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安娜：下次再有人對中國持偏見，先用這句話回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戚安娜】

去年臨行前，我對荷蘭的印象和大家一樣：夾雜着大麻、酒吧和紅燈區的間接性癲狂，是有着風車、鬱金香和漫步在草上的牛牛羊羊。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生活在市郊的我每天享受着田園風光很是愜意。

夏末阿姆市中心的傍晚

但現實往往不總是愜意，前些日子留學生的事情又鬧得緊，身為外國留學生，在異國總免不了異樣的眼光，尤其是當對方知道我來自中國後，總會時不時出現一些“針對中國人”的政治辯論。

前幾天剛好讀到了一篇文章，《面對外國人的嘲諷，留學幾年的我練就了傅瑩式“舌戰羣儒”》，作者同樣留學在荷蘭，讓我讀起來頗為心有慼慼。在一年即將結束之際，我開始思考我是在這一年來如何應對來自國際友人的“冷嘲熱諷”的。

1. 冷靜看待並機智應對各類X獨和邪教分子

相信但凡出過國的同胞，都有偶遇、甚至被各類“反動分子”騷擾的經歷。而在荷蘭，這類現象更是層出不窮。單是最初三個月內，我就有緣地見識了傳説中的全部“牛鬼蛇神”。

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Dam Square)緊鄰旅遊勝地“紅燈區”，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不同於其他安逸的荷蘭小巷，這裏一年四季瀰漫着荷蘭特色——大麻味和尿騷味，更是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瘋狂購物的遊客。每到週末，廣場的最中心更是熱鬧非凡。

水壩廣場Dam Square一角

想當初，初來乍到的我誤入了這塊是非之地，直到現在想起來還很是後怕。

簡單描述一下，在這塊足球場大小的空地裏，你能在你左手邊見到高唱“耶穌保佑你”的黑人大媽，右手邊偶遇見人便發傳單的“法X大法好”的亞洲大姨；一分鐘前你還在為猶太人的遭遇深感同情，下一秒轉身便是反猶團體對於以色列中東行為的控訴……總之，魔幻世界！

我和朋友正在津津有味地湊熱鬧時，一個操着不標準普通話、有着亞洲面孔的壯漢向我們搭訕。好吧，又遇到了X獨，張嘴就是“你們是中國人嗎”？馬上抽身離開，卻被纏着科普我國應被如何“四分五裂”。最後，只得一句“是的，關你P事”脱身。

類似的事情遇到過多次，我逐漸明白了冷靜對待才是硬道理**。在此提醒一下中國遊客，面對類似騷擾儘快抽身，不要試圖辯解爭論，畢竟他們只是想一邊“賣慘”一邊“搞個大新聞”。**

幾個月後我有幸參加了留學生歡迎訪荷領導人的活動，在親眼目睹這些“抗議團體”如何胡攪蠻纏、領工資爭先上崗之後，內心深受反而對他們產生些許“憐憫”。看，畢竟是拿錢幹活，生活不易啊。

留學生參加活動現場圖

2. “師夷長技以制夷”，用西方人的邏輯結束中國相關問題討論

本人在讀國際關係專業，課堂上中國議題總是必不可少，稍不留神就會被老師和同學重點關注。個人經驗：學術問題討論大家平常心對待，但是面對偏見，還是要大膽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最初起於一個小組作業，除一箇中國同學外，4人小組中還有一個居住在巴塞羅那、主張加泰羅尼亞獨立卻不會獨立完成任務的西班牙小哥和一位擁有兩張面孔的美國黑人小妹妹。

從一開始，我們的選題就不順利。美國姑娘一直主張從美國的角度寫新興國家的崛起，過程中意見很多，卻從不按時完成分工，稍有不順就去私信老師賣慘。小組討論時間更是糟糕，經常一個上午都要浪費在“中國人如果不吃狗，我就會稍微喜歡中國”、“中國人不懂選舉”等愚蠢的問題上面。

最終，在這倆老外一頓折騰下，我們的作業成功掛掉。

面對這種致力於拉後腿的“豬隊友”，首先掌握主動權是關鍵所在。很多留學生小夥伴都在朋友圈抱怨過所謂“teamwork”這一深坑，其中自由爛漫並引以為傲的當地同學功不可沒。我的建議是主動爭當隊長的角色，不需對自己口語水平有所顧忌（吵起架來你會發現自己的語速快到不可思議）！再次，不要讓自己的勞動沒有價值，賣慘和告狀誰不會？！在與老師課堂反饋時，學會西方人的“直接”，誠實地傳達小組的分工。

除課堂之外，我的德國室友也為提高我的英語辯論能力出了一份力。

親愛的Emma同我一樣屬於政治專業，因此我作為她認識的唯一一箇中國人，榮幸地成為她在中國相關學術問題上的數據和資料來源。我們經常就宗教和政治問題在廚房爭論半小時，我意在瞭解歐洲各國複雜的宗教歷史和政治體制，而Emma則是渴望就歐洲人普遍存在的、與中國有關的刻板印象問題得到解答。

比如“發展中國家兒童權益和童工”問題，我已經疲於解釋“在中國，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這種回答也顯然無法應對Emma的求知慾。最後，我引用西方媒體熱傳的新聞，“你不是聽説過外國投資、代工廠正在撤離中國嗎？”

“是的，廠商的生產成本正在提高。”

“對，除了因為貿易戰而提高的關税外，勞工的工資水平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

好了，問題就此結束。

3. 記一次學術論壇——《中國人權問題辯論》

今年5月份，我參加了學校學生會主辦的學術辯論——中國人權辯論（China Human Rights Debate），主要議題在於中國的經濟政治崛起對世界人權發展如何產生影響。辯論雙方分別為荷蘭國際赦免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Nederland）主任Eduard Nazarsky先生，和跨文化人權研究中心（the Cross Cultural Human Rights Centre）主任、在中國生活工作超過15年的Tom Zwart先生。

Zwart教授接受CGTN採訪

“隨着經濟和政治實力的不斷提高，中國正在成為國際人權體系中重要的角色。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提高了中國在該組織的地位。中國日益重要的角色對國際人權體系意味着什麼呢？是規則遵循者rule taker還是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NGO和其他國際組織應如何繼續採取‘公開譴責’（naming and shaming）的策略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

以上是該學術論壇的背景內容介紹。對於中國崛起對於現今國際人權體系的影響，論壇中兩位教授分為兩派進行辯論。Nazarsky先生代表了西方人權組織主流偏見，認為作為“非民主典型”的中國正在摧毀國際人權體系，新疆問題就是其中代表。而Zwart先生則通過自身與中國各階層接觸的經驗，來予以反駁，為中國人權辯護。

Nazarsky教授2017年在佈雷達教堂演講

本次學術辯論屬於半公開性質，時間不長，但氣氛激烈。在兩個小時內，兩位教授圍繞着**“中國對國際人權問題產生積極還是消極影響”，“新疆問題的實質”和“外國學者如何獲取學術研究數據和處理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三個議題你來我往。

Nazarsky先生對中國政府在新疆“暴力拘禁”和“嚴格監視”超過一百萬人的傳聞深信不疑，但是在Zwart先生追問下，承認自己的確沒有一手資料，數據來源只是去“街坊”在歐洲“政治避難”的“維吾爾人”（沒錯，你可以在之前提到的水壩廣場很容易地找到他們）。

Zwart教授對此回應道，新疆問題在世界都不是個例，不僅是中國，許多國家政府（包括荷蘭在內）都面臨着類似的挑戰：如何妥善處理反對恐怖主義和保護人權之間存在的矛盾。

在Zwart教授質疑數據來源不可靠時，Nazarsky先生辯解這是因為自己受到中國政府的“監管”，無法自由出入新疆地區。話題就此轉到了“如何處理與中國政府關係”上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確保自己與中國相關部門接觸、到中國實地調研是懷有誠意和友善的。每個人都喜歡朋友，沒有人歡迎對自己有先入為主偏見的人”，Zwart先生在總結自己15年中國經驗時這樣説到，“而且，去適當瞭解中國文化，比如，和你想見的人喝茶而不是約在咖啡館”。

辯論以Zwart先生的勝利結束，畢竟在學術問題上，數據來源的重要性不可忽視。一些西方學者習慣於模糊學術和政治問題，以政治問題的“自由言論”原則標準去解決學術問題，繼而用這些基於不可靠數據的學術結果為政治問題“背書”。

這種邏輯的悖論經常可見。遇到這種情況時，不如回覆一句**“data first, please”**。

一點總結

留學生活並不是想象中那麼難，適應當地生活之後你會發現，世界各地的學校十分相似。在荷蘭，我保持着和國內一樣的生活習慣，交往着同樣愛好秉性的同學和小夥伴。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世界各地華人都會遇到的政治相關爭論。

聯繫近期的孫楊與霍頓的事件，很多國內網友批評孫楊性格太過高調，在該事件的處理上沒有運動精神，容易在國際泳壇招黑。但我想説的是，這種在國際場合的“高調”並無不妥，並且越多越好。因為，這場持續多年的泳壇鬧劇，實則是一場“話語權”之爭。

之前在國內論壇看到過一個標題，“即使贏了有什麼用？除了十四億人，孫楊在全世界眼中就是一個作弊的騙子。”看完很不爽，但是更多的是無奈。

中國人應該認識到一點：即使你問心無愧，外媒和外國人依舊會讓你百口莫辯。這種根源在於西方人習以為常傲慢的“雙標”，是不會因為你的退讓和謙和而消失。

運動員們在國際場合受到的傷害尤其嚴重，他們在準備比賽全力衝刺的同時，只因為“中國人”的身份，就要比其他國家運動員承受更多的壓力。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中國人在這種時候，最不需要的就是過度自省。在温良恭儉讓不起作用的場合，大聲為自己辯護才是正確的事。用西方人的邏輯，“師夷長技以制夷”，漂亮地結束爭論。平常心看待，不要吝嗇發表個人觀點，畢竟，尊嚴都是自己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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