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回望1840，今天為中國精神重新編碼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9月1日，由浙江文藝出版社主辦、果麥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協辦的《中國精神讀本》新書發佈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本書收錄了自1839年開始到改革開放一百四十年來，一百多名政治家、文學家、革命家、詩人的代表作。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這些作品都曾經影響了時代，照耀了歷史的天空。很多篇目至今仍是我們前行的指路明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之際出版這本書，意義重大。
本文為本書執行主編，清華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王紹光老師在《中國精神讀本》新書發佈會現場發言，觀察者網獨家發佈。】
《中國精神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9月
王紹光教授在新書發佈會現場發言
《中國精神讀本》新書發佈會現場
中國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説到“精神”與“民族精神”，讓人不由想到黑格爾。正是他把民族精神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黑格爾看來，一切歷史現象都是所謂“世界精神”的展現；而在不同歷史階段，世界精神體現為某些所謂“世界民族”（包括中國）的“民族精神”。這裏，“民族精神”是指一個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意志與能動性。黑格爾武斷地認為，世界精神的太陽最早從東方升起，東方文明（包括中國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類歷史的童年，屬最低等級的文明。希臘是人類歷史的青年時代；羅馬是歷史的壯年時代。最後“太陽”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實現了世界精神的終極目的，成為歷史的最高階段。
那麼，有沒有一種叫作“中國精神”的東西呢？在《歷史哲學》一書中，黑格爾的結論是：“凡屬於‘精神’的一切，一概都離他們（中國人）很遠。”
最早肯定中國精神的存在，並對它大加頌揚的人恐怕是辜鴻銘。在1914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這本書裏，他一次也沒有提到黑格爾，但實際上處處對懟黑格爾。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特徵可以用八個字概括：深沉、博大、純樸、靈敏；作為對比，日耳曼精神卻是以“強權崇拜”為特徵。更重要的是，在他看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雖然古老，但直到今天還是孩童似的民族”；這“與其説中國人發育不良，還不如説中國人永不衰老”。辜鴻銘得出一個與黑格爾絕然相反的結論：“中國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錢穆則直接對懟黑格爾，説“德國實在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又指人類歷史由東向西依次展開的説法是黑格爾的“幻想”。在錢穆看來，中國的文化精神、歷史精神以道德為核心，是一種綿歷數千年的“道德精神”。如果沒有這種“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偉大的中華民族來。而在承平盛世，這種民族精神往往不太彰顯；反倒是在危難亂世，它“更為壯旺而健伉，堅強而有力。亦如松柏之長青，並不見異於陽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見異於嚴冬大寒之天”，“必待歲寒，始為人知”。
錢穆的道德精神説也許過於寬泛，張岱年對中國精神的研究更為持久、更為系統、更為到位。張先生對中國精神的概括是，愛國報國，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愛國報國是出發點，自強不息是鋼鐵意志，厚德載物是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顯然贊成這種看法，他説：“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撐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
大家手中這本書名叫《中國精神讀本》。這裏“中國精神”就是張岱年所説的愛國報國，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是毛澤東所説的“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那種精神，就是“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通過這個讀本，大家會看到，這種精神不僅體現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孫中山、林則徐、魯迅、茅盾、聞一多等人的作品中。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中國精神
● 也讓“弄潮詩人”康白情在“和平的春裏”看到餓綠了眼的窮人和野火；
● 讓曾沉迷與“畫夢”的現代派詩人何其芳奔赴延安，寫下“我把我當作一個兵士”；
● 讓在日本十年，專心學術研究，著述頗豐、成果斐然的郭沫若在“又當投筆請纓時”，置生死於度外，“別婦拋雛斷藕絲”；
● 讓“雨巷詩人”戴望舒“不再歌詠個人的悲歡離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覺醒，羣眾的感情”；
● 讓自知“小處敏感、大處茫然”，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詩句聞名的卞之琳前往延安、太行山區，寫下了一批歌頌毛澤東、朱德、政治部主任、地方武裝新戰士、前方的神槍手、放哨的兒童、工人、農民、勞苦者、開荒者的詩歌。
當然，我們不應忘記，在這個有形的《中國精神讀本》之外，還有一個由千千萬萬目不識丁的普通工農大眾共同創作的、無形的《中國精神讀本》。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那樣，“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他們“就是中國的脊樑”；他們就是中國精神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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