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靖：全球供應鏈的重塑，並未朝着特朗普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8月24日，美方宣佈將提高對約5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税的税率，中方強烈敦促美方不要誤判形勢，立即停止錯誤做法，否則一切後果將由美方承擔。

美國經濟指數狀況連連，但自稱“天選之人”（I’m the chosen one）的特朗普仍屢次聲稱要“將生產帶回美國”。那些確實正在調整海外產業鏈的美國製造企業，真如特朗普所願嗎？

根據一項由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系吳靖教授和新加坡國立⼤學金融系Ben Charoenwong教授開展的最新研究表明，全球供應鏈的重塑其實並未朝着特朗普所希望的方向發展。近日，該團隊接受了觀察者網採訪，分析了全球產業鏈的變化。

**觀察者網：**首先，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這項研究中相關數據採集主要通過哪些渠道和方法？是否針對個別企業做過調研，有的話能具體談談代表性的案例嗎？

**答：**我們使用FactSet Revere數據庫，該數據庫涵蓋的信息來源廣泛，包括公司網站、公司財報、公開新聞、公司會議記錄、彭博社等財經終端，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23,000家上市公司和325,000個條供應鏈關係，是我們目前所知覆蓋範圍最廣、記錄信息最全面的有關全球企業生產供應關係的數據集。

**觀察者網：**您在研究介紹中提到，全球產業鏈的重塑並非如特朗普所願，有些企業並沒有從中國等地遷回美國，而是轉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能舉一些具體案例嗎？此前，有傳言稱外資企業因為中美貿易戰從中國撤出，這一説法在研究中能得到證明嗎？

**答：**我們在FactSet全球供應鏈數據中發現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供應鏈轉移案例。比如美國雪佛龍股份有限公司（Chevron）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公司，在2015年至2018年間停止與中國深圳赤灣石油供應公司、中信海直集團、中化國際、中海油田等企業的重要生產關係，同時，雪佛龍也終止了與美國SPX燃料能源公司、DXP公司等185家美國供應商的合作，佔其歷史所有美國供應商總數的近80%（數據顯示曾共有美國供應商235個）。逐步撤出中國和美國後，雪佛龍開始在越南和其他國家開拓供應鏈關係，比如哥倫比亞、西班牙、哈薩克斯坦、斯里蘭卡等。

我們在仔細觀察公司的行動時間線後，得到了最重要的研究發現，即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外遷行為並非始於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簽署備忘錄開啓貿易戰，而是從2015年6月特朗普參加總統競選時就開始有所反應。

除了上述雪佛龍的例子之外，還有眾多公司從2015年便開始有明顯的生產鏈全球化、分散化的趨勢。比如L Brands（旗下擁有維多利亞的秘密等美國多家知名品牌）、萬豪國際集團（世界最大國際酒店管理公司）、美國德納公司（世界最大汽車零部件企業之一）等，這三家公司均有超過五十年的經營歷史，當國家政策不確定性逐漸增強時，其全球化供應鏈有明顯對比，其2014年的重要供應商分別僅包括7個、8個、3個本土外國家，而2015年則增長至12個、15個、8個，增長率分別為87.5%、71.4%、166%，新增國家主要集中在韓國、越南、馬來西亞等。

我們對美國公司供應鏈的各國分佈佔比的增速做了整體的對比研究，下圖分別為2014-2015年佔比增速，和2017-2018年佔比增速，綠色為上漲，橙色為下降，可以看到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製造業全球份額明顯萎縮，中國增速變緩，東南亞、南美等地區增長迅猛。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部分外企撤出中國這一現象？轉移到東南亞的企業順利嗎，是否遇到一些困難？

**答：**外資企業為了規避中美貿易戰，尤其是貿易戰背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負面、長期影響，自然會考慮轉移到環境穩定、生產成本合適的國家或地區，比如東南亞。但是，這些轉移行為也並非毫無障礙，一部分困難來源於這些國家地區原有製造業生產基礎的薄弱，比如技術落後、生產質量較低、官僚政治的腐敗和打壓、財務會計制度的不健全等。

另一部分困難來源於大量公司轉移後帶去的工廠產能供不應求，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畢竟東南亞的年輕勞動力的數量遠比不上龐大的中國；廠房租金上漲，據越南地產公司JLL的統計，2018年下半年越南南部廠房由於供不應求而租金上漲11%；訂單飽和後產能受限，比如Zara、優衣庫等多家知名品牌將生產線遷到越南後，越南服裝紡織行業很快出現飽和，一些中小企業已經減少生產甚至開始停產，甚至被迫進一步遷移到其它國家。

重新規劃供應商代價也是很高昂的，因為企業需要花費多年時間與供應商建立起良好關係和默契，現在要在新的地方重新建工廠，招聘、培訓員工，很難短期內保證產品的工藝和質量。

**觀察者網：**您提到研究中最有意義的一點是，生產鏈越複雜，對美國境內經商環境越敏感的企業，會更早地採取防範性措施，在衝突產生前，將公司生產和銷售遷移到美國以外的國家。在您的研究中，如何量度“複雜”，有具體研究數據説明嗎？如果將這一結論套到中國或其他經濟體是否成立？

**答：**我們從兩個角度定義並考察了“複雜”這一概念。

**第一個角度是公司生產鏈條的多樣性，越需要不同行業生產鏈提供元器件的公司，供應商越多，公司價值鏈越“複雜”。**由於不同生產鏈間具有不可替代性，任一環節的不穩定都會給公司產品帶來極高危害，因此這些公司會對生產鏈環境極度敏感，更早採取措施。我們用美國內部供應鏈條總數來衡量這一指標，“複雜”程度極高的美國蘋果公司在2014年本土供應商佔比33.35%，2016、2018年相繼降到29.93%和27.09%。

**第二個角度是公司產品的多樣性和對其他企業的影響程度，公司經營越廣泛，產品重要性越高，公司價值鏈越“複雜”。**比如排名第一位的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產業橫跨電子工業、能源、運輸工業、航空航天、醫療與金融服務等），2014年本土供應商佔比56.69%，2016年降到42.74%，2018年僅有36.04%。

**這一結論在中國同樣成立，**因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供應鏈的影響機制是根本的，不確定性給企業經營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比如原材料成本上升、政治政策壓制等，因此企業為了自身發展，肯定會尋求新的出路。我們觀察中國的數據發現，“複雜”程度最高的公司諸如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南方航空、國際航空、東方航空、中興通訊、東風汽車等，在2015年後均大幅降低了在美國的供應鏈佔比，同時在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巴西、哥倫比亞、波黑等國家尋求新的供應商。

2018年6月28日，特朗普親赴威斯康星州，與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共同出席富士康工廠的動工典禮。@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目前美國經濟結構對回遷企業而言，面臨着什麼困難？此前鴻海在威斯康星設廠一事尚未有實質進展，是否可以説明問題？

**答：**不願迴歸的原因有很多。客觀來説，包括紡織、皮革在內的基本消費品，很難找到像中國這麼完整的供應鏈和勞動力市場。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超過20億雙鞋，很難將業務完全遷往其他國家。拋開客觀熟練勞動力不充足以外，成本也是很大的的決定性因素。美國政府每年收取5%-50%的土地税，在美國開發企業土地和建廠佔去企業投資比例高達20%-30%，除此之外還有搬遷費用、設備費用，後期的美國高昂的管理、僱員、保險、醫療等費用。這些額外增加的成本，最終都會通過產品售價傳遞給零售商、消費者，消費者怎麼能夠承受原來100美元的鞋現在賣到300美元呢？

另外，特朗普主導的政治經濟不確定性也對美國企業在如何構建回遷計劃上造成客觀上阻礙。比如特朗普在是否追加關税的態度一直反覆，在是否與華為等中國企業合作的態度上變化多端，並且把與中國的農產品和原材料貿易當做貿易籌碼，這些都會影響美國企業回遷美國。最近白宮和美聯儲之間也出現了矛盾，貨幣政策和利率不確定性也會影響美國企業更保守看待在美國本土的生產和經營。

關於鴻海在威斯康星設廠的計劃，我們不看好。我們研究發現，面對貿易戰這種政策不確定性，公司對固定資產等長期投資持更加謹慎態度。相比最初建廠消息傳出來，目前的政策不確定性情況下，這個計劃最終不了了之的可能性很高。另外，鴻海本身在大中華區的根基很深，兩國關係不好也是導致沒有實質進展的另一壓力。

**觀察者網：**最近有一個比較熱的話題是“中美脱鈎”，在中美兩國都有人討論，兩國國內也都意見不一。之前有觀點認為，和美國不同的是，中國這些認為要脱鈎的，其實都是不希望脱鈎的，只是從某種預防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您對此如何看待？結合您的產業鏈研究，如果中美脱鈎，會對中美帶來什麼影響？

**答：**中國是全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但美國仍然是全世界製造業第一強國。中國在絕大多數製造業產值都遠遠超過美國，但是美國在航空航天、芯片設計和製造、化工和新材料等高精製造業仍然明顯領先中國。我們都不希望看到中美經濟關係完全脱鈎，因為兩國互補很強，市場都巨大而且相互兼容，同時經濟紐帶也是兩國政治關係的壓艙石。

但從供應鏈的風險考慮，中國企業確實需要分散風險，自主研發或者建立其它供應渠道。

**觀察者網：**那麼。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情況如何？之前外界認為，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下一階段必須要做的是提高自己在產業鏈的價值，要做到這一點，中國需在哪些方面發力？

**答：**中國是全球的產業鏈大國，基礎設施完善，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專業技能的人才1.7億，具備其他國家難以替代的綜合優勢，尤其是生產製造行業佔據全球總量的很高比重。近三年的部分企業遷出中國，一方面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產業鏈轉型下成本上升，企業主動尋求更適合的生產出路。**為同時迎接貿易戰長久化和生產成本擴大化的挑戰，中國要堅持做好產業鏈的升級調整，向附加值高的上游拓展，**一方面，健全新的生產環境，做好承接高要求、高價值生產訂單的準備，另一方面，更要着力發展自身優勢行業，比如人工智能、5G等具備高綜合性、影響性的重要產業。

**觀察者網：**最近，華為遭到美國打壓，一方面推出備胎“海思”、發佈“鴻蒙”系統，但同時仍積極表態要與海外供應商保持密切聯繫，如何看待這種兩手準備？研究中有對華為供應鏈有深入瞭解嗎，自主和依靠外在供應的比例如何？若後續真面臨美國斷供，是否有成熟應對舉措？

**答：**由於華為是私有制公司，其經營運作沒有披露，我們從數據商FactSet不能獲取華為重要的供應鏈合約信息。中興通訊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們以中興通訊為例，中興通訊的美國供應商佔比由2014年的60.45% 迅速降至2018年的22.39%，同時在芬蘭、以色利、俄國、沙特阿拉伯、瑞典、新加坡、土耳其開拓新的生產合作關係。當然，有可能中興通訊事實上對美國的芯片供應商依賴度非常高，只是最近受到美國針對性的制裁而有所影響。

**觀察者網：**最後，根據您的研究，能否對全球產業鏈現狀的特點做一些總結？

**答：**整體來看，2015年特朗普參選後，美國的全球生產份額明顯萎縮，在中國的增速變緩，東南亞、南美等地區增長迅猛。其中，煙草製造業、金屬採礦業、重型施工業、木材和木製品製造業、玻璃和混凝土製品製造業、橡膠和塑料製造業迅速撤離美國，電氣服務業、石油冶煉、汽車製造由中國遷出，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大量承接了金屬礦和煤炭開採業、玻璃和混凝土製品製造業、皮革製造業，越南大量承接食品製造業、紡織業、橡膠製造業，泰國大量承接了皮革製造、紡織業、食品業，南美洲的巴西大量承接食品製造、玻璃和混凝土製造、交通運輸業、汽車製造，智利大量承接了紡織業、航空航天器製造、電氣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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