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只要大陸經濟發展得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

【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演講現場錄音整理而成，演講主題“台灣經濟發展”，此次發表略有刪節。】

（文/林毅夫）

主辦者希望我今天談談台灣的經濟問題，我想談兩個問題。我們知道台灣被認為是亞洲四條小龍當中的一條小龍，它從 50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創造了一個經濟增長的奇蹟。我首先想談談台灣為什麼可以創造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的奇蹟。我們知道這幾年台灣的經濟有一點停滯，我想分析一下台灣的經濟為什麼會停滯，然後我想和各位探討一下怎麼再創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

“台灣經濟奇蹟”是怎樣誕生的？

台灣的經濟發展被認為是奇蹟，是説在50年代的時候，台灣經濟還非常的落後。但是從 5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發展得非常快，到1970年的時候我高中畢業，台灣的人均收入就達到2727美元，從50年代的37美元變成2727美元，二十年的時間，到1990年的時候，台灣的人均收入就達到了9263美元。1996年，台灣的人均收入達到了14000美元。台灣這三四十年的經濟增長，非常像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增長，它們的速度基本上是一樣的。那麼為什麼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那麼低的收入水平、人民生活那麼差的狀況之下，能夠在持續三十多年的時間裏經濟取得高速增長？作為學者，我們總想解釋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看過一些文化學者，尤其是北京崇拜儒家文化的學者，認為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經濟能夠維持三四十年的快速增長，到了80年代變成一個新興工業化經濟的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影響。因為儒家文化強調勤勞、節約，作為一個現代經濟，勤勞節約可以增加資本的積累，而資本的積累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但是對這個看法我個人是懷疑的，懷疑的原因是因為文化是不變的。台灣文化確實是繼承了從大陸帶過去的儒家文化，特別尊敬長者、特別重視秩序等等，這對經濟增長應該會有幫助。可是文化是不變的。台灣之所以會從大陸割讓出去，變成日本的殖民地，是因為在 19世紀的時候，我們的國家非常衰弱，被日本打敗了。那麼，如果用文化的觀點來解釋五六十年代台灣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們怎麼能解釋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同樣是中華儒家文化，為什麼中國那麼衰弱，以至於讓台灣從祖國母親的懷抱裏被割讓出去？對那樣的事情我們大概很難用一種不變的變量來解釋。

台灣經濟之所以能在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發展那麼快，研究政治的學者經常講是由於冷戰的關係。因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陸是共產黨領導的，大陸、東歐和前蘇聯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在美國領導之下有一個資本主義陣營，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等是在國際的冷戰的狀況之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擴張的前沿。我們知道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上非常有吸引力，尤其對年輕人。那麼按照“防止社會主義的擴張”這個説法，美國對台灣、對韓國等提供了很多經濟上的、軍事上的和技術上的援助，美國市場對這些國家和地區開放。我們知道，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資金、技術、市場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按照這個説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或者説5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可以發展得這樣好，是得益於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

上世紀70年代台灣街景

不過這個説法到底是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我想如果這個是最主要的因素，在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最好的應該是菲律賓，因為菲律賓原來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經濟援助或者是市場開放，都比對東亞的韓國、台灣等更為優惠，但是我們看到菲律賓沒有發展起來。同樣的情形，如果冷戰是關鍵的因素，那麼拉丁美洲的國家應該比東亞的國家發展得更好。我們知道有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叫古巴，它對拉丁美洲的年輕人非常有吸引力，即使到今天古巴的經濟也不太好，但是你到中南美洲去看看，很多年輕人還是把古巴的卡斯特羅看做是英雄。我們知道古巴就在美國的後門，後門着火了美國當然更緊張，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市場開放、資本輸出和技術轉移的條件應該比在東亞的韓國、台灣更為優惠。但是，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並沒有發展起來，到了八九十年代老是發生金融危機。

既然不是文化的因素，也不是冷戰的因素，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台灣經濟以及東亞經濟在50年代以後能夠取得奇蹟般的增長呢？我個人的看法是：**和世界上很多國家或地區（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不一樣，台灣經濟之所以從 50年代開始一直都比較好，是因為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了比較優勢。**凡是上我課的同學應該都知道，我提出了一個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其實這個戰略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據我自己在台灣的觀察以及回到大陸後研究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和以後的情況，通過比較總結出來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像美國和歐洲這些OECD的國家，它們有很多資本密集產業和高科技產業，在這些方面表現出很大的優勢；而作為發展中國家，一般是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作為發展中國家，當然希望儘快趕上發達國家。但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些發達國家的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的？其實這只是一個果，不是因，是它們國家強盛的果而不是因。真正造成它們發展這麼多資本和技術很密集產業的原因，在於從資源和要素來看，它們的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在這樣的狀況下，資金的價格相對低，勞動力的價格相對高。那麼作為發達國家，如果它們想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話，在它們的產業、產品的生產中就要多用它們有優勢的廉價的資本，少用它們沒有優勢的價格很高的勞動力，這樣形成的產業當然就是資本密集型產業。

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這些發達國家的話，當然最終要靠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改善，但是如果要改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話，就必須着眼於要素稟賦結構的改變，從發展的早期，勞動力相對多、資金相對稀缺的這樣一個要素稟賦結構變成資本相對多、勞動力相對短缺的這樣一個要素稟賦結構。

但是怎樣才可以提升每一個勞動力所擁有的資本稟賦？我們知道資本來自於剩餘，來自於生產剩餘的積累，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希望儘快趕上發達國家的話，就要形成一個產業經濟結構，在每一期生產的時候都能夠創造最多的剩餘，在剩餘當中有最多的積累。

怎樣才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最重要的是按照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如果按照國家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那不言而喻，你的產品不管在國內市場還是在國際市場上都有最大的競爭力，可以佔據最大的市場，創造最多的剩餘，而且這樣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資本是相對稀缺的，資金的價格，也就是利率是相對高的，由於利率高，那麼在剩餘當中願意積累作為下期生產投入的部分就相對多。這樣的話，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能夠快速積累資本，讓它的要素稟賦從勞動力相對非常豐富、資本相對短缺，慢慢地變成勞動力相對短缺而資本相對非常豐富。

總的來講，台灣地區的經濟就是這樣發展的。比如説在 50年代，台灣的主要產業是農業，它主要出口農產品，而農業恰恰是在利用土地和廉價的農業勞動力；但是到 60年代以後它就開始發展輕工業，包括紡織業、小五金、家用電器等等，當時這些產業的企業規模都非常小，不過這些產品符合當時台灣勞動力多、勞動力素質高的情況，有一點像我們大陸現在的狀況，它的產品質量不差，價格又非常低，在國際市場上自然有很大的競爭力。於是在 70年代出現了一個現象：當時的台灣桃園機場可能是全世界最忙的機場，在那裏可以看到很多的台灣小商人，拿了一個 007手提箱全世界到處飛，找訂單找市場。其實，他的產品都是些很簡單的東西，而且這些小商人之間，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説是過度競爭的，不斷地殺價，但是他不斷殺價也能賺錢，因為島內的生產成本更低，而且這種競爭的結果使他就在國際上形成一個印象：如果你要輕工業品的話，最便宜的地方就是台灣，所以美國、歐洲的那些大百貨公司、大連鎖店有什麼東西要買，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台灣，這樣就讓台灣的產品佔領了國際市場。

正是由這種產品的競爭力積累資金，台灣才慢慢地進行產業升級，到了八九十年代，向信息產業、計算機產業過渡。其實，台灣在剛開始發展信息產業和計算機產業的時候也是組裝，然後生產零部件，到最後才慢慢地升級到整機與核心部件生產，像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的核心芯片生產，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由於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台灣都充分地利用了比較優勢，所以它的經濟就特別有競爭力，而且相對來講，它的經濟也特別穩定，在過去四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基本上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即便是在 1998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台灣經濟同樣沒有危機，還是以 4％到 5％的速度增長。

於是，這裏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從50年代開始，台灣的經濟發展能夠按照比較優勢而不是像很多國家和地區用趕超的方式發展？難道國民黨就那麼聰明嗎？難道被我們打敗的蔣介石到台灣以後就學乖了嗎？我想絕不是他聰明。我看過不少的資料，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下，台灣在 50年代的時候也推行經濟計劃——它叫經濟計劃，我們叫計劃經濟。在經濟計劃裏面它也曾經講到説要“反攻大陸”，要“反攻大陸”就必須有“國防”產業，要有“國防”產業就必須有重工業，所以它在 50年代的時候也曾經試圖想要去優先發展並沒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很密集的重工業。

但是台灣人口少，50年代的時候只有八九百萬人口，而且資源非常短缺，因此當它想推行這種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時候，就馬上碰到了資源短缺的問題。於是政府用財政赤字的方式來運作，結果第二年馬上產生了很高的通貨膨脹。國民黨對通貨膨脹是非常敏感的。我們知道國民黨為什麼失掉大陸？因為在40年代的時候，它沒有辦法控制大陸的通貨膨脹，引起老百姓很大的不滿，失掉了民心於是就失掉了政權。在那種狀況下，國民黨發現它如果像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其他比較大一點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去追求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話，馬上就會引起通貨膨脹，雖然它後來的經濟計劃當中也強調發展重工業，但是都是口惠而實不至，都是嘴巴講講的，沒有任何的優惠政策，沒有任何由政府靠行政動員的資源來扶持那些在競爭的市場當中不符合它們比較優勢的產業。

由於政府沒有這些政策，所以企業家在發展經濟的時候不能從政府拿補貼、得到保護，當他面對國內國外競爭的市場，當然只能按台灣自己的優勢來發展。那就是台灣經濟為什麼從50年代以後，一直到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初都能發展這麼好的原因。**這實際上並不是由政府設計的，而是形勢比人強。**當然，作為學者，我們想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因此我希望從台灣經濟成功發展的經驗和大陸經濟成功發展的經驗中提出一個讓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經濟能夠比較快速發展的理論。

為何1996年後台灣經濟停滯不前？

台灣可以説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都發展得非常好，到1996年台灣的人均收入達到 14000美元，但是1996年以後，八年的時間過去了，台灣的人均收入總是在13000和 14000美元之間徘徊，已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四年前，台灣的前“行政院長”蕭萬長曾經到北大來訪問，在北大訪問的研討會上，我提出了一個命題，我説你看台灣經濟發展的道路，其實跟日本和新加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模式是很接近的。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它們的經濟之所以發展很快，其實仔細分析起來也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比較好地利用了它們的比較優勢。我發現，新加坡在人均收入達到了美國的 40％的時候用 17年的時間才使他們的人均收入趕上美國，也就是從1979年到1996年。台灣經濟發展的態勢和基本動力與新加坡是非常相似的，台灣1990年的人均收入9268美元，是當時美國人均收入的 40%。照理説新加坡用17年的時間趕上美國，那麼台灣也應該有這個條件。

也許有人説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200多萬人口，而台灣有兩千多萬人口，所以新加坡的例子不足為證。可是反過來看，日本在1970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是美國的 40％，到1988年的時候它的人均收入趕上了美國，用了18年的時間。我們知道，日本的人口規模上億，將近台灣5倍。既然日本和新加坡都可以用十七八年的時間使人均收入趕上美國，那麼台灣沒有理由不趕上。可是台灣在1990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是美國的40％，到 1995、1996年接近它的50％，可是1996年以後台灣就在原地踏步了，之後收入就沒有繼續增長，相對來説台灣現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30%多。那麼為什麼從1996年以後，台灣的經濟原地踏步，而沒有辦法像日本、新加坡那樣地繼續往前走，最終趕上美國呢？

背後的道理是這樣的：一個像台灣這樣的中等發達經濟、一個新興工業化的經濟，它可以講説是不上不下。如果它想讓這種不上不下的經濟繼續發展的話，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隨着工資的不斷提高，這些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必須轉移到海外去，把資源釋放出來，將釋放出來的資源用於產業結構的升級。只有它能夠很順利地不斷完成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它的人均收入才會不斷提高。

可是我們發覺，從1996年以後，這樣一個良性的循環，基本上被李登輝和後來的陳水扁打斷了。我們知道李登輝去訪問美國以後，回到台灣感覺非常好，想當所謂的台灣“國父”，所以他就和大陸對着幹。如果就經濟的合理性而言，台灣那些失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最好往外轉移的地方是哪裏？當然是大陸，同文同種，交通距離又近，而且大陸整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基礎非常好、勞動力素質非常高、有許多產業羣聚的效應——我們知道想要有競爭優勢就要有羣聚效應，大陸就有很多的羣聚效應。可是李登輝推行了南進政策，反對西進，於是在政府的政策的壓力和誘導下，不少產業轉移到像印度尼西亞、越南這些國家，基本上都像打水漂的石頭一樣有去無回。

李登輝（1923年1月15日－），1972年投身政界，歷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等職。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繼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及國民黨主席。1990年及1996年先後當選第八任、第九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任內鼓吹“台獨”，提出“兩國論”，導致兩岸關係惡化。2000年因選舉失利卸任並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如果把這些產業轉移到大陸來，到大陸來進行投資，這只是一個賬面的投資，比如説到大陸投資一千萬美元，實際上他是用一千萬美元來買台灣的機器設備，然後把這些機器設備進口來，他就可以把台灣的這些已經物化的資本變成金融資本。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他轉移到大陸來的產業，利用大陸的優勢還可以創造第二春，而且比原來發展得更好。**比如説70年代台灣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產業是製鞋業，就是製造像耐克那種運動鞋。在台灣，一個廠僱傭一萬名工人的話就已經是超級大廠了，轉移到大陸來，有不少廠僱傭10萬名工人，它會發展得更好，獲得更多的資金，資金迴流到台灣去，就給台灣的產業升級提供了條件。可是李登輝不願意這樣，所以很多的產業就轉移到東南亞去。到東南亞賺不到錢，沒有辦法把這些已經物化的資本變成金融資本，以創造更多的資本。同時由於他不願意讓在台灣那些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大陸來，這樣也給台灣企業的產業升級製造了很多障礙。

拿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講，比如説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現在是台灣最有影響的企業之一，它現在的生產技術主要是8英寸晶圓片，就是8英寸電腦芯片的生產。從技術的角度來看，這已經是個老技術了，如果要維持競爭力的話，應該投資到12英寸的晶圓片的生產。**台積電把 8英寸的生產線轉移到我們上海來，這個是最合理的轉移，但是台灣就是不讓它轉移過來，給它製造障礙，就影響了積產業升級的積極性。**因為即使它把它的晶圓片生產能力從8英寸升級到12英寸，也只能在 5年10年內維持它的競爭力， 5年10年以後這個廠還是要往海外移。往海外移最好的地方就是大陸，可是現在8英寸的生產線要轉移到大陸來就已經這麼困難了，以後的12英寸生產線不是更困難嗎？於是他一想到將來12英寸生產線轉移到大陸來很困難，現在就不敢投資12英寸的生產線，這樣就導致產業沒有升級，有競爭力的產業，逐漸失掉競爭力，收入水平當然也就不能提高。這正是台灣從1996年以後，人均收入在 14000美元原地踏步的最主要的原因。

台積電

當然，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希望台灣的經濟能夠發展得更好，希望台灣真的能像日本和亞洲四條小龍當中的新加坡一樣，能夠在未來十幾年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人均收入趕上美國，變成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是，這個希望的前提條件是什麼？那就是不能讓政治妨礙經濟發展。

大陸把2020年人均收入三千美元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目標，如果大陸經濟和台灣經濟能夠拋開那些政治上的不必要的來自台灣當局的紛爭，那麼我確信，很可能到那個時候，台灣會是人均收入40000美元。如果台灣能夠這樣做，我想對大陸的經濟也是雙贏兩利。因為我們大陸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同樣需要產業的不斷轉移和升級，同樣需要技術的不斷升級。按照我們的比較優勢，需要升級的產業和升級的技術很多，台灣的技術轉移到這裏來正好供我們升級，將來對大陸經濟的發展也會有好處。

所以我們需要智慧、需要用冷靜的頭腦來解決目前在台灣的那些亂象。我相信，如果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的話，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幾代知識分子所不斷追求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一定能夠實現，而且只要大陸經濟發展得好，台灣的經濟就會發展得更好，台灣經濟發展得好，大陸的經濟也會發展得更好！謝謝！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活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