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兵：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不能簡單認為中央放棄香港

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佈；緊接着8月20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又宣佈揭牌。在目前香港遊行示威不斷，不少人質疑“一國兩制”的局勢下，這些消息釋放出了什麼信號？觀察者網就此採訪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解讀新政。

2018年7月18日，深圳，從大南山俯視暮色中的沿江高速。@視覺中國

2019年8月20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正式揭牌。圖為揭牌儀式現場。 張亨偉(上海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採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8月18日，國務院支持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8月20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又宣佈揭牌。這兩大消息與近期香港局勢在時間上有所重疊，所以這背後透露出怎樣的信號？“先行示範區”是示範什麼？向誰示範？

**李曉兵：**早在今年2月18日，國家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文件其實與前者一脈相承，深圳的這個規劃絕不是臨時起意，而是醖釀已久。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基礎上，新發布的意見可以説是對深圳進一步賦予新的定位，這是中央長期一貫的想法。深圳具有港澳及內地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優勢，目前深圳的發展態勢、城市精神、發展速度質量，與當下國家戰略方向是契合的。

相比之下，香港的底子很好，基礎不錯，也完全具備承擔很多國家戰略發展目標的重任。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香港在有些方面是迴避的，比如自身定位和角色模糊，這一點其實是非常致命的，這也是香港特區治理今天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現在正是香港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突破的歷史時機，結果卻陷入內耗，這也給了我們很大的警醒，就是中央對香港的高度期待和香港承擔重任的能力之間是有落差的。

因此，將深圳打造成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政策，可謂意味深長。**但不能簡單地認為香港的作用就會完全被深圳所替代。實際上大家是各自發力，共同合作，一起達到一種發展的高度；**歷史選擇了香港，歷史也選擇了深圳。兩者既有合作，也有競爭。

另外一個層面，我們也必須關注到，那就是從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到未來深中通道的開通，是中央全方位考量作出的綜合決策。我們不能想當然的認為，香港今後如何，深圳今後如何。其實，港珠澳大橋建立之初也是準備建設專門連接深圳的通道的，港、澳、珠、深四地是連通的，但後來硬生生將深圳這一頭關閉了。儘管這一想法沒有落實，但現在正準備建深中通道，連接深圳和中山，在港珠澳大橋的北部，跨越伶仃洋、珠江口。這展現出國家在未來發展規劃上，絕不是簡單地確定以某個城市為中心，而是要讓各地平行發展，合作競爭。

關鍵是，國家發展到今天這個態勢，一個地區的發展是否能與國家發展戰略、當前世界產業發展前沿相契合，這樣才能釋放更多發展潛力。近年來，山西、東北以及內地一些地區轉型不是很成功，這不是因為國家不重視，而是在這個時代沒有捕捉到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符合前面提到的這些基本要求。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的產業優勢定位在“四個中心”，貿易、金融、航運和國際航空樞紐，其中最重要的優勢在金融上。目前內地正在不斷設立自貿區，從海南到上海等等。中央對於深圳等地的金融發展也提出了新要求。

觀察者網：所以説，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是醖釀已久的。

**李曉兵：**是的。深圳有很多優勢，城市年齡短，人口結構偏年輕化、創新環境好，再者過去四十年的發展積累也給了深圳一種努力超越積極進取的城市精神，支持它的持續發展。現在香港是保守有餘，動力不足。很多香港產業界的大佬，不再去謀劃進一步的發展，而是希望能夠坐享其成。深圳則很不同，有一種非常濃厚的創業氛圍。

過去香港講“獅子山精神”，這是在“亞洲四小龍”時代提煉出來的精神。但如今的香港有些消沉和暮氣，缺乏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甚至陷入自我沉淪而不能自拔，這隻會阻礙其自身潛力的發揮和實現更大的發展。香港這個“東方之珠”應該在世界舞台上不斷的擦亮，現在反而因為內部社會失序街頭暴力升級，而在國際上獲得大量關注，顯然是本末倒置。

香港有能力有底氣就應該拿出來，依靠自己的產業、品牌等去引領世界、佔領制高點，用特區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培養更多的知識精英、經濟精英、科技精英、政治精英走向世界，在經濟上要有能力挑戰紐約、倫敦、新加坡，發展出超越他們的優勢和模式。這樣，不僅我們有信心，香港市民、年輕人、產業界的信心自然而然就會散發出來。

但現在香港的產業界信心不足，特區政府管治手段有限，這些都導致香港人對於香港自身、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變化的認識不足，甚至陷入到某種話語體系的陷阱，看不清此消彼長的態勢。

觀察者網：您上述提到的內容，令人聯想到了“一國兩制”實踐的問題。最近有學者認為，深圳打造“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意味着接下來“一國兩制”的實踐會出現一些調整，過去是鼓勵內地城市學習港澳經驗，尤其是深圳等城市，但未來可能是希望港澳能學習內地城市發展經驗。您對此有何看法？

**李曉兵：**我們理想中的狀態是良性互動。今年是澳門迴歸20年，在港澳兩地相繼迎來回歸20年的歷史時刻，我們需要全面回顧、深度梳理“一國兩制”實施以來的寶貴經驗和教訓。我個人認為，目前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另外在實踐方面可以説到了一個臨界點，也就是在港澳迴歸之初確定以區隔為主的做法，到了現在港澳特區與內地之間必須轉化為融合發展。這是一個艱難的轉型。

對於特區的產業界、社會精英來説，甚至都還沒做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準備。國家發展到今天的階段，香港要去考慮怎麼跟上國家發展，而不再是簡單地固守昔日的發展成就和一些傳統角色與定位。現在國家發展呈現質的飛躍，可以説一年一個樣。“一國兩制”實踐也從迴歸之初的嘗試性探索逐步走到重大歷史轉型的時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是一個標誌性文件。

簡單地説，香港如何向內地借鑑學習的經驗，從過去處在的產業垂直分工的上游，到今天逐漸平行發展、合作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不能簡單機械地實施基本法的規定，而是要創造性的實施基本法、發展基本法破解發展難題，還需要在產業結構調整、社會治理、區域治理等方面的展開合作。過去我們總説香港是一個法治城市，具有法治的傳統，但現在仔細觀察會發現特區法治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未能很好的兼顧自由與秩序的平衡。從某種角度來講，香港是夾在內地和世界之間的，必須要協調好與這兩者的關係；比如過去香港作為歐美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但現在內地全面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深，由此香港就必須遊刃有餘地切換和平衡，否則就會陷入“腦袋和屁股”分家的狀態，其實也是定位不準、瞻前顧後的表現。

現在香港有一部分人要求向北看——看北京，但仍有不少人的眼睛還盯着倫敦，卻不看倫敦也是自顧不暇。這是香港自身發展必須要突破的一種困境。

觀察者網：在“先行示範區”意見中，提出要給在深圳的港澳居民以市民待遇，意在鼓勵香港年輕人“北上”，您覺得這一政策是否能達成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大灣區的定位非常強調科技創新等等，這對於一部分香港年輕人而言能否契合這些要求？他們需要做些什麼準備？

**李曉兵：**在某些方面，香港的準備還是不足。過去內地的很多產業都處在產業鏈的低端下游，而今內地很多地方實際已經憑實力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異軍突起，比如深圳、東莞、廣州，很多地方都實現了產業的騰籠換鳥和轉型重塑，成為產業集聚中心。比如東莞，從過去以簡單代理加工為主的城市，到現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城市。深圳也從過去的對標香港，成為現在世界級的科創中心。這些城市都在悄然之間發生了轉型。

但香港沒有預料到這一情況的發展會如此迅猛。廣東一些城市的發展某些方面已超越香港，包括香港本身的一些產業逐漸轉移到廣東，在科創方面香港更是跟不上世界發展的節奏。現在深圳又推動深港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如果順利進行，深圳又會向前邁出一大步，所以歷史是不等人的，香港的精神狀態必須改變，否則過去的資源、渠道、財富等等成為負擔，固守既有的家產和利益格局、習慣於“躺着數錢”的狀態會讓香港人看不到未來的方向。

香港深層次的問題不是北京和內地造成的，而是本土既有的利益格局固化所造成的，但如今卻將矛頭指向內地，這完全是錯誤的。**我認為香港的深刻反思可能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作自受，第二個階段自暴自棄，但最後的階段必須要自強不息。**舉個例子，在“佔中”時期，香港提出要發展科創，成立創科局，國家非常支持香港發展科創，並對科創局寄予高度期望，但轉眼這麼年過去了，究竟在哪些方面實現了突破，在哪些方面做成了一些事情呢？包括去年習主席給香港高校的院士科學家回信，學者們提出項目爭取經費，當時中央立刻就落實了這些要求，但結果怎樣呢？所以不能説中央沒有去協助香港的發展。香港最終究竟能走多遠，最終需要依靠的是自己究竟有多主動，是否能夠適應和把握當下“百年未有之變局”。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這點很關鍵，當時習主席給香港院士的回信確實反響很大。

**李曉兵：**我們確實迅速落實了，在原來香港“四個中心”的基礎上，中央立刻就給香港增設“國際創科中心”的角色，而且將這一點寫到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特區的年輕人要有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也要有真正的實踐能力，不能簡單地認為有投票權了，上街發聲了，香港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些實際上是很多國家和地區曾經走過的路子，只要回頭看看歐洲、中東、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治理困局，就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角色不清、定位不準，導致香港不斷內耗。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您在深圳這則消息出來後就提出一個觀點，這不是中央放棄香港。這一點可能在兩地情緒比較激烈、香港局勢不穩經濟表現不佳的時候，更加值得強調。最近，有一些聲音認為，香港不必自負，深圳、上海都可以取代香港，但問題是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身份就是自由港。就目前來看，上海或深圳的體量、開放度還是不能跟香港對比。所以，您是否可以再深入解讀一下“中央並不是放棄香港”這個觀點？

**李曉兵：****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優勢依然會釋放。**香港一定要明白歷史的機遇和自身具備的優勢。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香港全社會上下必須要深刻內省。特區治理並非簡單追求“政改”、“雙普選”這樣的目標，而是香港社會要實現全面的轉型，如何在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轉換過程中繼續保持領先，過去所積累的發展成就和所達到的高度能否實現持續超越。

中央也是考慮到了這個問題。針對澳門特區，中央提出的是產業要適度實現多元化，不能因為強大的博彩業能持續不斷帶來財源，而忽視經濟單一依賴給城市帶來的問題。正如香港在金融業、地產業等領域確實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被其困住，所以亟需調整產業結構。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際上也是讓香港和內地之間發揮各自優勢，比如香港的服務業渠道、高端人才吸納等，是現在深圳、廣州等城市不可比擬的，關鍵是在目前這個階段內如何發揮得更加極致。網上流行一句話是“我們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也許現在有一部分香港人士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他們逐漸地意識到香港的問題主要在於自我轉型、重新定位在當下沒有實現，所以只能陷入內耗、徘徊不前的狀態。

6月13日，“兩岸企業家峯會”台灣分會理事長蕭萬長為台商爭取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圖片來自台媒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先行示範區”與“一國兩制實踐”的關係，假設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話，今後甚至還可能對台灣地區也起到輻射效應，尤其是民進黨為了私利將“一國兩制”污名化。

**李曉兵：**這是我剛才想談的一個問題。我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絕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是在港澳地區的實踐，台灣不願接受就是“一國兩制”在台灣問題上遭遇重大挫折。“一國兩制”的設計、發展、實踐都是開放性的，需要在不斷的創造性實踐中不斷實現突破和發展，並將“一國兩制”推向更大的成功。我們過去研究“兩制”也過於聚焦港澳，特別是聚焦於港澳基本法的實踐，但現在我們發現這種思考和眼光實際上是過於狹隘了。“一國兩制”的實踐也要跟隨世界發展的態勢和國家發展的節奏不斷拓展、轉型，從港澳特區高度自治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再到港澳台三地之間的聯動。

其實，今年初高雄市長韓國瑜港、澳、深、廈之行的行程設計非常特殊，像他都看到了港澳台和內地之間的聯動。**這些地方的優質資源都可以利用起來，台灣的農產品、港澳的消費市場，國際渠道和內地融合打通後，未來這一帶將形成國家發展的一塊高地，這盤棋就走活了。**現在其實港澳台三地相互之間還是區隔、拆開的，就像下圍棋一樣，還沒有真正連成線，優勢也沒有充分釋放出來。國家和中央比較擔憂的也是這點。過去我們對“兩制”強調區隔，所以形成了“三個關税區”等等，如果這種區隔在過去是必要的話，那麼現在要打通區隔，充分實現人員、資金、物資、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通，但現在港澳和內地之間居然還不能充分實現，這是不正常的。

粵港澳大灣區要打破區隔，深圳“先行示範區”的建設，是要讓深圳在這方面扮演先行者，以實際作為來擔當這一歷史責任。

觀察者網：去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1980年正式設立深圳特區；從近40年前的“特區試驗田”到如今“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其實對深圳本身的發展來講也是巨大動力。您覺得定位的差異在哪裏？不同的定位今後會帶來什麼變化？

**李曉兵：**深圳對歷史感、時代感以及發展節奏的把握的信心會更足，這是建立在過去發展的底氣和基礎之上。比如我所在的天津這座城市，國家過去也曾經給了很多支持，但最近幾年未能抓住機遇將產業升級發展到相當的高度，現在的衝勁就沒這麼大。而深圳在40年內不斷創造奇蹟，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它能繼續創造奇蹟，這次獲得“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是歷史的選擇；不僅僅是中央賦予其責任，也是深圳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

最後，關於“一國兩制”的實踐問題上，我們要突破一些既有觀念的束縛。我認為，“一國兩制”實踐的轉型，要從原來的“戰略防禦”要轉向“戰略進攻”；防禦是採用區隔方式，區隔對我有利，否則我們還沒有發展起來就可能把我們吸納或壓制了。現在是到了考慮轉變的時候了。

當然，這種重大歷史轉型也意味着要面對更加開放的世界，敢於和世界競爭，勇於在競爭中勝出，特別是當下中美關係複雜變化時期。今後不是簡單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而是必須整合雙方的最優資源，但整合過程也非一蹴而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會在這個歷史階段提出這個設想的原因。

中央絕不是簡單地讓深圳替代香港，出台這項政策是順勢而為、錦上添花，同時讓各地承擔新的歷史責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是結果導向，採取現實主義的路線，務實發展固本強基，就像中國這些年的發展那樣，世界格局的重塑從來都不是以誰的想象為基礎的，而是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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