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傳播是人與人的對話

【文/ 傅瑩】

今天論壇的主題是，“構建新時代對外傳播新格局”。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要“下大力氣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加快提升中國話語的國際影響力”。

這幾年，我國的對外傳播工作正在取得長足進展，搞得有聲有勢。比如，在國際輿論場上，中國記者越來越活躍，中國人的聲音、中國人寫的文章和書籍，越來越多地見諸於國際媒體。尤其在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過程中，不僅官方表態鮮明，學界和企業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用輿論鬥爭支持和助力外交鬥爭，既有力地批駁了許多不實之辭，也澄清了不少長期以來的模糊認識。再比如説，在華為事件中，任正非總裁廣泛接觸媒體，以坦誠開放的態度，講述華為的創業心路和奉獻世界的胸懷，為國際傳播提供了好的案例。在當前國際輿論的最前線，我們不少大使出現在國際媒體上，主動回應外界對中國的關注，為國際傳播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在綜合能力的建設上，尤其在對外傳播的完善上，路還長。一段時間以來取得的經驗和成效，使我們有信心做得更多更好，努力實現中國的國際形象由我們自己來塑造。就像總書記講的，“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

提升國際傳播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我們黨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場鬥爭既包括硬實力的提升，也包括軟實力的完善。目前，我們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複雜和多元的，而且變幻無窮，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在實踐和學習中，提升能力。

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第六屆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上講話

抽象地講，傳播主要是解決形象問題。國家的形象與個人或者企業的形象有相似的地方，通常要包括三個維度：一是，你是什麼、是怎樣的；二是，你説你是什麼、是怎樣的；三是，別人認為你是什麼、是怎樣的。這三個維度的圖像重合，大致就能構成一個完整和客觀的形象。如果這三個維度的圖像有缺失或者差距太大，形象就容易被扭曲，或者缺乏説服力。

現在，外界把中國看作對國際形勢和世界走向的關鍵變量之一，非常希望瞭解中國的情況、中國決策者的想法和中國發展的方向。同時也想知道，中國強起來後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有什麼樣的戰略意圖？將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十年前，我在英國當大使，在大學和各種論壇講話時，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中國想向世界要什麼？能夠給予世界什麼？上個月我在北京接待一位來訪的英國議員，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認為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由此可見，這可能是過去十年乃至未來十年，我們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需要不斷向國際社會解答和以有説服力的方式去回應的問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在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下，經過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中國從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成長為在世界位居第二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世界影響力也相應地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的成就世界上有目共睹，無論是贊成我們的人，還是不贊同我們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是成功的。中國的成功，足以修改西方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教科書，為人類追求文明和進步提供參考和借鑑。

現在外界關注中國，不僅是關心我們自身取得了怎樣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一個不斷取得成功的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因為，這真正攸關各方切身利益和未來的戰略選擇。這些年來，國際媒體對關於中國的信息需求不斷上升，甚至可以説是存在一定的信息飢渴，外界對中國正面的評價很多，而且呈上升趨勢，同時，負面意見也不少。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一些軍政部門把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者”，美方從經貿、科技到軍事、安全，擺出全方位應對中國挑戰的姿態，甚至不惜破壞兩國正常的經貿、科技和人文往來。據美國學者反映，美國內正在出現以強硬和有效方式應對中國崛起的“政治正確”，對華戰略調整的動向比較明顯。然而，面對變化，中美學界的接觸和交流沒有停頓，一些對未來憂心忡忡的美國學者一再探尋，中國到底想要什麼？中國的真實戰略意圖是什麼？

毋庸諱言，隨着中國的崛起和美國霸權的式微，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雙方需要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如果説，在美國領導層和戰略圈子裏，有人試圖將兩國關係往大國權力之爭的老路上引，那麼在普羅大眾層面，如何對沖這樣的錯誤邏輯，如何消除廣泛的誤解和偏見？如何讓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公眾更多聽到和讀到中國人介紹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我在對外交流中，常感到一些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基於不完整的信息，對中國的瞭解基本源自媒體和政客的二手説法。但是很多人也並非完全不想了解真實的中國。

最近與來訪的美國議員、智庫學者和媒體記者座談，他們帶來了各種疑問，但在聽取了中方觀點後，雖説不完全認同，但表現出濃厚興趣。比如，當我介紹了中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過程，包括從聽取人大代表和社會的建議選擇立法議題，到開展專業和社會諮詢、協商，再到形成草案後徵求社會意見，最終草案在人大常委會進行兩次到三次的審議和修改，之後進行表決通過等等。這些常識性的東西對他們卻很陌生，一些美國訪客當場表示，希望能邀請我們去美國巡講。他們認識到，中國既然取得這樣的成功，其制度、政治和治理方式必然有成功的道理。他們希望中國人能更加主動和廣泛地向世界介紹自己的情況。一位美國前政要對我説，中國現在是大國，如果自己不講，就會有人代替你們講。

中美關係處在轉折的關頭，是邁向冷戰，相互為敵？還是通過有效溝通、建立新型關係？兩國領導人商定的目標是，構建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但如何才能成功地將兩國關係引入這樣的軌道？這取決於兩國在每一個重要的利益和分歧問題上的選擇，也取決於兩國和兩國人民能否準確和客觀地彼此瞭解和判斷。而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也必然會影響到世界的未來。

在這個過程中，輿論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基辛格以他豐富的經驗總結到，“很多國際事件都是由對彼此的誤解造成的。”今天，當中國已處於國際博弈的前沿之際，我們不能忽視國際關係變動中的輿論因素，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自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輿論既可以朝積極的方向影響政策的選擇，也可以朝消極的方向裹挾判斷。越是在國際關係出現困難的時候，我們越不能放棄溝通，越不能輕視輿論和傳播工作。

有時我們可能會覺得，在當今世界，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不夠大。我的體會是，話語權不是被賦予的，而是需要去贏取，如果我們能對已經擁有的話語權用好、用充分，就能不斷贏得更多的話語權。所以，我們首先需要提升傳播的意識和能力，需要有更多的中國形象和中國聲音出現在國際媒體和國際論壇上。

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立體和多維度的，是由各行各業和各種社會羣體共同去塑造的。因此，國際傳播也需要宏觀和微觀相結合，對自身意圖和行為進行全方位的闡釋，既要有專業和戰略層面的傳播，也需要有人文和公眾層面的傳播。大家共同努力，點點滴滴，聚沙成塔，形成全社會、寬領域、多角度的國家敍事。開展國際傳播需要有清晰的政治引導，傳播者應該認真學習和領會國家意志、中央精神，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傾聽世界，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的思維框架下，發揮自身專業特色。

説到傳播，其實就是做人的工作，是人與人的對話和交流。中文講究結構和內容的完整性，我們寫文章喜歡疊層架屋。有一次我在英國皇家藝術協會做演講，稿子裏面一二三套一二三，數據和內容不可謂不豐富。之後許多人到台子上來祝賀，好像效果還不錯。但我私下問一位在場的華人，到底怎麼樣，他説，講的內容太多了，記不住。我體會到，面對公眾講話，重點在於溝通，在於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一次哪怕只講一個問題，講明白了，能説服人，就實現了傳播。

講好中國故事，首先是講好中國人的故事，真實的故事最有説服力。有時一個小故事就能説明大道理，不是每個傳播都需要宏大敍事。我們的故事是講給人聽的，內容中要有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駐阿富汗大使劉勁松最近卸任回國，離開喀布爾的那天，他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臨別感言”，文章如涓涓流水，記述了在任期間最讓他感懷的人和事，講到他對戰亂中的孩子們的牽掛。這篇感言很打動人，不僅在阿富汗效果好，許多中國人看了也受到觸動。我們的傳播就需要這樣方式，通過突出人，通過個體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傳遞我們的思考和理念。這次大會準備介紹的《善良的天使》也是這樣一個成功的傳播樣板。

展現中美關係的記錄片《善良的天使》

國際傳播並不等同於自我表揚，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推進得這麼快，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的制度優勢恰恰在於，黨和政府不僅有面對問題的勇氣，而且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我們在國際傳播中不需要回避問題，也不怕別人批評，重要的是能夠説明我們的政策意圖和目標是什麼，面對的挑戰是什麼，解決問題的努力有哪些。當有人提出疑問的時候，恰好是傳播的好時機。

這次第六屆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選擇在銀川召開。雖然寧夏身處西部，依然有責任也有條件參與國家在新時期的國際傳播。這次會議有很多年輕人蔘加，希望我們的年輕一代更早地構建起國際意識。正所謂大國政治無邊界，大國國內的發展和變化必然會引起國際上的關注，是國際政治的重要內容。中央對當今世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論斷，而中國處在變化的中心，既是變化的牽動因素之一和關鍵力量，同時也受到各種新變化的影響。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需要把握好自身，做好內功，認真學習和理解習近平外交思想和關於對外傳播的理論，更好地完善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體系，為實現習總書記提出的提高國際話語權、提升國家軟實力的目標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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