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香港問題，北京的底線在哪？

【俠客島按】

不平靜的日子裏重讀舊書，總會有別樣的收穫。

三年前，島叔在書店裏閒逛，就着當時對香港問題約略產生的好奇，從書架上挑選了一本名字看上去傾向並不明顯的書，題為《香港治與亂： 2047的政治想象》。 作者是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閻小駿副教授，北大本碩、哈佛博士。

書薄薄一本，很快便翻完，畫滿了長長短短的線，也做了不少筆記，深受啓發。

三年後，香港波瀾再起。 重讀此書，發現其中的一些預言已經言中——比如香港在“非法佔中”之後社會運動的形式、青年一代的心態，以及至今頻仍的政治困局。

但更具理論解釋力的框架在於，本書從京港兩地如何構建政治信任的角度出發，坦率地勾勒出了北京的“底線關切”、香港的困局與心結。

今天，島叔整理出了書中的一些內容，推薦給大家。 對於關心香港的所有人，無論身處內地還是香港抑或海外，這篇文章應該都值得一讀。 有時間的話，島叔尤其希望香港各界讀讀這本書。

本文配圖均來自微信公眾號“俠客島”

位置

邊陲，按《辭海》的解釋，就是邊疆。 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南大門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實的邊陲地帶。

在政治邊陲和政治中心之間的信任程度，是決定政治核心將採取何種政治態度與管控政策來治理邊陲地帶的關鍵因素。 信任，是政治中心與政治邊陲之間的永恆心結。

如何處理龐大國土中的政治邊陲，從來都是中國政治主體的重要任務。 邊陲若不靖，國土則不安。 從歷史到今天，中國政治處理邊陲問題往往遵循五個原則。

第一，是領土統一原則。任何邊陲地帶如果出現武裝反叛、獨立、顛覆性內亂或者與外國政權相勾連，可以預期的是來自權力中心的毀滅性打擊。

第二，是主權治權不可分原則，既行使主權、也行使治權。 譬如，即使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清廷仍在西藏設立駐藏辦事大臣，直接監管西藏的治理事務。 中國政治中從來沒有分割主權與治權的傳統。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義原則。中國政府對於國土疆域之內的邊陲地帶採行文化多元主義的治理手法，允許不同於國家主體文化的地方特殊文化在邊陲地帶存續和發展，一般不加干預。

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則。中國政府對於邊陲地帶的治理，從傳統上始終給予較大的自治空間； 中央亦尊重邊陲地帶特殊的政治秩序。

第五，是國家認同原則。中國曆代政府在處理政治邊陲事務時，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邊陲社會必須建立起穩固的國家認同，並通過日常行政和社會生活表達出來。 國家認同是否穩固，直接決定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採取“剿”還是“撫”的政策。

從古到今，這五項原則構成了中國治理結構中處理政治邊陲事務的政治基礎。

自香港開埠到1997年迴歸的近一個半世紀裏，香港始終遊離於中國主體的政治結構之外，是極為特殊的邊陲。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這兩個歷史事件，標誌着香港再次成為中國大一統的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一國兩制”的安排，恰恰旨在保證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兩項原則下，在崇尚大一統的中國政治中，這是特殊之特殊的安排。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獨立。 既然京港關係屬中央與邊陲之關係，那麼前述的五項政治原則是全部適用於香港治理的。

作為政治邊陲的香港，無論是自治空間的存續還是未來發展的保障，都離不開妥善處理自己與政治中心的關係。關係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問題 。

更明確地説，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決於香港社會是否能夠建立中國的國家認同、接受國家的政治秩序、承認國家的管治權威、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國家的代表標誌。

底線

中央權力對於政治邊陲的治理是具有底線關切的。

底線關切是權力中心在邊陲地帶最關注的核心利益和優先事項。這些關切是否得到邊陲社會的切實回應、相應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決定中國歷史上，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或戰或和、或剿或撫、政治管束或松或緊的具體政策。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領導層對港奉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中央的底線關切是香港作為中國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維持。 正是在這個底線關切下，中央政府採取了對港澳暫時不動、充分利用其獨特地位的辦法。

第二代中央領導層在香港的底線關切，則可用八個字概括，即： “順利迴歸、平穩過渡”。

2003年以後，中央在香港的底線關切逐步發生了變化； 而這個變化過程是因應香港社會的實際狀況和特區政治中漸次萌生出的新情況而產生的。 十八大之後，中央政府和駐港機構主要官員的歷次發言均清晰體現出，中央在港的底線關切已全面轉變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三個要素，勢必成為將來相當長時間內北京研判香港局勢和調整對港政策的關鍵考量，勢必構成未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新的底線關切。

觀念

變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權力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高度政治信任，“兩制”之間的迴旋餘地才會更大，“自治”空間才會更靈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實得更有效。 舍此一端，別無他途。

要構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礎，關鍵就在於香港社會能否在未來的時間裏與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關係； 這其中，轉變觀念或許是其中最基礎的步驟。

就香港而言，這起碼關涉到三方面觀念的改變——

第一，香港社會亟需改變自己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時的歷史優越感，和或有或無的不以為然心態。 迴歸後的香港，政治上不應再繼續是西方國家陣營的一員，而是標準的中國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 這是一個無法逆轉的政治現實。 “一國兩制”尊重兩制之間的歷史差異，但並非意在兩制之間區分高下。

第二，香港社會亟需改變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來抵抗中國影響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觀念和做法。 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許香港實行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就不會嘗試讓香港“大陸化”或者強行轉變為所謂“一國一制”。 香港社會亦需要以高度自信來踐行“一國兩制”，敞開胸襟與國家主體部分展開交流與合作。

第三，香港社會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國家自信。 經過漫長的殖民統治，香港社會對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迴歸多年以來，由於香港並沒有進行徹底的“解殖”工作，本地華人精英階層的某些人始終不能放棄以高等華人自居的態度，在西方和中國內地面前都無法以平等姿態、不卑不亢地處理彼此關係。

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曾以精當的語言批評過這一現象。 他説：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

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換句話説，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中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轉變

實際上，承認和接受中國的主體政治秩序和北京對香港的主權權威，對於香港的自治空間，不但無損而且有益。

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國”這個指定動作做好了，“兩制”才有更大和更廣闊的自由發揮空間。

在“一國”的問題沒有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都會被牽制道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來，無益於解決香港所面臨的其他更加緊迫的“在地”議題，特別是民生問題。

同樣，香港“逢中必反”的輿論環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轉變。 在迴歸之前，由於香港社會習慣性對內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長期的“拒共”宣傳，使得香港的輿論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扭曲。 香港社會的大眾媒體以競相報導中國內地的陰暗面為己任，“逢中必反”，對中國內地的方方面面極盡妖魔化之能事。

如此集中地對自己的主權國日復一曰、年復一年地進行“轟炸式”的醜化報導，世界罕見。

出於愛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獨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來北京對此保持了極大剋制。 但如果這樣的輿論環境在未來長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不但中央與香港社會之問難以形成信任關係，且對於“一國兩制”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穩固的中國國家認同，也是中央權力對香港未來發展進行定位的基礎。 要建立穩固的國家認同，就需要儘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學開展豐富多彩和形式多樣的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從源頭開始建立起香港未來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與自豪感。

還有一項重建政治信任的基礎政治條件，即香港社會要對國家安全承擔起政治和憲制責任。

實際上，基本法已經授權給香港特區，按照自己的法治傳統“量身訂做”國家安全的立法，未來這一立法過程將由香港特區自行主導、開展廣泛的公眾諮詢、受香港社會全方位監督。 當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在立法和執行兩方面都具有實質效力的國家安全機制，才能真正體現出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決心，有效回應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線關切。

如果這一工作始終被香港社會延宕的話，那麼不但無助於恢復信任，反而會對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間造成大的損害。

總之，香港社會政治觀念的轉變是最基礎、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應當及早着手進行。 香港本地的各界精英應在這一進程中放下成見、率先垂範，起到引領而非阻礙的作用。

“港獨”

歷史上最早的“港獨”思想與組織，發軔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但七十年代之後，“港獨”思潮和運動均被“民主迴歸”的浪潮取代，幾乎被歷史所遺忘。

“港獨”主義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運動”和“香港獨立建國”兩種約略相似、但互有差異的話語體系作為基本論述，輔以借“台灣獨立”運動的本土主義、本土優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號，主要訴求是要在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切斷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繫，要求實現“香港民族自決”，在香港建立脱離中國管治的獨立或半獨立的“自治城邦”。

在組織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獨”主義組織最初往往藉助互聯網，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組成，成員也較為低齡，並使用從“獨立建國”、“命運自決”到“全民制憲”、“本土優先”等烈度不一的口號標語。

同時，本土派的抗爭運動也逐漸向更加激進化、有組織化和暴力化的方向發展。 無論是焚燒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幟、還是襲擊內地遊客、製造爆炸性武器，無不反映了香港的激進反對派運動正在極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港獨”思潮在香港“九零後”羣體中的傳播，標誌着香港政治對抗圖景中的主要矛盾，極有可能已經發生了三項主要轉變。

第一，香港政治對抗的主題和主要訴求有可能已從八十年代以來的“爭民主、爭普選”迅速轉變為“爭自決、爭獨立”，香港迴歸以來的民主之爭有可能轉化為後“佔領運動”時代的“統獨之爭”。香港發生的政治對抗將首次超出本地範疇，對國家的統一、安全和領土完整產生直接威脅。

第二，香港政治對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從1997年以來和平、非暴力的社會運動轉變成暴力、激進的大規模破壞行動和“勇武抗爭”，將對社會安寧、公共秩序和特區管治造成直接威脅。

第三，在香港反對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來佔有主導地位的“民主迴歸”派（亦即傳統意義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邊緣化，併為更年輕及更激進的政治勢力和組織所取代。

這三項主要變化，極有可能會徹底改寫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圖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緒和“抗中”行動又被某些政治派別操弄和放大，被社會其他成員默許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縱容。這些情況都是根本上不利於中央和香港之間建立互信關係的。

面對新的“港獨”思潮和力量的挑戰，在香港社會建立新的底線政治共識——“基本法共識”一一將變為北京在未來極為緊迫的任務。

這個“共識”將要求：在後“佔領運動”時代，無論香港的政治力量處於意識形態光譜的什麼位置，接受並認同由基本法所釐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規矩和政治原則，應是任何個人和組織參與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

變局

香港的迴歸（包括迴歸前的中英談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導完成的。

這些老一代政治家親身經歷了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國內地在經濟發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強烈對比，對香港始終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 他們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往往傾向採取非常寬容的態度，對於香港社會的不和諧聲音和做法也具有較高的寬容度。

但隨着年輕一代中國官員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線，以及內地主要城市與香港之間經濟和制度差距的縮小，老一輩政治人物這種特殊的歷史情懷和現實考量，未必能被成長經歷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國精英階層繼承下來。 可以想見，隨着時間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處理將越來越日常化、專業化和行政化。

未來“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實，部分取決於年輕一代中國精英階層在多年以來積累而成的對香港的觀感、看法和態度。

特別是隨着兩地交流的日益密切，瀰漫在香港社會的“反中”情緒和歷史遺留下來的針對內地的習慣思維經過大眾媒體的渲染，勢必對年輕一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階層對香港的觀念和態度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無論是高度自治本身還是未來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各派勢力首先需要釐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選也好，其目的應該是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進香港的民生、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對抗中央權力、改變中國主體政治秩序甚至醜化中國國家認同。

只有擺正了這個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國兩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繼續把自己定位為中國中央政權的挑戰者和顛覆者、甚至政治“異邦”的構建者，而不是“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務的討論者、批評者、監督者和合作者，不僅會令其自身逐漸消逝於歷史的宏大進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總而言之，未來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間就越大，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就會越以繁榮穩定為主要目標； 反之，則“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空間就會被收縮，對香港的管控就會更以確保國家及政權安全為主要目標。

“一國兩制”是一個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和香港社會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會的中國國家認同越穩固、特區對中央的底線關切和核心利益的維護越堅決、特區政府和社會對國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區所擁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間就越廣闊、來自中央的政治約束也就越寬鬆、特區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會越通暢。

因此，“一國兩制”發展到今天，香港的“治”與“亂”、“興”與“衰”乃繫於香港社會一念之間的選擇——

是承認中國的主權，對中國主體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從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尋求最大的自治空間，並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變？ 還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不斷挑戰北京的管治權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終成為整個中國政治體系中的“異己力量”或“反叛之源”，並因此不得不面臨越來越嚴厲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來，真真確確係於香港社會的一念之間。

文／閻小駿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編輯／公子無忌

本文節選和編輯於

《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