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鄧小平與香港迴歸往事
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佈。深圳此時再一次被委以重任，背後意味不可謂不深長，“香港將被取代”言論隨之不脛而走。處於動盪中的香港被自己人逼至十字路口。
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曾在其鉅著《鄧小平時代》中詳細回顧了中英雙方就香港迴歸事宜的22輪幕後較量，揭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來之不易，尤值今人重閲。
【文/傅高義】
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在1982年6月份的福克蘭羣島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這次勝利使她變得過於自信，這讓她的顧問愛德華·尤德（Edward Youde）等人感到擔心。
他們並沒有強有力地向撒切爾夫人解釋清楚，想讓鄧小平允許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保留對香港的主權是多麼不可能。英國外交部的兩位主要中國問題專家珀西·柯利達和艾倫·唐納德（Alan Donald）為了避免對抗，確實試圖解釋清楚鄧小平的決心。然而自信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錯誤地以為，中國拒絕考慮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保留主權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談判的條件。
撒切爾夫人在北京首先會晤的是趙紫陽總理，但趙在與撒切爾見面之前就對香港記者説，中國當然要收回主權，主權交接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他把這一基本立場首先透露給新聞界，意在向撒切爾表明這種觀點不容談判。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
9月24日上午，“鋼鐵公司”鄧小平和“鐵娘子”撒切爾見面，兩人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談。撒切爾夫人後來把這次會談描述為“生硬粗暴”。不過參加會談的英國官員證實，撒切爾夫人過於誇張了與鄧小平之間的對抗，事實上對抗的感覺僅僅來自會談後撒切爾夫人對媒體的講話以及中方的反應。據英方參加會談的人説，撒切爾夫人的講話既雄辯又富有魅力，儘管如此，鄧小平所擁有的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小平在開場白中宣佈，中國將在1997年收回主權，將支持香港的繁榮，並希望能夠得到英國政府的合作。但撒切爾夫人回應説，在英方看來，根據3個條約香港是屬於英國的，這些條約在國際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經雙方協議才能做出變動。
她説，英國在過去150年裏學會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錯。她又説，只有在做出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後，才能談到主權問題；只有英國的統治才能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沒有英國的這種保障，商人不會再願意投資。
不過撒切爾夫人確實做出一個讓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權做出令人滿意的安排，她可以考慮向議會提出有關主權問題的建議。因此雙方應當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談判，尋求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
鄧小平斷然拒絕了她的建議。他説，有3個主要問題：主權；中國在1997年後如何治理以維護香港繁榮；中英兩國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發生大的混亂。他説：“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
他説，他不會做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主權就意味着完全的主權。為了維護香港1997年後的繁榮，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數法律將繼續有效。中國會和香港人民進行廣泛協商，制定出對投資者——包括英國投資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讓英國政府或商業界滿意也是有限度的。
鄧小平警告説，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嚴重對抗或從香港撤走大批資金，中國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鄧小平確實表示，他要與英國合作，他同意雙方應當立刻通過外交渠道進行磋商。但是他又補充説，如果雙方在兩年內無法就主權移交達成滿意的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佈自己的政策。
駐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鄧小平常用吐痰來強調重點；在場的人看到，鄧小平和撒切爾會談時，不時往痰盂裏吐痰。
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結束會談走下外面的台階時，被一名記者的提問分神，腳下一滑導致膝蓋着地。這一插曲被電視鏡頭捕捉到並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播出，後又在香港電視上反覆播出。這個畫面給人的印象是，撒切爾夫人受到鄧小平強硬姿態的震懾，差點磕了個頭，幸虧有身邊的柯利達攙扶才沒有跪下。
後來撒切爾夫人談到鄧時，仍然給了他正面的評價，認為他非常直率但並不粗魯。撒切爾夫人離京前舉辦的答謝宴會上，由於鄧小平要去出席為金日成舉辦的宴會，趙紫陽總理成了主賓。撒切爾在宴會講話中以更為和解的姿態對趙紫陽説，會談使她對中國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她用了一句中國的成語，“百聞不如一見”。
由雙方代表擬定的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的公報中説：“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舉行了深入會談。雙方領導人領導人表明了各自對這個問題的立場。雙方同意把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繁榮作為共同目標，將在訪問後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舉行談判。”
與鄧小平不同，撒切爾夫人對英國在香港發揮的歷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確信以往的條約具有合法性。離開中國前，她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説，“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説，‘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
當她在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上重複這些話時，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問題專家聽得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話會毀掉他們一直以來與北京達成的善意。不出他們所料，中方對此大發怨氣。在撒切爾夫人訪華後的一週裏，香港股市下跌了25%，恒生指數從6月的1300點跌至10月的772點。
撒切爾夫人訪華後中英談判被推遲了，因為中方堅持談判協議的前提和基礎必須是中國1997年後完全收回主權，而撒切爾夫人不願意接受這一條件。隨後中國發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國被告知，中方有關1997年後香港政策的單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實際上，假如不談判，中方將在1984年9月宣佈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
北京的柯利達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擔心中方會向6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提交他們的單方面方案，於是在3月初飛回倫敦與撒切爾夫人協商。此時香港股市再創新低，乃至撒切爾夫人也開始相信中方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為了打破僵局，柯利達建議撒切爾夫人致信趙紫陽總理，説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説過的話，但在措辭上稍加改動為：假如能夠做出讓香港人民滿意的安排，她“準備向議會建議移交主權”。撒切爾夫人接受了這一建議，此信於1983年3月9日發出。
由於此信沒有滿足中方關於談判之前必須就主權問題達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沒有立刻做出答覆，過了兩個月才同意開始舉行談判。鄧小平後來對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説，他在談判議程的順序上鬆口，是為了讓英國人擺脱尷尬局面。雙方就下一步談判達成的日程是：第一，有關1997年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權問題。第一次談判於7月12日舉行，距撒切爾夫人訪華已經過去了10個月。
為了給談判做準備，同時與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建立聯絡，並培養將於14年後接管香港的官員，鄧小平認為北京必須向香港派出一名級別更高的黨的幹部。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應該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使他能夠與香港各界有影響力的人士公開對話，並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層彙報。鄧小平需要的人要了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領袖人物平等相處，還要有信心向大陸高層提供全面而坦率的報道。他想到的一個人選是許家屯。
許家屯（1916年3月－2016年6月29日），原名許元文，祖籍江蘇如皋，
前中國共產黨黨員，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83年鄧小平攜家人去上海過春節時，順道走訪了附近的江蘇，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一路陪同。鄧小平之前並不瞭解許家屯，儘管1975年鄧在全國進行整頓時，許家屯先是在南京、繼而在江蘇全省的整頓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們在1983年春節見面時，本來的安排是許家屯用20分鐘向鄧小平彙報江蘇省的發展情況，結果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在許家屯的領導下，江蘇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過去6年翻了一番；他們見面時江蘇的工農業產值在全國首屈一指。作為臨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蘇也開展國際貿易，許家屯是率先允許發展市場的人。
在鄧與許家屯春節見面後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議由許家屯擔任香港的新職務。得到鄧小平同意後，1983年4月胡耀邦通知許家屯要把他調到香港全面負責大陸與香港的關係，為1997年的過渡做準備。1983年6月30日，中英第一輪談判結束後不久，許家屯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黨組書記，並被派往香港工作。許家屯的重要職責之一，是挑選香港有影響的人士，邀請他們訪問北京，他們在那兒將有機會見到鄧小平。
為赴任做準備的許家屯前往北京拜訪了他後來要在香港問題上與之打交道的領導人——除鄧小平外，還有李先念、趙紫陽、胡耀邦、楊尚昆、萬里、姬鵬飛和胡啓立。他發現他們全都敏鋭地意識到，必須對駐港的中共組織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才能領導香港的過渡。
當時的中共組織成員多是廣州當地人，他們習慣於重複左派口號，幾十年來一直在批評香港商界和政界領袖。這羣人在思考香港的未來時也缺乏想象力。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許家屯最終還是將香港的共產黨創造性地轉變成了一個新團體，使它能夠培養富於想象力和親北京的新成員，這些人將在1997年管理他們的故土香港。這些培養中的領導者未必是黨員，但他們願意與新的中共精英合作。
許家屯赴任前拜訪的幹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許家屯上任前的6月10日便不幸去世。後來鄧小平宣佈由李先念和趙紫陽負責香港事務。在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長姬鵬飛，香港則由許家屯負責。
廖承志（1908.9-1983.6）
許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以這一身份出席公開場合，但他的權力卻來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務委員會書記一職，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極大關注，因為他是迄今為止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別的中共官員。過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廣東當地人。許家屯講普通話，他的上任表明現在香港已被中央領導人視為國家大事。
許家屯離京赴香港之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對他説，他應當讓大陸增加對香港的理解。楊由於常在香港過冬，與當地知識界關係密切。作為回應，許家屯聘請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在香港組建了一個不大的獨立思想庫，為中國官員分析及解釋香港的經濟及學術形勢。許家屯還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帶到香港，以便增進北京對香港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瞭解。
楊振寧
許家屯到達香港時，恰逢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北京的中方談判人員瞭解當地情況，為下一輪談判做準備。最初很多港人懷疑許家屯要加強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對他持有戒心。但是許家屯的開放態度和了解香港的真誠願望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傳遞了這樣一個基本信息，中國將在1997年後收回香港，但是不必為此擔心，一切都會保持原樣。“1997之後會是什麼”這個謎語在當時的港人中間不脛而走，謎底只不過是“1998”。
許家屯參觀學校、銀行和公司，經常在各種集會、慶典和體育活動中講話，與窮困市民交談，參觀各種類型的機構。他實際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確實被人非正式地稱為“總督”。在新華社駐港分社的總部，他挑選了一些有前途的當地人加入他的團隊，使團隊人數從100人增加到大約400人。他把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派去了解香港政府各個部門和新界的每個民政事務處。他們使許家屯能隨時瞭解所有領域的動態。在接管之前的15年裏，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見習政府”。那些能證明實力的人有望在1997年後擔任重要職務。
許家屯抵港3個月後返回北京，向趙紫陽和李先念彙報了香港的整體氣氛、經濟狀況和當地中共官員的素質。他的觀察讓北京的領導層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黨員長期習慣於投北京之所好，總是大唱讚歌，説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熱切期盼大陸來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討大陸歡心的港商也説，港人是多麼熱情地期盼中共領導的前景。許家屯卻大膽説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實。
他彙報説，港人對共產黨有着不信任情緒，他們有時感到前途暗淡。他還説，香港華商的主流意見是，他們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懷疑北京是否有能力為香港提供良好的領導。此外，一些在1949年以後逃離大陸的香港商人認為不能相信共產黨。他們見識過共產黨在1950年代曾承諾善待與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後來卻沒收了他們的企業。許家屯的報告讓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説，要把重新贏得香港的民心作為頭等大事。
許家屯的報告如同醒腦劑，但它並沒有改變鄧小平要收回主權的全面計劃。在無果而終的第二輪談判後，中國公佈了為1997年後的香港製定的12條原則，意在提醒英方談判人員，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達不成協議，中方將單方面準備自己的方案。
1983年9月10日，經過第三輪仍陷入僵局的談判之後，鄧小平會見了英國前首相希思。他對希思説，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説，他希望撒切爾首相和英國政府採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因為任何事也阻擋不了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鄧小平希望，英國在下一輪談判中應該改變思路，和中國一起制定出保證平穩過渡的方案。
愛德華·希斯，英國軍人和政治家，1965年至1975年英國保守黨黨魁，1970年至1974年英國首相。
第四輪談判仍然沒有取得進展，隨後港幣幣值跌至歷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現了搶購潮，大量資本開始從香港流向海外，有錢的家庭紛紛在加拿大等地購置房產。很多人認為，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柯利達徵得撒切爾夫人的同意後，建議在一個有條件的基礎上，探討中方提出的應該在1997年後做些什麼的問題。在第五輪談判中，中方對英國表現出一定靈活性感到高興，但仍然懷疑英國是在耍花招，談判依然沒有取得多少進展。
柯利達在第六輪談判中表示，英國真誠希望搞清楚中國在1997年以後的政策，如果能做出令人滿意的安排，英方願意在1997年之後放棄治權。這成了談判的轉機。第六輪談判之後，中共的媒體不再抨擊英國的立場。現在輪到中方提出他們的方案了，但是他們在第七輪談判中尚未準備提出新建議。
從1984年1月25日至26日展開的第八輪談判開始，雙方的會談變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們如何治理這個全球化城市的詳細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內容納入了他們的文件。隨着談判的進行，雖然雙方尚未就主權問題具體達成一致，但中國將在1997年收回主權這一點上已經日趨明朗。
第十二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Geoffrey Howe）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小平會談了兩小時。
鄧小平強調了一些基本的關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資公司和港英政府從香港撤資，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鄧小平建議雙方成立一個聯合機構，隨時瞭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勢；成立一個北京、倫敦和香港官員的聯絡小組，共同處理一切問題。鄧小平對豪外相明確表示，雖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後不會改變，但中國將在香港派駐軍隊。他為此也做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讓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達成協議並且得到英國議會和中國全國人大的批准。
豪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達成一個能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雖然港人情緒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業界還是鬆了一口氣，不確定因素終於被排除了。
傑弗裏·豪，英國前副首相，英國外交大臣
然而，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了鄧小平的具體意圖。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時，許家屯告訴他，一些幹部説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話。前國防部長耿飈對香港記者説，1997年後中國軍隊不會駐紮在香港。鄧小平聽後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見了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和採訪大會的香港記者，向他們澄清任何可能的誤解。
鄧小平説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言論不是中央的意見。中國會向香港派駐軍隊。既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駐軍？鄧小平很快又在電視上極為清楚地表明瞭他的觀點：1997年後中國將在香港駐軍。
香港的大眾媒體一向把鄧小平視為務實的温和派，這次卻被他的強硬講話搞得灰心喪氣，不過，這個問題逐漸離開了人們的視野。中國在1997年確實向香港派出了部隊，不過他們很少離開軍營，他們的存在從未引起多大關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聯合聲明》的公佈時，3位香港行政局成員飛往北京，表達了很多港人對中國治理香港能力的關切。鄧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見了他們，他開門見山地説，他歡迎他們作為個人來北京談一談、看一看。
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認香港行政局擁有決定香港未來的任何權力。一些香港和英國的官員曾想搞一個“三條腿的凳子”，讓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鄧小平擔心這會讓談判變得複雜而緩慢，他明確表示，談判只能在英國和北京之間進行。
在會見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表示，他懷疑中共下級幹部是否具備處理香港複雜問題的能力。鄧小平厲聲答道，這種觀點無異於説只有外國人能管好香港。他説，這種態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態的影響。鄧小平接着對這些人説，他們應當好好了解中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向他們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
他又説，作為愛國者，要尊重中華民族，支持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不要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他説，這與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甚至奴隸制無關。他還指出，在收回主權之前還有13年時間，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議員一樣關心這段時間的穩定。鄧小平提到殖民心態後，3位香港行政局的議員不再爭辯。其中的鄧蓮如甚至主動表示，自己也是中國人。
鄧蓮如，香港殖民地時期及英國政治家，曾自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活躍於香港政壇，
先後任行政及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在港府內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任內，鄧蓮如十分關注香港前途及代議政制發展等重大問題，
她除了訪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以外，亦多次前往英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後來她大力爭取英國賦予香港人居英權，甚至曾因此而泣不成聲。
為避免英國在剩下的時間轉移香港財富給社會造成麻煩，鄧小平提議成立一個由中、英、港三方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來處理1997年之前的問題。英國擔心這會影響他們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沒有接受這種分散權力的做法。
1984年7月，副外長周南向柯利達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種選擇：成立一個沒有實權的中英聯絡委員會以方便溝通。這一想法得到了雙方的同意，於是雙方開始着手起草最後文件。經過從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輪談判後，《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出台。
鄧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時，雙方就《聯合聲明》達成的正式協議已是呼之欲出。
剛從北戴河度假歸來的鄧小平皮膚黝黑，神采奕奕。140年來，中國的愛國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權，但始終沒有成功。鄧小平在英國的合作下和平達成了這一目標，當然中國很好地運用了自己的底牌。
鄧小平甚至説了撒切爾夫人幾句好話；他説，雙方的協議“為世界樹立了一個解決國與國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榜樣……戴高樂將軍結束了法國的殖民統治，現在我們可以説，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
在慶賀《聯合聲明》的聚會上，鄧小平開玩笑説，他對身邊圍繞了這麼多英國騎士感到高興。一位英國官員記錄下了鄧小平的話：“我們認為英國人民和英國政府是值得信賴的。請轉告你們的首相，我們希望她能來簽署協議；請轉告你們的女王，我們希望她能來中國訪問。”這位英國官員又説，鄧小平不但態度和藹，而且既熱情又彬彬有禮。次日，雙方正式同意成立聯絡組，分別在北京、香港和倫敦開會。
豪外交大臣隨後從北京飛往香港，率先宣佈了已經達成協議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佈，香港將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他們可以放心，香港會繼續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保證香港繼續實行自治。
香港和倫敦的媒體都做出了積極反應，民眾也如釋重負，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終於結束了，他們相信內容詳盡的協議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奠定了牢固基礎。豪在香港講話的當天，香港股市出現了自撒切爾夫人兩年前訪華使股市大跌以來的單日最大漲幅。
隨後由英國外交官衞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國外交部官員柯在爍率領的團隊花費了很長時間來敲定協議的細節。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了最後文件。
中方在附件中詳細列出了有關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國人和當地官員的12項計劃。文件還同意保留現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海運系統和教育體系。中方同意這些基本條款將保持50年不變，而英國在1997年之前一直對香港承擔責任。
10月3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國慶觀禮團時再次向他們保證，北京的政策不會改變。12月18日撒切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的儀式上，她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聯合聲明》。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成功簽署
隨着《聯合聲明》塵埃落定，中國開始轉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實際上是1997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這部規定了未來北京和特區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個委員會起草的，該委員會由來自大陸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組成。許家屯負責挑選香港的代表，為了爭取那些可能反對中共統治的人，他挑選了香港主流社會中代表不同團體和觀點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那天，鄧小平為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起接見了全體成員並合影留念。
經過此後幾年為起草《基本法》而召開的10次全體會議的協商，所有重大問題都得到了討論：特區首長的性質以及向誰報告工作；立法局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擁有終審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門的關係。起草人團體高度多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努力合作共事，因為他們深信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是他們的共同利益。
很多香港的華商對西方式民主並不比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更熱心。但香港民眾對中共將如何統治香港則十分擔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銘，他是一名大膽敢言的律師，為香港力爭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確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決不會被北京的政治領導人推翻。為了增強港人對每一個決定的信心，中國領導人同意在每次全體會議後向大陸和香港的記者通報情況。
雖然許家屯提醒過鄧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層領導人香港民眾對中共統治持有疑慮，但是港督尤德於1986年12月5日去世後的幾周內，香港民眾所迸發出的對英國統治的擁護還是讓北京的領導人感到吃驚。
尤德是個工作勤奮而又親民的總督，他的離世使他成為港英政府最優秀的公務員的象徵。他曾在亂世中維持着香港的安寧，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為這塊殖民地的繁榮而建立了公正的統治制度的英國官員。香港有數十萬人湧上街頭悼念尤德總督，同時表達他們對其他曾在此任職的英國官員的敬意。很多港人懷疑，1997年後統治香港的官員能否保持現任政府的水平。
尤德爵士，英國資深外交官員，熟知中國事務，曾任英國駐華大使。
1982年，尤德獲委任接替麥理浩爵士，出任第26任香港總督。
任內見證了中、英兩國於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尤德在1986年12月5日訪問北京期間心臟病發猝死，成為唯一一位於任內逝世的港督。
鄧小平意識到港人的情緒很不穩定。1987年當港人對迴歸的恐懼達到高點時，他為了安定人心，未準備講稿就親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講話。有隨行人員帶着痰盂來到會場。
他首先説，“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他説，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不會動搖，否則可能保不住現在的經濟發展勢頭，這反過來對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説，但是中國仍會繼續致力於改革開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將保持年不變。
他又説，香港一直以來的制度就既不同於英國也不同於美國，不適合完全採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權分立。他然後具體説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個人自由：1997年以後仍會允許香港人罵共產黨，但是假如把言論變成行動，打着民主的旗號跟大陸對抗，北京就不得不進行干預。不過只有在發生嚴重騷亂時才會動用軍隊。
鄧小平的講話直截了當，正是港人所希望聽到的。這番講話緩和了他們的擔憂，甚至結束了有關三權分立的所有討論。1989年2月16日在廣州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8次全體會議上，對即將公佈的《基本法》草案進行了最後表決。每個委員都要對《基本法》的159條逐條進行投票。有幾名委員已經去世，但是出席會議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條上籤了字。鄧小平次日接見了起草委員會，祝賀他們取得的成功。他把他們的文件稱為“富有創造性的傑作”。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於世。
在討論過程中，起草委員會中兩名親民主的委員李柱銘和司徒華試圖讓行政長官和立法局議員由公投產生，但未獲得成功。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保留了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北京有權任命行政長官、派駐軍隊和對影響外交及國防的問題做出決定。香港有權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變。它仍將是一個開放的自由港；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享有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共產黨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統和當地法律，只要不影響中國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權做出終審判決。
主張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認為，《基本法》是對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領導人看來，“一國兩制”的政策給予香港的自治權，遠遠超過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給予它所統治的地方的權力。《基本法》公佈後，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都得到熱情接受。
鄧小平經常説，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迴歸，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當時距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僅差幾個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無疑會為會為自己在創立“一國兩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國兩制”使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它保留了另一種制度。鄧小平也會同意錢其琛外長對那一天的描述：
“主權交接儀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國人都會覺得，這是為中國人洗刷恥辱的一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