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將魯迅置於當世，他仍然會舉起投槍

【近年來，魯迅文章是否會繼續留在教科書中，頗受坊間關注。8月27日教育部召開的金秋系列發佈會明確指出，魯迅的《拿來主義》《記念劉和珍君》等5篇文章將會入選新教材。

魯迅的作品究竟是否還有現實意義，在當今時代如何理解魯迅？觀察者網特刊載著名學者汪暉教授此前的文章，以饗讀者。】

（文/汪暉）

魯迅竟然還時時被人記起，這也許竟是不幸？

坐在燈下，想着要為這本輯錄了魯迅和他的論敵的論戰文字的書寫序，卻久久不能着筆。我知道魯迅生前是希望有人編出這樣的書的，因為只是在這樣的論戰中，他才覺得活在人間。

為什麼一個人願意將自己的畢生心力傾注在這樣的鬥爭中？

我枯坐着，回憶魯迅的文字所構造的世界，而眼前首先浮現的竟是“女吊”。就在死前的一個月，魯迅寫下了生前最後的文字之一的《女吊》，説的是“報仇雪恥之鄉”的孤魂厲鬼的復仇故事：

⋯⋯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髮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台，內行人説：這是走了一個“心”字。為什麼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紅衫。⋯⋯因為她投繯之際，準備作厲鬼以復仇，紅色較有陽氣，易於和生人接近⋯⋯

在靜靜的沉默中，魯迅的白描活現在我眼前。我似乎也看見她將披着的頭髮向後一抖：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而後是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悲哀的聲音。執着如怨鬼，死終於還是和報復聯繫在一起的，縱使到了陰間，也仍穿着大紅的衫子，不肯放過生着的敵人。

這些描寫多少是有些自況的，因為那時的魯迅已經病入膏肓。在寫作《女吊》之前，他已經寫有一篇題為《死》的文字，那裏面引了史沫特萊為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所作的序文，並錄有他的遺囑，那末尾的一條是：

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魯迅相信“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不過是兇手及其幫閒的策略，所以他也説過“一個都不寬恕！”的話。

我們於是知道，魯迅把寬恕當作權力者及其幫閒的工具，因此他絕不寬恕。然而，這仍然不足以解釋他的那些在今人看來近於病態的復仇願望和決絕咒語。

對於魯迅的不肯費厄潑賴，對於魯迅的刻薄多疑，對於魯迅的不合常情，這十年來談得真是不少了。比如説罷，對於友人和師長，即使已經故世的，魯迅竟也用這樣的標準衡量。就在他逝世前幾天，魯迅連着寫了兩篇文章紀念他昔日的老師章太炎，其中一篇未完，他即告別人世。

他批評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對於章氏手定的《章氏叢書》刊落“駁難攻訐，至於忿詈”的文字深為不滿，他認為那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那樣的文字能“使先生與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

時代是過於久遠了。這是平和中正的時代，用各種各樣的牆各個相隔絕的時代，即使像我這樣研究魯迅的人也已退居為寧靜的學者。在這寧靜的幻象背後，延伸着據説是永世長存的、告別了歷史的世界。倘若將魯迅置於這樣的平安的時代，他怕是一定要像“這樣的戰士”一樣的無可措手的罷，雖然他仍然會舉起投槍！“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我想像着魯迅復生於當世的形象：

那偉大如石像，然而已經荒廢的，頹敗的身軀的全面都顫動了。這顫動點點如魚鱗，每一鱗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顫動，彷佛暴風雨中的荒海的波濤。

在這個“市場時代”裏，在我所熟悉的寧靜的生活中，魯迅竟然還時時被人記起，魯迅的那些戰鬥的文字還會有人願意輯出，這真是出乎預料。這就如同在喧騰着繁華的煙塵的都市的夜中，我卻記起了女吊和她的唱腔一樣，都有些怪異。對於希望這些文字“早日與時弊同時滅亡”的魯迅而言，這也許竟是不幸？

我相信，讀者讀了這本文選之後，會有不同的感想。正人君子、寧靜的學者、文化名人、民族主義文學者、義形於色的道德家，當然也有昔日的朋友、一時的同志，也一一展現他們的論點和態度，從而使我們這些後來者知道魯迅的偏執、刻薄、多疑的別一面。對於魯迅，對於他的論敵，對於他們置身的社會，這都是公允的罷。

這裏面藏着時代的辯證法。

真正的革命是永遠革命

魯迅的世界中也隱含着女吊、無常的民間世界所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對於人的內在性、複雜性和深度性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產生了反思的文化。他所體驗到的痛苦和罪惡感，把一種深刻的憂鬱和絕望的氣質注入了他創造的民間性的世界。

魯迅抑制不住地將被壓抑在記憶裏的東西當作眼下的事情來體驗，以至現實與歷史不再有明確的界限，面前的人與事似乎不過是一段早該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過去而已。他不信任事物表面的、外在的形態，總要去追究隱藏在表像下的真實，那些洞若觀火的雜感中盪漾着的幽默、機智、諷刺的笑聲撕開了生活中的假面。

魯迅拒絕任何形式、任何範圍內存在的權力關係和壓迫：民族的壓迫、階級的壓迫、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老人對少年的壓迫、知識的壓迫、強者對弱者的壓迫、社會對個人的壓迫，等等。也許這本書告訴讀者的更是：魯迅憎惡一切將這些不平等關係合法化的知識、説教和謊言，他畢生從事的就是撕破這些“折中公允”的言辭鑄成的帷幕。

但是，魯迅不是空想主義者，不是如葉遂寧、梭波里那樣對變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詩人。在他對論敵及其言論的批判中，包含了對這些論敵及其言論的產生條件的追問和分析。魯迅對隱藏在“自然秩序”中的不平等關係及其社會條件的不懈揭示，不僅讓一切自居於統治地位的人感到不安，也為那些致力於批判事業的人昭示了未來社會的並不美妙的圖景。

但是，那種由精神的創傷和陰暗記憶所形成的不信任感：那種總是把現實作為逝去經驗的悲劇性循環的心理圖式，也常常會導致魯迅內心的分裂。“挖祖墳”、“翻老帳”的歷史方法賦予他深沉的歷史感，但他對陰暗經驗的獨特的、異常的敏感，也使他不像同時代人那樣無保留地沉浸於某一價值理想之中，而總是以自己獨立的思考不無懷疑地獻身於時代的運動。“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傷逝》）

魯迅曾經是進化論歷史觀的熱情的宣傳者，但正如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過的，真正驚心動魄、令人難以平靜的，恰恰是他那種對於歷史經驗的悲劇性的重複感與循環感：歷史的演進彷佛不過是一次次重複、一次次循環構成的，而現實——包括自身所從事的運動——似乎並沒有標示歷史的進步，倒是陷入了荒謬的輪迴。“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燈下漫筆》）

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佈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詛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詛咒。

（《過客》）

這也部分地解釋了他在論戰中的偏執：他從中看到的不僅是他所面對的人，而且是他所面對、是他所揹負的歷史——那個著名的黑暗的閘門。

日本的竹內好曾經是首先提出“近代的超克”命題的卓越思想家，他把魯迅看作是代表了亞洲超越近代性的努力的偉大先驅。在分析魯迅與政治的關係時，他認為魯迅的一系列雜文中貫注着關於“真正的革命是永遠革命”的思想。竹內好發揮魯迅的看法説，“只有自覺到永遠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糾纏在戰士屍體上的蒼蠅之類的人。”（竹內好：《魯迅》）

對於魯迅來説，只有“永遠革命”才能擺脱歷史的無窮無盡的重複與循環，而始終保持“革命”態度的人勢必成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為當他們滿足於“成功”之時，便陷入了那種歷史的循環——這種循環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終極革命對象。

這是魯迅的慨嘆，我每次記起都感到深入骨髓的震撼和沉痛：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

（《這個與那個》）

這慨嘆其實與他對“中國的脊樑”的稱頌異曲同工：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一面“前仆後繼的戰鬥”。（《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倡導的始終是那種不畏失敗、不怕孤獨、永遠進擊的永遠的革命者。對於這些永遠的革命者而言，他們只有通過不懈的、也許是絕望的反抗才能擺脱“革新─保持─復古”的怪圈。

然而，“永遠革命”的動力並不是超人的英雄夢想，毋寧是對自己的悲觀絕望。在魯迅的內心裏始終糾纏着那種近乎宿命的罪惡感，他從未把自己看作是這個世界裏無辜的、清白的一員，他相信自己早已鑲嵌於歷史的秩序之中，並且就是這個他所憎惡的世界的同謀。“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狂人日記》）他不能剋制地“舉起投槍”，不是為了創造英雄業績，而是因為倘不如此，他就會淪為“無物之陣”的主人：“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這樣的戰士》）

嗚呼嗚呼，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影的告別》）

魯迅的思想遺產為何在今天仍有意義？

我們身處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時代，從而也是反思性文化和民間文化邊緣化的時代。大學和媒體有效地生產着適應政治經濟關係的文化產品，併成功地把自己組織進這個龐大的、具有再生產能力的機械運動之中。

沒有人否認：現代社會仍然存在着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也日漸有人發現：新的社會關係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預和限制人的生活——這種干預和限制的方式經常像是“自然的事件”，以至任何一個對其合法性進行質疑的人，都被視為沒有理性的人。魯迅的思想遺產在今天所以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因為他揭示了歷史和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合法化知識與不平等關係的隱秘的聯繫，他的思想遺產應該成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思想的重要源泉。

魯迅的文化實踐為置身於職業化的知識生產過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參照系，促使我們思考當代知識生產方式的限度及其社會含義。我不是一般地反對體制化的和職業化的知識生產，在現代化的邏輯中，沒有人也沒有單一的社會能夠簡單地反對這一過程，那等於自取滅亡。

然而，魯迅揭示了一切有關世界的唯一性、永恆性和無可爭議性的陳説不過是虛假的幻象，從而也暗示了現代世界的各種可能性。詳盡地討論作為文化再生產場所的學院體制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在此着重考察的是這種知識生產與批判思想的關係，並以這種關係為軸心反思我們身處其間的知識活動。

我的問題僅僅是：當代教育和科研體制中的分科類型及其知識生產明顯地與職業教育和職業知識相關，批判的知識分子難以在這樣的知識活動中反思他們的知識前提，以及他們的知識活動與當代社會進程的複雜關係。

正是在這樣的知識狀況下，在“有機知識分子”成為一種日益邊緣化的文化現象的時代，魯迅所創造的輝煌業績值得我們思考：在一個日益專家化的知識狀態中，在一個媒體日益受控於市場規則和消費主義的文化狀況中，魯迅對社會不公的極度敏感、對知識與社會的關係的深刻批判、對文化與公眾的關係的持久關注，以及他的靈活的文化實踐，都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創知識分子的“有機性”提供了可能性。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傳統。

讀魯迅及其論敵的論戰文字，我經常像是一位戰史研究者，推敲攻守雙方的戰略戰術。讀完之後，我則更像一位心理分析學者，想像着魯迅的內心世界。這篇文字也許本該寫成更像序文那樣的東西，至少不該離題千里。這實在是應該抱歉的。相信明智的讀者不會為我的文字所蠱惑，因為魯迅和他論敵的文字俱在，那是昨日的林中響箭。對於置身太平的聖哲們，那不過是文人相輕的夢囈，沒有是非的胡鬧，不值得關心的。

“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

至於我自己，是有些睏倦了，在這深的夜中。看着窗外的高樓，我心裏卻有些想念魯迅後院的兩棵棗樹：它們如鐵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不知何故，我竟有些懷念那夜遊的惡鳥了，或者還是女吊有些暖意？

1996年9月11日夜於北京寓所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