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親歷香港遊行：採訪時遭圍堵，攝像機被暴徒搶走

日本《週刊現代》雜誌8月4日發表日本學者青山潤三深入採訪香港遊行活動後撰寫的報道。

在這篇題為《採訪香港遊行險遭“正義市民”施暴——對此深感悲痛和不解 質疑所謂“正義”的本質》的長篇報道中，青山潤三稱自己在採訪過程中多次遭到示威人羣要求強迫刪除拍攝到的照片，甚至還被集體圍堵，攝像機被搶走，“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脅”。青山潤三表示，遊行的組織者從一開始就沒想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只是想將所謂的“正義”施加給“惡者”，然後獲得世界輿論的同情，他們意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被害者”的形象。

青山潤三文章截圖

該報道發表後，日本網民紛紛點贊，表示這是一篇“客觀”“充滿勇氣”的報道，“深刻揭露了示威遊行的真相”，對於香港遊行中出現的暴力活動表示“震驚”，稱“無論有何種訴求，一旦訴諸暴力就已失去其正當性”，並希望今後更多發表這樣客觀、公正的報道。

報道摘登如下：

我曾鍾愛的香港

6月12日香港立法會大樓附近發生了“反《逃犯條例》修正案”示威遊行。當時我也來到了香港，那是出於其他目的（觀察中國的野生動物），本想經由香港赴中國內地。恰好在當天，我得知香港遊行隊伍與警察發生了激烈衝突。後來又得知6月16日香港將再次爆發大規模遊行，我索性推遲去中國內地觀察野生動物的日期，打算在香港停留幾天，深入採訪這場遊行活動。

我自1988年在中國重慶的一所大學留學以來，大約30餘年經由香港往返於中國內地和日本。粗略算來，我穿過香港—深圳羅湖的口岸已有560多次，對我來説這不過是我前往中國內陸地區進行調查研究行程中的一小段而已，沒有任何特殊意義。但是，如此頻繁地往返中國內地和香港，即便像我這樣對於人類社會毫無興趣也一無所知的人來説，也能夠感受到香港和內地在多種意義上的“差異”。

我曾經很喜歡香港（我正在糾結於是否要用“曾經”一詞）。每每結束在四川、雲南大山深處艱苦的調查，在廣州站辦理出境手續，乘上直達香港的列車時，我經常感嘆“終於活過來了”。

去年來不斷有報道稱“內地直達香港的火車延伸到了香港中心城區，將嚴重影響香港‘主權’”，國外媒體也大肆宣揚香港的“反火車直達運動”（去年7月就發生了類似的遊行）。然而，廣州直達香港的火車在30年前就有了，現在只是更換了售票處、站台、路線和使用的火車。

我通過香港往返於中國內地和日本已不下數百次，原本非常喜歡香港，但不知何時這一想法發生了變化。最近一段時間，我待在香港的話會感覺異常煩躁，而到了深圳反倒輕鬆很多。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從面積上來看，香港同內地的比例是1:10000，人民的文化水平存在着巨大差異。舉個例子，在香港乘地鐵，人人都很守規矩排成一列，然而在深圳或廣州，地鐵禮儀和香港有着巨大差別，乘客在停車前就已經在乘車口爭先恐後、擠成一團（但即便是這樣搶到的座位，內地人看到老人後都會毫不猶豫地讓座，這也是中國人有趣的地方。相反，這類情況在香港幾乎沒有）。

但最近幾次去香港的時候都會感受到一種“厭惡感”，而這種“厭惡感”通過此次在香港的採訪變得更加明顯。

“口罩”一詞含義的變化

6月12日至7月2日我都在香港，在港期間蒐集到了抗議香港政府的學生、聲援抗議的市民、以及警察、伊斯蘭教信徒和中國內地市民的動向和想法。

這幾次抗議活動都定時定點、有規律似的重複進行，除去必須上班無法參加的人羣，這些市民懷着“守護香港的正義與自由”的“理想”多次參加遊行，我對這種整齊劃一的行動感到不寒而慄。比如，最近比較熱門的示威者口罩，我在抗議現場的時候，遊行的年輕人多次向我發放口罩，問道“為什麼要戴口罩”，答“如果遭到催淚彈襲擊，口罩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傷害”。實際上游行開始時，戴口罩的只是極少數人（大多是衝在前線的人羣）。然而，外國媒體和社交軟件上不斷有消息稱“示威人羣都需戴上口罩，如被認出，將遭到報復”，就這樣“口罩人”越來越多，而這在世界媒體眼中成為了“遭威權打壓的民眾”的象徵。

“香港正義”的邊緣人羣

抗議團體的據點位於通往立法會大樓的大橋、大樓西側的廣場等。狂歡（刻意使用這一説法）結束後，大多數參與者都回歸日常生活，神奇地消失了。我當時在懷疑：這真的是香港嗎？

中國內地來港的移民可以被視為處於“香港正義”邊緣的人羣。我的前未婚妻M和我的助手S都來自中國內地，都出身於內地農村，他們都表示“討厭香港”，為何討厭香港？因為香港人對於內地人，尤其是出身農村的內地人極為蔑視。我自己以前也有過類似經驗，在香港高級住宅區的一家咖啡店裏，我向一名為我斟水的服務員説“謝謝”，旁邊一名住在香港的日本女性提醒我道：“你是日本人吧？我奉勸你不要用中文説‘謝謝’，被錯當成內地人的話下場很慘的”。

內地和香港的非對稱性

最近我詢問了M和S對香港遊行的看法，他們紛紛表示“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適用中國法律不是理所應當的嗎”。

消極一點來説，香港人守護中國內地所沒有的“自由”實際上是在守護曾經殖民時期所擁有的“既得利益”。

香港人在迴歸中國前被視為英國人的“僕人”，他們曾經也是被歐美“主人”蔑視的弱者。然而，迴歸後他們又以和歐美人相同的“主人”身份，蔑視內地人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我在香港所感受到的“厭惡感”有些許源自於這裏。

香港迴歸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往來變得更加便捷，但就我親身經歷來看，來往於內港邊界的大多數都是香港人，普通民眾認為“迴歸後，共產黨的政策不斷侵蝕香港”，但實際上倒不如説是香港社會“侵入”中國內地。

正義的“扭曲”

從多數內地人看來，香港市民都是“精英”和“富人”，香港迴歸後得到如此優厚的福利待遇的正是香港。

現在的遊行人羣中許多人叫囂“警察不要殺學生”，但是警察究竟幹了些什麼？在日本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相信日本政府、警察、法律是絕對的正義，極端厭惡人權運動和示威遊行，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就高唱“參加遊行的人都是叛徒，警察千萬不要手軟”“日本司法太過温和，應當嚴厲懲罰罪犯”等，然而對於香港遊行，他們卻高歌“無法原諒警察”“要守護人權”“送中法是惡法”（我在現場想要拍攝示威人羣卻被惡意遮住）。

從我所瞭解的情況看來，警察正式出動的僅有6月12日暴亂髮生之時和7月1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時候。我當時並沒在現場，但看到視頻，警察的確朝遊行發射了催淚彈，另有數人受傷。

**警察的第一要務是守護市民安全。**6月12日的衝突發生後，交通設施還在正常運行，學生們卻肆意橫穿馬路煽動遊行。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日本，警察採取相應措施是理所當然的，發射催淚彈已是最輕的方式。7月1日示威人羣闖入立法會可以看作是一種恐怖行為。

**遊行的組織者從一開始就沒想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只是想將所謂的“正義”施加給“惡者”，然後獲得世界輿論的同情。**在現場可以看到，香港人普遍將日本人視為同一陣營，遇到日本人態度都異常温和，他們逢人便説“感謝您來採訪，昨天我的朋友在這裏被警察殺害了，請一定要向日本民眾轉達”。但是截至目前還尚無任何消息稱示威者被警察殺害，我很好奇他們到底有多少朋友被“殺害”？

攝像機鏡頭受損

7月1日晚示威人羣再次闖入立法會大樓，當時我在現場拍攝示威者照片，親身體會到了人們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天有媒體報道：原本“沒有組織任何騷亂和抗議，一直進行和平示威”的學生強行闖入立法會大樓並製造破壞活動。但另一方面，此前香港警察一直被認為“對示威羣眾大開殺戒”，但實際上並無相關消息和素材，外界無法進行報道。這讓許多外媒感到非常不解和困惑。

或許是出於對這些外國媒體的恐懼，學生、市民開始採取了“限制採訪”的行動，而並非政府。曾經的香港可以包容各類自由拍攝採訪，但事件發生後，示威者拒絕了我們的拍攝，稱“我們分明是在進行和平的示威遊行，如果被外媒曲解為暴動的話，我們會很困擾”“不允許拍攝對學生不利的照片”“只有經過我們許可的媒體才可拍攝”。

就這樣，我多次試圖在現場拍攝，但多次遭到民眾（普通的香港市民）要求，強迫我刪除拍攝到的照片，甚至還被他們集體圍堵，攝像機被他們搶走，鏡頭也遭到損壞。他們意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被害者”的形象。但坦率地説，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脅。

最後救我出來的是一位美國的自由記者。據説他原本也打算自由拍攝，（因我們的拍攝活動並不合香港市民的想法）被要求停止採訪，不過由於是歐美人，香港市民並未作出過激行為。我對他深表感謝：“自由記者理應站在中立的角度進行報道”，隨後離開了現場。

我在日本已經沒有什麼親人了，即便有三長兩短，也無甚大礙。但這樣真的可以嗎？

7月下旬以後，不明人羣“白衣隊”和示威人羣發生衝突，香港的局勢愈發混亂。香港市民所高歌的“正義”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我認為應當深入並慎重地看待當前的局勢。

【作者簡介】

青山潤三，男，1948年生，日本生物研究學者、自由攝影師和撰稿人，常年在中國四川、雲南內陸地區和琉球羣島進行野外拍攝，調查研究植物、昆蟲等生物，發表多篇著作和論文。

《週刊現代》，日本大型出版社講談社發行的週刊雜誌，2019年1月至3月發行量位列日本雜誌界第三，達38.2萬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