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無法放之四海皆準，我們應瞭解自己的情況
【為迎接新中國成立70週年，回顧和總結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推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近日，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舉辦了“新時代學習大家談”活動，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圍繞“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反思和經濟學理論創新”發表演講並接受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期刊《行政管理改革》專訪，重點就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學的發展歷史、實踐探索、道路經驗，特別是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新結構經濟學）等話題作了介紹。】
（圖片來自公眾號 行政管理改革）
**《行政管理改革》：**尊敬的林教授，您好！記得2008年您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任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銀行任期屆滿之後，您回到北京大學繼續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先後創立了北京大學南南合作和發展研究院、新結構經濟研究院，同時，您還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院的教授和院長。可以説，您既是知名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也是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見證人。
請您從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發展情況，談談您在理論創新上的主要體會。
**林毅夫：**我認為，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要立足中國的實踐經驗，運用好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首先，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這是理論創新的金礦。
其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於發達國家，因此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應該也不一樣。
在經濟學研究上，以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現代經濟學通用的範式來研究中國現實的問題是推動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提升中國話語權的關鍵。
**《行政管理改革》：**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韓毓海教授認為，您今天講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中引用過一個俄國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評論，説了他的研究方法，即把經濟看作一個生命的有機體，他有各自不同的結構，有其產生、成長和死亡的過程；認為沒有一個普遍的經濟道路，只有不同的有機體之間的比較與共生。馬克思本人對這個評價非常贊同。這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核心，也是極其重要的思維方法。
您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可否説也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
**林毅夫：**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並使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在中國目前發展和轉型階段所遇到的問題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新和發展的重要方法。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但是馬克思沒有進一步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種因素決定。所以，我提出了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而決定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的觀點。可以説，這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問題上的一個拓展和創新。
**《行政管理改革》：**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我們進入改革開放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國際主流觀點的新自由主義認為，經濟要發展得好，就應該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才會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才能夠消除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實踐中，各國是如何通過改革調整，實踐這種主流觀點的呢？
**林毅夫：**根據新自由主義後來形成的華盛頓共識認為，發展中國家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三點。
第一，要市場化，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怎樣才能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呢？價格必須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競爭來形成，然後由價格來引導資源的配置。如果説某種產品供不應求，價格就應該高。哪裏供不應求代表那個地方的資源配置效率會比較高，如果價格高，資源就會往那個產業去配置，供給就會增加，然後價格就能夠平衡。反過來講，如果某種產品的價格下降了，代表供大於求，這種情況之下，資源應該退出那個產業，把退出來的資源配置到價格上漲的產業。
當時發展中國家，大部分的價格是政府決定的。所以改革的第一個目標是市場化，價格由市場的供給跟需求決定，政府不應該干預價格的形成。從市場配置資源的必要制度安排來講，這點好像很清晰，也很有説服力。
第二，要私有化。因為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在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時期，在計劃經濟時期，大部分的產業，尤其是關鍵性的產業都是國有，這不僅在中國這樣，在非洲、南亞、拉丁美洲國家也是這樣。當時的看法是，如果一個企業是國有，那對價格信號就不敏感。因為國有企業虧損了會有政府的補貼，賺了錢了都交給國家，投入品價格高了，企業沒有積極性去節約成本，生產的產品價格高了，也沒有積極性去多生產、多賺錢。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引導資源配置還有個制度前提，除了由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市場化來決定價格之外，還必須推行私有化，否則市場無法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
第三，要穩定化。因為如果在市場經濟中出現高通貨膨脹，將會扭曲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價格上漲過快，出現通貨膨脹，消費者就去搶購，突然間需求會增加的非常多。同時，企業看到生產的產品價格不斷提高，就會囤積居奇，所以，在有通貨膨脹預期時，需求會增加的很多，供給會減少的很多，導致價格更上漲。價格更上漲，就更強化這樣的行為。
在這種狀況之下，價格也會失掉配置資源的功能。要穩定物價財政就必須平衡，否則財政赤字增加後必然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之不足，導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過去財政為什麼不平衡，因為老是要給國有企業補貼，所以為了財政平衡，對企業就不應該給予補貼。這就是為什麼要私有化的原因。
總之，這套理論邏輯上非常嚴謹，很有説服力。在上世紀80、90年代，當時整個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經濟轉型要成功必須通過前面所講的價格由市場來決定的市場化、產權明晰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停止補貼平衡預算的穩定化，這“三化”必須同時推行，而且必須用“休克療法”一次性解決。持這種共識的既包括一般經濟學的學者，還有那些大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支持這個看法。
**《行政管理改革》：**我國也是按照當時整個經濟學界的這個共識來推行改革的嗎？
**林毅夫：****不是的，我國1978年年底開始的改革，並沒有按照這個共識來進行，我們推行的是一種“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式雙軌做法。**對原來的國有企業，我們沒有私有化，只抓大放小，把小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大型的國有企業基本上都還是國有。不僅國有，還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新人新辦法。對於傳統上受到抑制的一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等等，放開准入，而且還積極因勢利導，招商引資，建立了工業園、開發區以改善基礎設施，設立一站式服務等以降低交易費用。
我們當時走的是漸進雙軌。
**《行政管理改革》：**當時經濟學界對我國推行的漸進式雙軌的做法有什麼看法呢？
**林毅夫：**當時按照主流學界的看法，這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當時的看法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所以才會從計劃經濟、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認為如果真要轉型，就必須把市場經濟最起碼的三個制度安排同時到位。如果像中國既保留政府幹預，又放開市場，就是最糟糕的方式，而且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糕。因為會出現政府對價格干預所形成的低價，跟市場價格之間有一個價差，經濟上叫租，就有人去尋租套利，把計劃的東西倒出來轉手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造成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
**《行政管理改革》：**我國推行的漸進式雙軌做法實際效果如何？
**林毅夫：**雖然我們當時推行的就是這種被認為最糟糕的漸進雙軌轉型方式。但實踐中，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發展速度可以講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過去40年平均每年增長9.4%，持續了40年，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國家，發展到中等偏上，去年人均GDP達到9780美元。現在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8年我們出口的產品75%是農產品或農產品加工品，到現在出口的產品95%以上是製造業產品，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全球隨處可見“中國製造”（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在同期，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是按照國際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來進行，經濟普遍出現了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他們的平均增長率比轉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還低，危機發生的頻率比60年代、70年代更高。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就把80年代、90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他們不僅沒有我國的穩定和快速發展，而且，我們在漸進雙軌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在其他轉型中國家也普遍存在，比我們還嚴重。
**《行政管理改革》：**從這70年的經驗來看，您説的這些轉型現象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是按照當時國際上主流的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作為他們政策的指導，認為存在市場失靈，就以政府主導去發展先進的產業。這些理論在説明現象上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們知道理論不僅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還能幫助我們改造世界。
具體應用到實踐中，為什麼發展中國家先進的產業發展不起來，到底是市場失靈的問題，還是有其他更為根本的問題？
**林毅夫：**從我的理解來看，這並不是市場失靈，實際上是這些產業不符合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經過兩三百年的發展，資本大量積累，在發達國家資本是相對豐富的，勞動力是相對短缺的。勞動力價格相對高，資本相對便宜，它在生產當中必然要多用資本替代勞動，這樣的技術是資本密集型技術。進入能多用資本替代勞動的產業，這樣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如果不這樣做，發達國家想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成本會太高，沒有競爭力，肯定就發展不起來。所以，這些發達國家只有在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有比較優勢，能夠形成競爭優勢。
反過來講，發展中國家普遍的情形正好相反，不是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就是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極端短缺，資本的價格高。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資本的成本，在發展中國家如果資本的成本按照市場來決定會非常的高，生產成本就太高，這種產業在開放市場的競爭當中就活不了，就不能發展起來，
所以説，在發展中國家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不起來實際上並不是市場失靈，而是由其稟賦條件決定的。在這種狀況之下，把它認為是市場失靈，然後就用國家強勢的資源動員來發展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是“拔苗助長”。政府強力動員資源、配置資源，把這個產業建立起來，產業、技術水平看起來很高，但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當中，在國際競爭中，成本一定會太高，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了。一個國家能動員的資源總是有限的，靠政府強力動員可以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但是要不斷地給予保護補貼，保護補貼總是有盡頭的時候，逐漸地經濟就開始停滯了，危機就來了。
**《行政管理改革》：**您認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休克療法”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林毅夫：“休克療法”忽視了當時各種扭曲的存在是有其內在道理這個事實。用經濟學家的話講，它是內生的。
為什麼？轉型前建立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是違反比較優勢的。如果把存在的保護補貼一次性取消會有什麼結果？這些企業就要大量破產，破產以後有兩個結果是不可接受的。大量破產就沒有社會穩定、政治穩定，那怎麼發展經濟？這是一點。第二點，當中有很多產業是跟國防安全有關的，沒有這個產業就沒有國防安全。
烏克蘭當時完全按照“休克療法”，本來可以生產航空母艦、大飛機、原子彈等。在轉型的時候按照“休克療法”，政府不能給補貼，這些國防產業經營不下去，導致的結果是無法保障國防安全。
我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提出一個概念，叫政策性負擔，這些國有企業有政策性負擔，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社會性政策負擔，就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投資很多，但都是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非常少。但是政府要承擔城裏年輕人的就業，因此，一個蘿蔔應該放一個坑，結果三個蘿蔔放一個坑，出現了大量的冗員，我稱這種負擔為社會性政策負擔。
另外一種是所發展的行業資本非常密集，不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在市場經濟中本來應該建立不起來。但是，為了國防安全的需要把它建立起來，這是戰略上的需要，所以我把它稱為戰略性政策性負擔。
有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虧損，有政策性虧損誰該負責？當然是政府該負責，所以要給保護補貼。當然，政策性負擔到底是多少，在沒有市場競爭的狀況之下政府很難看清楚，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企業可以用政策性負擔作為藉口，有虧損時，就説政府的保護補貼不夠，政府難以拒絕，就給更多的保護補貼，這就形成了預算的約束。
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
按照產權理論，私有化就不用給保護補貼了。可是按照我前面講的政策性負擔的理論推斷，私有化以後企業會有更大的積極性要保護補貼，而且會比在國有的時候多。
因為私有化以後，私人老闆把得到的保護補貼作為個人收入當作天經地義，私人老闆有更大的積極性去跟政府尋租。這種現象其實在前蘇聯、東歐、拉丁美洲，在非洲國家的轉型中已大量出現。結果效率反而更低，腐敗現象、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更嚴重。
漸進雙軌的轉型雖然從當時的理論來看是最糟糕的模式，但是理解到這種扭曲是內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通過繼續給這些老的國有企業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另一方面，通過新人新辦法，在穩定的前提下，讓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快速發展起來，這樣能夠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
而且，隨着經濟快速發展和資本的積累，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保護補貼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這種轉型方式也給消除轉型當中的扭曲創造條件。所以，漸進雙軌是符合實際、比較好的轉型方式，不管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來看都是這樣。
**《行政管理改革》：**那是不是説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對我國經濟的建設和發展缺乏實踐指導意義呢？
**林毅夫：**總的來講，現代經濟學在認識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問題上好像很有力量，但是在改造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方面蒼白無力。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自發達國家，總結自發達國家的經驗，自覺不自覺地把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作為前提，產業和制度作為最優。只要與它不一樣，就認為是扭曲的，需要改造的。這一點值得反思。
比如説，從發展來講，我們看到發達國家產業非常先進，生產力水平非常高，看到發展中國家產業通常是傳統農業，或者資源型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但是，我們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的內生性，沒有認識到這個產業結構是由於不同發展階段，其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不一樣形成的。
如果沒有認識到這種結構的內生性，很簡單地把發達國家當時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當做我們應該直接學習、發展的目標，在轉型上則沒有認識到各種扭曲的內生性，導致很多好心幹壞事的情形。
不僅在發展和轉型上是這樣，在經濟運行上，這種對發展階段結構差異的內生性沒有足夠的認識，形成的理論也經常會好心幹壞事。舉個例子，經濟中金融至關重要，金融就像血液，金融應該服務於實體經濟。但是，現代金融經濟學討論的所謂現代金融，指的大多是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大銀行、公司債、金融工程、金融創新，這些金融安排適合於發達國家但未必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的需要。
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在世界的最前沿，資本投入大，如果要繼續發展，新的技術、新的產業必須自己發明，發明的投入和風險都非常大。為這樣的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安排要能夠動員大量的資本和分散風險。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大銀行、公司債，是很適合這樣的發展階段的實體經濟的需要。
但是，發展中國家70%、80%，甚至90%的生產活動是傳統農業裏的小農户，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所需要的資本普遍不大，所用的技術一般是成熟的技術，生產的產品一般是成熟的產品，風險主要是這些經營者、企業家是否有經營能力、是否可靠，風險資本、股票市場、公司債是不合適的，是不能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的。簡單照搬西方那套理論會迷失了我們在發展和轉型中的機遇和挑戰。
**《行政管理改革》：**您一直強調，我們不管是在經濟發展、經濟轉型還是在經濟運行上需要把不同的發展階段的特性弄清楚。知道這個發展階段採取什麼樣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才能夠形成競爭優勢，以及怎麼樣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請您談談在這方面的研究以及您的理論創新情況。
**林毅夫：**這些年我從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以及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成功和失敗經驗的反思中認識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基本上都是總結自發達國家的經驗，把發達國家的階段作為暗含的前提，忽視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發展階段和結構的差異性，這些理論在認識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上似乎很有力量，但是，在改造發展中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上蒼白無力，發展中國家需要有總結於發展中國家自己成敗經驗的理論，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基於這個認識的一個努力。
是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它的影響。內容包含發展，怎麼樣從一個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結構轉型到一個生產力水平比較高的結構的發展問題；也包含轉型，也就是説從一個有很多扭曲的結構轉變成一個沒有扭曲的結構；同時也包含經濟運行，不同發展階段經濟有效運行的規律和方式。
比如説，經濟發展有賴於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技術必須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對發達國家來講，它的技術、產業在世界最前沿，它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發明。所以，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創新等於發明。
發展中國家有些產業可能已經處於世界最前沿，對於這些產業創新也需要發明，但是更多的產業是在世界前沿之內，對於這些產業技術創新可以靠引進、消化、吸收。產業升級也是一樣，可以進入到附加價值比現在高的成熟產業來實現。所以，創新對於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按現代經濟學的命名原則，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應該取名為結構經濟學。因為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來研究金融叫金融經濟學，研究農業叫農業經濟學，研究勞動力市場叫勞動經濟學，既然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應該叫結構經濟學。
那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因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一代是結構主義，為了區別於結構主義，所以叫新結構經濟學，這在現代經濟學上也是一個慣例，例如新制度經濟學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為了區分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制度學派，所以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新”是為了區分原來的結構主義。
**《行政管理改革》：**作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如何認識和理解您的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想在研究現代經濟問題上的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是由生產力和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係共同構成的。
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得非常少，僱傭的勞動力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
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作為分析的切入點，來研究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作為經濟基礎決定生產力水平的產業和技術的決定因素，以及作為上層建築影響交易費用的各種制度安排如何決定於作為經濟基礎的產業和技術。
現代主流經濟學一般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以及從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得好來看發展中國家什麼東西做不好，政策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做發達國家能做好的。雖然出發點很好，但是忽視了我前面講的內生性問題，結果經常是好心幹壞事。
新結構經濟學正好相反，看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什麼東西能做好，然後在市場經濟中靠政府的因勢利導，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樣可以一步一腳印，積小勝為大勝，小步快跑，趕上發達國家。
**《行政管理改革》：**您剛才講的更多的是對過去經驗的回顧和總結，當然歷史在不斷前行，經濟學也在不斷發展。未來我們還會有很多的機遇和挑戰，理論上還需要不斷地創新發展。
請您談談如何抓住機遇、克服挑戰、創新發展，積極適應新時代的要求？
**林毅夫：**必須不斷總結我們的經驗，提出能夠指導我們發展的理論。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可以説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所謂奇蹟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現象才叫奇蹟。
但是，任何成功背後一定有道理，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就是一個理論創新。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也必然產生思想的時代。
中國這70年的發展，可以説是理論創新的一個金庫。如果我們能把這些經驗總結成新的理論，不僅有助於我們自己在未來掌握機遇，克服挑戰，也可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夠跟我們一樣，實現他們現代化的夢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普遍擺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這些新的發展中國家其實都跟我們有共同的追求，都希望實現民富國強，也普遍有我們原來有的拿來主義的想法，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道理，當時的認識是把發達國家發達的道理拿來改造我們，就可以和發達國家比肩齊進。
但是，理論都有前提條件，這樣的認識在自然科學理論方面沒有問題，因為自然科學的前提條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但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必然會以這個理論來源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經濟制度安排為明的或暗的前提，無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
我們要自己總結自己的經驗，提出新的理論，才能更好地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發展中國家的條件、機遇和挑戰比較相似，我們提出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鑑價值。
來自中國的理論不僅能夠比較好地指導我們的實踐，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有比較好的參考借鑑價值，這有利於分享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增強中國話語權，提高中國的軟實力，而且提高這個軟實力有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追求的百花齊放春滿園目標的實現。
**《行政管理改革》：**您認為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應該重點向哪些產業、哪些生產領域轉型？
**林毅夫：**我把中國目前的產業分成幾種類型：第一類是追趕型產業，我們國家有，發達國家也有。但是，我們產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質量比較差。比如同樣一部機器設備，發達國家賣五百萬美元，我們賣一百萬美元，我們還在追趕。
第二類領先型產業，發達國家基本已經退出，我們這個產業在國際上已經是領先。比如家電產業，華為的手機，基本上在國際上是領先的。
華為手機已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圖片來自網絡）
第三類是轉進型產業，過去我們有比較優勢，比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但是隨着資本積累，工資水平上升，我國已經失掉比較優勢。
第四類是換道超車型產業，這個產業有個特性，它是新的，產品週期特別短，可能一年、一年半就是一個新產品週期。這種產業以人力資本的投入為主，我們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沒有什麼劣勢，可以直接競爭。
第五類是戰略型產業。它的特性跟第四類正好相反，產品的研發週期特別長，需要高人力資本，同樣要高金融和物質資本。比如，有些核心芯片的研發週期就特別長。
這類產業包含兩類，一類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很先進，研發週期長，但是方向很明確，如果我們現在不研發，將來主要技術都給國外佔領了，我們要進入就會有各種障礙，甚至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安全；另外一類是和國防安全有關，比如新型導彈、新型飛機、航空母艦，研發週期一般20、30年或更長，但是不研發就沒有國防安全。
對這幾類產業，特性不一樣，市場失靈的地方不一樣，需要政府因勢利導的地方也不一樣。
比如追趕型產業，怎麼克服引進新技術、吸收新技術的障礙，這裏通常不需要補貼，但是可能在職工的技能教育、金融上面應該給予創造條件。
對於第二類，技術已經在世界的前沿，市場的發展前景還很大，那就必須自己研發新技術、新產品，跟發達國家一樣。研發包含兩部分，一個是基礎研究，一個是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後者成功了可以申請專利，企業會有積極性，國家不需要怎麼幫助。
但是，開發是建立在基礎科研上的突破，基礎科研投入大、風險高，企業不願意做。可是如果不做基礎科研，開發就是無源之水。所以政府必須在基礎科研上給予幫助，發達國家都是這麼做的。政府可以用在基礎科研上的資金有限，政府必須戰略性地使用可以用來支持基礎科研的資金，瞄準對國家的發展有最大貢獻的產業。
第三類已經失掉比較優勢，有一部分企業可以升級到附加值高的建立品牌、產品研發和市場取得管理等微笑曲線的兩端，有的就要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方去。對於前者政府要做的主要是設計人才、市場管理人才的教育培養，後者政府要做的是幫助企業解決投資保護的問題，例如抱團出海。
微笑曲線（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第四類是換道超車，我們在人力資本上和發達國家比有比較優勢，而且我們有大的國內市場。我們可以跟發達國家直接競爭，政府要做的是設立孵化基地、鼓勵風險投資等。
最後一類戰略型產業，沒有它就沒有經濟安全或國防安全，這類產業需要政府補貼保護。但是，跟過去不一樣，現在戰略產業在我們整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不高，可以用政府財政資金直接補貼，不用靠價格扭曲的方式來實現。
所以，講財政政策在助推產業發展上，不能一概而論，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很大的特性，在談各種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把它的結構特性搞清楚，產業的特性是什麼，這種產業有哪些方面企業家自己能做的，政府就要放開讓企業家放手去做，有一些企業家不願意或不能做的，政府就要給予支持。
**《行政管理改革》：**從您這麼多年經濟學研究的角度看，我們在研究當前的經濟現象，解決遇到的許多現實問題時還需要注意把握哪些方面？
**林毅夫：**我覺得經濟學家要多研究現實問題，在遇到現實問題時不能簡單照搬國外理論來套，而是要直接去了解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決定因素是什麼，解決問題的有利條件是什麼，限制條件是什麼？這樣的研究可以對解決當前的問題作出貢獻，也可以對理論的發展作貢獻。
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要擺脱現在西方主流理論，我並不是説它不好，西方主流理論是總結發達國家的經驗，在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時有一定的價值。
但是，如果直接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經常會有很大的侷限性。比如，談創新，去年得了諾貝爾獎的羅默，得獎的原因是提出內生增長理論，他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不斷發展，需要靠技術不斷創新，技術創新在發達國家必須靠自己的發明，發明需要有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入，發達國家資本不短缺，因此，限制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主要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主要來自於教育，因此，他的理論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是教育水平的高低。
這些年來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投入都增加了許多，但是，增長率普遍沒有提高，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僅受到人力資本的制約，也受到物質資本的制約，如果物質資本的積累沒有跟上，人力資本的積累經由教育單兵突進，結果導致的是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才在國內找不到工作，出現人才外流，甚至出現因為找不到工作導致社會動盪等。
所以，我們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發展階段，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能做好什麼，創造條件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
【記者 張世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