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李敦白去世，享年98歲

據紐約時報8月26日報道，首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於8月24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歲。他的家人發佈聲明證實了他的死訊。

李敦白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個猶太家庭。曾先後就讀於波特軍事學校、普林斯頓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並最終在後者修讀哲學，期間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1942年參軍，被派往斯坦福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老師中有張學良之女兒張閭瑛和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李敦白作為一名受過中文培訓的美國陸軍新兵飛經駝峯航線抵達中國昆明。那時候，他的名字叫Sidney Rittenberg。在昆明當地開明書店老闆的建議下，更名為“李敦白”，並沿用至今。特別簡單，就是在“李白”的名字中加一個意思為寬厚的“敦”字。

1946年10月19日，在當時一些中共領導人的幫助下，他到了延安。在延安，李敦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015年，李敦白接受人民網專訪 圖自人民網

1980年，他離開中國，回到美國。幾經顛簸，後來專門從事諮詢行業，牽線搭橋，幫助中美公司在兩國投資。

延伸閲讀：揣着路條，能吃麪條

據人民日報旗下《環球人物》2013年報道，1945年9月，二戰的硝煙剛剛散盡，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來到昆明，擔任美軍軍法處的中文專員。這份工作使他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民眾，漸漸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對傳説中廉潔並且充滿理想的中共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李敦白本該復員回國。可此時他由於與中共地下黨員頻繁接觸，“完全被中國迷住了”。他決定留下來，並想方設法到美軍的上海陸軍總部工作，還與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後來，在宋慶齡的介紹下，他轉到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隨後又前往張家口協助新華廣播電台開辦英語廣播。1946年9月，他啓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義部隊襲擊張家口前幾天動身的。”李敦白對本刊記者回憶説。臨走前，他去向晉察冀解放區司令員聶榮臻告別，聶榮臻給他寫了張條子，大意説，這是李敦白同志，我們的美國朋友，希望沿途軍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聶榮臻簽了字，還蓋上了大紅戳。我靠這個條子得到很多幫助。每到一個村子，當地的幹部看到條子，就很熱情的給我煮麪條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爾騎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從張家口出發，途徑4個省，突破封鎖線，渡過黃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雖然長途跋涉，但我很興奮，一點不覺得苦。”

李敦白到達延安時，剛好趕上一個星期六。他在拜會了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後，碰到了當時的中央青年團書記馮文彬。馮文彬告訴他，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有舞會，可以帶他去。就在那天的舞會上，李敦白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當時，舞會上還有朱德、劉少奇和江青。

“我們推門進來時，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來。”李敦白回憶説。在簡單地介紹後，毛澤東握住他的手，説“歡迎一個美國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工作”。隨後，毛澤東和他找了靠牆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話就説：“如果你同意，我安排個時間，你到我那待一兩天，和我談談美國。”李敦白説自己也不是什麼專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聽，毛澤東爽快地説：“你就跟我談美國，一切我都願意聽。”

後來，李敦白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倆人談起話來。李敦白注意到，毛澤東是個非常虛心，而且有禮貌的人。“聽我説話時，他總是聚精會神。後來年長一些的朱總司令來了，他起身非常客氣地打着招呼——總司令來了，請坐。”

在延安，李敦白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他認為，自己在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的鉅變留下記錄，就打消了回美國的想法。同時，經李先念、王震介紹，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直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成為了當時中共唯一的外籍黨員。

解放前，李敦白經常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在他眼中，是個能虛心聽取意見的人。有一次，毛澤東和李敦白對美國工人階級革命產生了不同看法。“毛澤東和斯大林當時有相同的分析，認為二戰之後，美國會再次發生經濟危機，美國工人會趁此起來鬧革命。”李敦白説，“我跟他説我有不同看法。經濟危機對於美國工人階級不是好事，而是災難。在危機中，工人階級的組織會瓦解，因為他們沒有堅強的領導。我們兩人意見不同，但那也沒什麼關係。”

“作為一個革命者，我太差了”

遺憾的是，留在中國的李敦白沒能躲開時代的旋渦，曾兩次被投入監獄，先後被監禁16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李敦白卻被關進了監獄，而且一關就是6年多。當時，蘇聯認為，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莫斯科新聞》的美國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國間諜”，在世界上佈下了大範圍的情報網，李敦白受她領導，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蘇聯逮捕了斯特朗，並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來。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會受到懷疑呢？”這是李敦白當時思考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革命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別人為什麼會懷疑我。”他當時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繼續提高自己，把自己鍛鍊成一個思想科學化、革命化和純潔化的人。“我對自己説，接受審查是我的任務。別人有上戰場的任務，有工作的任務，我有接受審查的任務。不管別人怎麼看我，我就這樣看自己。我利用在監獄的機會努力學習，提高認識。我相信，如果我能從監獄出來，有更高的認識，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錯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國際間諜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結束了監獄生涯，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鄭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澤東宴請包括李敦白在內的外國朋友時，對李敦白説：“你被牽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個好同志。”出獄後，李敦白選擇了到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工作，主要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李敦白沒有聽從朋友的勸告，投入了中國的政治紛爭。最終，於1968年再次入獄。第二次入獄時，李敦白唯一獲准帶進監獄的只有一本《毛澤東語錄》。“我下了決心，越是關在監獄，信仰就要越強。我經常默唸夏明翰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我的注意力都在這一點上，如果我太關注個人，可能活不到從監獄出來的那天。”

毛澤東與李敦白

毛澤東思想是筆巨大財富

在獄中，李敦白對於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別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國，建設了統一的國家。這個國家進行了宏大的社會改革，農民分到了土地，知識分子也變得更有地位。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中國人的腰桿直了起來。”在李敦白看來，毛澤東的有些政策操之過急，比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思想不僅不能否定，反而應該更認真地學習。“毛澤東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對於中國來説是筆巨大的財富。而且，這筆財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説到這裏，李敦白反問記者，解放戰爭為什麼能取得勝利？“我在昆明的時候，和國民黨第五軍住得很近。他們的軍人吃得白白壯壯的，而且訓練很系統，按道理説，這樣的部隊會打仗。”李敦白説。隨後，他比較起了解放軍。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從陝南迴延安時，很多戰士就像小孩子，因為農民分到土地，就讓兒子參軍了。一個班10個人左右，大概就4個人有布鞋，其餘的都穿着自己編織的草鞋。一個班裏，也只有四五個人拿着步槍，其他人都是紅纓槍和大棍子。和國民黨部隊相比，共產黨軍隊能打勝仗，關鍵在於思想路線對頭，“共產黨有一套科學思想，集中起來説，就是實事求是。”

李敦白跟記者舉了一個例子：1947年前後，黨中央發佈了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40條指示，他受命把這些翻譯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條指示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澤東的毛筆草書，就請人來解釋。對方告訴他，這一條説，如果縣區村裏的同志想破壞這40條指示，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執行，這肯定要失敗。毛澤東的言外之意是，在執行指示時，一定要研究當地的情況，具體執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釋放出獄。他沒有再回到廣播事業局，而是先後在新華社、社科院擔任顧問。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在美國，李敦白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了6年的毛澤東哲學。最近幾年，他又在華盛頓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學教書。“學生讀《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的節選，他們的興趣大極了。這些東西很有價值，應該學，中國人如果自己不學，就太沒道理了。”李敦白對記者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