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周洛華：用“四個自信”確立貨幣主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周洛華】
8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貶值，突破7元，隨後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一時關於人民幣是否會“一瀉千里”、中國貨幣是否穩定的疑慮開始蔓延。在打消各方疑慮之前，不妨先講一個貨幣史上的著名案例：
公元前1世紀，凱撒為遠征高盧而籌措軍費。當時，羅馬帝國境內的銀礦數量並不多，於是，凱撒下令將含銀量將近98%的羅馬銀幣重鑄成含銀量較低而面值不變的銀幣，以此兑付了軍餉。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當時羅馬境內的物價水平不僅沒有上升，反而出現了下降。羅馬帝國的公民們願意為這個節節勝利的帝國，這個給他們帶來繁榮、安全和秩序的帝國承擔暫時的困難。
這個案例説明，黃金和白銀都不是貨幣真正的錨，貨幣真正的錨是人心。只有當人們對自己國家的體制缺乏信心的時候，真金白銀才被用於貨幣發行的錨，以便重建人們對貨幣的信心。
正如央行在人民幣“破7”後的回應一樣：人民幣匯率貶值，是由市場力量推動和決定的。美國財政部這麼着急貼標籤，未免過於“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人民幣匯率走勢長期不取決於意外因素，而取決於中國經濟基本面。長期看，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
貨幣發行的基礎是人民對國家的信心
儘管“真金白銀”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認為是天然的貨幣，但是，人們對於貴金屬的信任更多程度上卻是源自於人們對政府過度投放紙幣的擔心。如果沒有這種擔心的話，貴金屬可能一文不值。“股神”巴菲特很早就説過，“如果火星人在觀察地球的話，他們一定認為我們瘋了，我們千辛萬苦地把黃金從地下挖出來，然後再把它小心翼翼地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埋起來”。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金本位的國家，但是，絕大多數英國民眾並不理解所謂的金本位並不是基於黃金儲備的規模而發行紙幣，而是基於承諾和信任的一種機制。嚴格意義上的金本位指的是“見票即付”的承諾，即英格蘭銀行承諾向紙幣持有人兑付法定數量的黃金。
由於絕大多數民眾都對英格蘭銀行的承諾深信不疑（英語中甚至有一句諺語，形容一個人可靠的時候，人們會説“他像英格蘭銀行一樣可靠”）。所以，幾乎沒有人會去向銀行申請兑付實物黃金，大家都安心持有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紙幣。基於民眾有些盲目的信任，英格蘭銀行實際發行的紙幣規模遠遠超過其黃金儲備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於長期窮兵黷武，擴軍備戰，英國發行的紙幣規模約相當於其黃金儲備量的5倍。
英格蘭銀行（資料圖/視覺中國）
由此可見，支撐金本位乃至任何一個貨幣發行制度的基礎並不是黃金，而是那些相信大英帝國能夠給他們帶來繁榮和尊嚴的民眾對這項貨幣制度的信心。
但是，人民的信心又是怎麼來的呢？來自於每天早晨他們去檢查英格蘭銀行的地下金庫中是否有足夠的黃金儲備嗎？當然不是。兩百多年前，人們就知道英格蘭銀行的紙幣發行量大於其黃金儲備。難道是因為民眾相信大英帝國有足夠的能力在未來獲得更多的黃金儲備以兑付現在過度發行的紙幣嗎？也不是。因為英格蘭銀行發行紙幣的速度始終快於其積累黃金儲備的速度。那們，人們信心的基礎到底是什麼呢？應該是對當時英國體制的信心。
儘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有多種證據表明英國的黃金儲備不足以兑付其紙幣發行量，但是，人們仍然選擇性忽略這些證據。在英國實行金本位後近百年的時間裏，英國曾經有過短期的資產價格下跌，也曾經有過個別金融機構的倒閉，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些現象説明了人們對一個國家體制的信心也是該國貨幣發行的根本性的、也是最可靠的基礎。
公元前2世紀，迦太基英雄漢尼拔為父兄報仇，率軍遠征羅馬，他一路勢如破竹打到了離羅馬城最近的波坦尼克鎮。第二天早晨，鎮上的居民按照原定計劃拍賣了一個農場，在佔領軍的眼皮底下，這個農場居然叫出了“天價”。據説，漢尼拔得知此事以後，一聲嘆息，他感覺羅馬帝國此刻仍然是不可戰勝的，因為，羅馬帝國的公民用這種方式表達了他們對羅馬的信心。
漢尼拔（資料圖/維基百科）
縱觀世界貨幣史，我們可以梳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信心是資產定價和貨幣發行的根本基礎。但是，信心不是一個虛無的東西，不是一個一經宣傳就能夠瀰漫於社會，浸潤於人心的信念。如果我們認為信心是可以僅僅通過宣傳來建立的話，我們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人們對貨幣發行體系的信心來源於事實，這些事實包括：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我們滿足了人的需求，提升了人的價值，捍衞了人的尊嚴，實現了人的夢想，我們所捍衞的體制、我們所信仰的理論、我們所遵循的道路和我們所倡導的文化，這些都能夠化作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成就，給人們帶來希望，並最終贏得人民的信任。總之，我們的自信是幹出來的，不是説出來的。
金融體系中最核心和最基礎的貨幣發行問題事關國之根本，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金融學的範疇。人民對我們體制的贊成和擁護是驗證我們經濟增長方式最好的辦法，也是奠定貨幣發行體系最根本的保障。只要人民對貨幣發行體系有信心，貨幣的購買力就會保持穩定，整個社會的激勵機制和價值觀就會得到維護和捍衞，貨幣政策就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金融體系就能夠防範和化解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講，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我們整個金融體系的基礎，尤其是我們建立獨立的貨幣發行體系的基礎。
發行貨幣是對人民的“負債”
早在1958年，弗蘭柯.莫迪利亞尼和莫頓.米勒就提出了資產負債表兩端互不相關的原理，簡稱M&M定理，該定理的第一推論指出了融資方式對於投資對象的估值沒有任何影響，第二推論則指出了融資成本由投資對象的風險收益所決定。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央行來説，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端都是本幣，這也就意味着央行在資產端投放基礎貨幣的同時，在負債端增加了自身的負債。而且這個負債並不是會計學意義上的負債，而是具有政治意義的“負債”，它意味着對人民的“責任”（在英語中，“責任”與“負債”是同一個詞，都是“Liability”）。
根據M&M定理的第二推論，央行的增加自身負債的融資成本絕對不是由所謂的“印鈔成本”所決定的，而是取決於央行資產端的資產質量，即央行投放了那些貨幣以後形成的資產的質量，包括其所取得的回報和所承擔的風險。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貨幣視作資產，貨幣同時也是負債、責任、制度和秩序。中央銀行確實可以隨意創造出基礎貨幣，但它創造貨幣的同時，也實實在在地創造了負債，這兩者是同時發生的，而且都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和深遠的社會影響。
即便是對於擁有獨立貨幣發行權的央行來説，投放大量基礎貨幣也是有巨大融資成本的，這種成本就是對本幣的信譽和匯率穩定的威脅。央行擴張資產負債表（俗稱“印鈔”）看似能夠直接解決某些現實的、眼前的問題，但這種做法本身也立即帶來了更長遠和更深層的問題。發行更多的紙幣，就相當於把現有紙幣的持有人（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本國居民）在未來一段時間的購買力稀釋了。
因此，央行印鈔票的核心是向本國居民借入了“時間”，印鈔只是為解決短期和眼前的困難贏得了時間，央行和有關政府機構一定要在這段向民眾借來的時間段內，推動改革，鼓勵創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否則的話，一味依賴“印鈔買時間”，民眾就會逐步對貨幣的購買力喪失信心，長此以往，民眾就不再願意為國家承擔經濟轉型的痛苦。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實體經濟就會出現通貨膨脹，資產價格就會出現泡沫，金融活動就會脱離實體經濟而空轉，最終，即便是擁有獨立貨幣發行權的國家也將無可逆轉地形成危機。
因此，央行在投放額外的基礎貨幣時，一定要推動實體經濟的轉型，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以期能夠在未來形成更高回報的資產和更高效率的經濟運行模式，否則的話，投放過多的貨幣絕對是一件玩火的事情。
當古羅馬人相信凱撒的這次遠征能夠為帝國帶來長治久安時，當他們心中期盼着凱旋的光環和戰利品時，他們就樂於承擔手中銀幣的含銀量暫時被稀釋的痛苦，確切地説，他們為凱撒的遠征承擔了融資成本，萬一凱撒失敗的話，羅馬人手裏貨幣的購買力有進一步下降的風險。只有當凱撒率軍全力以赴去贏得勝利的時候，他才能為帝國贏得新的領地、資源和奴隸，他才能讓民眾支持他的下一次冒險行動。
同樣的道理，如果央行在投放基礎貨幣的過程中，推進各項金融體制和經濟領域的改革，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人民支持的從來就不是印鈔，他們支持的是改革，他們期待的是勝利，任何一種貨幣發行體系的基礎都是人民對國家的信心，一個國家貨幣主權基礎並非來自於主流媒體日復一日的説教式的宣傳，而是來自於人民對改革的期待，來自於人民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來自於我們對這種期待的回應，來自於我們對這種嚮往的承諾，來自於我們對各項改革藍圖的落實。
人民對我們體制和我們道路的信心決定了人民幣的短期購買力和長期的穩定性，這種信心既賦予了我們更大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也賦予了我們更大的改革決心、責任和動力。因此，我們絕對不能錯誤地認為“印鈔就能夠帶來穩定”，這種所謂的穩定是暫時的，是我們用稀釋購買力的方法向人民借了一段時間用來改革，我們切不可辜負人民的信任，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維穩，而不是堅決落實中央關於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的號召，不僅不會等來更好的改革窗口期，只會浪費了人民給我們的改革機遇期。
貨幣發行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適應
建立一個獨立的貨幣發行體系，擁有完整的貨幣主權，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兩端都實現本幣化。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説，其央行都把外匯作為發行本幣的儲備，“買入外匯，投放本幣”是這些國家央行主要的貨幣投放渠道，這種貨幣發行方式也是對其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種被動適應。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國家的央行並沒有擁有完整的貨幣主權。
歐元和日元相對於其它國家的貨幣來説，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其貨幣發行機制對美元的依賴度更低，其央行貨幣政策的空間也更大。從某種程度上説，歐元區和日本的貨幣主權更大，這是由其自身的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
有關貨幣政策和貨幣發行體系的問題平時總是被有關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討論所掩蓋，只有到了金融危機的時候，有關貨幣發行體系的討論才突然來到舞台中央，引發大家的關注和重視。其實，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方式是由該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所決定的，這兩者是統一整體的分別反映。
一般來説，一個國家根據自身在某一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建立起相應的貨幣發行體系。當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的時候，貨幣發行機制也需要相應做出調整。
從歷史上看，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採取盯住美元匯率的貨幣發行機制，這和這些國家當時普遍採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一致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和勞務，獲得外匯，其央行就相應地買入外匯來投放本幣。為了確保出口行業的健康發展，這些國家可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保持匯率的穩定，從而使其央行喪失了部分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有關內容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理論中有所述及。
對於大多數以美元為錨的發展中國家央行來説，維持本幣對美元的匯率穩定就在無形中創造了一項公共商品：穩定的匯率預期。這種匯率穩定的預期可以讓產業投資者們放心大膽地投資新項目，而不用擔心他們在這個國家的投資會被突如其來的貨幣貶值所吞噬。
資料圖：視覺中國
這樣做的好處固然大，但是代價也很明顯。如果這個國家的央行脱離了美元獨立投放紙幣，就會被投資人認為該央行在某種程度上“違約”了。只有讓投資人相信這個國家將繼續保持和美元匯率的穩定，才能維持該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是許多發展中國家走過的道路，同時也是這些國家的央行曾經共同面對的困境。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逐步從外需出口主導轉向更平衡的內外需共同驅動的時候，就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外匯儲備規模、擁有自主政策空間的貨幣發行體系，這是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相一致的。
遺憾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最終都未能實現該目標，這些國家並未能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相應地建立起獨立的貨幣發行體系，也未能擁有完整的貨幣主權。反過來看，這些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努力也最終受挫。歷史經驗表明，許多國家在試圖建立自己的貨幣發行體系的過程中，往往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危機”和“增長困境”。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建立一個獨立貨幣發行機制事關如何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對此，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學有點兒鞭長莫及了。但是，我們知道，一個國家選擇的道路和體制是否能夠順利實現和建立，取決於這個國家人民對道路和體制信心。這種信心不是盲目和虛妄的，而是通過一個又一個里程碑式的勝利和成就來驗證和鞏固的，因此，人民對我們體制和道路的信心不僅值得我們為之奮鬥，也值得我們倍加珍惜。
貨幣主權是戰勝金融危機的關鍵
在軍事對峙中，如果雙方都擁有核武器，反而能夠遏制戰爭，維持和平；如果其中一方沒有核武器，那麼，擁有核武器的一方往往容易“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處置金融危機時説過，“當所有人都看見你抱着火箭筒進入會議室的時候，分歧、爭論和阻力會自動消失，你甚至連小手槍都不用掏出來了”。
保爾森所謂的“火箭筒”就是美聯儲所擁有的鑄幣權，也就是美國的貨幣主權。美國經濟能夠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復甦，並再次走上擴張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所擁有的貨幣主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講，美國所擁有的貨幣主權不僅賦予了它在金融危機時擴張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權力，還賦予了它對全世界其它持有美元的投資人徵收鑄幣税的特權。
需要指出的是，美聯儲在上次金融危機中把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從8千億美元擴張到了3萬億美元，儘管投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卻沒有引發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元的大幅貶值，更沒有因此而引發資金外逃的恐慌，這足以説明擁有貨幣主權國家能夠熬過金融危機並實現經濟復甦，從某種程度上講，市場對於美國金融體系仍然有信心，否則的話，美聯儲如此大規模投放基礎貨幣，必然引發貨幣貶值並進一步觸發資產拋售風險。
還需要指出的是，美聯儲在次貸危機中完全可以用印鈔的辦法挽救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但卻止步不前，見死不救，現在看起來，這樣的做法也是為了維繫和挽留市場對美國體制的信心，否則的話，美國將失去貨幣主權，無法應對下一次金融危機。對此，伯南克説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沒有破產的市場經濟就像沒有地獄的基督教”。
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資料圖/視覺中國）
從二戰以後的歷史來看，只有歐元區和日本先後擁有了獨立於美元的貨幣發行體系，它們先後擁有了完整的貨幣主權。日本經歷了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和之後漫長的經濟衰退，但卻沒有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經歷了歐債危機的陣痛，但也沒有滑入金融危機的深淵。
世界各國的央行都在依據本國法律發行自己國家的貨幣，卻為什麼不能稱其為擁有獨立貨幣發行體系呢？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擁有完整貨幣主權國家的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兩端都呈現本幣化特徵，而其它沒有獨立貨幣發行權或者貨幣主權不完整國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兩端則沒有這個特徵。
如果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的左欄，其主要的資產是外匯儲備；而在其資產負債表的右欄，負債則主要是本幣。這種狀態説明這個國家央行的貨幣發行機制並不獨立，這個國家的貨幣投放依賴於貿易順差或者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流入，其央行的貨幣投放規模、渠道和方式乃至其貨幣政策都受制於其外匯儲備的規模。
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獨立的貨幣發行體系，該國央行在應對系統性風險的時候就擁有了充足的工具，既可以買入國債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也可以接受新類別資產作為抵押物向商業銀行提供流動性，甚至可以直接入市購買本國資產或者給商業銀行注資從而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和信心。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需要我們擁有獨立的貨幣發行機制，這就相當於在發生金融危機時，我們擁有了能夠自救的工具箱；在應對外部金融威脅時，擁有了核武器。
我們能夠用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方法來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來注入流動性重新啓動交易，來挽回投資人信心使市場儘快築底。我們這樣做並不會引發貨幣貶值，這是因為我們擁有了完整的貨幣主權。與此同時，我們也很清楚，我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人民對我們體制和道路的信心，我們絕對不能辜負這種信任。
我們必須意識到，央行擴張資產負債表的核心意義在於人民在關鍵時刻給了我們改革的時間，這樣我們才能一面投放貨幣，一面又不觸發貨幣貶值的風險。因此，我們可以用於改革的時間是借來的，是有限的，也一定是要用真抓實幹和勇闖禁區的改革成就來償還的。我們始終要牢記，擁有了貨幣主權並不會使得我們一勞永逸地獲得金融安全，人民對改革的期待是幫助我們保持當前穩定的基礎也是對我們繼續前進的鞭策。
完善我國貨幣發行體系的幾點建議
建國70年來，我國建立了一套完整和獨立的貨幣發行體系。為了更好地應對潛在的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我國的貨幣發行體系，使之不再受制於外匯儲備規模，貿易順差，外資流入和其它一些情緒因素的影響。
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是全世界最大的，超過了經濟總量第一的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我們確實是通過投放貨幣的方法借到了“時間”，為此，我們要有一種推進改革的緊迫感和實現復興的使命感。
一、完善國有資產經營預算
現實的國情決定了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國有企業在解決就業，實現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而關鍵的主力軍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仍然有不少國有企業的經營效果不理想，甚至淪為“殭屍”企業，這些企業存在的目的已經不是生產經營了，而是成為了某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和託底工具。
還有一些國企在報表上光鮮亮麗，成績喜人，但是實際經營業績則差強人意。有些國企的經營業績主要是通過大量的貸款來維持的，甚至有國企淪為了貸款的“掮客”，利用國企身份從國有銀行獲得優惠貸款以後再轉貸給那些貸款無門的民營企業，賺取差價，成為了制度套利者。
這部分國企佔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尤其是投入大量資金之後，在會計賬本上形成了巨大規模的固定資產，但是其實際產生的效益卻很難通過市場化方式來實現。從資本經營的角度來説，這就是資本的浪費，這將導致大量資金被消耗之後，只是在報表上形成了資產，在名義上產生了GDP，而代價卻是在實體經濟中消耗資源，在金融體系內積累風險。
如果任由這些現象蔓延的話，勢必拖累我國的貨幣發行機制，動搖市場對我們貨幣體系的信心。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針對國有企業的資本和經營預算。讓國有企業向財政上繳利潤，讓國資委嘗試市值化管理，讓社保參與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讓市場在併購重組中發揮關鍵性作用，讓國企減員增效。
這些都有利於國有企業產生高效的資本回報，從而使得市場對國有企業的市場價值建立信心，進而使得央行可以放心調節其自身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科目，擺脱外匯儲備的約束，當出現特定情況的時候能夠從容地購買本幣標示的資產，最終為貨幣政策贏得更多的靈活性。
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針對國有企業的資本和經營預算（資料圖/視覺中國）
二、實現地方財政預算的硬約束
歐元區在2010年前後遭遇的挫折對於任何一個獨立的貨幣發行體系來説，都是一次沉痛而及時的提醒。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的財政赤字超過了歐元共同條約的規定以後，未能及時加強財政紀律，改善財政狀況，導致市場對歐元區的穩定性產生了質疑。
與歐元區個別國家的財政缺口相類似，我國有些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也不樂觀，有些地方的政府債務以及或有債務的規模已經達到了這些地區財政年度收入的數十倍之多。由於有的地方政府還通過所屬的國有企業融資，這些或有負債的規模可能更大，這對於人民幣的穩定來説，是一種長期的隱患。
應該下決心重建某些地方的財政收支，使之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從某種程度上講，要管住這些地方政府亂花錢的手，建立量入為出的財政紀律，這有利於市場保持對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的信心。
三、打破金融機構的隱形擔保
時隔30多年以後，如果再次反思日本自《廣場協議》以後陷入的資產泡沫破滅和經濟衰退案例，我們就會發現很難把責任全部歸因於日元升值。日本在廣場協議以後，建立了獨立的貨幣發行機制，使得日本央行在國內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以後，可以用擴張資產負債表的方法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本身掩蓋了金融機構自身的問題，阻止了金融機構的優勝劣汰和市場的自然出清。
對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看似能夠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其實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金融機構放鬆對貸款的審慎態度，從而鼓勵了機構機構盲目擴張並形成一大堆不產生實際效益的資產，最終損害貨幣發行體系本身。
日本值得我們吸取的教訓也許不是任由本幣升值，也不是提高利率打壓資產價格，而是要及時打破市場對於“金融機構有政府兜底”的錯誤預期，打消市場對於理財產品、信託等資管類產品的剛性兑付的錯誤預期，這些預期會成為我們改革的羈絆。
四、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
市場對美元的信心不完全基於美國的軍事霸權。持有美元所獲得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也是投資人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國市場上，投資人可以買到各類資產，去掉各類風險。提供豐富的交易手段和品種，投資人能夠通過交易對沖掉風險，使得投資人可以安心持有用美元標示的資產了。
我國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切入點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降低上市公司門檻和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而是應該聚焦到通過資本市場化解金融體系風險的目標上來。為此，有必要加強在各交易所的衍生品交易，尤其是國際大宗原材料商品的期貨和期權交易。
五、明確貨幣政策目標
擁有獨立貨幣發行體系的央行同時也擁有了完整的貨幣工具，可以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歐元創立之初就同時建立了以“通貨膨脹-就業率-經濟增長率”為政策目標的三駕馬車機制。我國央行目前並沒有明確政策目標的對象和指標，市場只知道如果通貨膨脹率太高，央行可能加息，但是市場對於央行“多大幅度，多快進度”加息實際上是不明確的，這看似賦予了央行更大的自主權，其實限制了市場本身熨平波動的功能。
央行的貨幣政策應該有明確的目標，相當於對控制通貨膨脹率的一個承諾，這樣一來，市場對央行的工具儲備和政策目標都有明確的預期，這樣反而能夠增強市場對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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