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印度面臨的治理難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8月5日，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政府發佈了總統令，廢止憲法賦予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的“特殊地位”，使得穆斯林佔多數的克什米爾地區失去了自治的權利。這個決定立刻遭到巴基斯坦的強烈抗議，引發印巴之間的關係劍拔弩張。

在印度國內，這個決定引起的爭議聲浪也很強烈，因為它涉及了印度政治中的兩大敏感問題：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激進主義與温和主義的不同政策。

2019年2月，克什米爾發生了伊斯蘭激進組織襲擊印度軍人的事件，那時我恰好在印度，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印度人，其中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約佔80%，穆斯林約佔14%）。我聽到他們對恐襲的看法，還有對印度的政黨活動、選舉制度、治理政策作出的種種分析和評論。他們的很多觀點發人深省，為什麼會發生恐襲？為什麼激進主義會越來越蔓延擴張？為什麼温和主義的政策被壓抑？政黨扮演了什麼角色？選舉扮演了什麼角色？……

克什米爾街頭，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穆斯林的焦慮與無奈

在德里老城我拜訪了一户穆斯林人家。那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老父親是退休的大學教授，專業是英國文學，家中有一兒一女。

女兒三十歲左右，是表演藝術專業的博士，她嫁給了一位印度教徒，他們是自由戀愛，得到了雙方家庭的認可，現在這位印度教女婿住在這個穆斯林家庭中，男住女家在印度不常見，但他們覺得為了交通、上班等等的便利，不必墨守大多數人的成規。

兒子二十多歲，還沒有結婚。我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剛從外面回來，説剛才是去參加遊行示威。我問他示威的主題是什麼，他説：“強烈抗議伊斯蘭激進分子襲擊印度軍人。”

他告訴我，每當發生這種伊斯蘭激進分子恐襲事件，他們這些温和的穆斯林就得比印度教徒更強烈地去示威、去抗議，否則別人會以為他們也是激進分子。他説，每次聽到恐襲的新聞，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禱告，希望恐襲者不是穆斯林；如果真是穆斯林乾的，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馬上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強烈發聲，嚴厲譴責恐襲，譴責的言辭要比印度教徒的更嚴厲，否則也會被人誤解。

他們深深地感到，印度的政治生態近年來變得越來越激進化、極端化，這讓他們焦慮憂心。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是少數羣體，對自己羣體的未來憂慮；但另一方面也是對印度整個國家憂慮，激進化極端化會加劇社會撕裂，使整個國家遭殃。

對於造成近年來激進化極端化的原因，他們認為，這一是因為政黨看到激進化可以幫助它們拉到更多的選票，因此向激進化的方向發展；二是因為社交媒體中的激進言論往往可以賺點擊、吸流量，因而使得激進思潮廣為傳播。

他們還看到，現在全世界有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激進化、極端化、民粹化的現象，這又使他們從全球的角度感到憂慮。兒子説：“全球現在面臨氣候異常等等的問題，這是需要大家通過寬容與合作來解決的，但是伴隨全球化而來的網絡化，以及政治的極端化，卻使這個問題難以解決。”

他的姐姐説：“伴隨這種激進化極端化的是原教旨主義盛行。現在原教旨化成為一股潮流，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有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自由主義也出現了原教旨化，有人把自由主義的一些觀點當成原教旨，無論這些觀點在現實實踐中表現如何，都認為這些觀點是不能被批評的，都強迫人們按這些觀點去做事情。原教旨化給極端化提供理論觀點，為激進化推波助瀾。”

當我和他們聊得更深入之後，他們給我講了印度政治中的很多“黑幕”，尤其是“金錢買選票”。在美國的選舉中，金錢也能幫助競選人拉到很多選票，但那主要是“拉”，還不是赤裸裸的“買”。在印度，則是競選者直接付錢買選票，譬如1000盧比買一張選票。競選人如果自己沒有很多錢，就得依靠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向其提供。甚至黑社會的集團也向競選人提供金錢，要競選人保證以後保護黑社會的活動。

這樣的競選活動，使得印度的政黨越來越腐敗，廣大民眾越來越不滿。2011年，這種不滿達到了一個高峯，社會上出現了“印度反腐敗”的大型社會運動。在德里，一些反腐敗的活動分子於2012年組織了一個新的政黨，高舉反腐敗的大旗。這個黨給了很多人希望，不少人滿腔熱情地參加它的活動，這家的姐姐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黨在競選中表現不錯，尤其在2015年的德里立法議會選舉中，獲得了絕大多數的議席。但是伴隨着它政治上的成功，許多人卻對它漸漸失望，因為它也逐漸捲入了買選票的腐敗活動。“如果不這樣買選票，它的競選人就不能當選。”姐姐無奈地説。

弟弟沒有參與這個政黨的活動，他熱衷的是通過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來實現社會改進的理想。他説，印度的民主制度給公民社會的活動提供了廣大的自由空間，人們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來進行一些社會變革。他和朋友組建了一個小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最初的變革目標是處理他們社區中的塑料垃圾，在回收廢棄塑料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之後，他們的目標發展到幫助社區中的無家可歸者。目前他們幫助了16個無家可歸者，其中13人是印度教徒，3人是穆斯林。

他説，現在他們可以做的都是這些比較小的社會改進工作，如果想做大的社會改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就不夠了，那需要組織政黨、通過政府來進行。但是，印度目前的政治現實是，政黨激進化、腐敗化，難道要組織一個激進的、腐敗的政黨嗎？他感到了無奈的迷茫。不過，他看不到其它的可行方法，覺得這是唯一的出路，只能盡力而為。在民主體制中，這是必須走的道路。

克什米爾街頭的抗議者中還有孩子，也有穆斯林聲稱會武力反抗，印度其他地區的穆斯林不得不“劃清界限”，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印度教徒的不滿與期盼

我的導遊翻譯是印度教徒，很喜歡談論政治問題，我和他有過很多次長談。他的父親是一位農村的politician（政治人物、政客），他自己大學本科是主修歷史的。他告訴我很多印度農村基層的政治活動，還告訴我印度政黨的一些歷史變化。

印度的腐敗問題有悠久的歷史。在1947年印度獨立之前，大小封建領主有腐敗、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腐敗、殖民地官員有腐敗。印度獨立之後腐敗依然，在新的體制中又有了新的表現，競選中的腐敗就是新表現。還有一些新的法律，也成為了腐敗的新温牀，譬如各種執照法、税收法。為了獲取執照、税收方面的利益，賄賂大行其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

導遊強調他父親不腐敗，不過他説的一些事情，卻讓我看到利用法律來謀取基層權力的某種“印度特色”，這種事情是否算“腐敗”，那就見仁見智了。

譬如印度有很多“保留法”，規定某些機構的席位中必須保留一定比例給婦女或者其它“弱勢羣體”成員，導遊的父親讓自己的妻子來競選這些保留席位，他的聲望和經驗使妻子很容易當選。導遊説，他母親是家庭婦女，完全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她當選之後就是一架“簽字機”，丈夫讓她籤什麼決定她就籤什麼決定，讓她籤什麼支票就籤什麼支票。

導遊是支持印人黨的，但他對印人黨近年來的激進化很不滿，深懷憂慮。對於印人黨、對於印度教、對於印度文化，他有着複雜的內心糾結。導遊對印度文化有着強烈的熱愛和自豪，他説他選擇做導遊就是為了向世界介紹印度文化，這種文化熱忱在聽他作旅遊講解時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對於印度的政治人物，他最崇拜甘地，因為甘地體現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儘管甘地屬於國大黨，導遊卻選擇了印人黨，而不是國大黨（印人黨和國大黨是印度兩大全國性的政黨）。印人黨對印度文化的熱忱是非常高的，這投合了導遊的偏好。

不過，現在他卻覺得，印人黨的文化熱忱近年來演變成了政治激進。他特別提到阿約提亞事件，阿約提亞是印度教的一位主神羅摩的傳説誕生地，當印度被穆斯林統治的時候，那裏建起了巴布裏清真寺；1992年之後，那裏發生了很多紛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爭持不下，印度教的激進分子要求在那裏修建羅摩廟。

導遊是印度教徒，深愛印度文化，但他反對在阿約提亞修建羅摩廟。他説這將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關係惡化，撕裂印度社會。他認為“寬容”才是印度文化的重要元素，才是印度人應該發揚的。他説，印度教有很多神，印度教徒可以選擇其中的一個作為自己特別信仰的神，選擇了不同神的人互相寬容，這是印度的文化傳統。甘地主張“非暴力”，也是具有寬容精神的，甘地就是從印度文化中汲取了這種精神。

他説，近年來印人黨中出現了激進勢力，宣傳要建羅摩廟，這種主張對於缺乏文化修養的人很有吸引力，缺乏文化修養的人現在是大多數，所以這種勢力現在發展得很大。激進化拋棄了印度文化的精髓，他很痛心遺憾。

雖然對印人黨的激進化深感遺憾，導遊現在仍然投票給印人黨，而不是國大黨。他説，這是因為印人黨比國大黨有更強的deliver能力。所謂deliver，是指完成項目，使項目能夠兑現交付。

我們在印度中部旅行的時候，經過一條正在修建的公路，導遊説這條公路對這個地區的發展非常重要，國大黨主政的時候説要修建，經過十幾年也沒有修，盡是扯皮空談，後來印人黨主政了，這條公路才開始修建，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在快要修好了。持有導遊這樣想法的人很多，我們在那條公路附近停留時，聽到不少人説，在印人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修好這公路，所以他們投票給印人黨，不給國大黨。

那條公路並不很長，環境也不復雜，我覺得這樣的公路在中國大概不用一年就能夠修好。於是我問他們，如果共產黨只用一年就能把公路修好，就能夠deliver，他們會投票給共產黨嗎？他們説，共產黨不可能有這樣的deliver能力，在共產黨當政的那些邦，deliver都很差。

他們觀察到的共產黨deliver能力，是印度共產黨的，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2006年我去過西孟加拉邦，共產黨在那裏主政過很多年，的確那裏並沒有很好的deliver成績。在印度民主體制的框架中，共產黨要想當選主政，必須走競選拉票那樣的路數，這就使它不可能像中國共產黨那樣進行治理，作出中國式的deliver。

個人vs共同體，從眾vs從賢

和很多印度人交談的時候，都可以聽到他們對“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所感到的自豪。他們説，雖然印度在治理方面有很多缺陷，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並沒有搞垮印度的民主制度。他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印度有很多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羣……這樣的不同是很容易引起分裂的，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國家能夠保持統一。

民主制是英國給印度留下的治理模式、文化遺產，在印度傳統文化中，缺少關於“國家治理”的思路。印度文化中有很多關於人生意義的思路，這些思路展現出輝煌奪目的色彩。

印度朋友曾經很自豪地對我説，佛教源於印度文化，從印度傳播到很多國家，這是印度文化軟實力的表現。他問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否也有這樣的例子？我想到了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只傳到了日本、朝鮮、越南，比佛教的影響力小得多。

為什麼呢？我和印度朋友進行了討論，雖然不是全面深入的，也讓我頗有感悟。我們談論到佛教和儒家的不同思路。佛教關注生老病死，這是個人要面對的人生問題，佛教提供了個人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的思路。儒家的思路則更偏重於人際之間的和諧，是關注一個共同體，是側重於思考如何把共同體治理得和諧。在社會生產相對簡單的時代，如何協調、如何治理共同體，顯得不似社會生產複雜時代重要；而個人的生老病死問題，則是每人都要天天面對的，因此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路，被大多數人關心，很容易傳播開來。

當世界進入了社會生產複雜的時代，當社會必須應對各種複雜的現代社會問題時，如何協調、如何治理共同體就成為當務之急。西方提出了“民主制”的解決方法，用“多數決”的原則來進行治理。這種“從多數”是“從眾”的思路，使用“計數”的方法，相對簡單易行，因為主要是計算“數”。而中國的傳統治理方法則是“從賢”，而不是“從眾”，錢穆在這方面有精闢的論述（參閲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從眾”是“數”的思路，“從賢”是“質”的思路，鑑別質量要比計算數目更為複雜。

從眾是民主政治的原則，從賢是優主政治的原則。民主政治在選擇領導者時是根據“眾”的數字來決定的，優主政治選擇領導者是根據“賢”的質量來決定的。決定“質”要比決定“數”複雜得多，首先需要決定什麼是“賢”的質量，然後還要制定出鑑別、選拔具有這種質量的人才的具體方法，這就不像計算人數那樣簡單。

漢朝先是實行了鄉舉裏選的察舉制度，但在實踐中出現了很多問題；魏晉時代改為了九品中正制，後來也出現了問題；到了唐朝才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科舉制。科舉制是一種相當成熟的選擇優者的方法，為優主政治打造了擇優的框架，此後這個框架延續使用了一千多年。

不過，框架雖然被延續使用，框架中的內涵、科舉考試的具體內容，卻是經歷了很多次的變革。因為當歷史發展了，當社會變化了，那些舊的科舉考試內容變得無法選拔出新形勢下的優者，因此必須進行修改。這種修改是複雜而艱難的，需要對新形勢有深刻的認識，非如此才能夠把內容修改得有助於選拔新形勢中的優者，使優主政治的治理能夠可持續。

中華文明持續了數千年沒有中斷，其它很多文明雖然有過非常燦爛輝煌的年代，但當遭遇危機挑戰的時候，往往在治理方面不能作出有效的應對，因而衰敗。中華文明中的優主政治治理元素為可持續作出了貢獻。當社會生產變得越來越複雜，當國家治理成為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國文化中的優主治理思路將會吸引更多人關注，使中華文明在新時代有更好的傳播。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注：關於優主政治的理論以及本文中述及的一些問題，請參閲“民主故障頻發，下一步是優主嗎？”（觀察者網）、《幸福與GDP：主流發展模式之外》（尹伊文，三聯精選，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