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香港發生的一切，勾起了我親歷的一段“蘇聯往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當前，暴徒在香港挑起事端、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全球範圍抹黑中國在新疆的反恐措施的輿論戰，以及美國對台軍售等等，如此種種，顯示出美國正在實施一場“混合戰”，其目的是阻止中國實現民族復興。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保衞中國免受這些攻擊！這是總結美國對蘇聯、德國、日本或其他國家實施的所有類似攻擊，得出的重要經驗。
事實上，美國當前對付中國的手段，與它成功摧毀蘇聯，以及對付其他主要國家的手法非常相似。因此，對於西方觀察家來説，提前預測些行動極其容易。美國在對付中國時，也會使用類似的社會力量，並利用這些社會力量之間相似的混亂——筆者早前的一篇文章論述了當前形勢下的這個特徵，即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積極扮演挑釁性角色的原因。
但當前的情況與當年美國攻擊蘇聯時有着明顯的區別。當年，蘇共沒有及時對美國的攻擊採取行動，造成的結果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所説，導致蘇聯遭受“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而在中國,情況卻恰恰相反，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人民應對這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中國打開了持續發展的道路，並在此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如下文所示，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發揮作用，中國在受到美國的攻擊時，必然會重蹈蘇聯和其他國家覆轍。
然而，中國的媒體鮮有充分認識到，在香港針對中國挑起的事端、與美國的其它策略如制裁華為、貿易戰等，彼此相關，組成了美國其針對中國的“連環計”。鑑於此，下文將對美國在香港所使用的手段與其對蘇聯的攻擊手法，進行系統性的比較，希望有助於大家看清形勢。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什麼是“混合戰爭”？
美國政府曾長期針對俄羅斯愛國者和拉美左派進行攻擊，進而據此經驗提出“混合戰爭”概念。顧名思義，“混合戰爭”概念不僅包括正面的軍事戰爭，且大大超出了簡單的經濟措施的範圍——它包括鼓勵分裂主義，給敵對方施加經濟壓力，發起網絡戰爭，利用經濟政策中模糊不清的地方獲得敵對方買辦階層的支持，控制敵對方大部分媒體，以及利用外國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混合戰爭”的本質是，上述攻擊措施應結合一起，而非僅僅利用單個攻擊點。但鑑於篇幅有限，關於“混合戰爭”的更多細節就不在這裏贅述，下文將僅就美國針對香港的攻擊手段進行詳細分析。除此之外，還將簡要分析這種攻擊手段與其他攻擊形式所產生的相互作用。
對此，筆者在俄羅斯有過親身經歷。當時筆者在俄羅斯有一個消息來源，這個人是中國人接觸不到的——他隸屬於西方反華勢力，而早期的反俄勢力最初以為我支持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攻擊，因此，這些勢力公開告訴我他們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話他們是要向小心地中國人或俄羅斯人隱瞞的——後來，當我發表文章後，這些消息來源便停止了同我的接觸，但那時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信息。因此，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我將在本文中添加一些我的個人生活經歷，以使大家對美國對付中國的手段有更一步的認識。
英國殖民主義留給香港的真正“遺產”
美國目前亂港所使用的策略並非新招。從歷史角度來看，它們源自英國在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的過程中戰略和戰術，隨着美國崛起成為一個大國，這些戰略和戰術被美國效仿和發展。
事實上，香港當前亂局背後的歷史背景，顯然是一個多世紀以來英國殖民統治中國部分地區遺留下來的遺產。但要清楚地瞭解這一點，就有必要糾正對英國殖民統治形式的誤讀。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竊取了香港，隨後英國加大對中國的攻擊，比如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燒燬圓明園。英國如此粗暴的公然軍事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一些人認為英國統治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主要是靠武力。
為了論證這一點，2013年中國互聯網上就英國曆史進行了一番研究探討。最後，該研究表明，英國幾乎侵略了世界上近90%的國家和地區——在世界約200個國家中，只有22個國家從未被英國侵略過。下圖紅色區域標註了歷史上遭受英國侵略的國家。
儘管有關英國軍事侵略的論述完全屬實，但這並未真實地反映英國統治其殖民地方式的全貌，也就導致很多人未能抓住香港局勢的一些關鍵特徵。
當然，歷史上為了維護帝國統治，英國曾毫不猶豫地使用最暴力的手段，大英帝國用來對付中國的那種公認軍事暴力，只是他們在全球殖民過程中眾多類似行為之一罷了：
•1857年，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被英國軍隊殘暴鎮壓，英軍殘酷地屠殺了數十萬受害者，其中包括將受害者綁在大炮桶上，然後將他們炸成碎片，以及迫使他們去舔沾上之前被處以絞刑的死者污血的建築物。
•大英帝國曾通過阻止外來糧食供應，甚至把饑荒肆虐地區的糧食對外出口，餓死了數以千萬計的饑民。典型的例子是19世紀末的印度饑荒導致至少1300萬人死亡，1845-1849年的愛爾蘭饑荒導致150萬人死亡，隨後數百萬人移民，使愛爾蘭成為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人口少於19世紀中葉的國家之一。
•三個世紀以來，英國是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主要組織者，在此期間至少有1200萬人被從非洲運走成為奴隸。
這數千萬人的死亡是所謂的西方價值觀的實質內容，而這些東西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及其中國代言人們不希望人們注意到的。
儘管見識過英國的大屠殺和冷酷無情，人們還是大大低估了英國殖民主義，認為它僅僅依靠鎮壓來統治殖民地。作為一個相對較小的島嶼，英國從未擁有僅僅通過鎮壓來統治如此龐大的帝國的足夠的軍事力量。因此，其對殖民地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大英帝國善於支持或創造社會分化，並引導這種分化進一步加深。
分而治之
英國對加深這種社會分歧有兩種標準方法。首先，扶持一批“買辦精英”，即在其所統治的國家扶持一個小的特權集團，允許其在英國統治下發家致富，擁有一些特權。但即便這樣，英國高級社會也只會把這樣的人視為二等公民，不會把他們視為真正的自己人。
在印度，印度王公被允許保留地方權力，在維多利亞女王或者她的特使面前騎大象遊行，加入英國的板球俱樂部。在香港也是如此，英國統治者任命少數本地人作為他們的代理人，允許這些中國香港人變得富有，也允許他們加入高級的英國俱樂部。
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和她的印度貴族侍從
當然，這些“買辦精英”所擁有的權力，並不等同於英國統治者擁有的權利。在香港，從未進行過任何形式的港督選舉；在印度，從來沒有選舉過總督。這就是英國譴責香港的現行政府制度時令人荒謬的原因，因為現在的香港，特首是通過選舉選出來的。因此，中國曾底氣十足地回應末代港督彭定康：“誰選你上台的？”
其次，培養買辦精英的“奴隸心態”。因為這些買辦精英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崇拜自己的英國統治者，他們被允許享有優渥的生活作為回報——英國也會保護他們免遭老百姓驅逐。
但由於經濟資源的限制，買辦精英能夠享有優渥生活的人數相對較少。更廣泛的社會階層則是被“分而治之”的方法困在“奴隸心態”中難以自拔。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下，被選中的羣體的社會地位可能不高，但他們會被洗腦看不起另一個更差的羣體，從而忽視他們並不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奴隸心態”，即崇拜英國統治，是通過某個社會羣體看不起和鄙視同一國家的其他人這種方式來實現的。
舉一個例子，在愛爾蘭，被給予特權的新教徒受到教唆看不起佔多數人口的天主教徒；在南非，英國鼓勵亞洲人移民，後者被鼓勵在仰視白人的同時看不起非洲人；在香港，一些本地社會階層受到教唆認為自己優越於中國內地人，從而忽視被英國佔領的事實。當然，香港的愛國主義者也有很多，但英國總是盡其所能去製造“分而治之”的氛圍。
美國借鑑英國的“分而治之”策略
後來，隨着美國資產階級崛起成為這個大國的領袖，他們忠實地借鑑了英國的“分而治之”策略。在美國國內，美國南部大多數州，“貧窮的白人”生活貧困，受當地統治者剝削，但因受到教唆而看不起黑人，喪失了挑戰當地統治者的念頭——典型的“奴隸心態”的例子。美國隨後也將這些政策用在對付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
美國自己總是以最殘酷的方式，處理分裂主義。1860年南部邦聯解體時，美國全部的軍事力量都被部署到了那裏。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的林肯，當時準備採用最具破壞性和最殘忍的軍事手段來對付分裂主義者。決定美國內戰命運的重要將軍謝爾曼，提出對美國南部發動“全面戰爭”——其目的不僅是摧毀敵人的武裝力量，而且通過無情地燃燒、掠奪和摧毀美國南部來摧毀其經濟。林肯可以説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反分裂主義鬥士——但是，當然，美國出於自身目的，試圖掩蓋這一事實，以防被其他國家（包括中國）效仿！
美國內戰中，謝爾曼對南方實施了“三光”
在美國的國際戰略中，對付其他國家時總是設法推廣分而治之，並將分裂主義作為一種重要手段，就像英國早前所做的一樣。美國的戰略是在一個國家內找到一個比該國家或地區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稍高的羣體，宣傳策略則是設法説服他們不應該尋找一種方法來幫助提高整個國家的生活水平，即愛國的做法，而是應該選擇“逃離”——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忽視大多數民眾的利益。這是美國攻擊蘇聯時使用的方法，後來也用在其他東歐地區。
分裂主義令蘇聯解體
回到導致蘇聯解體的關鍵時期，即戈爾巴喬夫1985-1991年擔任總統期間，在當時不難推測出，中國的政策會取得成功，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則使蘇聯陷入災難——筆者從1985年開始就堅信這一點。
關於分裂主義的具體問題，1987-1991年美國時任駐蘇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在他的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之《波羅的海國家帶頭》章節中，詳細描述了美國與波羅的海國家分裂主義者的關係。從分裂主義者第一次與他會面開始，作為美國的代表的馬特洛克並沒有掩飾美國的目的，甚至在分裂主義者告知馬特洛克他們的目標後回答稱：“在未來的幾個月裏，我將與這些領導人保持經常的聯繫。”
與此同時，馬特洛克與俄羅斯資本主義復興國家領導人葉利欽保持着聯繫。葉利欽自然支持分裂主義者，宣稱他們應該“儘可能多地攫取主權”。儘管1991年3月的公投中，佔絕大多數的蘇聯人民支持維持蘇聯聯邦制度，但1991年8月，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在其第一次關鍵行動中正式承認了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這是分裂主義勝利的第一步，也導致1991年12月蘇聯解體。
即使在蘇聯解體後，美國仍繼續推動分裂主義，以此削弱蘇聯解體後獨立的國家。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經濟仍然依靠與俄羅斯經濟的聯繫，來實現其潛在的繁榮。但美國全面支持烏克蘭的反俄政策和武裝力量，最終在2014年2月推動政變發生。在這場政變中，烏克蘭民選總統被推翻，隨後烏克蘭親美政權對烏東部講俄語的地區發動軍事攻擊。
這起針對烏克蘭俄語人口的野蠻恐怖襲擊，是首先通過共產黨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帶動民眾起義，然後是俄羅斯的干預，才得以停止——至於這些人是否是俄羅斯政府所稱的“俄羅斯志願者”，還是是西方所宣稱的“俄羅斯正規軍”，均無關緊要。因為不管是何種情況，他們在基輔政變後阻止烏克蘭東部發生大屠殺方面，發揮了正面作用。
基輔政變中陷入動亂和火海的街頭
美國持續干預的結果，是在烏克蘭製造了一場經濟災難——1992年至2018年烏克蘭GDP下降26%，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主要經濟體中遭受的最嚴重且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衰退。但美國的外交政策自然對烏克蘭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漠不關心，因為這項外交政策成功實現了其目標——首先是支持烏克蘭分裂主義，然後令烏克蘭與原本的經濟夥伴俄羅斯的距離漸行漸遠。
美國和其盟友在其他東歐國家和地區，也實施了類似的政策。例如，承認斯洛文尼亞獨立（南斯拉夫較富裕的地區），促使南斯拉夫解體等等。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進行了干預，包括1999年襲擊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以確保南斯拉夫進一步解體。
美國這些鼓勵分裂主義的策略，同目前香港局勢實際上的同一性是顯而易見的。
分裂主義和經濟攻擊
到目前為止，對美國政府支持分裂主義這一議題的分析均獨立於美國政府對其他社會發展的支持。鼓動分裂主義者與製造政治動盪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但瞭解鼓勵分裂主義與美國試圖在社會主義國家推動資本主義復興之間有着直接的聯繫，也至關重要。
要了解這兩種之間關係的原因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形式是中央集權，即以共產黨為主導的國家不僅起着支配性的政治作用，而且起着支配性的經濟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稱，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個分權的體系——經濟控制權屬於個體資本。因此，分裂主義通過分裂統一的國家，直接有助於這類資本主義力量建立分權制度。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資本主義復興領導人葉利欽與分裂主義者有着密切的聯繫。
1991年8月，在蘇聯資本主義復興的關鍵時刻，新的資產階級和分裂主義者果斷地走到了一起。葉利欽和他的支持者向人民傳達了西方將“英勇地”保衞俄羅斯議會和“俄羅斯白宮”的觀點，但事實完全不同。俄羅斯新貴為“白宮”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物資和所有必要的物質。而更為廣泛的社會則是被懵逼、欺騙和利用，傻乎乎地當着“白宮保衞者”。直到後來，當蘇聯被摧毀，俄羅斯發生經濟災難時，一切才變得明朗。
蘇聯解體前，葉利欽站在坦克上與支持者對話
1991年8月，我最親密的俄羅斯朋友之一守在白宮。後來，她明白自己完全被出賣了——2007年葉利欽被宣佈死亡時，她拒絕在與此相關的會議上支持葉利欽，並説“我為什麼要支持摧毀我國家的人？”，當時這件事還引發了一場爭議。當時，蘇聯的所有分裂主義勢力都支持葉利欽。分裂主義者和新買辦資本家一起成了支持葉利欽的核心力量。
分裂主義者和買辦資本家摧毀了蘇聯
這些分離主義者與新買辦資本家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們於1991年8月明確團結起來奪取國家政權，然後成為聯盟的核心力量，在1991年12月實現了分裂主義者摧毀蘇聯的最終目標。到1991年12月，除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外，前蘇聯所有共和國都宣佈獨立。與此同時，葉利欽接管了俄羅斯政府。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總統簽署了《白拉維拉協議》，宣佈蘇聯解體。
當時我在莫斯科，我記得我的朋友們被他們的國家——蘇聯被徹底摧毀的消息震驚了。打個比方，就如同一夜之間不僅台灣省或香港脱離中國，而且許多省份均宣佈脱離中國獨立。1991年12月21日，除格魯吉亞外的所有蘇維埃共和國代表簽署了《阿拉木圖宣言》，確認了各項協議。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職務，宣佈將所有剩餘的權力移交給葉利欽。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
繼蘇聯分裂主義徹底取得勝利後，1992年1月葉利欽啓動了基於私有化的“休克療法”，以恢復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導致俄羅斯遭受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為嚴重的經濟崩潰。1991-1998年，俄羅斯GDP下降40%。俄羅斯和蘇聯其他前加盟共和國分裂主義者與新資本家走到了一起，以復興前蘇聯地區的資本主義。
以國家毀滅的代價，蘇聯恢復了資本主義。
同樣的勢力還勾結在一起，挫敗了俄羅斯立法機構阻止休克療法的最後嘗試。1993年10月，葉利欽下令軍隊包圍俄羅斯議會大樓，隨後進行炮轟。俄羅斯絕大多數的買辦資本階級和西方也放棄民主的假象，即放棄以復興資本主義為幌子，支持軍方摧毀俄羅斯議會。整個前蘇聯地區的分裂主義者當然也為葉利欽而歡呼。
其他勢力
在攻擊蘇聯時，美國利用了與買辦資本家和分裂主義者的核心力量相結合的其他勢力——可以看出，與分裂主義者和買辦資本家一樣，美國試圖在對付中國時使用同樣的勢力。正是由於這種策略在多條戰線呈現出的綜合特徵，俄羅斯愛國者和拉美左派將其稱為美國的“混合戰爭”。這種“混合戰爭”不直接採取軍事打擊，儘管它可能包括引發部分軍事衝突，但它遠遠超出了純粹的經濟手段。美國為對付蘇聯所利用的勢力包括：
•支持“聖戰”的恐怖分子——奧薩馬·本·拉登和其他聖戰分子首先是通過美國在阿富汗的援助才坐大（詳情見拙文《淺析美國外交政策與“聖戰主義”間的骯髒秘密》）。當然，現在美國轉向支持新疆分裂主義領導人，並試圖實質上為“聖戰恐怖主義”在新疆的傳播創造條件——美國在這一點上成功與否，則取決於中國在新疆的政策。
•拉攏的親美媒體勢力——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重要媒體被支持資本主義、分裂主義和西方的勢力接管。同樣，美國也花費了數十億美元試圖贏得中國部分大眾傳媒的支持——不過幸運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採取了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美國近來要達成目的難度有所增加。
•在大學中傳播西方“邊緣主義”經濟思想——大量蘇聯經濟部門被哈耶克、科爾奈和其他反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追隨者接管。美國在中國也在嘗試同樣的策略。
•大學也被用來傳播美國支持“普世價值觀”的謊言。在私下裏，買辦資本家實際上支持智利皮諾切特軍事獨裁模式——正如他們對我所説的那樣，他們錯誤地認為，我是西方人，我會支持對俄羅斯的攻擊。根據這些人的字面意思，如果老年人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就應該自行解決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無視美國所發起的一切戰爭和行為，“美國的一切都遵循了人類的普世價值”這一神話依然在中國大行其道——儘管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已經打破了許多這樣的錯覺。
•經濟壓力被用作政治武器——以蘇聯為例，里根治下進行大規模軍備建設，並非為了打一場戰爭，而是為將蘇聯拖入軍備競賽，並藉此削弱蘇聯經濟；以中國為例，特朗普強行對華產品加徵關税和針對華為等等。
•1985-1991年，互聯網並不像目前這麼重要，但既然現在互聯網日益重要，根據混合戰爭概念，美國無疑會發動互聯網、網絡戰爭等。
總的來説，美國對付中國的手段並沒有什麼新招，只是根據形勢的變化，戰術上有所差異而已。儘管這些用來對付蘇聯的勢力，現在又用來對付中國，但不管是對付中國，還是對付蘇聯，美國發起的“混合戰爭”始終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推翻共產黨，復興資本主義，令國家遭受災難，而這一切成功與否的前提是分裂主義取得勝利。
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共接受並屈服於這些攻擊，而中國共產黨卻沒有。由此產生的影響，將在下文進行分析。
我在俄羅斯的見證
從上文可以看出，除了一個決定性的例外——政府的作用，在遭受美國攻擊時，蘇聯/俄羅斯社會力量聯盟與中國的社會力量聯盟面臨特朗普政府攻擊時是相同的。人大重陽研金融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就中國不同社會階層對特朗普政府“經濟侵略”的反應，進行了極為正確的分析：“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都高度擁護國家對美國霸凌主義行徑的反制政策，當下的恐美情緒主要存在於部分社會精英層中。”在俄羅斯和中國，普通民眾和社會精英的立場是一樣的，決定性的差異在於兩國政府所採取的立場。
我不僅是從外部角度分析俄羅斯社會羣體，而且也用我自己的眼睛見證了這一切，這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所發生的一切沒有什麼神秘之處——完全可以提前預測到其所面臨的災難。我曾多次解釋過我能分析到中國經濟當時能取得成功的原因，這在我1992年所寫的俄語文章《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何成功，而俄羅斯怎麼會落敗?》中有詳細的介紹。由於可以提前預測中國的政策會成功，同理也可以預測戈爾巴喬夫的政策會引發一場災難。因此，在蘇聯解體的幾個月前，我就去往了莫斯科。我在那裏和上至政府部長下指普通家庭的不同社會層面的人在一起，這令我得以親眼目睹那些只能從理論上分析的事件。
另外，如上文所述，當我到達莫斯科時，我在俄羅斯體會到了一種不同的經歷，因為人們錯誤地認為作為西方人的我會支持美國和西方攻擊俄羅斯！因此，買辦勢力並沒有如提防俄羅斯人一樣對待我，反而公然告訴我他們的目標——但在我發表上文所提到的文章後，他們便停止與我接觸。我在這一時期留下了許多不可磨滅的記憶，以一種生動的方式令我體驗了只能從理論上分析的社會力量的本性。中國人可以判斷自己國家是否存在同樣類型的勢力。稍後將對此發表一些看法。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最可怕的記憶是戰勝納粹德國的那一代在葉利欽執政時期的待遇。眾所周知，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即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蘇聯傷亡2700萬人——這一比例甚至比中國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人數還要高。人類付出的代價是不可估量的，並且在戰爭結束後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僅舉一個例子，因為被殺的男人比女人多，數以百萬計的蘇聯婦女永遠找不到生活伴侶。這一代人不僅拯救了自己的國家，而且拯救了整個歐洲免遭法西斯主義的蹂躪。
和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一樣，這一代蘇聯人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他們進入暮年後，尊重和照顧他們應該成為國家的最高職責之一。但事實上呢？當他們六七十歲時，他們的養老金被通貨膨脹抵消了，他們被迫在街上站上幾個小時，以設法賣掉一支香煙或一個在家裏做的餡餅。大家沒有看錯，是要設法賣掉一支香煙，而不是一包香煙。
“休克療法”使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人民陷入貧困
我還親眼見證了俄羅斯老百姓的愛國主義。世界上我最欽佩的一個儀式是，俄羅斯新婚夫婦結婚當天，總是會自發到他們當地的無名烈士墓前獻花，藉以提醒自己，他們擁有的快樂生活，是那些為解放祖國而英勇犧牲的烈士們用命換來的。
俄羅斯普通民眾的愛國精神，與那些誤以為作為西方人的我會支持反俄看法，進而將我當作他們同夥的俄羅斯親西方的資本主義勢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前所述，他們稱，如果這些領取養老金的人，即從法西斯主義手中拯救國家的那一代人，不能適應資本主義而死，那就再好不過了。他們直截了當地解釋説，如果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蘇聯，並隨後統治俄羅斯的話，情況會更好，因為這樣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就可以更快地復興——這相當於中國人宣稱他們希望中國輸掉抗日戰爭，因為資本主義的日本會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5月9日是俄羅斯最隆重的節日，因為這天是俄羅斯衞國戰爭勝利日，用來紀念那場戰爭中為國捐軀的烈士， 這一天也尤為鮮明地反映了親資本主義的買辦階層對自己國家的蔑視。
現在，因為戰勝德國納粹的那一代人大多數已經去世，俄羅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不朽軍團”遊行活動——在遊行隊伍中，俄羅斯人會手持參加過衞國戰爭親人的照片。因為今天是這麼一個莊嚴的日子，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地方政府，都會舉行濃重的儀式紀念烈士。由於明顯的原因，嚴肅的活動，而非輕鬆的娛樂節目，在當天占主導地位。但為了表達對自己國家的蔑視，俄羅斯親資本主義的買力勢力偏偏選擇這一天大搞娛樂活動和派對。
俄羅斯人在遊行中高舉參加過衞國戰爭的親人照片，意為“英雄不朽”
我還發現，親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並不誠實。當宣佈休克療法將於1992年1月1日實施時，我順勢寫了一篇關於此的分析文章——準確地預測它將造成一場經濟災難。結果是，這篇文章難以被髮表。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與《消息報》（俄羅斯最重要的報紙之一）一位編輯的討論。他説，他們拒絕發表我的文章，是因為文章預測1992年俄羅斯的通脹率將遠遠高於政府所訂的250%的官方目標。他説不會發表危言聳聽的無稽之談。一些價格已經在下降，如酸奶油（俄羅斯飲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結果，1992年俄羅斯的通脹率為874%，完全符合我的預測。最終，這篇文章發表在共產黨報紙《真理報》上，但任何親西方的媒體都不會發表完全準確的預測。
這和我在中國發現的一樣。在我開始寫文章和發佈微博之前，高層買辦認為我會支持美國對付中國。因此，他們更願意像我坦露真實的目的。他們聲稱，1978年以前，中國沒有取得任何成就——當時我非常清楚，1949-1978年中國預期壽命增長最快，而預期壽命是衡量社會進步水平的最好指標。他們更喜歡用彼此用英文名字相稱，大概覺得英文名字比中文名字更優越。
他們認為，中國應向美國投降，即接受美國的所有要求，就如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大戰綏靖政策達到頂峯期間）英國政府聽從希特勒的所有要求一樣。正如下文分析所示，關鍵的區別在於，蘇聯戈爾巴喬夫/俄羅斯葉利欽政府屈服於美國的所有要求，給自己國家帶來一場災難，而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保護自己國家，選擇對抗美國。
香港的買辦與分裂主義者
再回到香港問題。因為我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國人，所以香港一些人就如上文所述的俄羅斯親美勢力一樣，誤以為我會向他們分享西方的目標，因此對我公開他們的看法。在此我要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歉意，畢竟我講述的真實故事有可能冒犯了他們。但這也表明，英國統治香港所造成的問題非常嚴重。
我曾和一些香港人共事。當我和他們一起去內地餐館就餐時，他們堅持要自己清洗盤子，因為他們不相信內地人能把盤子清洗乾淨。當然，當我發現這一點時，我結束了與他們的合作關係。我從微博上得知，在香港工作的內地人發現他們受到一些香港同事的歧視，因為他們的香港同事接受過英國教育，認為自己優於大陸人。
這一事實是“奴隸心態”帶來的結果——一方面，部分香港人認為自己優於內地人，另一方面則自認自己低西方人一等。例如，我的文章《脱歐解釋了為什麼英國在香港問題上挑釁及開始對華為》發表引發熱議後，隨後一位香港愛國者發表了題為《一位香港市民致信觀察者網：兒子一句話讓我憂心忡忡》的文章。我從這篇文章得知，這位作者的兒子——一位年輕人更喜歡看我的英文原文——顯然，用英文發表的東西被認為比用中文發表的東西更好。
也就是説，俄羅斯、中國大陸和香港都存在着同樣的一羣“社會聯盟”。正因為如此，根據我自身經驗，我可以證明王文的分析屬實。
中國共產黨的作用
那麼，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我在上文談到了，我在俄羅斯和中國認識了許多令人厭惡的買辦資產階級和反愛國勢力。但我也認識了許多全心全意愛他們國家的俄羅斯人，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是我最親密的朋友。這些人並不害怕為國家犧牲自己的生命——例如，1993年10月葉利欽指揮坦克炮轟俄羅斯議會時，他們盡己所能的保衞俄羅斯議會。在這次事件中，我看到了個別俄羅斯人的難以置信的勇氣——一些手無寸鐵的平民把自己的身體放在坦克和議會之間，希望他們能夠阻止士兵執行葉利欽的命令。
自發前來保衞議會的俄羅斯民眾
我還曾與準備為自己的國家履行職責的俄羅斯高級官員會過面——例如，我記得，我曾在一次會議上見到過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他在1993年5月阻止葉利欽早先發動政變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1993年10月葉利欽發動政變之前，我與俄羅斯議會的高級顧問定期會面。這些人是我個人最尊敬的人。我知道他們中的一些人為了服務國家，而把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但他們無法實現不可能的目標。面對美國的全面進攻，他們無法彌補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共的投降所造成的局面。這些人展現了拯救國家所需的勇氣和智慧，但這隻能成為從戈爾巴喬夫帶來的歷史災難中恢復過來的第一步。
這反映了一個現實：在一場巨大的歷史變革過程中，需要締造一支能夠領導國家走向復興的核心力量。中國的發展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總結的：“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1
在那場關乎中國生死存亡的鬥爭期間，經受住鬥爭考驗的思想和政治勢力得以留存下來，在這中間數百萬烈士為中華民族復興獻出了他們的生命。而正是億萬人的奮鬥和數以千萬的犧牲造就了中國共產黨。
列寧就他所在的國家走過的類似歷史進程而指出：“在將近半個世紀裏，大約從上一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國進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蠻和反動的沙皇制度的壓迫之下，曾如飢似渴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專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視着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最新成就’。俄國在半個世紀裏，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捨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證……”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有了15年（1903—1917年）實踐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經驗之豐富是舉世無比的。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在這15年內，在革命經驗方面，在各種運動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開的、小組的和羣眾的、議會的和恐怖主義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樣性方面，都沒有哪怕類似這樣豐富的經歷。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期內，集中了現代社會一切階級進行鬥爭的如此豐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2
因此，與中國共產黨一樣，蘇共也是經過了類似的歷史鬥爭，包括數百萬人的死亡，以及最激烈、最多樣的鬥爭形式和思想考驗，才得以成立。一旦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共垮台並被推翻，無論我在俄羅斯遇到的愛國者有多麼英勇無畏和具有獻身精神，他們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一支能夠抵禦美國攻擊的部隊。
中國也是如此。除了買辦漢奸，我還結識了許多愛國的中國人，我相信，如我在俄羅斯認識的一些愛國人士面臨同樣的絕望處境一樣，他們也會表現出同樣的個人英雄主義和奉獻精神。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垮台或被推翻，儘管他們擁有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他們也沒有時間重建一個政治組織，使中國免受美國對中國發動“混合戰爭”所帶來的災難。總之，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共產黨能否長期執政。這是我有幸從俄羅斯、中國和香港的親身經歷中得知的。
美國攻擊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的教訓也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的作用。自一戰以來，沒有一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力量或右翼資本主義力量能夠抵抗來自美國的攻擊。為了説明這一點，下文將首先分析左翼力量，然後分析右翼力量。
一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通過與德國反動派和軍國主義者結盟來拯救資本主義，包括謀殺共產主義烈士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而拯救資本主義的結果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侵略橫行，最後導致德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遭受失敗和近50年來美國與蘇聯針峯相對，給德國帶來深重災難。廣義上講，自從1914-1917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分裂為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以來，社會民主黨摒棄了社會主義，而現在，他們在歐洲建立的福利國家正因美國的攻擊而被削弱。
同樣，1999-2014年，一股左翼“粉紅浪潮”在整個拉丁美洲大陸展開。當然，這受到美國的強烈反對。2014年之後，這股“粉紅潮”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拉美最大國家和經濟體遭遇了失敗。左翼勢力在委內瑞拉執掌政權，但在經濟政策上出現重大失誤、未能向中國和越南等成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學習，導致陷入困境，而美國的制裁無疑是雪上加霜。在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這兩個國家，左翼力量採取了更為成功的經濟政策，與中國聯繫更為緊密，得以保持了實力。
但在拉美大國和經濟體中是右翼掌權，其政權與美國保持密切的聯繫。當然，拉丁美洲的左右雙方都有濃厚的社會基礎，並有大量民眾的支持。拉丁美洲的右翼政策是失敗的，因此這為左翼力量重新掌權創造了可能性。如果真如此，左翼力量取得成功的關鍵是他們的執政政策必須優於“粉紅浪潮”時期，畢竟“粉紅浪潮”時期他們無法應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滑後衝擊拉丁美洲所帶來的經濟問題。
拉美的“粉紅浪潮”在經濟蕭條中退潮
粉色浪潮的結果與古巴完全不同。古巴是一個離美國不到150公里的小國，那裏由共產黨執政，它成功地抵禦了美國的攻擊60年，取得了非凡的社會成就。古巴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其預期壽命比美國長一年以上。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者不認同非共產主義的社會黨人和左派愛國力量。相反，要實現社會進步，抵禦美國的攻擊，就必須團結起來。但“粉紅潮”的失敗再次印證了一百年來的教訓——非馬克思主義/非共產主義力量無法成功應對美國的攻擊，並與之進行長期鬥爭。
在歐洲，考慮到大量左翼力量的存在，在社會民主黨領袖施羅德的領導下，德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2003年德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美國開始給施羅德使絆子，就像他們對付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法國總統希拉剋一樣。2005年，美國對付施羅德的行動取得了成功，默克爾擊敗德羅德，當選為德國總理。
至於右翼力量，有許多例子證明他們無法承受美國的長期攻擊。例如，20世紀50-60年代基民盟執政時期，西德經濟增速遠快於美國。為阻止這種情況進一步發生，美國要求西德馬克大幅升值，以提高其相對於美元的匯率，並降低德國經濟競爭力。西德不得不屈從於美國，因此其固定投資佔經濟比重急劇下降，從1970年代起，其經濟增速大大放緩。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對此有詳細的分析。
同樣，20世紀50-60年代，日本經濟增速遠快於美國。為了阻止這一點，美國要求日本兑美元大幅升值。此外，在1987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後，美國要求日本將利率降至極低水平，以便金融流出日本，穩定美國金融市場。在此期間，右翼自由民主黨在日本政府中占主導地位。其結果是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爆發“泡沫經濟”，導致1990年後日本股市崩潰，固定投資佔經濟比重嚴重下滑，日本經濟近20多年來陷入近乎停滯的狀態。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對此也有詳細的分析。
泡沫經濟時代揮舞着萬元大鈔爭搶打車的日本上班族
正如上文所述，2003年法國右翼總統希拉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美國開始像對付德國總理施羅德一樣給希拉剋使絆子，導致2007年他被更加親美的薩科齊取代。
除此之外，美國在中東成功擊敗了一系列左翼和右翼民族主義政權——穆薩德克、納賽爾、薩達姆·侯賽因、卡扎菲等。
在這些鬥爭中，美國使用了許多不同的攻擊手段，從直接軍事攻擊（越南、伊拉克、利比亞）、施加經濟壓力（德國、日本）、煽動內部混亂和政變（伊朗、烏克蘭等），到利用政治破壞手段致使反對他們的人下台（施羅德、希拉剋等）。除了正面的軍事攻擊，所有這些不同的攻擊手段都屬於混合戰爭的範疇，而這些手段現正被用來對付中國。
當然，這些教訓並不意味着非共產主義力量應受到排斥。中國共產黨始終同中國愛國的非共產主義力量組成統一陣線，在其他國家也應遵循同樣的政策。當然，非共產主義力量領導的進步鬥爭也是有的，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教訓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非共產主義力量無法抵禦美國的長期攻擊。事實證明，只有共產黨力量（中國、越南和古巴），才能擊敗美國的長期進攻。
對於中國來説，結論顯而易見：美國反華勢力現正決意阻止中國發展。中國現正面臨混合戰爭的多條戰線攻擊。只有共產黨，即中國共產黨，才有能力克服這種局面。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繼續帶領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抵禦美國的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任何失敗都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就如蘇聯所發生的一樣。
當然，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對中國來説具有最直接的決定意義——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復興取決於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取得成功。但現實情況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進行的這場鬥爭，對全世界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美國，特別是特朗普式的侵略性政權，是對人類的直接威脅——正如其對中東的災難性軍事幹預、其不穩定的放棄武器限制條約，以及對其放棄限制氣候變化嚴重破壞性政策等等。中國正為實現民族復興而奮鬥，中國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在這場鬥爭中的勝利也符合全人類的利益。這就是那些不是中國人的人對中國的成功，抱有如此直接興趣的原因。
結論
根據香港局勢分析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當然，只有那些處於這種情況下的人才能制定最好的策略——因為他們擁有最精確的信息。本文主要要論述的並非美國和英國的直接干預，儘管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但對其他人來説，至關重要的是要明白，英美所利用的那些香港勢力，是受到英國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戰略的長期影響。
領導香港暴亂分子的勢力並非一時糊塗，如果只是一時糊塗，他們還可以被理性説服從而放棄自己的分裂主義行為。相反，他們是頑固的分裂主義勢力，只能交由法律來處理。香港絕大多數人明白，這些勢力不會有成功的機會，重要的是要勸阻那些真正“一時糊塗”的人不去追隨他們。
另一方面，這些分裂勢力的行動，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像世界各地的人們一樣，香港絕大多數人口，都想繼續正常生活。有些人可能會對過度的不平等、高房價和租金等不滿，但他們對註定要失敗的分裂主義訴求一點也不感興趣。
分化這兩個不同的羣體，是香港的關鍵戰略任務。由於分裂主義者沒有獲勝的機會，香港完成這個任務，只是時間問題。
但香港的教訓遠不止適用於這個中國城市。這是“混合戰爭”的一個典型例子，它概括了美國政府對付中國的多條戰線。在蘇聯面對這樣的攻擊時，戈爾巴喬夫從自身立場出發宣揚他的觀點，即如果滿足美國政府的要求，它就不會有侵略性；美國政府不會將北約推進到蘇聯邊界，以及美國政府沒有與分裂主義者密切合作等等。結果，事實狠狠地甩了他一耳光。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戈爾巴喬夫還會選擇“相信”嗎？
總之，戈爾巴喬夫犯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即過分相信美國政府的話——其政策是基於“普適價值觀”而非美國資本家的利益。提前預測這種觀點將帶來災難是完全可能的，我親眼目睹了這場預言中的災難的發生——這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可怕的事情。
在中國，我遇到了在蘇聯和其他國家制造災難的一些類似的勢力。但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屈服於這些攻擊，而是積極地抵禦這些攻擊。中國正邁向民族復興，中國正走向進步，這與我在俄羅斯和蘇聯目睹的災難，形成了最令人舒適的對比。
因此，香港局勢及教訓並非難以理解。相反，在類似形式的混合戰爭和其他國家遭受這種形式攻擊的背景下，很容易看清。這些教訓顯而易見。針對中國的混合戰爭在香港發生，並將繼續以其他形式發動。但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成功保衞中國，確保中國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和世界的命運都取決於這場鬥爭的結果。
註釋：
1. Cited in Ren, J. (2014, May 30). China’s democracy to prosperity. Retrieved October 2014, 21, from China Daily: http://usa.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4-05/30/content_17552875.htm
2，見習近平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01/c_1110054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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