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從“公天下”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中國人的“天下”這個觀念，從商朝時開始萌生，到西周初期建構完成，至今已有3000多年曆史了。

從觀念史的角度看，“天下”觀念之誕生實際上是一個特殊現象，而不是普遍現象；因為該現象的發生需要多個外部環境條件，包括大量氏族從遊居轉為定居、定居地點分佈在一個廣闊且相對平坦的地理區域內、定居區域構成了一箇中心-四方的地理格局等。這些條件在中華文明發育的早期階段正好都具備，如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而那些始終處在遊居狀態的，或居住在高山、海島、河谷、森林等破碎狹小地理環境中的，或孤立於眾多蠻族包圍之中的古代社會，都難以形成天下的觀念。

北宋時的石介寫道：

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1

直到“世界是圓的”這個科學認識普及之前，石介所代表的世界觀始終成立，中國始終被想當然地認為就是天地之中。不僅是因為中國正好佔據了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還因為中國是最早的、最連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其他文明都沒能產生出天下這個觀念。反過來説，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讓中國產生了天下這個觀念，並發展成了一個天下國家，成為了天下的代表。

“天下”觀念的歷史演變

據史書的記載，夏朝的共主即被呼為天子，而諸侯則以“國”作為封號。在殷墟甲骨卜辭中，“中商”、“四方”、“四土”等詞已頻繁出現，表示商朝人認為自己位於被東土、西土、南土和北土所環繞的中土。

西周早期，天下一詞大量見於器物典籍中，與之相關的“四方”、“萬邦”等用語被反覆使用，將洛陽平原作為天下之中的“中國”概念也開始出現。“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的理論逐漸成型。

商代甲骨卜辭中已形成了“天下”的最初雛形

天下與列國相對。列國既可以專指華夏各諸侯國，也可以包括蠻夷戎狄各國，由此天下也有了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狹義的天下等同於“九州”，即所有諸侯封土建國所立之國家全部合起來的那個最大的疆域範圍；廣義的天下則是“九州+四夷”，是指被普遍的秩序原則所支配的人類全體；如《中庸》所述“天下至聖”之“配天”：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2。

列國從氏族和酋邦演化而來，屬於一種政治演化的自然狀態。但是，一旦天下的觀念被創制出來，列國就不再是獨立的政治單元，而成了天下體系之內的政治單元。從此以後，整個天下被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政治存在，於是在國家政治之外，不僅有國際政治，還有天下政治，政治首先從天下問題開始。

這是人類文明史中的一個天才創造；由於天下政治的存在，天下的列國便具有了與自然狀態的列國完全不同的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管仲曰：“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3老子也説：“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4都是關於天下的列國其獨特性的説明。當代學者趙汀陽在解釋“天下—國—家”這個政治結構時説：

在天下—國—家的政治框架裏，天下不僅是尺度最大的政治單位，而且是整個框架的最終解釋原則。這意味着，天下定義了政治全語境，一切政治問題都在天下概念中被解釋。在這個政治空間裏，政治解釋形成了“天下—國—家”的包含秩序（inclusive order），而其倫理解釋則形成“家—國—天下”的外推秩序（extending order），兩者形成互相解釋的內在循環。5

秦朝的大一統帶來了一個新的局面；一方面，在狹義的天下之內，秦朝完成了“九州”範圍的天下大一統；另一方面，在廣義的天下之內，秦朝將“中國”的疆域擴大到了比“九州”更大的範圍，“中國”開始大於“九州”，成為了真正的天下國家，或稱“內含了天下結構的國家”。

始皇帝想當然地認為他的聖德超過了五帝，他治下的“中國”即等於是“天下”。琅琊石刻頌秦德：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6

琅琊刻石碑，撰寫者為李斯

“人跡所至”當然就是廣義的天下，所謂“天下無外”、“王者無外”，意思是隻要中國之外還有外，天下就不是完整的，平天下的事業就還要繼續，直到所有的夷狄都被納入中華秩序，達到天下歸一。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答曰“定於一”；朱熹《集註》雲：“必合於一然後定”。

然而，歷史上中國從來未能全取天下、將四夷全部納入大一統；無論中國將天下的疆域擴大到多麼大，如西漢的昭宣盛世時期，唐朝的貞觀、開元和清朝的太平一統之盛，中國的概念也沒能等於廣義的天下，而且每次都會遭遇到其他的對等天下；例如西漢時的匈奴，唐朝時的天竺和大食，清朝時的俄羅斯和歐美列強等。

這就意味着，自秦以後，中國的疆域始終在狹義和廣義的兩個天下之間伸縮變化。最接近於中國全取天下的時期，也就是中國對外擴張同時四夷賓服的時期；而其他時期的中國實際上都是“小天下”，有時比“九州”還小，有時則完全是四分五裂的多極天下；前者如兩宋時期，後者如五胡十六國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

而中國一旦實現了大一統，就接近於全取天下；對於這種“中國約等於天下”的狀態，有個專門的術語，叫做“單極天下”。東漢章帝時的徵西將軍耿秉在上言太后時説：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逐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7

此段話的意思是：當匈奴臣服時，中國就是天下，“中外為一”；沒有臣服時，中國是“單極天下”，事業未竟。

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也是“單極天下”。當時的同心圓關係從外到內：“朝貢國”認可清朝的宗主權，接受冊封，定期朝貢，屬於“臣屬”；由理藩院直接管轄的各民族自治地區，屬於“藩屬”；由朝廷通過委任進行間接管轄的各民族自治地區地方官叫“土司”，並同時進行“改土歸流”；東北滿洲地區被直轄統治，屬於“地方”；清朝君主同時擁有中原皇帝和草原“可汗”的稱號，君臨整個天下。

描寫唐太宗李世民接見藩臣的《步輦圖》，李世民被北方少數民族共尊為“天可汗”

晚清以來，中華秩序主義遭遇西方運動主義的強烈衝擊，基於冊封朝貢制度的“單極天下”逐步解體，基於華夷之別的天下秩序隨之崩潰。民國後，天下的觀念被廢棄不用，列國成為國際關係體系中的主導觀念。

但是故事並未結束，天下的觀念史演化直到今天還在繼續。

“公天下”理想

當代世界沒有哪個現代國家還可以成為中央之國和天朝上國。《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主權平等。

近代之後，天下之中、之內的概念沒有了，四夷的概念也沒有了，天下成了全世界，而全世界成了全球，全球社會都成了定居社會，作為列國之一的中國就自然而然拋棄了地理上的天下之中這一觀念，只保留了“以天下為一家”的理想信念。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不再是天下國家了？或者説中國不再有任何特殊性了，與列國完全一樣了？

這是不可能的。儘管當代中國是具有現代國家身份的列國之一，但由於曾經具有天下國家身份，在當今世界上仍然有其無法替代的獨特性。

作為曾經的天下國家，中國不僅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內含了天下結構，而且在很長時期裏“單極天下”，甚至幾乎等於天下。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有過的。歷史上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也曾內含了天下結構，但公元5世紀覆滅之後再沒有完整復活過，此後的西洋世界一直是多極天下。7世紀之後的阿拉伯帝國和13世紀的蒙古帝國，在其全盛時期也都曾內含了天下結構，但兩者都壽命太短，還沒來得及理解何為天下，也沒來得及學會治理天下，就在內部爭鬥中分裂成了多極天下。近代以後的西方，是歷史上第一次以全球為天下，雖然有過短暫的“單極天下”巔峯時刻，但並未比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強多少，同樣是不懂得何為天下，終於還是退回到了多極天下的世界，直到今天。

現存的羅馬帝國遺蹟

所以説，無論是內含天下結構、單極天下，還是幾乎等於天下，中國既是先行者，也是作為天下國家歷史最長的國家，是唯一真正的天下國家。

那麼，為什麼歷史上只有中國是真正的天下國家？為什麼歷史上其他的大小帝國都沒能將天下國家的地位維持長久？為什麼在當今世界天下和天下國家的觀念仍有現實意義？

這就是“公天下”理想的偉大生命力。從觀念演化上看，天下的第一個境界是“天下無外”，第二個境界是“天下為公”；從第一個境界到第二個境界的昇華，就是孔子的偉大貢獻。歷史證明，只有做到了“公天下”的天下國家，才能“可久可大”；不能做到“公天下”的天下國家，就不可能長久。《六韜·文師第一》載周文王與姜太公對答：

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8

也就是説，在原初的意義上，天下本是一個恆定不變的客觀存在，沒有人可以擅取它，只可以與天下人同有；天子的位子隨天命而改變，天下本身卻是永世的，屬於所有天下人。這就是“公天下”的含義。

那麼，“公天下”如何才能實現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可以説，一部中華天下國家史，就是一部“公天下”與“私天下”的鬥爭史，就是一部“公天下”從理想到現實的實踐史。

首先，要從歷史運動的源頭處説起。杜佑在《通典》中寫道：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寧。陪臣制諸侯，諸侯凌天子；人斃鋒鏑，月耗歲殲。自秦氏罷侯置守，兩漢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多於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樹君司牧，語治道者，固當以既庶而安為本也。9

這段話反映出今人關於“公天下”的一個觀念誤區，即認為“公天下”主要是指對於皇帝專制的反動；這個誤區顯然是西方中心論思想觀念誤導的結果。回溯中華歷史，在古人的觀念中，“公天下”首先並不是與皇帝那個統一“私天下”相對，而是與眾多諸侯國四分五裂的列國“私天下”相對。

諸侯封土建國，每一塊領地之內就是一個國；而列國合起來的天下，從天下本身來看是一個最壞的“私天下”；因為列國“私天下”註定“更相征伐，未嘗暫寧”，人民必然“人斃鋒鏑，月耗歲殲”，也就是公羊春秋“三世説”所説的“據亂世”。

漢代以後定型的天子禮服上包含了象徵山河日月星辰等“天下”元素的紋章

“據亂世”的轉機是“霸政”時代來臨，因為“霸政”時代就是天下一統的最後階段，諸侯國在爭霸天下的同時，客觀上加速了列國兼併、天下一統的歷史進程；如齊桓公、晉文公之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後經歷戰國七雄混戰，直到秦朝統一了天下；緊接着秦朝又“罷侯置守”，通過郡縣制徹底消除了“私天下”的列國基礎。從此以後，天生烝民，“以既庶而安為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這可以理解為是“公天下”戰勝“私天下”的第一階段，即“公天下”與國家統一的一致；沒有統一也就談不上“公天下”，只有混亂不堪的“私天下”。與國家統一相聯繫的皇帝制度，雖然在個人動機上仍是為私，但在實現和維持統一這一功能上，卻成就了公、抑制了私。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説得很清楚：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0

王夫之則有更深一層的判斷，他在《讀通鑑論》中寫道：

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哉！11

當然，統一之後也並不必然就意味着“公天下”的自動實現；而且即使統一後的國家實行了郡縣制，具有“公天下”的制度基礎，沒有恢復封建制，卻也還沒有一勞永逸解決問題，還要看統治者如何施政，如何治理。這可以理解為是“公天下”戰勝“私天下”的第二階段，即“政”與“制”的協調一致。正如柳宗元針對“周事”和“秦事”所做的區別：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12

“政”與“制”嚴重失調，導致“公天下”的理想實現無望，“私天下”反而借統一之盛為禍愈烈，這種情況在明清時期到了弊病叢生的地步；儘管實現了歷史上空前的“太平一統之盛”，但國家卻內外交困，危機重重。由此而出現了對郡縣制的批判，如顧炎武所説：

方今郡縣之弊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13

馮桂芬認為，郡縣制這種“合治”並不一定適宜，也同樣可以導致天下動亂：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分治則不能推一以及乎億萬，而天下亂。14

章太炎則針對清朝末年朝廷權貴的集權，直接將公-私與郡縣-封建這兩個對偶概念做了一個分離，甚至希望反過來通過封建藩鎮來重建公天下：

夫削藩鎮以立憲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鎮以遂一二肺腑貴人之專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鎮雖離於至公，而猶未合於至私。若皇德貞觀，廓夷舊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歸之一憲，藩鎮將奔走趨令，如日本之薩、長二藩，始於建功，而終於納土，何患自擅。15

從黃遵憲、顧炎武到章太炎的這一脈“復封建以救亡”思想，啓發了日後的“地方自治”論和“聯省自治”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又一次封建制回潮，但實質上卻是追求“公天下”的曲線途徑，畢竟“公天下”早已成了大勢。正應了柳宗元所説：“非聖人之意也，勢也。”16

章太炎

總結上述，“公天下”理想的最終實現並不容易。但首先需要認識到，“小天下”成為“大天下”是勢之所趨，天生烝民“以既庶而安為本”是勢之所趨，“公天下”當然也是勢之所趨，不可阻擋。

然而還需要認識到，“公天下”不可能自動實現，第一階段必先通過統一才能實現；而統一也不可能自動實現，又必先借助爭霸者的私情、私心而實現。這就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國家統一之後“公天下”仍不可能自動實現，第二階段必須實現制度和政治的協調一致；而“制”與“政”的合拍也不可能自動實現，必須在封建與郡縣、下專與上專、分治與合治、至公與至私之間尋求某種動態平衡，沒有一定之規。

這就是中華文明的演化，中國人自始至終相信“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17，相信“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相信“天下為私”；自周朝第一次大一統開始，中國的天下經歷了“公天下”與“私天下”之間多少反覆，又經歷了實現“公天下”的不同階段的多少反覆，至今越3000年，才終於走到了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通往真正的公天下的光明大道上。

習近平總書記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毫無疑問，“公天下”的理想就是貫穿其間未曾中斷的那條主線。

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中國走出來進入外部世界，人們才會發現，任何一個他國都沒有經歷過長達3000年未曾中斷的“公天下”理想追求，大多數都還處在“私天下”的世道中。

所有的小國，人口很少或疆域很小或地處高原海島，歷史上從來不成天下，也從來沒有“公”的代表性；所以無論實行何種制度，都與“公天下”這個大的概念沒關係，自不必論及。

而較大的國家又怎樣呢？歷史上的大帝國或當今的大國又怎樣呢？這些大國雖然疆域和人口大到了“內含天下結構”的規模，但是從歷史演化來看，卻都沒能走出“私天下”的世道；與中國相對照，可以説從來沒有真正懂得何為天下，何為“公天下”。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首先，以一神教為國教的國家，國家政權之外另有屬於某一個大神的神權；大神是人格神，七情六慾該有都有，本質上屬私，而不是屬公；大神雖是全知全能，卻只護佑全人類當中的某一部分人，也就是隻信仰祂一個神的信眾；其他人則統統屬於異教徒，不在護佑之內。所以，存在神權的國家，本質上仍是“私天下”國家，與信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這種“公天下”理想的國家大不相同。

另外，所有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國家政權之外另有屬於大資本家的資本權力，或稱金權；金權唯利是圖，世上萬物，包括人本身，都被金權當作產生利潤的工具。雖然當今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盛行於全世界，但金權的本質卻是私權力而不是公權力。表面上看，工商業資本家並不像封建領主那樣佔有土地，但他們佔有經濟-社會領域的行業和企業，同樣也是私分天下。所以，任何實行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本質上也都是“私天下”國家，無論政府是否民選，都不是真正的“公天下”國家。

再者，那些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國家政權通過大眾普選產生，由多數黨組閣執政；表面上看好像代表了全體人民的“民意”，但實際上卻無力擺脱利益集團的控制，每一個政黨以及由政黨組成的政府其背後仍然是私權力，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民心”。在這些國家裏，由於政府的政治權力相對較弱，資本權力、輿論權力、宗教權力等不同形式的私權力，都可以通過這種完全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控制政府，以謀取私人或小集團的利益。所以，這些國家無論在形式上多麼“至公”，實質上卻仍然是“至私”，仍然是從封建貴族制通過變形而延續下來的“私天下”國家。

西方世界近代一直圍繞着“君權”與“神權”展開激烈的辯論和角逐

由此可見，在排除了所有的小國，又排除了大國中的上述幾類之後，最後也就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與有着數千年“公天下”理想追求的中國相提並論了。

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意義。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堅持公有制、堅持公權力，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將中國歷史上一以貫之的“公天下”理想和獨一無二的歷史實踐與當代社會主義的目標有機結合在了一起，因此而具有了重大的世界意義。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為什麼是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首先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時代命題。

如前所述，“公天下”之所以能夠戰勝“私天下”，首先是因為“公之大者也”，是因為“勢之所趨”。在中國，從春秋戰國的封建制到統一秦朝的郡縣制，正是因為疆域和人口的擴大，也就是天下的擴大，而形成了“公天下”的大勢。此後2000多年，每一次“私天下”和封建制回潮，也都是因為大一統的再次重建、天下的再次擴大，而被更大的“公天下”大勢壓制了下去。

在世界歷史上，古典時代的帝國先後覆滅之後，中古時期的隋唐是唯一成功的大一統重建，是秦漢帝國最完整的復活；相比之下，古典時代的羅馬帝國在覆滅之後，無論是日後的哪個帝國，都沒能實現它的完整復活。實際上，從秦漢到隋唐，再到明清，這三個被黃仁宇分別稱為中華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的大一統，貫穿其中的正是“公天下”的大勢所趨。

那麼，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地球村出現而且日益變小，天下已經成了全球，“公之大者也”擴大到了全人類，這樣一個新世界將會發生什麼呢？

人口日益增加，技術日益進步，交通日益發達，信息日益豐富；但同時，環境問題、安全問題、和平問題、難民問題、貧富分化問題、發展不平衡問題也日益突出，對於全球治理的要求日益迫切。在這種情況下，“公天下”的大勢將會如何繼續呢？

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命題提出的時代背景。“公天下”與“私天下”長達數千年的博弈終於來到了全球這個舞台上，面對着更大的、更多元的、更復雜的“私天下”，歷史再次開始。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全球化時代關於天下的終極表達，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展開的政治，就是全球化時代的天下政治。如前所述，天下政治不同於列國政治，也不同於“霸政”；天下政治必須從天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不能從國家的角度、利益集團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也就是必須“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趙汀陽寫道：

天下概念所設定的政治重新出發點就是通過世界內部化而把世界建構為政治主體，確立屬於所有人之世界主權，使各自為敵的世界變成共享的天下。“天下為公”這句名言應該解讀為：天下是天下人共享的天下。18

在習近平總書記首倡的“一帶一路”建設中，為什麼要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原則？為什麼不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三化”原則？這之間的差別，其實就是天下政治與列國政治、集團政治、私人政治的差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台。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呼籲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終極天下政治的終極理想，一定是“公天下”，而不可能還是“私天下”。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是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最大的天下，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不曾覆蓋過的真正的天下。中華文明自身的歷史已經證明，“公天下”的大勢一定隨着天下的擴大而越來越強，如今到了覆蓋了全球這個最大的天下，“公天下”的大勢也必然不可阻擋。

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中説：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目標遠未完成，我們仍須努力。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慼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2500多年前中國人的“公天下”理想，到今天已被寫進聯合國文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無論中間有多少斷裂和停滯，有多少曲折和反覆，一旦重新接續，就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一以貫之的光明主線。

第三、在這樣一種新的局面下，中華文明數千年的“公天下”演化史也就有了新的意義——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終極天下向着終極“公天下”演化的歷史預演或實驗。貫穿於中華文明史當中的那些複雜鬥爭，不同階段的曲折反覆，會在全球化時代的天下政治中被重新評估和考察，並加以借鑑。

如前所述，中國歷史決不是二十幾個皇族的家譜那麼簡單，皇帝制度具有“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公天下”特性；一旦認識到這一點，就可以將中華文明“公天下”演化史視為一個縮小版的全球“公天下”演化史，而周朝和秦朝可以分別視為縮小版的天下政治開創史，隋唐和明清則分別視為縮小版的天下政治重建史；在這些中國歷史的縮小版中，沿着“公天下”與“私天下”的鬥爭這條主線，人們必定會從中發現應對當代世界問題的最為根本的“中國方案”。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的中國，時間再次開始，歷史重新出發，從“公天下”又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千年長度的歷史大勢，豈是小小的“私天下”逆流能夠阻擋的？

註釋：

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8B

2.《中庸•第三十一章》

3.《管子·牧民》

4.《道德經·五十四章》

5.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

6.《史記》

7.《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8.《六韜·文師第一》

9.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

10.柳宗元《封建論》

11.王夫之《讀通鑑論》卷1

12.柳宗元《封建論》

13.《亭林文集·郡縣論一》

14.轉引自馮天瑜《“封建”考論》

15.章太炎《藩鎮論》

16.柳宗元《封建論》

17.《禮記·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18.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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