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格局與台灣問題
【説明：就在兩岸統一進程加快之際，“港獨”勢力突起，而西方及“台獨”勢力又加以扇風點火，導致香港混亂局面愈演愈烈。細觀“港獨”火勢，其火源在“台獨”，火勢燒在香港——此乃圍魏救趙之計耳，泄火之地，理當在台，皮之不存，毛將附焉。目前的香港亂局更説明“台獨”分子對兩岸統一進程正在加快的恐懼，同時也説明台灣問題的加快解決，完成祖國統一，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關鍵和全局的意義。
本文[1]最初收入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為最新修訂。】
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關係到中國安全的核心利益[2]，則其中台灣問題的加快解決，完成祖國統一，最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關鍵和全局的意義。
一、亞太地緣政治與中美關係
太平洋地區涉及到中、美、日、俄四大國之間的關係，對中國而言，核心是中美關係。中美目前看似對手，但從戰略層面上看，中美應當是朋友。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曆來只以打不敗的對手為朋友，無原則尾隨它後果必然是被拋棄，從吳庭豔、蔣介石、達賴，乃至葉利欽、薩達姆和最近剛下台的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都先後被美國利用和拋棄。日本也是早晚要被拋棄的，所以日本對美國總是懷着不信任的感覺。日本沒有歸宿感，它無力單幹，又不知道跟誰幹。
李登輝想把台灣送給日本，日本人真想要卻又不敢馬上要，李登輝本質是要當一個日本人，但一時半會做不到。中美之間的地理相距很遠，今後雙方也會有一些較量，但20世紀1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每逢亞太地區遇到重大的政治災變，都是在中美合作下解決的。
想做日本人的李登輝（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20世紀初，歐洲一些國家要肢解中國，美國不同意，今後美國也不願意看到中國被徹底解體，而更願意看到的是中國的有限分裂，美國必須保證亞洲有中國這個板塊的存在。如果中國垮下去，亞洲就會出現一個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就會起來，俄羅斯力量就會南下，美國就無法收拾局面。
前些年有些人提出“對日新思維”，説日本必然走向強大[3]。這句話本身就沒有前提，大國較量不僅是比經濟總量及人均GNP，要是這樣的話，瑞士也就成大國了；也不能單純比軍事力量，如果有軍事力量而無這種力量發揮的地理空間，那這種力量就會因國家狹小的地理條件而大打折扣。
所謂國際格局，實質都是大國安全空間分配後的格局。大國的存在必須有其相互默認的安全外圍地區。從拿破崙戰爭之後的維也納體系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雅爾塔體系，都是圍繞着戰勝國，特別是其中大國間的外延安全空間如何分配而展開的。兩個人坐得太近會覺得不舒服，國家，尤其是大國之間也是這樣。大國中間小國多，這有利於緩衝大國間的矛盾。
日本的地緣政治條件四面掣肘，極其脆弱。在北方，俄國人踩着“北方四島”後尾。南方還有美國在沖繩島牽着日本的繮繩。美國人既然對日本那麼好，為什麼不支持日本把北方四島收回來？美國人從來沒這樣説，更沒這樣做。可見美國人對日本是不放心的。
日本一直盯着中國台灣地區，中間有美國的阻擋，美國不會把台灣給日本；當年正是因為日本在甲午戰爭後拿走了台灣，才有後來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日本巴掌大的地，夾在中、美、俄之間，東南亞國家還不買它的賬，因此，它沒有任何地緣政治空間，更談不上安全外延空間。所以它無法成為大國，除非中、美、俄用“新思維”讓出一些地緣利益，以更“博大的胸懷”和更“高的戰略視野”來給日本崛起創造條件，那樣日本就有可能真的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和軍事大國。
日本人明白，沒有外延安全空間，日本是不可能崛起的。20世紀40年代，日本搞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在近衞內閣時，日本已經將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拿下了，處於最有利狀態。如果日本按近衞內閣的政策，組成汪精衞傀儡政權後，就不再向南觸動英美利益，不再攻打珍珠港，那今天的日本就很難説是什麼樣的。歷史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多做一點兒和少做一點都會前功盡棄。現在李登輝希望與日本一起肢解中國，他只想要當時汪精衞的地盤。如果他們的企圖變成了現實，屆時中、美、俄三家就會同時感到，前些年那些人提出的“對日新思維”與用體温暖蛇的農夫思維並無兩樣。
以史為鑑，可知得失。看看日本是怎麼起來的，就會知道它未來的可能走勢。18至19世紀初，中國是世界大國，日本根本沒有向中國挑戰的念頭。19世紀40和50年代，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被打敗。這令日本人吃驚。
1854年美國武力強迫日本打開門户，此後日本相繼與美、英、荷、俄、法等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日本人在民族危機時沒有膽怯，而是積極進取，鋭意改革：1866年開始明治維新，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軍事上海軍效法英國，陸軍效法德國，結果只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扭轉了困局。
1895年甲午海戰日本打敗中國，1905年又打敗了俄國。中國和俄國力量退出東北亞後，日本在亞洲迅速崛起，其外延安全空間迅速擴大。1910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朝鮮。1927年日本召開“東方會議”，決定侵略中國。此後日本國內政策迅速軍國主義化，並從30年代始日本以扶持傀儡政權的方式逐步侵佔中國東北、華北和華中地區。
1941年10月東條英機組閣，突破近衞政府的有限擴張政策，進一步將戰爭引向東南亞英美勢力範圍並突襲珍珠港。這導致美國參戰並同中國結盟。自此日本開始衰落，1945年戰敗後，日本從哪來又回到哪去：其地緣政治利益回到一百年前即明治維新前的狀態。
有觀點説貿易帶來和平，這種觀點大可商榷。據統計在1873-1875年間，日本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312.5萬日元，這是中日關係比較和平的時期；1886-1890年間，增長為1723.6萬日元，而在1891-1895年，中日進出口貿易總額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為2335萬日元，可就在此間中日之間爆發了甲午海戰。
中日貿易總額增長，但卻爆發了甲午戰爭，圖中為為日軍正在攻擊清軍（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同期日美進出口貿易總額分別為752.2萬日元、2723.5萬日元、4654.8萬日元，[4]可此間日美之間關係卻是最緊張的時期，19世紀50年代雙方還發生過數次海上衝突。另據美國學者孔華潤提供的數據表明，1940年美國對中國及日本的出口分別佔美國出口總額的1.9%和5.6%。[5]
但是隨着日美貿易的增加，雙方政治矛盾也在上升，政治矛盾如無法調和，到最後只能用軍事力量來解決。20世紀40年代初，日本打過了北緯30度，闖入東南亞英美利益範圍。同期中美之間沒有什麼貿易量，中美后來倒結成了盟友關係。美國還將中國拉到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先生一下子成了政治明星。[6]那個時候，美國人對中國的要求就是拖住日本。[7]中美聯合解決了日本問題，雅爾塔體系在遠東地區就是把日本推回到明治時期的狀態。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日本在近衞政府時期就將戰爭停止在北緯30度以北地區，不進入英美利益區，那美國就有可能不在軍事上介入遠東問題，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抗日戰爭的結局很難説是怎樣的。[8]
接下來是蘇聯人。20世紀70、80年代，蘇聯的咄咄攻勢把美國在世界範圍逼得節節後退，美國經濟也一路下滑。幸虧尼克松及時調整美國外交政策，與中國結盟，才有效地遏制了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和美國的衰退。可以斷定，在未來的世界上，美國人仍不能單獨解決亞太問題。
今天中美之間的矛盾類似19世紀美國與英國的矛盾。從表面上來説是地緣政治矛盾，這是直接的。如果從更深的角度來説，是對世界資源的配額的矛盾。中國經過20多年的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中國國內支撐經濟的資源已近嚴重不足。中國已不能再在國內大規模“採掘”下去，不然，大自然報復是很厲害的。我們看一下衞星地貌圖，在中國許多地方是黃色而非綠色的。
所以，中國現在要參與世界資源的分配，沒有資源，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沒有物質支撐。昨天的美國人在反霸中成功地參與並與霸權國家分享了國際資源利益，那麼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説，也不會有別的更好的出路。
但從長遠看來，中美戰略上應是朋友。只是中國要知道和美國打交道的前提，即在它打你的時候，即使不還手，也至少要讓它手疼。中國在亞太地區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對台灣的主權是事關中國生死存亡的國家利益。這些都是作為一個大國不能妥協的方面。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正在如法炮製兩百年前英國限制美國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排擠中國的海上利益，台灣問題是中國安全利益的底線，但這卻不是美國要求中國讓步的底線。面對這樣的苛求，想必即使是美國人也不會接受，也會奮起抵制。
二、台灣問題牽動亞太戰略格局
對亞太大國而言，台灣問題牽扯到地區格局問題，其中，釣魚島是格局變動的關鍵。釣魚島問題的要害不僅在於它“自古”就是誰的領土，更為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上它是可能出現的“台獨”勢力與日本右翼勢力勾結關係的“七寸”所在。而實現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則是打斷“台獨”分子與日本右翼聯繫的關鍵。
如果“台獨”得逞，它與日本必成鐵盟。這就是為什麼李登輝否認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地位的深層原因。[9]李登輝明白，與“台獨”分子“志同道合”的並不是美國，而是日本右翼分子。
歷史上日本一直需要“台獨”，而“台獨”分子在未來更需要由右翼組閣的日本。李登輝們知道，中國實現了兩岸統一，“台獨”也只有死路一條。所以釣魚島問題不完全是一個學術的問題，除了祖國統一的偉大意義外，它還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是亞太地區地緣政治格局問題。
日本問題本質上是遠東雅爾塔體系問題，因此，它本質上是中、美、俄三國與日本關係問題。而台灣問題本質上是中國在雅爾塔體系中恢復對台灣的主權後內戰遺留問題，但自從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開始及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台灣問題又被迫捲入冷戰格局之中。[10]
蘇聯解體帶給世界的重大變化，是雅爾塔體系在歐洲隨華約解散和科索沃戰爭及北約東擴而瓦解，但在遠東地區卻大體完整保留。如果説昨天科索沃阿族人的“獨立運動”造成了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的終結，那麼，在遠東顛覆雅爾塔體系的導火索可能就是今天以李登輝為“教主”的“台獨”活動。從這個視角看，本來不屬於但後來又被強迫捲入冷戰格局的台灣問題將牽動遠東大國格局。這就是目前美國、俄國一致反對“台獨”的重要原因。
三、台灣問題關乎中國現代化全局
研究地緣政治要抓主要矛盾，中國的亞太地緣政治的核心利益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不僅是中國主權的問題，還是中國海權及現代化全局的問題。
台灣是中國有待統一的地區，同時也是中國出入太平洋，實現其海權利益的東海前沿基地。兩岸統一後，中國就徹底突破了自冷戰以來美國在西太平洋構建的意在封鎖中國的環島鎖鏈，其意義遠比美國獲得夏威夷的意義巨大。
統一台灣，中國北可遏制日本軍事對中國東北再次覬覦的可能；南可將其與海南省一道對中國南沙主權諸島嶼形成巨大的鉗型保護，並對南海的中國海運安全產生有效的保障；東可擴展中國東南安全空間，對中國東南沿海黃金經濟帶形成前鋒拱衞。
另外，中國的統一進程還與中國的海權實現進程相一致，這決定了兩岸統一是中國發展不可繞行的門坎。台灣不回，南沙羣島則不保。如果説南海地緣政治的關鍵是馬六甲海峽，那麼，對中國而言，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南沙諸島則是中國實現南海海權利益的關鍵。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南海區必然要有自己的海上基地。如果釣魚島和台灣島迴歸祖國，則中國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安全利益就有保障。與甲午海戰時不同，日本乃至美國的航空母艦在衞星制導時代對於東海作戰的作用已十分有限。
**歷史上日本在東北亞崛起的前提是俄國和中國的衰落，未來日本在太平洋地區崛起的前提是中美俄的衰落。**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解體，但是俄國又頂住了；中國今後只要不垮下去，一看地圖就知道在可預見的將來，日本不可能成為大國：它北部有俄國踩尾，南部有美國牽繮，中間還有亞洲國家不斷敲打日本右翼。現在倒是我們有些人要搞對日“新思維”，要幫日本再次崛起，這顯然是糊塗的認識。
應當將解決台灣問題看作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問題的有機組成部分。與20世紀50年代不盡相同，台灣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主權問題，它更是影響中國實現其發展權的問題。19世紀60年代，德國當時分成幾百個城邦，嚴重影響德國經濟發展。俾斯麥用鐵血政策七八年就將德國統一。
主權問題哪能是單純地談出來的？台灣問題對中國而言，也是海軍問題。大規模地發展中國海軍是解決“台獨”的關鍵。台灣只有被抱在中國海軍的懷裏，才會有兩岸的“和平統一”。
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當年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大有可借鑑的地方。台灣好似當年的北平，其經濟成就也好似故宮珍寶，不要破壞，一定要完好無損地成為中國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此，非大規模地發展中國海軍則不能達到目的。
台灣問題之所以不能迴避，還在於它牽動着中國現代化全局。台灣是我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的前鋒保護屏障，失去台灣，海上威脅就會直逼中國產值，尤其是高技術產值增長的黃金地帶，這是任何一個大國都不會容忍的。
當年毛澤東打朝鮮戰爭，部分原因就是東北有決定新中國命運的重工業和能源基地。國家安全一定要有外圍地區，何況台灣是在我們主權範圍內的地區。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未來的東北亞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與中央政府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掛鈎。
有人説，如果沒有朝鮮，我們的邊境貿易會增長多少，但他們也沒想，正是有了朝鮮我們在東北減少了多少駐軍，朝鮮戰爭迄今，近半個世紀中朝邊界無戰事——與此相反，明朝末期至新中國之前三百多年，中國東北遑論中朝邊界就沒一天安寧，地緣政治就得考慮安全外圍。
我們説台灣問題牽動中國現代化的全局，還因為“台獨”一旦得逞，且不説南沙地區難免有聯動效應，而且還會反向拉動中國東南沿海的離心傾向。如無國家約束，富人總不願跟窮人在一起。原始社會就是由於部落間的生產力增長而導致部落內部經濟收入差異拉大而解體的。如果我們經濟發展反導致中國分裂，那就不是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了。
四、在主權統一問題上，俾斯麥、林肯是我們的老師
20世紀20年代末，毛澤東説在槍桿子問題上，我們要學蔣介石先生；今天在統一台灣問題上我們要學19世紀德國俾斯麥和美國的林肯先生。台灣是中國主權利益所在，必須有不惜代價的“鐵血”決心。兩岸統一是中國向世界的宣誓，也是中國信譽的承諾。
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宣誓和承諾還不僅在於兩岸統一本身，而在於國家統一後，中國還要走俾斯麥儘可能與大國交好而不衝突，有實力而不炫耀實力，敢用武力而不濫用武力的道路。未來中國要大力加強國防力量，但要極謹慎地使用它。
在解決台灣問題上，我們還要學美國的林肯不懼霸權、敢於鬥爭與善於鬥爭的精神。美國獨立戰爭後，英國仍不甘心，1812年入侵美國，1814年曾一度打入華盛頓，試圖再次肢解美國，結果被美國人擊敗並被迫退回歐洲；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英國支持美國南方分裂國家，結果在林肯堅定的國家意志前再次失敗。美國自此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的國家主權和統一的民族市場，才有了後來美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基礎。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已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國內因經濟發展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並由此產生社會動盪，這要求美國必須關注海外市場。為此美國必須打破英國等海上霸權國的海上封鎖。美國人説幹就幹，1898年一氣拿下了夏威夷、古巴、菲律賓。自此美國的海權邊界擴張到遠東地區。
“多少事，從來急”，美國人一年內就打破了英國的霸權封鎖，實現了一個工業大國必需的世界地緣政治利益。所以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要有俾斯麥的決心和林肯統一國家行動中的反霸勇氣。
有人説，我們得先把國內的事情搞好。但問題是現在中國的問題已與世界問題連為一體，中國的利益正在日益深刻地融入世界。大家查一下歷史，19世紀80年代的時候，美國人的社會問題比今天中國多得多，厲害得多。到了20世紀初，美國打破“西方”海上封鎖，大量海外利潤迴流到美國後，美國反倒走入福利國家行列，國內開始有了注重保護消費者、提高教育投資等政策。為什麼？有錢了。錢從哪來，從海外高額利潤迴流中來。
我們再查一查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歷史：1949年10月，國內百廢待興，按現在一些人的道理來説，更應該“把國內的事搞好”，“先把經濟搞上去”，但毛澤東恰在1950年初決定出兵西藏，年底決定出兵朝鮮，由此為新生的共和國安全奠定了堅實的國基。
中國現在有些人忘記了陳雲同志“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遺訓，不看資源供給允許的限度，一味埋頭於經濟發展。這樣的話中國就真麻煩。中國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但揹負着這個目標的卻是傳統和正在解體的小農業，是收入日下的中國農民羣體和日益匱乏的資源環境。
民族的而非附屬於國際資本的現代化農業和豐富的資源供給是現代化國家工業的基礎。美國的農業已工業化和市場化了，美國又有來自世界的資源供給，所以它巨大的生產發展就是可持續的。中國農業不僅沒有經歷工業化和市場化改造，而且還面臨失去其民族性的同時又陷入拉美化困境的危險，這會極大制約中國工業可持續性發展。農業破產將造成大量農民蜂擁進城，這對容納外來人口能力極為有限的中國城市會造成巨大壓力。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美國一百多年前相似的歷史進程，如果中國要實現持續發展和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大概也只有學習早期美國：在反霸中統一國家主權，在反霸中強化統一的民族市場，並在反霸中不惜用槍桿子捍衞主權國家本應具有的平等分享世界資源的權利。
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終結。
參考文獻
[1] 本文刊發於《中國改革》2003年第12期
[2] 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往往受到輕視，但在亞太重大的政治事變中，澳大利亞卻是旋轉亞洲命運之門。太平洋戰爭中當美國人被日本人從亞太地區趕出去後，澳大利亞成了美國絕地大反攻的最後基地，也是亞太和平和穩定的最後兜底的地方。 1942年2月，根據太平洋地區日軍進攻之後形成的戰略格局，以前的“ABDA”（美、英、荷、澳）防線已基本沖垮，羅斯福和美國軍方首腦確定了新太平洋防禦戰線的底線，就是以澳大利亞的主要基地的。太平洋戰爭中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説：“如果我們被逐出菲律賓和新加坡，我們仍可退守荷屬東印度和澳大利亞，並且與中國全作……就能給予日本極大的反攻打擊。 ”（參見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年》，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19-120頁、163頁。）由於所涉主題關係，對此不展開討論。
[3] “日本的軍力和軍力使命確實在增長和擴展，而且確實包含着既不應誇大、也不容忽視的危險性。我們需要有警覺，但同時也要調整某些思想方法。要問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麼辦？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麼辦的時候就不能沉溺於情緒。要切實地加強我們自身的力量建設和妥善地進行全局應對，以此來真正落實應有的警覺。我們對日本軍力的增長、日美同盟的加強和日本國內的右傾傾向，要外表適當大度與內心充分警惕相結合，區別實在的與潛在的，現實的與可能的，主要的與次要的，既有兼顧也有側重。”時殷弘：《對待中日關係要有戰略性的新思考》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3年第9期。
[4] 資料來源：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日本經濟史》第3卷，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頁。
[5]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
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中美關係的歷史剖析》，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頁。
[6] 美國學者達萊克就史迪威赴華問題作了評述：羅斯福決心推行“歐洲第一”的戰略，近期內不給中國以大規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國能夠繼續抗戰；另一方面通過給予它的地位使它幻想得到滿足，但又強調長遠的利益來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啓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75頁。
[7] 在1942年上半年，美國的全部問題就是如何使中國拖住日本，不使其大規模增兵太平洋和西進印度。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指令就是：第一，增加美國支持中國政府從事戰爭的有效性；第二，支持促進中國軍隊有效戰鬥。參見：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頁。
[8] 1940年5月底，鑑於德國的勝利，為了使日本不乘機南進，羅斯福對摩根索説：他“願意同日本聯繫，想法締結一種聯合公約來維護太平洋的和平。”羅斯福維持與日本談判的想法不是“根本改變日美關係，而是爭取時間……如果情況允許，就一直拖延長把希特勒打敗以後。國際形勢的變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變政策，而不必進行戰爭。”1941年11月17日，羅斯福授意赫爾擬就為期6個月的“臨時協議草案”。美國恢復同日本的經濟關係，並促使中日談判。作為交換，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滿州國”邊界或任何南部地區（荷屬、英屬或暹羅）增派軍隊，日本同意在美國參加歐洲戰爭時，不援用“三國條約”的規定。美國國務院也擬就了自己的“臨時妥協”條文。參見：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1、55、61頁。
[9] 台灣《中國時報》2003年10月26日報道，李登輝25日在為“李登輝學校”上課時表示，依照歷史，釣魚島既不是台灣的，也不是大陸的。釣魚島的主權問題是從1971年開始的，以前沒有人説釣魚島是屬於中國大陸或是台灣的，因為那一年大陸在海底發現了石油。他還批評台“行政院長” 游錫堃指釣魚島屬於台灣宜蘭縣，是不懂歷史。
[10]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中堅持台灣問題的雅爾塔體系的立場，稱：“在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中國最高領導人宣稱，他們的宗旨是，日本從中國竊取的領土（如福摩薩）應歸還中華民國。美國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簽字國，該公告宣稱，《開羅宣言》的各項條款應得到實施。”朝鮮戰爭發生後，東亞冷戰驟然升級，6月27日杜魯門再次發表表明，將台灣問題納入冷戰格局之中，稱：“對韓國的攻擊已毫無疑問地表明，共產主義者已經不限於採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將使用武裝入侵與戰爭的手段。這種做法公然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發出的命令。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軍隊佔領福摩薩，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以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為此，我已下令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任何進攻。作為這一行動的應有結果，我已要求在福摩薩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中和海上作戰行動。第七艦隊將保證此項得以實施。”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捲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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