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贏得了戰爭，才贏得了工業化和經濟增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按：八一建軍節，寫一篇與軍事問題相關的文章，以為紀念，並作為《70年對話5000年》系列中的一篇。
初稿於8月1日首發於觀察者網的觀察員社區，得到觀察員網友的眾多反饋。其中御風而行、Haar、風過無痕、卜可卜言、蛋蛋、破暖清風、南山野、自勝者強等多位網友的建設性意見，都已經在這篇修改稿中吸收參考。在此一併感謝！】
今天的中國屬於工業革命取得了成功的國家，考慮到中國作為一個廣土巨族現代國家的規模，這個突然而且巨大的崛起帶給世界的衝擊不言而喻。
工業化進程和現代經濟增長的正反饋同步，曾被認為是先發國家獨有的優勢，也是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拉開距離的主要因素。一直以來，經濟史學家都試圖針對如下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如為什麼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和歐洲？為什麼沒有發生在古代經濟和古代科技都更為發達的中國？為什麼工業革命的成功讓西方保持了很長時間的領先？為什麼中國的工業革命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才最終取得成功？這之前中國犯了哪些錯誤，走了那些彎路？……等等。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史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一篇書評中寫道：
工業革命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關鍵突破，是定義現代生活的重大事件。歷史上沒有哪一章節比它更重要。然而這場革命的時機、地點和由來仍是一團未解之謎。解釋工業革命是經濟史學上一項難以到手的終極大獎，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受此激勵，傾畢生之力研究，但還是無果而終。1
工業革命爆發開啓人類歷史新紀元
他將學者們的不同解釋歸納為三類。第一類認為主要是產生了某種“激勵”，如 Allen，Broadberry 和 Gupta等人的著作，認為工業革命的誘因在於英國 1800 年前因經濟增長而創造的激勵。第二類則歸因於文化和觀念，如 Mokyr 和 McCloskey 等，認為是當時英國社會中一種特殊的文化或意識形態的引入誘發了工業革命。第三類屬於“歷史唯物主義”，包括他本人、de Vries 和 van Zanden 等，他們把工業革命框定在一簇價值體系中，但同時認定這些價值本身受到資源和人口壓力的影響。2
按説問題不至於如此難解；英國工業革命發生至今不過才兩百多年，史料豐富，證據充足；若不是由於完全忽略了某些重大的方面，不太可能出現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但至今還是“無果而終”的情況。
打個比方，就像是海面上的一座冰山；如果學者們只圍着水面之上露出來的那個小小的一角比比劃劃，研究來研究去，確實不可能有結果；因為形成這座冰山的歷史過程以及構成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人們忽視了這一點，是因為最重要的部分都不在人們目力可見範圍之內，必須潛入海中才可能認清全貌。
現在的問題來了：中國的工業革命也成功了，也出現了工業化與現代經濟增長同步發生並相互促進的情況；但是中國顯然是另外一座不同的冰山，而“中國冰山”的形成，又顯然與“西方冰山”那個露出來的一角具有完全不同的成因；於是人們不得不深入到水下，去探求冰山的整體和本來面貌。
而一旦深入到了水下，把“中國冰山”和“西方冰山”合在一起觀察，真相就出現了：真正決定了上述熱門問題的那個關鍵因素，其實是主流經濟學和經濟史學並不關注甚至加以排斥的因素——戰爭。
1. 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是因為英國贏得了戰爭
在回答為什麼英國工業革命取得成功這一問題的眾聲喧譁當中，也出現過一些清醒的聲音。研究英國皇家海軍歷史的牛津大學研究員羅傑NAM Rodger提醒同行們説，“現在確實是時候了，應該將戰爭視為英國前工業化時期的經濟活動之一，其重要性至少與農業和對外貿易相當”。他在題為“戰爭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的文章中説，“在工業革命關鍵的早期階段，英國打了一場持續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世界戰爭”。3
羅傑研究員不是發現了新大陸，他只是看見了冰山水下部分的山體。查爾斯·蒂利的名言“戰爭造就了國家，國家推動了戰爭”，至少在當時的歐洲是完全正確的，而近年來歷史學家們新的認識則是：戰爭和國家共同推動了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事實上，在近現代時期的整個歐洲，戰爭一直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尼爾·弗格森估計，18世紀的歐洲領主平均將54%的總預算用於戰事。其中英國的比例最高。
約翰·布魯爾在他1990年的著作《國力之筋》一書中將18世紀的英國稱為財政—軍事國家；因為這一時期英國中央政府的資金主要用於軍事活動。根據他的數據，整個18世紀每年英國政府開支有75%~85%用於陸軍和海軍，並償還先前戰爭的債務。另有其他學者的估計更高，在18世紀的英國軍事綜合開支佔政府總開支的80%~90%，在世紀之初接近前者，而在18世紀末則更接近後者。4
保羅·肯尼迪的研究結果尤其令人吃驚，他發現英國從1688年到1815年的大部分時期裏實際上是靠借款發動對外戰爭的，借款額佔到總支出的百分比平均在30%以上。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他寫道：
英國能夠“把大大超過其税務收入的錢財用於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船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會付諸東流”。儘管許多英國評論家在整個18世紀一提到英國債務的龐大數額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有如談虎色變，但事實上（用伯克利主教的話來説）信貸是“英國對法國的首要優勢”。最後，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別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了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產，刺激了技術上一系列的突破。這又使英國增加了一項對法國的優勢。5
對於真正的歷史學家來説，發現戰爭對於工業生產的需求刺激這個“反饋環”，就像發現地震會引起了海嘯一樣簡單明確，根本不必傾畢生之力。
斯文·貝克特在他2017年出版的《棉花帝國》一書中，將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到18世紀後期棉紡技術革命開始之前這一時段命名為“戰爭資本主義”，區別於此後才開始的“工業資本主義”和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中葉這一時段的“全球資本主義”。
這些歷史學家一致的看法是：工業革命在英國取得成功這個事件真正的時代背景，是英國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對外戰爭。
1784年被普遍認為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開端；這一年塞繆爾·格雷格和他的同行們在曼徹斯特附近幾個河岸邊開始了成規模的機器紡紗，這標誌着非人力動能的工業化應用。但實際上，僅就技術發明而言，利用水力進行紡織的阿克萊紡織機比起中國元朝時期就已經廣泛使用的“水轉大紡車”晚了整整400年6。 所以，18世紀末曼徹斯特地區棉紡織工廠的革命性意義，並不在於技術發明，而在於因為巨大需求而刺激起來的工業化。關於曼徹斯特棉紡織業的突然興起，斯文·貝克特寫道：
乍看起來這只是一個地方事件，甚至只是一個偏遠的鄉下事件，但若沒有此前三個世紀棉花世界的一再重塑所提供的構想、材料和市場，它也不可能發生。格雷格的工廠處在全球網絡之中，最終將在全球激發起一系列格雷格無法理解的變化。格雷格從利物浦的商人親戚處獲得生產必需的原料，後者從來自牙買加和巴西之類地區的船上購入這些原材料。我們知道，棉織物的觀念和製作技術來源於亞洲，特別是來自印度；而格雷格生產棉紡織品的意願主要是因為他希望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取代印度紡紗工和織工的產品。7
珍妮紡紗機
來自遙遠海外的原材料、來自遙遠海外的產品觀念和技術，最後，主要存在於遙遠海外的產品市場，這個圍繞着棉紡織品的全球供銷網絡，是地方性的半封閉經濟體所不可能具有的；而之所以只有18世紀末的英國能夠擁有並控制這個全球網絡，是因為英國長期以來通過戰爭獲得的獨有特權。貝克特寫道：
從這個地方性火花開始，英國逐漸建立縱橫交錯的世界經濟體，並主宰人類最重要的一項產業。從這個地方性火花開始，工業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並且最終將其羽翼囊括全球。從這個地方性火花開始，我們所熟知的世界出現了。8
所以，一定不能倒果為因。根據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李伯重的研究，水轉大紡車的工具機所達到的工藝技術水平比著名的“珍妮”紡紗機更高，工作性能和工作效率也更高；甚至有學者推測，後者可能就是前者經印度傳入英國後略加改良的產物。9但是，這絲毫也不重要，因為問題的關鍵本來就不是技術發明，而是英國通過對外戰爭所創造出來的巨大市場需求，以及通過戰爭對於資本主義跨國網絡的有效控制。如斯文·貝克特所説：
換言之，只有戰爭資本主義所攫取的力量才使他們從水中汲取動力成為可能。10
除了棉紡織業，其他方面的情況也類似。多個歷史學家們認為，如果沒有戰爭的推動，在蒸汽機生產、鐵路、輪船以及許多在這些生產過程中迸發出的創新激增現象，不大可能出現。另外，對武器裝備和軍需物資的標準化物品的需求產生了規模經濟，並且隨之刺激了生產的集中化。在運輸現代化和通信現代化方面，來自戰爭的需求，是最為重要的牽引。
歷史上第一次，征服戰爭不僅僅意味着在掠奪戰利品方面的巨大收穫，而且意味着對於工業化進程的巨大需求牽引，於是形成了軍事能力與工業能力的正反饋同步增長。保羅·肯尼迪寫道：
先進的蒸汽機技術和機制工具，使歐洲擁有決定性的經濟和軍事優勢。滑膛槍炮（雷管、膛線等）的改進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發射速度的後膛炮的發明甚至是更大的進步；格林機槍、馬克沁機槍、輕型野戰炮給一場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後幾筆潤色，這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陳舊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勝的機會。……也許在19世紀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圖曼戰役中，基欽納軍隊的馬克沁機槍和恩菲爾德步槍在半個上午消滅了1.1萬名伊斯蘭教托缽僧，而自己的部隊只損失了48人。結果，火力的差距，像工業生產力上已經出現的差距那樣，意味着領先的國家擁有的資源，為最落後的國家的50倍或100倍，從達·伽馬時代起尚不明顯的西方的全球統治，這時幾乎沒有限界了。11
其實，戰爭造就了國家和社會，戰爭也創造了經濟增長，根據歐洲的近代歷史得出這樣的原理並不稀奇。西班牙納瓦拉大學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在對“國家、戰爭和發展之間的關係如何變化”的課題進行了研究之後認為，事實就在於“歐洲人成功實現了增長，不是由於享受了和平，而是由於藉助了戰爭”。而馬克思也指出過：“暴力是每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12
根據貝克特的研究，資本主義在每個階段都包括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包括戰爭的運用、對殖民地資源的佔有、對全球範圍勞動力隊伍的重組、跨國網絡的建設以及資本勢力與“國家”的結盟等。這些要素無不起源於戰爭資本主義時代，並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和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繼續發揮作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認為，如果説英國工業革命和經濟轉型的成功真有什麼“秘訣”，那就是英國將戰爭資本主義的遺產、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資本家的積極行動以及一個具有強大行政、司法和軍事能力並願與私人資本進行合作的國家成功“統合”了起來。而這個“統合”完全是國家行為，單憑市場力量或科技發明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也就意味着，正如十字軍東征和地理大發現讓西方國家率先發現了現代科學，大航海之後的戰爭資本主義又讓西方國家率先爆發了工業革命。貫穿這數百年曆史的那條主線，就是持續不斷的戰爭。
2．中國工業革命的啓動是因為中國贏得了和平
贏得了戰爭，包括直接的收益——如獲得戰利品、戰爭賠款、新的殖民地、更多的特權、更高的國際地位等等——以及間接的但是更大的收益，如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化與現代經濟增長正反饋加速、綜合國力的大幅度增長等等。
但如果再看戰敗國的這一面，事情就反過來了。輸掉了戰爭，包括直接的損失——如人員和財產的喪失、割地賠款、新的不平等條約、更多的剝削和壓迫等等——以及間接的但是更大的損失，如工業化進程被打斷、經濟增長進程被打斷、國家發展計劃被打斷、社會秩序被嚴重破壞、外患與內亂相互加強、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雙雙下降等等。
而這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相當長時間內的總體局面，與英國那種“好的”戰爭正好相反，中國在一百多年時間裏始終深陷在“壞的”戰爭當中。
所以，正如西方歷史學家們推開了胡亂解釋、勞而無功的經濟學家們，潛入到歐洲近現代史的海面之下觀察冰山的山體，才又重新發現了戰爭與英國工業革命成功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要想完整解釋今日中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也一樣要推開近幾十年來一直胡亂解釋、勞而無功的經濟學家們，潛入到中國近現代史的海面之下，首先重新觀察戰爭與中國工業革命不成功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然後再重新發現今日中國革命成功與中國通過戰爭贏得了和平這兩者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戰爭與中國工業革命不成功之間的因果關係，應該是一目瞭然的。
1861年咸豐十一年，清廷批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職能相對於帝國內閣，恭親王奕訢被任命為首席總理大臣；同一年秋冬曾國藩在剛剛攻陷的安慶創辦了第一家專門生產新式兵器的軍械所；第二年同治元年6月，京師同文館開館，聘請外籍教師，翻譯西洋著作；一系列新政標誌着史稱“洋務運動”的工業化的啓動。
很多學者傾向於貶低清末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努力；但事實上，當時世界的工業化強國以英、法、美為第一集團，大清、俄國和日本三國則在第二集團中差不多處於並列的位置，於1860年前後同時起步。而在“洋務運動”初期，大清的進步速度並不落後；安慶軍械所成立的第二年，就研製出來中國第一台實用蒸汽機，並試航了第一艘木製蒸汽輪船。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5年後的1876年，一個英國海軍軍官在參觀了左宗棠創建的馬尾船政局之後寫道：“中國的工程師……英文説得相當好。船的引擎情況良好，什麼東西看來都乾淨，事事都認真有條理。”“最近造的一隻船……引擎及一切部件，在建築過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國人的幫忙。”船政局所生產的產品，“技藝與最後的細工，可以和我們英國自己的機械工廠的任何產品相媲美而無愧色。”13
1894年，孫中山在他的《上李鴻章書》中感嘆道：
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
這是一個頂峯時刻，此後的孫中山再也沒有如此這般地歌頌過大清版改革開放；因為就在他這封上書的第二年，日清甲午戰爭這一場決定了歷史轉折的戰爭，一舉打斷了近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工業化進程。
工業與軍事不分的時期，戰爭失敗也就是工業化失敗。1884-1885年中法海戰，南洋水師全軍覆滅，曾經輝煌一時的馬尾船政局也遭到毀滅性破壞。1900年八國聯軍的入侵天津和北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能夠生產魚雷艇、新式火炮的大型軍工企業天津機器局，一併遭到毀滅性破壞。
發生在中華民國初期的第二次工業化進程，當然也是被戰爭打斷的。眾所周知，民國第一個十年以及其後的1920年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業和經濟都出現了較快的正增長。沙培德寫道：
從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工業快速擴張，絕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長率在9%到13%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高（由於列強無暇東顧）。在這一形勢下，農業產量同樣相當可觀，可以與人口增長（從1912年的四億三千萬到1930年的五億）保持同步。儘管絕大部分軍火購自西方，但中國自己的兵工廠也有所貢獻；鐵礦開採有所發展，建成了一些鋼鐵廠；公路與鐵路網也有所改善。……在這一時期，地方政府同樣顯示出某些連續性。14
但是這個前景向好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恢復趨勢，最終還是被日本的侵華戰爭和接下來的國共內戰完全打斷了，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起來。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回顧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經濟和工業的基本情況，可謂慘不忍睹，無論在哪一段歷史中衡量，都是中國的最谷底時期；這已經有很多學者描述過了，不再贅述。而跌入谷底不是別的什麼原因，就是戰爭造成的後果，與經濟政策或工業化規律都沒有關係。
兩次工業化進程和現代經濟增長的失敗説明了什麼？説明對於近現代中國來説，工業化的實現還根本談不上藉助於戰爭帶來的需求牽引和資源推動；首先要解決的大問題是如何通過戰爭贏得和平，只有確保了一個不被侵略戰爭所打斷的和平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才可能再次啓動。
新中國建立，時間再次開始，工業化也再次開始。早在建國之前，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就已經抱定信念要讓中國實現工業化，其目標是要讓中國這個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現代工業社會，讓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主要地位。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講：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根據王紹光教授在《國企與工業化》一文中的解釋，工業國的含義包括國民經濟結構中工業的比重增加、生產總量和人均產量的增長、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在全國範圍內的工業佈局等4個方面。15
但是由於新中國實現工業化目標的起點太低，初期階段進展很慢，到1954年毛澤東還在着急：
我們現在能造什麼？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把它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6
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新中國採取了藉助於國家政權的力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經濟體系，動員並利用全社會各種資源，依靠農業提供原始積累，提供工業生產所需的糧食和工業原料，推行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 17王紹光教授寫道：
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大規模投資國有企業，到1957年，中國的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1952年，國有經濟只佔國民經濟19.1%；到1957年，它已佔1/3。同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份額從6.9%降到0；個體經濟從71.8%降到2.8%。18
而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的一場爭論，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依靠農業提供原始積累支持工業發展這一大政方針。在當年9月全國政協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發言説：中共過去三十年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有人説如今工人的生活與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毛澤東則批評梁漱溟是“分裂”和“破壞”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完全徹底的反動思想”，他反問道：“不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資同農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給農民，那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這樣一拿，就要亡國亡黨。”
由此可見，在毛澤東的頭腦中，雖然農民是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但暫時犧牲農民不會亡國亡黨，但如果工業發展不起來，卻會亡國亡黨。19
毛澤東和梁漱溟
針對新中國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這一問題，有很多學者提出批評，他們認為在工業基礎非常薄弱的條件下，優先發展重工業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從發展經濟學理論上講，是完全錯誤的決策。
無論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還是發展經濟學家、工業革命經濟學家，在這一批評上，恐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從“戰爭經濟學”的角度看，情況就反過來了；因為優先發展重工業，首先解決的不是促進增長、改善民生的經濟問題，而是避免亡國亡黨的政治-戰爭問題。準確地説，在新中國建國後相當長時間裏，所有大政方針的制定都沒有擺脱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這個基本戰略估計；經濟戰略的制定和主要經濟決策的作出，都是“戰爭經濟學”導向的。事實上，自1950年代末期中蘇分裂之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以備戰為中心的戰時經濟體制。
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簡單理解為照搬了前蘇聯，或遵循了社會主義理論教條的結果，是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概言之，沒有遵循發展經濟學原理，的確導致了前30年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困苦；但是遵循了“戰爭經濟學”原理，新中國這個國家通過一系列衞國戰爭（包括20年的全面備戰）最終保住了；到了改革開放之前，已經建立起了一個世界級強國的工業和國防基礎。根據王紹光教授提供的數據，新中國的國有工業企業年底固定資產原值從1952年的148.8億元增至1984年的5170億元，增長了將近35倍。20
這才有了實行改革開放所必須的內部發展起點和外部和平環境。這就意味着，如果將新中國建國後的前三十年視為近現代中國的第三次工業化進程，那麼這一次並不是簡單的工業化，更不是一次失敗的或不成功的工業化，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為這一次實際上同時完成了兩大任務：第一是通過衞國戰爭和全面備戰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和平時期，第二是通過長期的艱苦奮鬥奠定了在發展中國家中獨一無二的獨立自主工業化基礎。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完整地理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因為沒有第一個任務的完成，第二個任務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第四次工業化進程，都無從談起。
70年對話5000年，今日中國人要在這個近現代歷史中完整理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奇蹟”的發生，首先就要將着眼點放在全面備戰時期的結束、和平環境和政治穩定的恢復這個最宏觀的層面上來，而不是直接進入經濟學所關注的那些下一級的問題上。回顧當年鄧小平在大力推動改革時的一系列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在和平環境方面，1984年11月，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指出：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作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非常重要。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麼能夠安心搞建設？21
這段話最清楚不過地表明瞭中國當時正在發生的大轉折，即從毛澤東時代的“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備戰路線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路線的轉折；沒有這個轉折，日後改革開放的成功和“中國奇蹟”的發生都是難以想象的。1985年6月.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上進一步明確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現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7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再次強調：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22
在政治穩定方面，鄧小平説“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一句話就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治保障。他指出，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他強調，“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23
事實上，關於中國經濟起飛的所有解釋，都離不開這個最關鍵的政治-戰爭因素；而關於中國經濟起飛的所有經濟學解釋，都屬於政治-戰爭因素之下的次要因素；無論是經濟結構問題、國有企業問題，還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問題等等所有經濟學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與和平環境和政治穩定相比，統統都不是至關重要的。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兩代共產黨領導人的理想信念是一致的，他們從不懷疑中國這個自古以來的天下型經濟體獨一無二的生產力和經濟力，堅定地相信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一定能夠實現，不可能不實現。贏得了和平和穩定之後，後面的事情就沒有什麼困難的了。
在解決了政治-戰爭這一首要問題之後，鄧小平開始反覆強調生產力的問題。他説，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脱貧窮落後的狀態。
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於資本主義。24
而改革的路徑，也不是別的什麼，就是緊緊圍繞“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25
這些看似簡單的、不那麼學術的、沒有數理模型作支撐的表述，在別的國家都不被當作經濟學語言看待；但是對於中國這個內含了天下型經濟體的天下國家來説，這些論述就是最正確的經濟學。英國學者、前倫敦副市長羅思義撰文説：
20世紀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不是凱恩斯、哈耶克或弗裏德曼等西方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的鄧小平。26
後面的故事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中國奇蹟”發生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大會上指出：
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5%，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萬億美元，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達到1.9萬億美元。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科技創新和重大工程捷報頻傳。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成就顯著，信息暢通，公路成網，鐵路密佈，高壩矗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鐵飛馳，巨輪遠航，飛機翱翔，天塹變通途。現在，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我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人民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
40年似乎很長時間了，長到我們中的太多人只記得正在發生的“中國奇蹟”，而早已忘記了戰爭這回事。40實際上時間很短，短到還沒有超出“戰爭經濟學”的宏觀歷史尺度，還在“戰爭作為一種經濟活動”這一原理的作用範圍之中。
謹以此文祝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2週年！正是由於這支承擔着捍衞和平、制止戰爭、保衞國家任務的強大軍隊，正是由於這支軍隊為中國贏得的衞國戰爭和全面備戰的勝利，在根本上保證了今天“中國奇蹟”的發生。
**注一：**本文提到的“天下型經濟體”的概念是本人首創，“戰爭經濟學”的概念則早已有了很多論述，但本文中都沒有進行定義，直接使用了。對這些概念更詳細的説明，將在後續的文章中陸續給出。敬請關注。
**注二：**本文初稿在8.1建軍節當天首發於觀察者網的觀察員社區徵求修改意見，得到了觀察員網友的眾多反饋。其中御風而行、Haar、風過無痕、卜可卜言、蛋蛋、破暖清風、南山野、自勝者強等多位網友的建設性意見，都已經在這篇修改稿中吸收參考了。在此一併感謝！
註釋：
1.https://translations.headsalon.org/post/2018/07/%E4%B9%A6%E8%AF%84%E8%A7%89%E9%86%92%E7%9A%84%E7%BB%8F%E6%B5%8E--%E4%B8%80%E9%83%A8%E4%B8%8D%E5%88%97%E9%A2%A0%E7%BB%8F%E6%B5%8E%E5%8F%B21700-1850/
2.同上
3.參見皮爾·弗里斯著，郭金興譯《國家、經濟與大分流：17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和中國》
4.同上
5.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衝突》
6.https://www.guancha.cn/LiBoZhong/2018_04_27_455053_s.shtml
7.斯文·貝克特著，徐軼傑等譯《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3月
8.同上
9.https://www.guancha.cn/LiBoZhong/2018_04_27_455053_s.shtml
10.斯文·貝克特著，徐軼傑等譯《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3月
11.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衝突》
12.參見皮爾·弗里斯著，郭金興譯《國家、經濟與大分流：17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和中國》
13.轉引自馬立誠《歷史的拐點》
14.沙培德著，高波譯《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
15.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36.html
16.同上
17.轉引自趙文遠：1958年中國改變户口自由遷移制度的歷史原因http://economy.guoxue.com/?p=6844
18.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36.html
19.http://economy.guoxue.com/?p=6844
20.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36.html
21.http://www.cssn.cn/zgs/zgs_jl/201408/t20140813_1289164_1.shtml
22.同上
23.《鄧小平文選》
24.《鄧小平文選》
25.同上
26.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0822/1353200925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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