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佳：美國干涉香港始末——多年來的那些涉港法案
【按：筆者杜佳的上篇文章，關注CIA在香港的部署，它其實揭示了一個簡單道理：美國數十年來，投入了許多精力持續在“經營”香港。】
（文/ 杜佳）
冷戰時期，美國把香港作為遠東的橋頭堡和情報基地，向中國大陸、東南亞滲透；香港迴歸後，美國則希望香港變成中國大陸的頭痛頑疾，以便不斷撩撥，獲得相與爭鋒的砝碼。
因此，在暗地裏，有美國安排情報機構進駐；而在明面上，美國表達“關注”的重要方式，就是：國會立法。
在香港迴歸前的佈局：從《展望1997》到《香港政策法》
八十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的命運逐漸達成了一致。
根據解密的CIA檔案《香港：展望1997》（Hong Kong: Looking Toward 1997，發佈於1988年12月），美方當時判斷香港迴歸中國已不可逆轉。
（CIA：《香港：展望1997》）
但同時CIA也認為，香港的未來還有些許“不確定因素”。例如香港 “自治”到何種程度？中國政府是否會維持香港的“自由”？若香港本地人士對此感到不確定，就會或移民“出逃”，或打起“民主”的旗幟組織抗議；若外國資本對此感到不確定，就會將在香港的投資集中於短期贏利的項目，如金融、房地產，而不是諸如製造業、高科技產業這類需要長期經營的項目。
CIA的判讀，最終影響了美國的對港政策。
1991年10月28日，《1992財年和1993財年對外關係授權法》（公法102-138）生效。對於“香港政策”，該法律規定美國應該鼓勵英國政府，在香港建立完全的民主制度，以便香港在迴歸之前發展出“功能完整的民主自治”。
1992年10月5日，《美國-香港政策法》（公法102-383）生效。和《與台灣關係法》（公法96-8）一樣，該法律是美國處理與香港關係的綱領文件。
（美國國會：《美國-香港政策法》）
雖然照理來講，這種法律不應該存在，因為美國不需要直接同香港打交道。就涉港問題而言，香港迴歸之前，華府應該諮詢唐寧街；迴歸後，華府應該找北京。
但美國對自己全球干涉的能力一定非常自信，以致其敢於直接立法，光明正大地干涉他國內政。
該法律直接反應了上述CIA對香港局勢的判讀，即美方首先確認了中英雙方的談判結果，但是關於香港的未來，特別是上文提到的“不確定性”，美方卻有自己的説法。
美方認為，香港的走向關乎美國利益，所以美國必須讓香港的發展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需要在1997年7月1日之前以及之後發揮積極作用”。
“國會宣佈，希望看到徹底貫徹《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反映了“一國兩制”，美國對“一國”不感興趣，它感興趣的是“兩制”，也就是迴歸後香港保持關税、財政、司法等治理體系的“獨立”，以及貿易、金融的“自由”。
“在1997年6月30日之後，美國應當把香港作為中國完全的自治地區”，“建立並擴展”與香港在各個領域的“直接聯繫”。
那麼要如何確保貫徹呢？美國國會祭出“民主”大法。
“支持民主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如此，該原則自然適用於美國的香港政策。在1997年6月30日之後依然如此。”
CIA在報告中提到了香港“民主派”。也許在情報機構看來，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於是到了1992年，“支持民主”被寫進了法律，那麼美國國家部門利用當地民主派搞事也算是“有法可依”了，儘管它依的是本國法，搞的卻是他國事。
該法律規定，**美國政府必須定期向國會就香港問題作報告，內容包括美國在香港的利益，還包括“（中國政府）在香港行使主權的變化”。**如果這些變化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或者讓香港不那麼“獨立”、“自由”，美國總統有權力發佈行政命令，暫停美國在商貿等領域對香港的優惠條件。
永遠正確的理由：“保衞民主”
在克林頓政府剩下的時間裏，國會里的涉港法案、決議共105個。其中直接和香港有關的，而又被通過的法案有1個，決議有3個。
（克林頓政府1992年之後涉港決議和法案。）
1994年9月18日，香港區議會舉行選舉。10月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發佈決議S.Res.265表示關切，重申“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民主改革進程，隨着1997年過渡的臨近，鼓勵各方保衞這些成果”。
1995年9月17日，香港立法局選舉，這是香港立法機構首次經選舉產生，但也是殖民地時期的最後一屆立法機構。對於這屆立法局議員的任期，中英雙方有爭議，中方認為既然是殖民地的末代遺產，其任期應該在迴歸時結束。
1996年6月28日，美參議院發佈決議S.Res.271，呼籲中國政府履行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不要在迴歸時解散這屆立法局。
1997年6月27日，香港迴歸前3天，美國通過立法S.342（公法105-22），增加香港駐美國各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權限。經貿辦事處是香港政府的派出機構。《香港政策法》規定，香港駐美各辦事處屬於“半官方性質使團”。因此1997年的立法，是在政策上細化、推動《與香港關係法》的規定。
就在該法律通過的當天，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S.Res.105，要求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繼續貫徹《香港政策法》，同時呼籲中國政府不打折扣地執行“一國兩制”，維持香港“自治”。
總之，美方繼續關注香港的“民主”，特別是“自治”，希望香港即使迴歸中國，也在真正保持“獨立”，殖民地時期的各種政策能夠延續下去。
中國自有制度，國內治理自然不會去理會外國意見。香港迴歸的同時，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壽終正寢，特別行政區的臨時立法會開始工作。
對此，1997年7月31日，美國國會個別議員拋出《中國政治自由法案》（105屆國會H.R.2358，共同提案人包括現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法案，拿香港立法會選舉説事。
反對“23條”立法
小布什時期，國會涉港法案、決議共66個。其中跟香港直接相關的，而且通過的有3個，都是決議。
（2003年到2004年3個涉港決議。）
為了體現“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維護國家統一，香港特區《基本法》第23條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叛亂和顛覆和分裂國家行為，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搞政治活動，並禁止香港政治組織同國外政治組織建立聯繫。
該法條是國家加強治理的正常措施，畢竟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不會容忍謀反，然而卻被某些人解讀為“限制香港自由”，因此遲遲得不到落實。
2003年2月，香港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落實的立法工作，引發較大爭議。香港某些“民主派”團體發動抗議。美國國會H.Res.277號決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
決議認為《基本法》第23條“會損害香港人民的基本人身自由”，要求美國政府支持香港的“自由”，呼籲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撤回相關立法工作。
“民主派”、“人權陣線”的抗議也在繼續。決議通過後4天就是7月1日，迴歸紀念日，香港爆發大規模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遊行示威，主辦方號稱有50萬人上街。
（RFI：反對派打出反對董建華口號。）
7月22日，美國官辦外宣媒體RFA主辦座談會，討論所謂“七一香港反23條大遊行”的意義。
特區政府面對壓力，只得妥協退讓。9月5日，時任特首董建華宣佈撤回立法草案。
這件事情的影響十分惡劣。香港某些團體抗議，美國國會發布決議表示支持，外宣媒體跟進報道，各方勢力多重施壓，直到特區政府妥協。這個套路一直沿用到了現在，以至於諸多維護國家統一的政策都無法推動。
《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和落實工作，直到現在拖而未決。特區政府因此缺乏法律武器，對付或在本土產生，或同國外勾結的政治激進分子。這是特區政府執法不力，香港越來越亂的重要因素。
香港“民主派”“越戰越勇”，美國也不斷支持。
2004年6月23日，美國國會通過S.J.Res.33決議，呼籲中國政府允許香港立法會普選。7月1日，香港“民主派”發動所謂“還政於民、爭取普選”大遊行，號稱有53萬人參加。
（台灣“中央社”：“七一大遊行”。）
9月13日，美國國會再次通過決議H.Res.667，對香港民主派的呼聲表示支持，呼籲中國政府放開特首和立法會普選。
打造護身符：《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在奧巴馬時期，也許美國忙於對付自身的經濟危機，國會涉港立法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從2014年到2016年，來自兩黨的國會議員4度發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8次提案，都沒通過。）
2014年9月，由於特首普選等問題引發的爭議，香港爆發所謂“佔領中環”大規模示威遊行，後來演化成“雨傘運動”。媒體稱有上百萬人蔘加。
（英國廣播公司：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
11月13日，美國共和黨新澤西州眾議員克里斯多夫·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發動第一次《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法案首先重申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美國支持香港的“民主化”，香港必須保持“足夠的自治”。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稱香港只有維持“足夠的自治”，才能得到美國的“區別對待”。
特朗普上台後，大概是由於美國經濟形勢好轉，特朗普重提所謂“大國競爭”，國會又活絡起來。
首先，共和黨參議員馬克·盧比奧和眾議員克里斯多夫·史密斯，在短短的3年時間裏，4次重提《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6月13日，盧比奧和史密斯兩人，同時在參眾兩院發起議案，內容一模一樣。
除了跟以往法案不變的內容，法案還做出特別規定，港人如果因為參加2014年的大規模遊行示威而留下“案底”（如黃之鋒），不會影響赴美簽證。法案要求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建立被政府“拘禁、逮捕或者以其他方式針對”的人員的名單，在辦理上述人員簽證時不得拖沓。這等於是變相地為某些亂港分子加裝了護身符，鼓舞了亂港行為。
（鳳凰網：8月6日，美領館人員與黃之鋒等人接頭，所以他們在討論赴美簽證？）
法案繼續把美國對香港的優惠待遇與香港的“特殊地位”掛鈎，稱如果中國政府加深統一，美國就會取消在關税、商貿等方面的優待。
隨着中美相關摩擦的升級，該法案或許能在國會闖關成功。
毫不掩飾的扶植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國會通過了3個涉港決議。同時香港民主派愈發活躍。
（特朗普政府時期的3個決議。）
2016年9月4日，香港第6屆立法會經選舉產生。議員宣誓就職，有15名民主派議員在宣誓時夾雜港獨口號或侮辱中國言論。至2017年7月，共6名涉事議員被香港終審法院裁定宣誓無效，褫奪議員資格。
8月，香港政府提起上訴，希望延長2014年“雨傘運動”時被捕的黃之鋒等人的刑期。
11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決議H.Res.422，專門提到立法會“宣誓風波”，同時對黃之鋒等人表示關切。決議授權美國政府把香港當作“與中國不同的非主權實體”（a non-sovereign entity distinct from China），並呼籲中國政府確保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行政、立法和獨立司法權”。
（RFA：2018年12月，“宣誓風波”當事人羅冠聰赴美面見議員，幫黃之鋒領獎。）
美利堅以法學學究治國，慣於玩弄概念，**這次的“與中國不同的非主權實體”又是新花樣。即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徹底撕破臉，又表示香港和中國“不一樣”，以示對當地民主派的支持，**為自己的干涉政策留下空間。手段可謂高明。
2019年2月，香港政府建議修改《逃犯條例》，沒想到因此引發衝突，香港陷入混亂。
3月31日，美國國務院就《香港政策法》發佈報告，把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一系列維護統一的措施説成損害香港獨立的“逆流”。
西方媒體連篇累牘發出報道，煽動對立情緒和恐慌氣氛。
2019年6月2日，《華爾街日報》發文稱香港“害怕”自由被“侵蝕”。
6月4日，美國國會通過決議H.Res.393，譴責中國政府對香港“自由”的所謂“侵蝕”。
6月5日，美國之音稱如果“逃犯條例”立法成功，香港可能出現“移民潮”。
同日，美國國會再發決議S.Res.221，重申《香港政策法》。
6月9日，大規模遊行抗議爆發，組織方號稱有100萬人上街。
（美聯社：6月9日大遊行。）
6月12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泰德·科魯茲發動《重新評估香港政策法案》（S.1824）。
法案提出修改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國國務卿編寫報告，關於中國政府如何“繞開美國法律”壓榨香港。
中國政府的地方治理竟然涉嫌違反美國法律，個種邏輯十分感人。
法案還要求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國土安全部等部門，各自調查中國如何在各自相關的領域利用香港破壞美國利益。同時要求國防部調查中國利用香港從事的針對美國的情報活動。
CIA在香港運作都70年了，按道理也是美國違反中國法律在先，但今天竟然也反咬一口。
13日，最新《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在參眾兩院同時提案。
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佈“逃犯條例”暫緩修訂。同當年的董建華政府一樣，如今的港府也無法推動有利於香港穩定和國家統一的法案。
不過反對派不依不饒，16日再現大規模遊行，組織方號稱接近200萬人上街。
（路透社：200萬人大遊行。）
同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福克斯採訪，稱“特朗普總統一向積極維護人權”，美方“正在關注香港人民”。
通過定立法案和決議，美國實際上已經介入香港局勢，正在干涉中國內政。同干涉委內瑞拉的套路一樣，美國也才採取打壓合法政府，力挺反對派的套路。
而且同委內瑞拉一樣，美方的所謂“關注”，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
（本文載於微信公眾號“獨家網”，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