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已經到“下一個中國”了，特朗普還沉浸在“舊中國”

【文/ 斯蒂芬·羅奇】

我在耶魯大學教授“下一個中國”課程快有十個年頭了，這門課程的關注重點是現代中國艱難的經濟轉型問題。它是移動的靶子，讓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政府捉摸不定，然而，特朗普政府瞄準的卻是舊中國的死目標（對想復活舊美國的領導人來説這是一個簡便易行的目標）。特朗普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不連貫性，及其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所有潛在嚴重後果，都是上述脱節產生的不穩定副產品。

我的課程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應對挑戰的緊迫性開始，但主要關注重點，還是隨之而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奇蹟如何給習近平主席帶來四個過渡期的當務之急：從出口和投資驅動增長轉向越來越由國內私人消費驅動的經濟；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從剩餘儲蓄轉向吸收儲蓄，以便為中國迅速老齡化的中產階級所亟需的社會安全網提供資金； 從進口轉向本土創新，這對中國到本世紀中葉成為“小康社會”的目標有最終決定性意義。

對於任何國家來説，這四個過渡期挑戰彙集到一起都是令人生畏的。對中國來説尤其如此，因為它是混合型政治經濟，即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而且共產黨和充滿活力的私人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總在不斷變化。的確，它是非常棘手的平衡術。

我們的總統先生總是自信滿滿的樣子。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把從“舊中國”到“下一個中國”的轉折點定在2007年初，當時的温家寶總理正確地判斷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越來越“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這個著名的“四不”引起了中國內部的激烈辯論，並導致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反思，以及一系列新戰略規劃和改革措施的出台：第十二和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分別是2011－2015年、2016－2020年），還有（2013年底的）所謂“三中全會改革”。

儘管西方對中國提出各種批評（更不要説現在華盛頓特區沸沸揚揚的兩黨政治焦慮），但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在通向“下一個中國”的道路上進步凡非。中國的中產消費者開始活躍，服務業已經成為日益強大的增長引擎。中國龐大的經常賬户盈餘已經消失，這一趨勢對國內經濟所需的吸收儲蓄至關重要。而且，從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到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領域的突破，自主創新的跡象無處不在。

誠然，和所有經濟發展傳奇故事一樣，2007年以來中國的進步之路並不平坦，其間出現了新的挑戰。温家寶的“四不”為界定暗藏着的陷阱提供了有用的方法。不穩定仍然是揮之不去的威脅，其突出表現是中國對債務的貪婪，它引發了一場激進的去槓桿化運動，為的是避免出現可怕的日本綜合症。不平衡持續存在，突出表現是私人消費僅佔中國GDP的不到40%，而要解決這一缺口，只能是建立更強大的社會保障網（尤其是養老金和醫療保健）。地區差異持續存在，與之相伴的是收入不平等加劇，這些都是缺乏協調的明顯表現。而且，雖然近年在治理空氣污染方面取得了進展，但環境退化仍然是中國具挑戰性的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核心問題。

而對於中國來説，與美國的貿易衝突是一個新的、重要的持續性挑戰。儘管多年來一直否認，但再無疑問，美國正在實施針對中國的兩黨遏制戰略。從不斷升級貿易戰，通過將中國領先的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使貿易政策武器化，到特朗普“命令”美國公司停止與中國做生意，副總統邁克·彭斯宣佈新“冷戰”，美國的政治機構戲劇性地從把中國視為一個機遇，變為把它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公共情緒亦步亦趨，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60%的美國人不喜歡中國，比2018年上升了13個百分點，算是皮尤2005年開始這項調查以來對中國最負面的評價。

且忘掉這種轉變是否合理。我不太像大多數人那樣，擔心所謂的中國威脅，但我理解那些懷疑者的恐懼和焦慮。真正的問題不是他們指控的價值，而是特朗普解決這些問題時的政策極度不連貫。

被憤怒驅使的美國總統似乎並不瞭解，雙邊貿易意味着當一方對另一方加徵關税時，對方迅速進行報復是有可能的。他的政府看來也不理解不斷擴大的預算赤字、未達平均水平的國內儲蓄以及多邊貿易不平衡之間的關係。相反的是，美國在自身缺乏財政紀律的同時，卻用以中國為中心的雙邊辦法來解決多邊問題，這注定導致美國與全世界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特朗普希望扼殺中國領先的科技公司，而不是把華為當作5G通信的合法競爭對手。更不要説由此導致的價值鏈中斷了，它給美國的供應商造成巨大傷害，而且，針對華為並不能解決美國自己5G能力明顯不足的問題。

這讓人不由想起唐吉訶德，特朗普就是在大戰風車。他的政府所抨擊的，是“舊中國”的過時觀念，這隻會使它聲稱解決的問題更加複雜化。金融市場已經開始意識到某些事情不對勁了，美聯儲也是如此。與此同時，全球經濟正陷入困境。在這樣的危險時期，美國從來都不是一塊綠洲。我認為這次也沒什麼不同。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Flailing at Chin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