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非西方國家“祛巫”才能現代化？中俄表示有意見

【文/ 馮紹雷】

中國和俄羅斯（蘇聯）建交70年來，伴隨着二戰後世界風雲變幻，經歷了冷戰結束後國內國際政治經濟轉型的重大考驗，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國際局勢的鉅變，雙方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舞台上具有強勁“內生動力”和高度成熟的一組大國關係，並且勢將成為推動未來國際局勢穩定發展的關鍵角色。

但是，中俄關系越是顯示重要影響，越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就越需要對這一組雙邊關係的涵義進行深入闡發和體認。只有這樣，才能在輿論高度多樣化的當今世界，使中俄關系真正起到既穩定和諧又革故更新的作用。

建交70年的中俄關系堪稱當代國際關係的典範

中俄關系之所以堪稱國際關係的典範，有着多重含義。中俄之間立足於“和而不同”的夥伴關係認知，內生動力引領之下堅實的雙邊、區域和全球合作，以及高層緊密互動下的互信構建，這些都為當代國際政治提供着重要啓示。

第一，近百年來中俄（蘇）有着共同和相近的歷史經歷。無論是中國以“俄”為師的革命和建設時期，還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並肩戰鬥，都為中俄兩國和兩國人民的交流與合作打下了無比深厚的基礎。冷戰終結之後的改革轉型以及世紀之交中俄兩國共同經歷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成為兩國內外發展的共同背景。

但是，中俄兩國畢竟都是歷史悠久且各具獨特風貌的文明古國，即使近百年來是在為共同理想而奮鬥，雙方也都有基於自身國情的重大選擇。在紛繁複雜的國際事務中，作為大國的中俄有着共同的原則立場，但是畢竟兩國所面臨的內外環境各有所異，具體的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

所以，中俄關系堪稱典範的理由，一方面在於兩國基於共同背景和經歷形成的共同原則立場，而另一方面則在於更為可貴的高度互相尊重、和而不同、緊密合作和互通有無。這是70年來中俄雙方對於相互關係不平凡發展歷程的經驗和教訓的深刻總結。中俄兩國都從相互關係成長中深刻體悟到：在當前高度多樣化的國際社會，對於多樣性的尊重乃是國際社會和睦相處的基本準則。在尊重多樣性基礎上所形成的國家間關係，比僅僅強調共同而排他的理念，以及自認為永遠高於、優於他人社會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國家間關係，顯然更具普遍性，也因此更具典型意義。

第二，中俄關系不僅在雙邊層面，而且在全球和地區事務層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正如2019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指出的那樣：中俄關系具有巨大的內生動力和廣闊發展前景。雙方一致同意，將政治合作、安全合作、務實合作、人文交流、國際協作作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點領域。同時，中俄通過在地區層面創建上海合作組織，在全球層面推進金磚國家合作，堅定不移地捍衞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國際秩序。相比美國特朗普政府處處以美國利益為先和歐盟國家遭逢“脱歐”與“民粹”風潮而難以自拔，中俄兩國立場順應大勢、富於遠見、公正合理且兼顧各方利益，明顯為穩定時局、尋求共識提供了保障。不言而喻，這將是今後國際發展的新範例。

第三，兩國政治高層之間全面而密切、坦誠而有效的直接交往，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作出重要引領和鋪墊。特別是每逢重要時刻的高層互訪，不僅為推動雙邊關係，也為當今條件下如何着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範例。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會，正當歐美國家以抵制方式打壓俄羅斯之際，習近平主席毅然前往祝賀，表達了對俄羅斯追求大國復興抱負的高度尊重。而普京總統連續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和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也顯示出他對中俄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關切。

同時，在兩國高層的推動之下，中俄雙方的制度化溝通與交往富有成效地實現了求同存異與合作共贏。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曾發表的一份題為《中俄關系：大國關係的新模式》的研究報告指出：“中俄兩國以高超的政治能力，付出巨大努力去經營雙邊關係。他們採取務實、內部協調的方式去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並且在公開聲明中側重於強調雙邊關係的正面進展。”

中俄關系為深化對世界歷史統一性和多樣性的認識提供啓示

中俄關系70年所走過的道路，尤其是中俄關系的當前態勢，與人們正熱議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有着緊密的關係。這裏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近代世界歷史進程，究竟是僅僅以西歐為中心，還是相當長時間存在着西歐的、東亞的及西歐與東亞之間的歐亞地區的不同歷史發展模式。至少歐亞大陸上存在着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民主和法制為導向的歐洲歷史模式，西歐與東亞兩大板塊之間的蒙元帝國及其後續俄羅斯帝國模式，以及以中國為主導的東亞模式這樣三種歷史體系。近二三十年來關於內亞史、蒙元史、歐亞史的研究方興未艾。儘管其中爭議紛呈，但主要凸顯的是對西方壟斷的線性世界歷史話語體系的不滿。

筆者認為，在充分肯定歐洲迄今為止在歷史上居主導地位這一客觀事實的同時，還須強調西歐話語體系需要通過其他歷史模式——比如東亞模式和歐亞文明接合部的俄羅斯帝國模式的豐富和補充，才能真正地體現世界歷史進程中客觀存在的統一性和多樣性之間的豐富複雜的辯證關係。不言而喻，這場關於世界歷史進程問題的爭論，將會深刻影響人們對當下和未來國際進程的話語和認知。

第二，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東西方曾存在過的不同區域國際模式。16-17世紀西歐構建的民族國家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毋庸置疑開啓了一個帶有普遍歷史意義的世界進程。但近年來學者們提出：建立民族國家體系雖然的確是歷史進步，但是伴隨着羣雄崛起，歐洲各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且遺患無窮，甚至最後未能避免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如果單從國家間關係的戰爭與和平這個方面來看，相比之下亞洲的民族國家化雖然晚了近四百年，但一直到19世紀晚期都很少發生大規模的全面戰爭，國家間關係相對比較穩定。因此，不能簡單地以排他式、歧視性、厚此薄彼的態度來看待東西方曾存在過的不同區域國際模式。

第三，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非西歐的國家治理模式。四五百年前的中國與俄國還不是西歐式的民族國家，但1689年中俄兩大帝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在歐洲一片戰亂局面之下，反而使得在中俄接壤的歐亞大片土地上保持了近乎兩百年來之不易的和平，並且一直延續到19世紀晚期之前。這證明西歐模式尚未主導歐亞大陸核心地帶和東亞地區之時，非西歐的治理模式在歐亞大陸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發揮着重要的穩定作用。由此觀之，中俄建交70年的成就並非偶然，而是有着相當深厚的歷史底藴鋪墊。

從世界歷史多樣性和統一性視角來觀察中俄關系，所獲得的啓示在於：在肯定世界歷史一般進程意義的前提之下，中俄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獨特性、主體性及中俄相互關係的歷史地位，是個需要大力發掘其內涵與意義的話題。以多樣性來豐富普遍性，而不是以普遍性否定多樣性；反之，不能簡單地以地域獨特性來否認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性，這是中俄關系乃至兩國生存與發展的思想根基所在。

中國和俄羅斯（蘇聯）建交70年來，兩國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舞台上具有強勁“內生動力”和高度成熟的一組大國關係，並且勢將成為推動未來國際局勢穩定發展的關鍵角色。圖為2019年6月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大劇院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週年紀念活動。（圖片來源：新華社）

中俄關系的當代進程折射東西方關係的百年範式鉅變

在當前有關中俄關系的討論中，部分輿論依然停留在20世紀80-90年代“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命題，忽略了東西方關係百年鉅變的實質乃是一個包含經濟、政治、安全與文化關係全面沿革的深刻轉折。

兩次世界大戰和此前1904-1905年日俄戰爭表明，20世紀的亞洲始終沒有逃脱西方強加的戰爭厄運。甚至在二戰結束、西方各國彼此息兵止戰和休養生息後，亞洲範圍內仍然連續出現了幾場大戰，如朝鮮戰爭以及兩場印度支那戰爭。有學者尖鋭地指出：西方列強之間的和平要靠在東方戰場上的搏殺才能得以維持。

冷戰後期，歷史軌跡出現倒轉：歐洲冷戰對抗還在緊張持續，但1971年中美關係破冰，此後中國與日本以及很多西方國家之間恢復關係，大大提前了冷戰在亞洲終結的進程。如果説20世紀50-60年代列強在歐洲的和平要靠在亞洲的搏殺來維持，那麼這一時期西方世界的秩序則需要靠在亞洲的緩和來維持。換言之，冷戰真正結束，在歐洲一直到1989-1991年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才出現，但在亞洲冷戰終結整整提前了20年。

此後，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轉型席捲全球。亞洲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轉型與更多受西方影響、被稱為“休克療法式”改革的蘇聯模式轉型相比，出現了很不一樣的結果。前者相對穩健，關注改革與傳統的銜接，而後者比較激進，出現了顛覆性的革命。這兩場轉型的進程與結果差異，引發了對西方倡導的轉型模式的全面反思。這一反思也成為21世紀以來亞洲國家強調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勁而持續的思想動力。

2008年金融危機後，東西方發展軌跡的分野更加清晰：西方世界面臨重大的內部動盪。幾百年來曾經一直是推動西方發展和進步的基本結構性因素出現逆轉：民主遭遇了民粹的挑戰；開放受到了難民潮的衝擊；西方賴以發展的實證主義傳統出現了“後真相”“後事實”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搗亂，乃至於出現“以撒謊、造謠、欺騙為榮耀”的無恥之談。不爭的事實是，亞洲始終維持較高速度增長，基本社會制度在漸進性改革的同時，沒發生類似“脱歐”、難民潮這樣的跨區域社會動盪，也沒有發生像烏克蘭戰爭這樣的重大地緣政治衝突。可以預見，這樣的發展勢頭還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可見，東西方關係在經濟、政治、安全、文化領域均已發生鉅變，並以中國崛起、俄羅斯反思和西方相對受挫為標誌。中俄關系的發展，在歷史大潮浩浩蕩蕩的流變中具有重要的標杆意義，有着深刻邏輯涵義，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包括疑慮）為轉移。

從海陸地緣政治對峙與連接看中俄長期合作的高度必要性

作為一種思想理論方法和認知工具的地緣政治，其主要內容指的是國家間政治與戰略緣起於各國政治在不同地理空間背景下的相互關係及其配置運作。馬克思在《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這部經典著作中曾經深刻揭示了作為海洋帝國代表的英國地緣政治戰略的實質。20世紀晚期以來，國際史學界最為受人關注的“年鑑學派”也曾以強調地理、文明等長時段因素而著稱於世。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普京曾多次説過地緣政治要比意識形態來得更為深刻。這是俄羅斯在拋棄意識形態立場後依然遭西方無情打壓，痛定思痛之後的切膚之感。

第一，目前東西方不同的地緣政治格局，既源自於俄羅斯對自身與西方關係的反思，也受益於中俄關系的定力，預設着未來中俄的基本發展路徑。北約東擴、歐盟東擴，曾使原本想接近西方的俄羅斯不堪承受壓力，歐洲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地緣衝突與對抗。亞洲也曾借鑑歐洲進程，推進地區合作，但沒有搞歐盟式超越民族國家主權界限的一體化。因此，亞洲雖有諸多複雜矛盾和糾紛，但始終沒出現北約東擴本身和俄羅斯對其反彈的大規模地緣政治界限的變動。這是中國和俄羅斯在友好合作的巨大定力、本地域文明傳統的頑強作用之下，亞洲取得發展機遇極其重要的地緣文明與政治背景。

第二，歐洲冷戰全面終結後，包括作為冷戰標誌的東西德實現統一，但在亞洲的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卻始終殘留着兩個因冷戰分裂而沒有實現完全統一的國家。這一事態表明：大陸地緣政治與海洋地緣政治之間的對峙幾乎是一個永恆話題。海洋地緣政治的空間不連續性特徵，不但使其可免於像大陸各政治單位之間那樣的相互擾動的弊端，而且會始終利用這一弊端力圖打破大陸空間連續性基礎上形成的合作，以避免大陸政治合作對海洋霸權的潛在威脅。當然，這也會在大陸各方的統一與合作之中打進鍥子以圖分化。

第三，中國不會重蹈列強爭霸的地緣政治模式。中國客觀上作為介于海洋地緣政治與大陸地緣政治之間的政治大國，有必要反制兩種地緣政治邏輯對抗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以介乎大陸和海洋文明之間的空間優勢，以及包容務實與意識形態超越性，連接東西兩端，尋求合作機遇，遲緩和消弭衝突與對峙。“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此種空間邏輯的一種反映。所以，在這樣客觀的地緣政治邏輯之下，中俄兩國不僅有巨大的合作空間，而且還有以中俄合作為基礎進一步尋求更大空間範圍大國合作的邏輯可能。

中俄關系關於尚未最終解決的“現代性”爭議

中俄關系70年的發展，不僅在國際政治領域，而且在現代性問題領域，也是一個帶有普遍性含義的話題。20世紀60-70年代以後，有關現代性問題的談論和爭議乃是學術界影響最為廣泛且直接作用於國內國際思想發展的重要命題。當時的一個基本取向是把歐美視為“現代”的標杆，把尚未達到歐美標準的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視為向以歐美為標誌的現代性的過渡。一切非西方國家必須經過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稱的“祛巫”過程才能進入“現代”狀態。實事求是地説，這一學説對於推動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曾起到過重要作用，但它並非是認知的終端。

冷戰終結之後，西方意識形態強勁引領之下一個更大規模的“祛巫”過程在俄羅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及眾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加以推廣。然而，事與願違，以“休克療法式”推廣新自由主義轉型模式的企圖，遭遇了並非具備歐美文明歷史條件的國家和地區現實與傳統不同程度的反彈，在俄羅斯等傳統大國則出現全面逆轉。於是，以“現代”取代“前現代”的線性進步主義模式，迅速地被“多元現代性”範式所取代。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一直到21世紀的初期，世界歷史進程的“多樣性”“多元性”甚至“多極性”話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一潮流也因之成為推動沿革的巨大動力。但是，這同樣也不是“現代性”問題辯論的終點。

當下的挑戰在於，雖然簡單地以西化的“現代”取代發展中和轉型中地區的“前現代”線性思維的弊端明顯，但如果僅僅是以“多樣性”“多元性”甚至“多極性”來取代“現代—前現代”範式，而忽略了必要的革故更新，一個缺乏現代性支撐的“多樣性”進程是否也存在問題？在東西方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根本性逆轉、在西方還具有相當雄厚優勢的情況下，是否也有可能導致誤判和不必要的對抗？

所以，關於“現代性”問題的思考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西方“現代性”思考中曾被大大忽略的廣義“安全”問題登堂入室——在人類自身生存問題都遭到嚴重威脅的局面下，“安全”無疑成為當今國際關切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也是中俄合作的深層次且非常現實的背景。可見，如何將“現代—前現代”“多元現代性”推進到當下的構建“安全、多元、可持續的現代性”的新高度，已成為推進中俄關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論前提。

當前，東西方力量對比雖發生重大轉折，但是依然處於長期膠着狀態，而且傳統的西方依然具有強勁的生存與創新能力。當世界歷史進程中有關普遍性和特殊性兩者之間何者更為重要的爭論也尚未得出最終結論的時刻，對中俄關系發展路徑的把握乃是一個將理論與實踐相互緊密連接的十分重要的問題領域：從“現代性”問題高度反觀中俄關系發展的意義，發掘其內在的思想動力，堅決推進和深化中俄關系；同時從戰略和政策運作的實施過程中，恰如其分地把握分寸，使之成為中國自身發展和國際社會穩定進步的一塊難以撼動的基石。

總之，中俄關系的發展需要得到思想理論界堅定不移的支持，思想理論界本身也能夠從中俄關系實踐中獲得靈感和啓示。在當前中俄關系取得令人矚目成就的同時，將中俄關系的發展脈絡與思想含義作深入梳理，這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稱，也合乎當下詮釋國際事務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