？這麼年輕怎麼就提升縣政協副主席了？一定要麼是年齡造假，要麼是有別的什麼問題。後來真相大白，沒有一件懷疑是靠譜的，人家就是地地道道的扶貧工作成績突出的一個80後鄉黨委書記，而且嚴格按照脱貧之前可以提職但崗位不動、不脱貧不離崗的要求，只是職務級別上提為副縣處級，還要繼續兼任鄉黨委書記，帶領全鄉人民脱貧。
這種例子還有很多，我們縣有一位鄉黨委書記因為工作突出被提拔和兼任縣委常委，我們州也有一位縣委書記被提拔和兼任州委常委、另一位縣委書記被提拔和兼任州政協副主席，但他們的工作崗位都沒有改變。其實，80後、90後都奔四、奔三了，真的不小了。在我所掛職的縣，縣委、縣政府班子裏，80後就有五位。在委辦局和科級層面，90後脱穎而出的很多。他們很多都是經過不同縣市、不同崗位的鍛鍊，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歷。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能簡單地以年齡論高下，關鍵還是看能力、德行是否與工作崗位的需要相匹配。
基層工作是一座富礦。選調也好、交流也好，如果沒有這些制度安排和組織的信任、重視，個人可能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跨越幾千里路，飽覽大好河山，感知不同的地域、民族、風俗，提升自己的本領。基層是一本大書，實踐是一座熔爐，你可以在這裏學會面對和處理複雜局面，學會與人打交道，學會理論聯繫實際。任何時候不能放棄學習，腦子要始終高速運轉，把工作變成研究，把研究做成工作，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
年輕人應該珍惜和把握住這種機會，多向身邊的領導和同事學習，多向基層工作的“老法師”、“明白人”請教，多往下面跑一跑，聽聽你的服務對象的需求和難處，盡力地幫助他們排憂解難。就像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越是機關工作人員，越應該不斷自覺提醒自己要下基層、接地氣，這樣你對真實中國的理解才能更深，對基層工作者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不易才會理解更透，反過來才會在機關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更加註重基層視角、避免拍腦袋決策。
基層工作會議的強度和工作量超乎想象
觀察者網：文山會海、任性問責、一票否決、頻繁檢查、精準填表……近年來，形式主義在基層不斷被吐槽，卻仍有蔓延之勢。您在基層工作時，是否也有這樣的體驗？您覺得對於基層形式主義的某些現象，有何破解之道？
**曹東勃：**這點的確是有體會和同感。我看了一下這一年的工作日誌，最密集的時候大概每天都在開會。有的會是要做出決策和部署工作的，有其必要性。而且這類會議的強度和工作量之大也超乎想象，比如政府常務會通常兩週一次，有需要的時候還會臨時加場。為了應對上級的各種一票否決和檢查督查的要求，基層政府也只能一石多鳥、會中套會，專題研究相關工作，留下痕跡，便於備查。
縣級政府不同於同一級別的其他單位，它實際上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樞紐。所以一個條線部門的處級幹部，可能都未必有機會“開如此多的會議”，但是同級別的縣級領導，各種會議都會找上他們。某些重要的工作會議，為了把責任壓實，會一直把視頻會議開到縣級層面，比如非洲豬瘟防控、校園安全檢查等等。那麼中央的會議開完後，省級的就要接着開，然後是州市的再開，一環套一環地往下開。這類會議效率是比較高的，講的也都是乾貨。
還有一類會議的“含金量”就打了折扣，明明可以藉助通訊技術手段通過視頻就能夠開好的會議，一定要把各縣市的領導幹部召集到州府所在地去開會，會場也沒有討論，只是領導講話佈置工作，講完就散會。因而此類雞肋會議也是始終存在。
漫畫圖 圖自網絡
除了這種開會，還有來自條線和地方的各種考核、督導、督查、調研，這裏面總不免有一些重複性的、低效率的事情，給基層的日常工作造成一些影響。以前人們總是抱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實際上這個話現在要中性地看，基層有的時候之所以要不得不“有對策”、搞變通，也是迫不得已，很多事情不得不同時頂着多個帽子來做，一石多鳥，否則難於應付鋪天蓋地的各類要求。所以這兩年“上面千把錘，下面一顆釘”這句話得到更多的認同，也得到上級的理解。它的基礎是我們這樣的五級政府格局下，縣級及以下是根本，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
這一點在我們的基本制度剛剛確立的時候，毛主席就認識到的。他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就深有感觸：“現在幾十隻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立了一個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黨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説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氾濫成災。這種情況，必須糾正。”
周恩來總理將治理統計報表氾濫上升到反對“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這樣的政治高度。他對此有過形象描述和深刻批評：“指示多，不看；報告多，不批；表報多，不用；會議多，不傳；來往多，不談”。為此，當時國務院要求各部門自上而下清理自查和各地方自下而上揭發“非法”表格，對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開展嚴肅的批評問責。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統計報表滿天飛的不正常現象，清除廢止了一批冗餘的報表制度，改進了黨的工作作風，優化了社會治理。
幾十年的政府改革中，簡政放權、清理文山會海一直是主要內容。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關鍵節點即將到來之際，做好精準扶貧工作成為補齊短板的重中之重。可是近期，各方面渠道所反映的工作流程漏洞和基層幹部苦衷，讓人們看到了某種文牘主義、形式主義的死灰復燃。
在大數據時代，以各類統計報表為載體的人為工作量有增無減，豈非咄咄怪事？部分幹部為了獲得準確信息，將大量工作攤派到農村一線，使原有依託於熟人社會環境的、較為自然的社區治理關係驟然緊張。部分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疲於登記造冊，部分貧困農户的真實信息得不到反映。以至於一些大學生村官，也陷入於村委會辦公室的各類文牘工作的汪洋大海之中，成為應對各類報表的office達人，甚至擠佔了下到農户家的時間。難道他們“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只能做這些紙面工作嗎？形式主義的可怕後果，由此可見一斑。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真的很有必要。
我覺得作為基層幹部，經常在思想觀念、生活學習作風上檢視自己，通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是一種很有必要的淨化靈魂、改變思路、更新觀念的必要形式。關鍵是把自己、把本職工作“擺進去”，對照同領域的最好標準來“找差距”、“抓落實”。少籤一些除了轉移責任之外別無價值又很難落實的責任狀，少搞一些拍腦袋、一刀切的運動式治理、氾濫成災的一票否決和虛頭八腦、大而呼隆的考核。嚴格落實好中央對於為基層減負、治理文山會海的各項文件精神，簡化考評體系，相信一些現狀是會得到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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