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推廣“普世價值”把別國弄得民不聊生，竟然可以連一聲道歉也沒有？
“在國際政策國際傳播中，西方一貫是奉行領導者的戰略，一直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西方標準’，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個標準就是話語權。他們可以把別的國家弄得民不聊生，弄得戰亂四起，甚至變成人間地獄，但他們可以連一聲道歉都不説，因為他們推動的是所謂叫‘普世價值’，怎麼可能錯？”
8月5日，在東方衞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第29期節目中，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對“西方民主模式”進行了把脈，指出西方模式存在“四多三少”的弊病。
觀察者網整理原文如下，以饗讀者。
張維為：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這個世界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世界，那麼所有競爭中其實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的競爭。比方説美國它害怕華為，不僅是因為華為產品在5G領域內領先美國，而且實際上美國更害怕的是華為有可能主導未來5G的標準。
在5G領域專利方面，應該説中國公司形成了對美國公司的全面的碾壓。據有關統計，截止今年3月，中國華為等公司申請的主要的5G的專利數量已經佔了全球的34%，大幅度領先競爭的對手。那麼誰掌控了5G的標準，誰就可能在未來競爭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和更多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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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記得不久前，我們中國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宣佈停飛波音737MAX8，實際上這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標準競爭。按照美國FAA的標準，這款飛機還能飛，但按照中國民航的標準，這款飛機必須停飛。所以我們的標準顯然是高於美國了。實際上過去我們民航業一直學習FAA的標準，現在確實在開始超越他們了。
中國政府這一決定產生了很好的全球示範效應，贏得了國人的讚揚，贏得了國外很多民眾的普遍的讚譽。最後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紛紛宣佈停飛這款飛機，這個倒逼美國FAA不得不宣佈也加入停飛的行列。國內經常説通過開放倒逼國內的改革，這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們也做得很好。但隨着我們自己的進步，實際上我們在不少領域我們走在西方前面了，實際上也在逼他們進行反省，進行必要的改革，當然他們能否這樣做，這是另外一回事兒了。
那麼剛才我講的這兩個例子，想説明什麼呢？
一個就是我們企業、我們政府已經有了比較強的這種標準競爭的意識，但在我們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這種意識還不夠強，許多人還是滿足於給西方學術西方標準打工，甚至想都不敢想，怎麼可能超越西方，我覺得這種局面應該隨着中國的崛起而走向終結。
那麼世界標準的競爭大致有三種戰略，一種是追隨者的戰略，採用別人的標準，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第二種是參與者的戰略，也就是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第三種是領導者的戰略，就在國際標準競爭中成為領導者，這也是效果最佳的戰略，華為就是這麼做的。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有這個雄心壯志，我們中國的學者也應該有這種雄心壯志。
在國際政策國際傳播中，西方一貫是奉行領導者的戰略，一直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西方標準”，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個標準就是話語權。他們可以把別的國家弄得民不聊生，弄得戰亂四起，甚至變成人間地獄，但他們可以連一聲道歉都不説，因為他們推動的是所謂叫“普世價值”，怎麼可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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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的崛起，隨着整個非西方板塊的崛起，我想西方這種仗勢欺人，仗着標準欺負別人的霸道行徑，必須終結。
沿着這個思路，今天我想和大家談一談這個話題，叫做“給西方民主把把脈”。那麼“把脈”是個非常中國的詞彙，中醫的詞彙。中醫是按病人的脈搏診斷疾病，開出藥方。
我認為我們今天到了這麼一個時候，完全可以用中國人的眼光，中國的標準來診斷一下今天西方體制的問題，診斷一下這些問題的疾病和病因，然後開出中國藥方。我想這也是中國為世界文明，特別是政治文明做出一點貢獻的時候。
那麼以我自己對西方民主模式的把脈，我覺得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這樣來概括，我叫做“四多三少”。
西方民主“四多”，首先就是太多“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結果多數人的利益結果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那麼“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的捐款，對團體的捐款，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
這個後來連美國一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員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他當時這樣説：“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説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説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説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
這就是我經常講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的差別。那麼英國牛津大學有位教授叫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怎麼走向覆滅，走向滅亡的。他這樣説，他説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這是第一個“多”。
第二是太多的“爭權奪利”。
我多次講過，就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基因缺陷是權利的絕對化，導致“否決政治”盛行，妥協變得越來越難，美國政客也好，英國政客也好，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和英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一張非常分裂的版圖。那麼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經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就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已經關門了三次，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惡鬥可以説創造了美國的歷史紀錄。
那麼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相拆牆腳。他説甚至他們希望經濟可以變得更加糟糕，只要有利於自己當選就行。所以他覺得這文章説，美國在選擇自我毀滅。
第三個太多是太多的“飲鴆止渴”。
這首先表現在債務經濟。就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直接的間接的福利支票，最後耗盡了國庫，導致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氾濫，希臘還有一些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西方的國家幾乎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的經濟，也就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想辦法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
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也能夠説明這一點，加州的政客實際上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方法。那麼導致什麼呢？紛紛要求減税，先是減少財產税然後是取消汽車税，最後加州政府就陷入破產的境地。後來加州政府又想恢復汽車税，但是州的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一種惡性的循環。
英國脱歐公投也是一個例子。本來是為了應對黨內脱歐派的壓力，當時的首相卡梅倫就決定豪賭一次，舉行脱歐公投，結果犯了顛覆性的錯誤，但又沒有做任何的這種應對的預案。所以使英國經濟今天陷入了相當長時間的一種不確定的狀況。
第四是太多的“空談誤國”。
今天的西方民主幾乎成了無休止的口水仗的代名詞。美國奧巴馬總統是高喊着“變革”的口號，在2008年上台的，入主白宮的。但他執政了八年，他兑現了多少承諾呢？他承諾削減美國的國債，但美國國債已經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了17萬億美元，他唯一兑現的大概就是他的醫保方案，但是特朗普一上台又把它廢除了。
希臘的情況也很能説明問題，雖然整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但希臘的各個政黨還是為下一輪競選而沒完沒了地扯皮。一方面希臘依賴外部的資金來救援，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接受削減福利的任何這種安排。在2011年的時候，希臘領導人曾經公開主張採用公投來要挾歐盟，一時整個歐盟非常緊張，因為歐盟內部要自己成員國拿出真金白銀來幫助希臘，談何容易。那麼西方模式特點是有福同享，大家爭先恐後，有難同當，大家四分五裂。其實當時希臘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自己國內黨派能夠達成某種交易。所以我記得也是當時《金融時報》發表了這麼一個評論，它説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爭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對歐盟，對整個世界經濟都產生嚴重的後果。
空談誤國的表現，在西方國家治理方面就看到普遍的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冰島領導人治理無方，國家就破產了；希臘和意大利的領導人，這也是治理非常混亂，導致現在很多深層次的危機；美國如此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但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小布什總統和他的整個團隊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災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隨之直線下降。
那麼剛才和大家聊了西方民主的“四多”，現在我來談談西方民主的“三少”。
第一、太少的“實事求是”。
如果説中國這數十年的成功靠的是實事求是精神，那麼西方民主今天最缺乏的就是實事求是精神，它突出表現在多數西方政客不願意按照事物本來面目來認識事物。儘管西方號稱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意識形態禁錮非常之多。我把它歸結為，對內是選舉的政治化，對外是意識形態化。
選舉政治化意味着什麼？就是政客所做的一切首先考慮的是選舉政治的需要。比方説美國今天的貧富差距，本質上是美國資本力量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控制所造成的。再比如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本質上是華爾街的貪婪和政府監管嚴重缺位造成的，但美國政府卻鐵了心，一定要轉移視線，把責任推給中國，他們拼命炒作這些話題，什麼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炒作所謂中國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竊取美國的技術等等，給中國羅列了一大堆的莫須有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實際上我們現在中國共產黨黨建過程中提倡的眼睛向內，舉一反三，打鐵還要自身硬，這是一種智慧。我覺得非常能夠真的幫助美國擺脱這個困境。但這些智慧對於缺少歷史感的美國可能有點太深奧了。
那麼從對外政策來看也是的，就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坦率講，很多西方政客還生活在“神學時代”，拒絕“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世界。你看美國副總統彭斯指控中國全面干預美國中期選舉，要替換美國總統，然後神情非常堅定地説：“美國不會被嚇倒，美國更不會退縮。”對中國人來説，簡直是一種黑色幽默，他的想象力太豐富了。美國人的自信心下降得太快了。坦率説，中國人有點不太適應。還有口無遮攔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是不放過一切機會造謠和污衊中國，從人權到華為、到5G、到“一帶一路”、到中俄關系等等！他造謠污衊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好在他自己不久前公開承認，撒謊、欺騙、偷竊是美國中情局一直乾的事情。
實際上我覺得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借鑑一下中國的幹部學習制度，這美國領導人這個知識結構有點太狹隘，太老化了。
第二就是太少的“選賢任能”。
這個西方社會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今天的體制明顯缺少一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在很多西方國家裏，多黨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也就是民主等同於競選，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等等。那麼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它產生的領導人往往是能説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他們關心的公關是包裝，是曝光度，是粉絲量，特別是鐵粉和腦殘粉。那麼治國理政經驗和能力是不重要的，人品道德也不重要，只要能夠忽悠到足夠的粉絲，就可以穩操勝券了！
大家可能記得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當時兩個主要的候選人特朗普和希拉里都發誓要把對方送進監獄。一位候選人被指責為生活極不檢點，嚴重偷税漏税，還有通俄門。另一位有個叫“郵件門事件”，特別是美國大使慘死在利比亞，這個案件一直纏繞着她。那麼這種惡語相向，競相比爛，在美國總統競選的歷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他們辯論的內容如此之low，之低俗，很多都屬於兒童不宜。
美國今天選民的困境是，這兩個人都很糟糕，但又不得不選一個，要不就完全放棄。而且現在實際上這種狀況正在越來越成為西方競選民主下的一種常態。
另外，希臘破產也好，意大利政局亂象也好，實際上都和低能的政客有關。希臘的帕潘德里歐，我80年代去希臘時候他是總理，後來到十來年前還是帕潘德里歐，三代人都是希臘這種家族政治。
還有意大利貝盧斯科尼也是一種標誌性的人物，是西方遊戲民主一種典型的產物。貝盧斯科尼是意大利的首富，坐擁億萬家產，控制意大利主要的傳媒。儘管關於他的各種緋聞、醜聞幾乎從不間斷，但他三度出任政府總理。那麼這些國家都曾經相當風光，但一代無能的領導人就可以把整個的國庫弄得精光。
最後就是太少的“一以貫之”。
如果説中國崛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接着一屆幹，功成不必在我。而西方走衰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屆對着一屆幹，不停地翻燒餅。
最新的案例就是美國特朗普總統上台後，馬上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先是退出TPP，然後退出關於氣候問題的巴黎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最近還退出了伊朗核協定。
伊朗核協定應該是至少被奧巴馬總統看作是他最重要的外交遺產，而且是美、中、俄、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再加上德國，進行了長達18個月，一年半時間談判才達成的。但特朗普一上台説撕毀就撕毀，完全不顧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這本身也重創了美國自己的信譽，重創了美國的軟實力，使美國在這個世界上越來越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那麼剛才談了西方民主的“四多三少”，大家可能注意到，我舉的例子主要來自三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英國，一個是希臘。為什麼？因為希臘大家知道，是所謂西方民主制度的發源地，英國是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發源地，美國是長期以來最不遺餘力的向全世界推銷美國民主模式的國家。現在我叫做三點成一線，展現了西方民主制度一路走衰這個大勢。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遺留下來的家產，比方説很多西方國家，他有一些家產，包括國際殖民地時候留下來的財富，那麼他自然還可以繼續揮霍，或者“遊戲”一番。但是在日益競爭的世界上，這種情況恐怕也會越來越難以繼續。對於那些沒有祖上留下來家產的發展中國家，或者對於很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我個人認為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基本上無藥可救。
有人問我説，能不能給西方民主開幾貼中國藥方？我首先想到的是刮骨療法，後來猶豫了，因為開了肯定沒有用。西方怕痛，肯定受不了，還要説你侵犯人權。所以我暫時擱置一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西方體制需要實質性的改革，特別是改變現在資本力量過大的這種深層次的問題，否則西方走衰的速度我估計還要加快。
那麼如果刮骨療法不現實，我們就來個保守療法，那麼也就是中國人成功一條寶貴的經驗，叫做“與時俱進”。那麼我們古代先哲就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代變了，非西方世界正在迅速的崛起，西方想以不變應萬變，我覺得最後只會越來越被動。實際上西方很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西方今天再不與時俱進的話，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和危機。
我記得曾經在這個節目中我提過就是比利時經歷了540多天沒有中央政府的危機之後，有一批當地的知識分子一大個羣體發表了一個叫《千人集團宣言》時間是2011年11月，他們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強烈的批評。它裏面有這麼一句話，我覺得蠻精彩。它説你看除了民主之外，實際上所有的領域都在追求推陳出新。既然是這樣的，為什麼在民主問題上，我們仍然滿足於1830年代的程序，死抱着兩百年的古董不放？
當然，西方能否做到，我並不樂觀，主要原因是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擾，而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擾，需要有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來主導，這在西方體制下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不那麼樂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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